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民国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大陆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从1972年算起，到今年正好30周年。中华民国史研究，现在也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在日本、美国、欧洲各国都有很好的研究，各有优长，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和借鉴。本文主要就中国大陆，特别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有关民国史研究的简要情况，做一个汇报，同时提出几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一、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30年前，当时所谓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对象是晚清时期，顶多延及五四运动。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晚清时期固然还审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研究，骎骎然已经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了。鸦片战争中的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洋务运动的研究、义和团历史的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其高潮已然过去，有众多学者参与的那种研究状况，似乎不再能掀起。200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100周年，辛亥革命90周年。2001年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规模不小但内容并不充实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在济南召开过纪念义和团10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10月在武汉召开过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但似乎都没有取得较之其旺盛期更具突破性的学术成就。与此相反，民国史研究则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京就先后举办过4次有关民国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所今年8月还要在澳门召开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民国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都开展得很活泼，各种论著层出不穷。民国历史成为海峡两岸学者进行学术对话的重要内容。由于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不管是藏在南京的，藏在台北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档案，和台湾“国史馆”典藏的蒋介石档案，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开放，中国学者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也寻访到许多档案资料，因此，民国史的论著都显得相对比较充实。民国史研究的这种繁荣趋势，大体上是从1972年开始的，1978年后就逐渐走向繁荣了。
早在1956年，国家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研究民国历史的任务就已经提了出来。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开展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近代史学科虽然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则刚刚开始，学者们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还在晚清时期，1961年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方才较多地开展起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说，涉及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还难以提上日程。第二，新中国刚建立，革命时期的热情还在继续，人们迫切希望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由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旧民主主义革命如何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转变，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对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革命史，它的发生、发展，低潮高潮，挫折与进步，学术界努力甚多；对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史，主要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在学术界具有支配作用。不用说民国史，就是晚清政府的历史，也只能作为革命史的陪衬，不大可能作深入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如美国、日本、苏联等，那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在追寻新中国成立的由来，他们的研究视线，也仍旧停留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即晚清时期的社会历史变化上。第三，从政治上说，民国时期相去未久，许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尚健在于台湾，海峡两岸政治上的敌对情绪难以平息。而且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残存势力还在以台湾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作困兽斗，对这种残存势力的国际支持还严重存在。两岸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仍然存在。对民国历史作自由的学术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1971年，在“文化大革命”陷于茫无头绪的时候，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国务院抓了1971年的国家出版计划的讨论，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与支持，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工作，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计划。1972年7月，近代史研究所从位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在李新同志的领导下，近代史研究所积极筹备，网罗人才，在1972年秋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民国史研究”命名的研究单位，在当时史学界尚未复苏的情形下，在中国史学界率先开始了有组织的民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自此起步。
民国史研究组当时商定，组织所内外研究人员从事民国史研究工作，计划编写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民国专题史料，在民国史研究的资料准备差不多以后，再来编撰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著作。那时候，研究工作刚起步，有一定经验和学识的研究人员不多，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也没有。当时，民国史研究组与中华书局商定，民国人物传、民国大事记、民国专题史料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为了谨慎起见，出版用的是16开本的白皮书，内部出版形式，对外不发行，仅在学术界内部交流。“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得以全面恢复。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根据史学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学科设置，重新组建了研究机构，增设了经济史、文化史研究室，民国史组改制为民国史研究室。截至80年代末，仅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6开，白皮书）名义出版的大事记有25辑，人物传记23辑，民国史资料特刊、增刊、专题资料、电稿共29种36册，译稿19种43册。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近代史研究所开展民国史研究是有勇气的，方向是正确的。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学中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而且预示着一种新的学风在开始形成。民国史研究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开始了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进程。这一点对于“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在学科建设上有着正面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回顾民国史研究30年时必须指出的。
