当代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也会有思想政治教育吗？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它不像我们国家这样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是“无其名而有其实”，按照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的说法则是：“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做政治社会化。”[1]
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而政治社会化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则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理论流派。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源头
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其许多理论都是从欧洲引进的，这些外来的理论与美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
(一)个人主义的幽灵
西方的个人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道德原则。它肯定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强调个人的地位和尊严，维护个性的发展，尊重个人自由，也强调个人应负的责任等。个人主义在美国可谓是深入人心，“我们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2] (P196-197)。托克维尔认为自私自利是“一种淡然而夸张的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上”[2] (P19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美国人的祖先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才来到美洲的，他们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新思潮带到了新大陆。这样，个人主义和民主观念很快就成了一种鲜明的美国特色和民族理想。美国的宪法规定：政府不得干预私人灵魂。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建立宗教自由法案》中写道：“不得强迫任何人举行任何宗教礼拜仪式，或资助任何圣地或牧师，也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而对人身或财产施加限制、强制或折磨，一切人均可自由表明并通过说理坚持其宗教见解，决不可因此而缩小、扩大或影响公民权。”[3] (P297)
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推动下，爱默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个人主义思想传统。他在肯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使这种思潮超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范畴，并进入道德与哲学的高度。在爱默生看来，“个人”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个人的神圣性、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无限潜力、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我国学者钱满素教授指出：个人主义在从欧洲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从初始到成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它在美国的成功表明：个人主义的被接受是由一个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机会等诸方面状况所决定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欧洲徘徊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时，美国却在欢庆个人主义的成功。当时，美国北方正在大兴改革之风，但是没有一种社团群体的实验比个人主义更为持久。确实，如果一个社会能允许个人施展才能，愉快地实现自我，那么，又何必要去冒险消失在一个群体之中呢[2] (P211)？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美国人认为自己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情绪异常兴奋和激动。后来海湾战争的胜利更使美国人欢呼雀跃。经历了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起了反恐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他们认为天下从此以后就是美国的了。正是在这种亢奋情绪支配下，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大大地膨胀起来。
(二)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是美国早期移民在征服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早期移民心中有一种“理想”来支持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至于崩溃，但真正使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劳作精神。“没有四个世纪的辛勤劳动，流血牺牲，孤寂荒凉和恐惧担忧，就没有亚美利加的存在。我们创造了亚美利加，而这一过程同时也造就了我们亚美利加的一代新人。”[4] (P2)他们吃苦耐劳、勇往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根植在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向前发展的助推器。“讲究实际的观念部分地来自美国边疆传统，开拓边疆时的艰辛危难，使拓荒者对于一切不讲效率、不切实际的人和事都极为鄙视。不讲空话，不必客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般美国人都奉行的准则。”[5]
美国的实用主义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很大关系。新教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的尘世活动中，以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确与否。北美大陆的移民把尘世的成功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受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北美大陆的移民们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19世纪70年代，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后惊异地发现，美国人只是“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在这方面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以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6] (P560)。托克维尔的观察确是道出了美国文化中务实传统对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态度的影响。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6] (P954)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很少有幻想或空想。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谈到美国文化中的这一特征时指出：“作为实用主义者，美国人看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实际的目标。”[7] (P128)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和逻辑出发，把实际效果看作是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标准，其目的在于应付生活环境，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皮尔士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詹姆斯是真正奠基者，杜威则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是工具主义。科学家、哲学家和从事真理探求的其他人应该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他们的目的是改变或改革世界，科学思想以前是现在还是“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工具”[8] (P71-72)。“真理即工具”是杜威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贡献。他还把实用主义的一般原理推广到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领域，由此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圣保罗”[8] (P69)。
