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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7/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6)03-0108-12 在2009年出台的《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及德育构想》(《Концепция 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оспитания лич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ина》，下文简称《构想》)中，俄罗斯教育界明确提出了“精神道德教育”(духовно-нравственн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这一德育概念，即使受教育者接受并掌握基本民族价值的教育组织过程，掌握全人类价值，掌握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价值。[1]这一德育概念与以往俄罗斯“德育”概念①相比，具有很强的价值指向与现实意义。《构想》并未停留在“构想”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化到中小学校等机构的实践层面。2009年末，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颁布《中小学生德育与社会化示范纲要》；2010年4月1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决定在犹太自治州、车臣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等19个联邦主体的9 980所中小学试行开设“俄罗斯民族精神道德文化基础必修课程”(ОДКНР)。ОДКНР的试行结果得到教育界和宗教界的认可，由此，在2012年12月18日，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第1060号令规定，将该课程更名为“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基础必修课程”(ОРКСЭ)，并在俄罗斯全部联邦主体的中小学开设。在“精神道德教育”这一概念中制定者诠释了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与“基本民族价值”两个核心概念。《构想》已成为现阶段俄罗斯德育领域的纲领与宣言，它是俄罗斯民族风雨兼程之后冷静下来对自我价值重新审视的历史必然，它提出的背景、过程、内涵、思想根源及实现路径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一、价值冲突——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提出的背景 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激进的变革冲毁了以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苏联德育的堤坝。一时间，俄罗斯精英阶层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普世灵丹”，并为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之痛疗伤，但药不对症，社会病态不断加剧。在公民身份的认同方面，当下俄罗斯青少年普遍不满意自己是俄罗斯人。相关资料表明，30%以上的青少年不愿生活在俄罗斯，而希望生活在其他国家。50%以上的受访者回答若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祖国。俄罗斯年轻人对自己祖国的评价多是负面的，12.3%的受访者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没什么引以为傲的东西；只有6.1%的受访者表示，有理由为俄罗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感到自豪。[2]在对待金钱及成功的看法上，相关资料表明，莫斯科有近80%的年轻人认为有钱、有地位便标志着成功，他们渴望成为成功者，不忌讳与人说自己喜欢钱；有15%的青年认为为获得金钱与成功，必要时可以违法。[3]在家庭观上，人们的家庭观念越来越淡漠。据俄罗斯2002年5月17日公布的数据，1995年共有110万对夫妻注册结婚，同年有66.5万对离婚，而到了2001年，90万对注册结婚，同年竟有70万对离婚。俄罗斯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经达到30%左右，其中7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与此同时，青少年中犯罪、吸毒、卖淫、流浪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俄罗斯有100多万流浪儿童，占全世界流浪儿童总数的10%。[4]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比例在不断升高，仅2002年就有47 000余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30%以上的青少年都辍学。[5]俄罗斯有关学者从德育视角分析指出，转型期以来，用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精神文化试图取代俄罗斯固有的传统精神文化的种种努力与尝试对俄罗斯来说是极为错误的，这导致了对祖国、集体、家庭、人际之间爱的沦丧，导致了赤裸裸利益需求的原始化，这些现象在之前对于俄罗斯来说并不是特别突出，西方精神文化正逐渐蚕食着俄罗斯的民族良心。[6]俄罗斯社会，尤其是宗教界与学界称后苏联时期这种精神道德的“病态”为“价值真空”(Ценностный вакуум/вакуум ценностей)。莫斯科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主任塔季扬娜·卡扎罗娃(Татьяна Казарова)认为，价值真空并非是真正缺失了价值，而是模糊了诠释价值的价值。[7]的确如此，当下俄罗斯出现的价值真空不是因为真的缺少价值观念而造成的，相反是因为价值观念纷繁混乱而造成的，西方派倡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斯拉夫派倡导的民族传统价值观、东正教倡导的宗教价值观、苏联时期所保留下来的苏维埃主义价值观等都要使自己成为当下俄罗斯的价值评判标准，“价值真空”其实质是“价值冲突”。 二、价值重估——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提出的过程 首先，国家的分裂、政体的瓦解必然导致虚无主义横行，突然间“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允许的”。