1978年，《民国人物传》第1卷公开出版，接着，第2卷在1980年正式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1编也公开出版。这标志着民国史研究的招牌对国内外正式亮相，也标示着民国史学科的初步建立。1980年，我们开展民国史研究的消息传到台湾，曾经引起台湾政学各界的震动。台湾学术界的朋友纷纷发表谈话，什么“诡计”、“阴谋”、“幻术”、“威胁”、“先声夺人”等等议论，不一而足；也有说我们设置民国史研究室是“设官修史”，企图否定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存在。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先生甚至提出“制敌机先”的口号，形势一时很紧张。1982年初，当时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先生曾就台湾学术界朋友们的疑惑，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组织专门研究机构，开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纯粹是历史学者的行为，是学术行为，力图释疑解惑，并倡议两岸历史学家共同推进民国史的研究事业。
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得以广泛展开。不仅民国史研究室主要从事民国史、国民党史的研究，其他的研究室，如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思想史研究室，当然还包括革命史研究室，其研究方向都在向民国时期的历史转移。民国史研究室有一个时期由于老成凋谢，人才外流，经费支绌，研究工作进展迟缓。近些年条件改善，工作抓得紧，形势好转。至2001年6月，民国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大型民国史研究著作《中华民国史》12卷，已经出版6卷（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1981年版；第2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1卷，1912-1916年，上下册，1987年版；第2编，第2卷，1916-1920年，1987年版；第2编，第5卷，1926-1928年，1996年版；第3编，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2000年版；第3编，第6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2000年版），其他各卷正在加紧工作，将在一两年内陆续完稿。《民国人物传》，共12卷，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近千人，已经全部完成，现已出版10卷。《中华民国大事记》，收录民国时期的各项大事和要事，全部39卷5册已经出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撰写了有关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人物的著作和论文数百种（篇），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著作104种，资料74种。近代史研究所有关民国史的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大陆民国史学科的研究基础，代表了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水准，推动了祖国大陆和台湾以及国外民国史研究的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6年，民国史研究室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建设的学科和研究室之一，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发展，保持了在国内学术界的领先地位。
正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带动下，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境外的民国史研究也有相当进展，民国史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国际性学科。目前，中国大陆研究民国史的力量分布在各大学和科研院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大学近百年革命史研究所、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心、广东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以及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都拥有不少民国史研究人员，重庆也设立了民国史研究中心，可以说各省都有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有关民国史的学术讨论会，也在各地屡屡召开。各地出版社纷纷出版有关民国历史的著作，其中，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民国史丛书”、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民国人物大系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北京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孙中山基金会丛书”、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九一八事变丛书”等更有特色。民国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很有特色的学科领域。
二、关于中华民国史学科定义的讨论
顾名思义，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就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应该说，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距离今天最近的一部断代史。我认为这是理解民国史学科定义的关键所在。
但是，迄今有关民国史的基本概念，与这种理解有很大差别。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当初讨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决定把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人物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把北洋军阀及其政权和人物、国民党及其政权和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已经有论者指出，这种理解未免过于狭窄，认为这是狭义的民国史研究。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我想当初做出这个决定自有它的理由。关于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民国史研究开展以前，早就开始了。在人们的眼光中，民国史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或者中共党史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就像研究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清政府是它们的对立面一样。从革命史的角度看，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不过是陪衬。那个时候，要想把民国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确立起来，自然只能把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作为方向，而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围内。否则，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就难以确立起来。毋宁说，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作为民国史的研究方向，是一个聪明的处理办法。这个处理办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有人希望突破，但在实际上尚无明显改观。
问题是，在今天，以学术的眼光，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究竟怎么看民国史的学科定义？以学术眼光看，把民国史看作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断代史，是符合我们处理历史问题的传统办法的。从断代史的角度看，我们定义民国史学科，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概念。所谓狭义的民国史，基本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所谓广义的民国史，基本上是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政党斗争等各方面的历史。