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流派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派众多，但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政治社会化理论、人本主义理论。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代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出现了一门新型的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化理论，它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系统研究。
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统治阶级通过传播政治文化，进行公民教育亦即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美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就是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依据，从而有效地进行社会控制，最终达到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可以导致这个社会稳定或不稳定，可以说明公众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丹尼斯认为：“最近，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如此重大的研究，主要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政治社会化过程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根本变化有关。”[9] (P251)
政治社会化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的个体成员，如何接受政治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二是政治共同体如何宏观传播政治文化。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就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本质要求，即塑造与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
从个人角度研究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人通过学习政治文化，发展政治自我的过程。伊斯顿和丹尼斯把政治社会化看作是“个人获得各种政治倾向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过程”[10] (P7)。这一过程，根据个人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如幼儿期、学龄初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而不同的时期，对个人政治自我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政治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多种方式共同完成的。可能是通过接受教育和训导；可能是通过个人的模仿、观察和识别；还可能受个人各种政治经验的影响。
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社会化，强调的是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产生的结果，即研究社会如何维护、改变以及创造政治文化的。社会实现政治文化的维护和发展，主要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政治化机构完成的。这些政治社会化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初级群体”；二是“次级群体”。“初级群体”主要有家庭和同龄群体。初级群体对个人政治自我的形成有极大的帮助。因为一个人生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通过与这类群体进行交往而获得政治信息和掌握政治技能的。而正是在此时期内，形成了政治自我的基础。“次级群体”主要有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大众媒介等。这一类群体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广泛的社会性。这些机构与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便于统治者控制。目前，在向个人传授社会“政治制度准则和信念方面”，“学校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 (P241)。大众媒介对人们获得政治经验、政治知识，形成或改变政治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里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应当协调起来，发出共同的政治信息，“如果社会……想要有意识地来塑造其年轻的公民，建立各种社会化机构之间的一致性是首要的促进因素”[12] (P24)。
美国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和实质就是利用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的日常生活等社会化渠道，控制人们的思想。
(二)人本主义理论
当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兴起为先导的。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二战后西方“技术主义”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冲击和反动。“技术主义”推崇严格的定量化研究，极大忽视了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个体心理现象的研究，忽视了对人内在的复杂多变心理活动的研究。
美国文化，从来都把人看成是社会机器的一个机械的组成部分，人性的缺失、人的能动性缺失，因此，也是人的自我缺失，已成为当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人们已抛弃了早期把整个世界看成是一部机器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宏观知识“实际上还是主观的，是取决于观察者的”[13](P407-409)。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应运而生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杜威就呼吁教育要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变原先的“教师为中心”为“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
1962年，美国的教育学者就以《进步教育果真过时了吗？》这样的题目撰文断言，教育技术学和结构心理学的大师，都必须借助于杜威等人的远见卓识来重新认识教育。1970年，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委托西尔伯曼进行一次调查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最后写成了《教室里的危机》一书。西尔伯曼在该书中认为，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的“改革派忽视了以往的经验。他们不理解他们所阐述的问题，几乎都曾被杜威、怀特海、波特、拉格等人早已阐述过了；也不知道他所想搞的工作，几乎都曾被贝克、沃什巴恩、帕克赫斯特等人早已搞过，更不消说这些都被杜威本人和富来兹纳等早就阐述和搞过了”[14] (P61-62)。
正是在这种日趋浓重的“无奈”与“怀旧”气氛中，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应运而生。人本主义的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把侧重点放在对人的发展，特别是对个人特性的关注，强调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调动学生的兴趣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概括地说，就是“以人性为本位”。人本主义倡导者所主张的教育，是将人的发展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置于人性的充分养成之上；置于个体内在的潜能在后天的充分实现之上。因此，这种教育是以完整的人的发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的，以培养充满活力、和谐发展的人为最基本的教育目的。
对传统教育漠视学生的情感世界这一特征，对当代社会人际关系日趋淡薄这一现状，罗杰斯曾给予强烈的抨击：“今天的个体可能比以往的人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当一个人为生活挣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么就没有时间或者无意去发现人与人之间某种意义上的疏远。但是随着财富的敛聚，随着流动性和暂时性的人际关系系统与日俱增地发展，并取代了古老家园的拓荒生活，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孤独。”[15] (P19)人本主义以此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求给学生更多的关爱，更重视学生的情感生活，它对于更全面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使命有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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