传统价值体系被瓦解之时，正是“新”价值体系诞生之日，即“重估一切价值”的开始，但俄罗斯的价值重估从原苏联时期就已孕育了。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于1987年分别用俄文与英文出版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к》)一书，该书提出的“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解体前意识形态的主流，“新思维”在教育领域催生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合作教育学”思潮，在这一思潮的涌动下，1989年教育民主派制定了《普通中等教育构想》(《Концепция общего средн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有意回避共产主义价值观教育，取而代之的是“人道主义”教育。[8] 其次，苏联解体后，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其中第一章规定：“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确立为国家的或必须服从的。”[9]其实在《俄罗斯联邦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之前，1992年7月10日叶利钦总统签发的第一部《俄罗斯联邦教育法》(《Закон РФ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在第一章中就已经提出了“在联邦和地方教育机构及教育管理机关中，不允许建立政党、政治及宗教团体的组织机构，禁止这种组织机构在教育机构中进行活动”的“国家教育政策”。[10]至此，“非党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三非”国家教育政策取消了俄罗斯各级学校的所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有关材料显示：“叶利钦执政时期，青少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均只有10%的中学毕业生被视为绝对健康，而45%～50%的毕业生在身体和心理发展上具有严重偏差；精神价值和目标方向遭到冲击，对国家机关的不信任度在增加；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长比成年人高出14倍；贩毒、吸毒现象泛滥，吸毒的人数增长几十倍，约70%的吸毒者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11]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科金(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озин)无奈地评价此刻的俄罗斯为“从童年起就是残疾的国家”。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叶利钦备受舆论批评，媒体指责其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的矮子”，民众精神道德发展与教育的缺失成为当时俄罗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俄罗斯国家权力机关也在各派力量的威慑下摇摆不定，始终不敢碰触基本价值观这一深水区。但国家权力机关也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叶利钦总统多次亲自主持召开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磋商会议，意在寻回“迷失的俄罗斯传统价值”。 1999年9月28日，俄罗斯教育委员会颁布了《俄罗斯教育系统德育发展纲要(1999-2001年)》(《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воспита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на 1999-2001 годы》)，指出“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道德发展是社会与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应提高德育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在祖国传统与现代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德育的体系与内容”，并首次提出了“精神道德教育”一词。[12]该纲要的意义并不在于思想性和实效性，因为它没有明确德育要树立的核心价值，从实施效果看也差强人意，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将德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以国家权力机关的身份重新引入人们的视野。 再次，1999年12月30日，俄罗斯《独立报》刊登俄罗斯总理普京发表的题为《千年之交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的施政纲领(第二天，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普京出任代总统。2000年3月26日，普京当选为俄联邦总统)。普京指出，俄罗斯光明未来的希望依托于三点：俄罗斯新思想、强大的国家、有效的经济，其中俄罗斯新思想是后两者的前提与保障。普京指出：“在发展目标、发展水平、价值观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是至关重要的。俄罗斯变革之艰巨而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民意见存在分歧，社会不够团结。精力资源成本都消耗在政治斗争上，而没有应用于解决俄罗斯改革的具体问题上。”“我认为，俄罗斯新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的普遍的价值观与俄罗斯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一百年检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3]普京的“俄罗斯新思想”为新千年公民精神道德发展与德育指明了方向，而且他还强调说：“我确信，俄罗斯要实现快速的发展，绝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样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怕提这个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它是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而这一点，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从团结俄罗斯社会来说，是最具有特殊意义的。”