民国时期的政治史，包括发生在国家上层政治机关的种种斗争。一个国家的政权鼎革，是国家政治上的大事。政权机关上层派系纠纷、意见分歧，往往引起政治斗争。军阀派系，政党斗争，深刻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虽然不属于国家政治上层，但足以影响国家政治上层生活的，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学生爱国运动，引发了工人运动，并且在此后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影响至巨，当然应当进入政治史范围。又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引起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27年4月上海的政变和7月武汉的分共，以及由此引起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都深刻左右了国家政治的动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7月卢沟桥事迹，促成了国共合作，又一次改变了国家的发展前途。因此，民国政治是指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同政党以及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前途和走向方面引发的重大争论、斗争直至改朝换代而足以影响全国政治、社会走向乃至发生深远历史影响的行为。研究民国政治史，就是研究这些政治行为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民国政治史基本上反映了、代表了民国时期的历史面貌，左右了民国时期的历史发展。狭义的民国史就是指民国的政治史，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因此，研究民国政治史，不仅要研究旧三民主义，还要研究新三民主义；不仅要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还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研究北方的北京政府，还要研究南方的广州政府；不仅要研究国民党，还要研究共产党，还要研究国共两党之外的各种党派；不仅要研究各个党派自身的治国理念和政策，还要研究各个党派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了政治变化和社会发展；不仅要研究上层的政治，即发生在统治集团之间的政治行为，发生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互动与斗争，也要研究下层的政治，即发生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的政治行为，研究这种政治行为如何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从阶级关系上说，不仅要研究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活动，还要研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其政治活动，也要研究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及其政治活动。这样，仅仅把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人物活动作为民国史研究的方向，把北洋军阀与北京政府和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作为民国政治史的主要研究内容，显然不能反映民国历史的主要内容，更不能反映民国史的全面内容。这就是说，民国史研究如果排除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排除了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互动，便不能抓住民国历史的实质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党史，无论是共产党史还是国民党史，便只能看到单纯的党派活动，看到党的会议、文件与政策的制定，看不到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政党的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党的会议、文件和政策的制定。
狭义的民国史，即民国政治史，虽然反映了民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但终究不能反映民国历史的总体面貌。因此必须指出研究广义民国史的必要性。所谓广义的民国史，即指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行为，政治的、经济的、中外关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等等。必须研究民国政治史、民国经济史、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民国军事史、民国文化史、民国思想史、民国社会史、民国时期民族史、民国边疆史、民国宗教史、民国华侨史，等等。民国政治史，前面已经讲过。民国经济史，不仅要研究一般的经济现象，研究国民所得，研究国家综合经济能力，研究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尤其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长状况，研究其发展中的挫折和困难，机遇和挑战，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政治运作，还影响军事行为，影响外交能力，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民国时期中外关系史，换句话说，民国外交史，首先要注重研究国际关系下的中国外交，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外交不是主动的，是被动的，是受到大国左右的，这是基本的一面；也要从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中国人民的觉醒的角度，考虑中国的外交努力，在这种情势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也有自主的成分，有些外交行为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与晚清的外交是不完全一样的。民国文化史、思想史，非常重要。文化、思想现象，一般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又能影响后人。文化思想现象又非常复杂，总起来讲，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等等现象的反映。我们对民国文化、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要关注那些反映社会前进、上升努力的文化、思想，关注那些探索、寻求中国出路，引导中国向上的文化思想，关注各种文化思想流派之间的论辩、争鸣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些当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总之，在这些专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写出反映民国时期丰富内涵的、有血有肉的、枝叶繁茂的中华民国史。目前国内的研究，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很大差距，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努力。
关于民国史的学科定义，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结论：民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断代史。研究民国史，不仅要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也要研究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不仅要研究国民党的历史，也要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还要研究反映涉及社会生活、国家发展各方面内容的历史现象。如果把民国史定义为只研究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人物的历史，从学科定义的角度看，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足取的。这好像从前研究革命史，只研究革命势力一方面，而不大研究反革命势力或者说统治阶级势力方面一样，都是片面的。另外，换一个角度说，中共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中共党史研究还要大力开展，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也要在研究中寻求广阔的历史背景的支持。从历史本身发展的需要、从学科发展的需要来看，民国史都不能停步在对统治阶级历史活动的研究上。
概括一句话，民国史学科是研究民国时期历史的学问，是以民国时期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诸多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从学科自身的定义看，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像30年前那样，把民国史仅仅看做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显然是不科学的，显然是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的。
三、研究民国历史应该把握的几个历史转折
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有一个观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沉沦”和“上升”的发展阶段，所谓“沉沦”和“上升”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大约20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相对于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相对于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说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陷入“沉沦”，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此后的中国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恰当地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也不是中国社会的惟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
台北的张玉法教授认为《辛丑条约》以后，列强对中国的态度趋于缓和了，这种认识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更加重了对中国的侵略，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袁世凯政府对日签订丧权辱国的所谓《民四条约》、辛亥革命以后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于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失败后，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所谓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所谓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赢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
以上这个观察运用到民国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这个谷底时期，是黑暗到黎明的转折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表现“沉沦”的阶级力量还很顽强，表现“上升”的阶级力量不又够强大。这种顽强和不够强大，体现为“沉沦”与“上升”的交替表演。其中，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导致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期的起点，它又是民国历史的起点。它是谷底时期“沉沦”与“上升”交替表演的第一个回合。接着，袁世凯掌握北京政权，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失去政权，形成交替表演的又一个回合。1913年宋教仁被刺，孙中山、黄兴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宣布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是这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三个回合。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从称帝到气急而亡不过5个月，这是交替表演的第四个回合。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发生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再造共和”那样的政治局面，那实际是专制与共和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接着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接着发生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的六三运动，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谷底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五个回合。我们看到从辛亥革命表现出来的民国历史的起点，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升”时期的起点，到五四运动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上升”的阶级力量在明显地成长、壮大，“沉沦”的阶级力量在逐渐消退。在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那样大的革命声势下，革命派为什么不能执掌国家政权？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辛亥革命所处的那个时期，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沉沦”到谷底的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也是专制和共和的转折期。这个时期是民国历史的第一个转折期。这个转折值得认真研究。应该说，这个转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至今的研究都很不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合作导致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导致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垮台。这是民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对于这个转折，当时的人们是没有看得很清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发动的重大的改革，对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政治动向，在最初并没有引起北方军阀的注意和重视，也没有引起当时北方社会舆论的深切关注，甚至也没有引起列强的严重注意。换句话说，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南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政局的发展变化。对南方国民党的革新，对于国共合作，认为它不过是跟着苏联“赤化”而已。甚至到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对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者认为蒋介石也会像过去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不过虚张声势而已。号称拥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的吴佩孚，也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交锋，虽然遭遇不利，但他仍然充满自信，自以为扼守湖北咸宁汀泗桥这一天险，北伐军便莫可奈何。未料吴佩孚的部队在数日之间，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这不仅出乎吴佩孚意外，社会舆论也一度大哗。汀泗桥、贺胜桥一战，使睥睨一世的吴佩孚威名扫地。从此以后，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南方的革命军和革命政府也从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转折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形成。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这个转折埋下了国共两党长期不和、长期斗争的根苗，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走向，影响了社会制度选择的方向。北洋军阀的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上升”；而代表“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分裂，尤其是国共合作的破裂，又严重阻碍了社会“上升”的力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形成了民国历史的第四次转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经过十年内战的损失和长征的挫折，已经变得很弱小了。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的形势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增长，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共产党看到了西安事变并非张、杨的个人行为，看到了1931年以来的民族救亡的民众运动在反蒋的政治力量中的反映，看到了日本侵华导致了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的骤然上升，于是紧紧抓住了抗日的旗帜，这个旗帜，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族心理和要求，以此为据，促成了国共的再次合作。这次合作，不仅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初步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废除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由于签订1901年条约，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沉重负担。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共之间有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皖南事变使这种矛盾和摩擦达到了高潮，但都因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而化解了，没有造成国共合作的再次破裂。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空前调动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民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趋势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沉沦”那样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不复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协议和政协会议的决议的不能履行，1946年6月内战的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这次转折所用的时间不长，但是却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模式，完成了自辛亥革命开始以来的“上升”趋势，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从这时候起，“沉沦”趋势就不复见于中国历史。这个转折，不仅完成了“沉沦”到“上升”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变，也原则上完成了从革命的中国到建设的中国的转变。
我认为，民国历史经历了38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最值得重视、最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历史现象复杂纷纭，错综曲折，起伏跌宕，如果研究者陷入具体琐碎的考证，缺乏宏观的把握，就难以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抓住了上述五个转折点，深入研究和思考，就等于抓住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就可以像顺藤摸瓜那样，梳理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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