[14]由此，从2000年开始，一系列涉及德育的纲要性文件和措施相继出台，如《俄罗斯联邦教育发展纲要》(《Федераль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2000年4月10日)、《俄罗斯联邦国民要义》(《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00年10月4日)、《“俄罗斯青年”联邦专项纲要》(《О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целев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Моложёжь России”》)、《俄罗斯教育系统德育发展纲要(2002-2004年)》(《Программа развития воспита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俄罗斯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5年)》(《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与教育构想》、《俄罗斯中小学生精神道德教育构想》、《中小学生德育与社会化示范纲要》等。这些纲要性文件都指向了德育的核心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这些构想与纲要文件逐步地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三、价值确立——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内涵 俄罗斯正处在从传统计划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时期，这使得经济基础层面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经济基础变化自然带来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导致了人们在价值追求上的困惑与迷惘以及在价值比较上的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新价值体系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探求。价值确立必然要经过价值冲突、价值重估的过程，这是价值观产生的逻辑必然，也是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必然。目前，俄罗斯社会各界已充分意识到在多民族人民内部形成统一的新思想的重要意义，正如普京所强调的：“我国亟需进行建设性的富有成效的工作，然而这不可能在一个支离破碎、一盘散沙的社会里实现，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社会里实现。”“我想强调，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因为我们已没时间晃来晃去了。”[15]2009年，莫斯科师范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教授А.Я.丹尼留克(А.Я.Данилюк)、原教育部副部长А.М.孔达科夫(А.М.Кондаков)、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委员В.А.季希科夫(В.А.Тищков)在《俄联邦国家普通教育标准(第二代)》框架下，共同起草了《构想》。除绪论与结论外，《构想》由五大部分组成：民族德育典范；民族精神道德发展与德育的目标和任务；民族精神道德发展与德育；民族基本价值；实施精神道德发展与德育的基本原则。《构想》中提出了“民族德育典范”(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й идеал)与“基本民族价值”(базовы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ценности)两个德育核心概念，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一)民族德育典范 《构想》指出：“德育的目的是塑造确定的典范，即在具体的历史与社会文化条件下培养出对社会产生重要意义的人。民族德育典范是教育的最高目标，它是有关人的道德的(理想的)概念，民族生活的基本主体(国家、家庭、学校、政党、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都应致力于这一点。”[16]根据俄罗斯多个世纪以来的德育经验和传统，《构想》提出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是“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具有创新力及专业知识素养的俄罗斯公民，并能将祖国的前途命运承载于自我前途命运之上，充分认识到自我对于祖国的现在和未来的责任，深深根植于俄罗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之中。”[17] 《构想》还对不同时期俄罗斯德育典范进行了概括与梳理。“在18世纪之前，德育典范来源于宗教。对于东正教徒来说，它首先是基督的形象。东正教会在宗教、精神道德教育的公共空间里指导和统一家庭、民族甚至是国家的活动。东正教信仰是保证人民精神性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保障这个领土不断扩大的国家的完整性，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思想体系，如诚实、忠诚、自我牺牲精神、服务精神、爱。东正教把所有的俄罗斯人(所有接受东正教的人，而不仅仅是大俄罗斯人)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正因如此，对俄罗斯土地的捍卫就等同于对东正教的捍卫，反之亦然，这就衍生了‘神圣的东正教罗斯形象’这样的自我意识。”[18]“18世纪之后，俄罗斯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的德育典范，即‘国家的人、沙皇的仆人和祖国的公仆’。《人与公民的职责》一书从1783年起成为俄帝国所有教学机构的德育教材。书中阐述了当时的道德标准，德育典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公民，这里显然指的是忠于沙皇和专制制度的俄罗斯‘公民’。”[19](这一时期的“公民”其实质是“臣民”)“苏联时期，苏维埃国家压制了宗教意识，其本身起到了新的普世教会的作用。这一时期对最高德育典范进行了定义，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这个个人具有爱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英勇服务直至自我牺牲，追求理想而轻视物质需求。”[20] 通过对《构想》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德育典范的演变图景：18世纪前的“神圣的东正教罗斯形象”——封建帝俄时期的“忠于沙皇和专制国家的‘臣民’”——苏俄时期“共产主义的建设者”——后苏联时期的“扎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之中的爱国公民”。从中我们可以提领出一条俄罗斯民族传统精神的“红线”——“爱国主义”(但俄罗斯民族的“爱国主义”总是夹带着“民族傲慢”和“帝国野心”)。不外乎普京将其作为“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固有的传统价值观”[21]的首选。《构想》提出的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是一个“合成体”，即俄罗斯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性价值观与现代“公民意识”为核心价值观的“合成体”。 (二)基本民族价值 《构想》提出的基本民族价值是指“根植于俄罗斯文化、社会、历史、宗教、家庭传统中的基本道德价值和优先道德立场，它们是德育与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它们世代传承，并能保障国家现代条件下成功发展。”[22]基本民族价值的来源是“俄罗斯祖国，俄罗斯多民族人民，公民社会，家庭，劳动，艺术，科学，宗教，自然，人类。”[23]因此，《构想》确定的俄罗斯基本民族价值是“爱国主义——爱俄罗斯(祖国)，爱人民，爱家乡，服务于祖国；社会团结——个人和民族的自由，对他人、国家制度和公民社会制度的信任，公正、仁慈、诚实和自尊；公民性——为服务祖国，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谐，良心和信仰自由；家庭——爱与忠诚，健康，富足，尊重父母，关心长幼，关心家族延续；劳动与创造——尊重劳动、创作与创造，有追求，有毅力；科学——知识的价值，追求真理，科学世界图景；传统的俄罗斯宗教——了解信仰，精神，宗教生活的意义，宗教世界观的价值，在宗教间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宽容；艺术和文学——美，和谐，精神世界，道德选择，生命的意义，审美的发展，伦理的发展；大自然——进化，故土，珍惜自然，地球，生态意识；人类——世界和平，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人类进程，国际合作。”[24]这十项价值与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一脉相承，同样是一个“合成体”，它涵盖了在个人与家庭发展层面、社会关系层面、国家关系层面、全人类层面的价值。 四、价值根源——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的思想根源 现阶段俄罗斯“民族德育典范”与“基本民族价值”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来源于西方派所倡导的现代性精神与斯拉夫派所提倡的民族传统精神之间的冲突，这两者犹如“俄罗斯思想”这枚硬币的正反面永恒存在着。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是俄罗斯文化里经常存在的两大立场，这两种立场产生于同一宗教的不同话语：西方基督教话语与东方基督教话语。西方基督教话语来源于西罗马帝国，这一宗教话语强调基督教要建立完善且系统的教会组织与教义体系，使信众在这完美的建制中体会神的力量，遵守与神的约定。它的特点是建制性，建制性必然要依靠缜密的逻辑推理与验算，作为现代性的“理性”便开始萌芽了，同时通过建制形成严密的教会组织和完善的教义规定必然生成“契约意识”与“法制观念”。东方基督教话语来源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它更强调使信众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个人的宗教经验与精神经验，达到与神结合，这种话语不是建制性的，而是个人的。它的特点是经验，这必然导致人们对“精神性”的追求。这就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哲学多“理性”与“科学性”，而俄罗斯哲学(其实俄罗斯哲学大部分是宗教哲学)多“精神性”与“神秘性”了。 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主要任务是同一的，它们都致力于探寻俄国的命运与发展，而且它们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形象的观点是一致的，区别在于评价。“俄国是一个古老的世界，保守地坚持古老的传统，这是个活生生的世界，但与历史过程格格不入，它是非历史性的、静态的，它不是处在运动之中，而是处在静止之中。俄国面向过去的价值，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些价值，不让它们发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下面一点，即俄国拥有集体主义类型的意识，让个性服从社会；西方是动态的、发展的世界，它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在对待个人和个体的态度上，西方没有把社会和集体放在首要地位，而是把个体放在首要地位。西方信奉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25]斯拉夫派对俄罗斯的形象与传统精神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而西方派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它们关于西方的形象与价值与之截然相反。 后苏联时代初期，争论再起，但明显的是西方派占据了优势，俄罗斯精英阶层怀揣着浪漫主义情绪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摇旗呐喊，他们坚信俄罗斯迎来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他们瞄准了“共产主义”，没想到却把俄罗斯打中了。此时，人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斯拉夫派，转向了俄罗斯民族传统精神。对此普京给予充分肯定：“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立刻做到这一点，在那些国家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有着传统而深刻的历史。而在俄罗斯，国家及其机构体制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拥有一个强权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也不是一件要反对的事情，相反，它是秩序的保证和源头，是改革与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我们国家，集体意志向来重于个人意志，这是事实；而家长式作风深深根植于俄罗斯，这也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习惯于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而是习惯于借助国家和集体的帮助和支持做到这一点。这种习惯试图被扭转必然是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关键是有这种事实存在，而且它还相当盛行，因此不能够回避。我们应当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这一点。”[26] 俄罗斯精神道德教育在《构想》中所提出的“民族德育典范”与“基本民族价值”正是立足于斯拉夫派的立场，又“合成”了西方派的有益观点。这并不是俄罗斯的第一次“合成”。17世纪前俄罗斯就存在东西方的冲突，当时西欧的文艺复兴使得科技与文化积极发展，很快俄罗斯的文化领域开始近西方化，但是在精神传统上却仍然是东方基督教话语式的，这两者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被彼得大帝暂时性地、强制性地“合成”了，他使国家机构凌驾于教会之上，压制东方基督教话语式的精神传统，进行西欧式的技术改革，使俄罗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欧洲强国。19世纪，俄罗斯哲学奠基人索洛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ёв)也曾通过将经验、理性、神秘认识相互“合成”(索洛维约夫称之为“一切统一”)来达到对真理的真认识。“经验认识与理性认识具有相对性质，因为它们是与外在于我们、处在我们的现象单独性之彼岸的客体相联系所产生的结果。认识的上述两种类型是对我们内在认识的补充而已，这种内在认识是直接把我们与认识客体联系起来的那一绝对存在结果。这种认识是神秘的和绝对的，它包含某种远较思想更多的东西，即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客观实在。索洛维约夫把认识的第三种形式称为信仰……建立在这些原理之上的哲学试图将东方②的精神直觉与西方逻辑上的完善结合起来。”[27]俄罗斯民族对“合成”有着与生俱来的两大天赋：“交往天赋”与“适应天赋”。俄罗斯人的“交往天赋”不是信息的交换，而是心灵的沟通，在俄语中有句成语“俄罗斯谈话”(россий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它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俄罗斯人的“适应天赋”是指深入其他文化内部，在其间体验，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并纳入到自己的内在过程之中，相应地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资源。这种文化也已经是有机的、创造性的文化了。[28] 五、价值实现路径——精神道德教育在俄罗斯中小学的践行 俄罗斯“基本民族价值”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培育和践行俄罗斯“基本民族价值”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二是将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之中。前者是俄罗斯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尤为关注的。 ОРКСЭ的开设是将俄罗斯“基本民族价值”融入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ОРКСЭ涉及6个教学模块，包括4个俄罗斯传统宗教文化模块——“东正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和2个文化与人文伦理学模块——“世界宗教文化基础”、“世俗伦理学基础”。学生及学生家长根据自愿原则任选其一进行修读。该课程针对四、五年级中小学生开设，共34学时(四、五年级各修读17学时)。每个教学模块都由4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人与社会生活中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典范”(1学时)、第二单元“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学基础(第一部分)”(16学时)、第三单元“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学基础(第二部分)”(12学时)、第四单元“俄罗斯多民族人民精神传统”(5学时)。第一单元与第四单元是6个教学模块共同的课程内容，第二单元与第三单元按照6个不同的教学模块开设各自的课程内容，如“东正教文化基础”教学模块开设有关东正教的历史、文化和特点等内容。前三个单元以讲授为主，第四单元以实践、总结和评价为主。学生在前三单元学习的基础上，以个人或团队形式进行作品创作，完成多个主题的创作作品展示会，通过各种主题的展示会，全体同学及学生家长可以了解其他教学模块的主要内容，进而了解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俄罗斯的不同宗教文化传统和统一的基本民族价值观(详见表1)。[29] 2014年12月，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教育政策司针对ОРКСЭ的开设情况进行了匿名形式的问卷调查。该调查覆盖了9大联邦区域的85个联邦主体，涉及1179所学校的6 070名学生家长(其中城镇地区学生家长3 904人，农村地区学生家长2 166人)。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世俗伦理学基础”、“东正教文化基础”、“世界宗教文化基础”教学模块的较多，占到受访者的97%，而选择“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的很少(详见表2)。对于“是否支持选择ОРКСЭ”的问题，9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家长赞同国家开设ОРКСЭ课程。[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