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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12-02-14
[中图分类号]G7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12)02-0054-06
2001年,我写了《哲学视角中的远程教育》(发表在《开放教育研究》第4期)。十年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掀起了开放大学建设的浪潮,面对如火如荼的有关开放大学的设想及其讨论,我很想写一篇《哲学视角中的开放大学》,似乎应了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的话:“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转引自:赵鑫珊,1985)但考虑哲学视角太大,于是就将视野锁定在否定之否定的观察中。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广播电视大学事业的发展亦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2010年7月29日起公布实施,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以及“办好开放大学”。诸多地方政府在所制定的本地区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或在关于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中,几乎都涉及“依托广播电视大学办好开放大学”的思想。举国上下各级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电大”)在热议建设开放大学的研讨中,迈开了争取各级政府政策支持、搭建技术平台、整合资源、对外交流合作的脚步。由于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形成电大这样的从中央到省市县的系统规模,更由于电大历史上没有学位授予权,办成开放大学后要形成大学实体,被边缘化的成人教育要有学位授予权,因此,电大要办好开放大学所掀起的风浪波及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电大再次傲立于中国远程教育的浪头。
开放大学是新事物
根据《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国务院决定在部分省市、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试点项目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被确定为“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的试点单位,同时理性地在五所省级电大(上海、北京、江苏、广东、云南)开展了开放大学实体的试点实践工作。
在理论研究方面,全国各电大的学术期刊纷纷利用自己的媒体阵地,在原有远程开放教育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开放大学建设的大讨论。以《中国远程教育》、《开放教育研究》等为代表的远程教育专业期刊、全国各省级电大学报以及其他一些教育类学刊开辟了“开放大学”栏目,刊发了大量有关开放大学的文章。笔者在中国知网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中检索相关文献后发现,题名包含“开放大学”的共194篇文献;关键词中含有“开放大学”的224篇;主题为“开放大学”的312篇;正文中含有“开放大学”的1626篇(检索时间段为自2010年7月29日《教育规划纲要》公布实施日起至2011年7月28日)。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客观过程,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所谓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大前途和强大生命力的事物。这在普遍意义上说明了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运动,发展包含着必然性,意味着新的生命元素的萌发。开放大学的诞生是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新生事物,其开始可能是弱小的,人们对它的评头论足在所难免,但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代表了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自然选择。
办开放大学是肯定的,办什么样的开放大学和怎样办好开放大学,成为学术界研讨的核心问题。综合有关开放大学的热议,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四大类:一是关于开放大学的性质、任务和发展目标的理论认识,强调电大要发挥自身的系统优势和开放办学经验,转变观念,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二是关于开放大学的布局思路,涉及国家开放大学和区域性开放大学之间的层级结构设计等问题,主张建立由政府政策支持、与其他院校平等合作、社会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三是关于开放大学的自身建设,具体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中的课程设置、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学分制度、校企合作、社区教育、班主任作用、学校文化等一系列教学教务管理问题;四是关于开放大学的权利、义务、利益分配调整等问题,提出作为大学,开放大学应该具有学位授予权,而作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开放大学应该提供远程公共资源服务,承担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平民终身教育的义务(刘莉等,2011)。
无论开放大学试点的结果如何,都逃脱不了损益相伴的哲学辩证法。新事物的诞生就意味着旧事物的灭亡,所以,历来改革都有受益的群体,但也必须以牺牲部分利益为代价。在开放大学的建设模式中,虽然受益者是等待接受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的大众平民,但也确实会冲击已然形成的成人教育市场中的部分利益者,惯性运作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是依靠教育市场本身的优胜劣汰来打破,还是借助行政手段“一刀切断”?这不是电大人对于开放大学所倾注的全部关爱所能左右的,电大人的话语权在于对本身进行理性剖析后能够带给成人教育市场的质量效益。电大的历史,不仅证实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也让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电大事业发展的旅途上几经周折的坎坷,几乎都跌落于“质量质问”的低谷,而其挽救危机的天平砝码又总是不能离开“行政政策”的母体扶持。
电大波浪式前进的印迹
谈及转型,必然是有不适应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不然无需转型,更不需要战略转型,所以我们就应该对电大历史有一个宏观的回顾(杨志坚,2011)。电大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波浪式前进的印迹恰好说明了否定在事物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实质在于辩证的否定,辩证的否定是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决定性环节。否定不是“排斥”,不是将植物种子碾碎或将昆虫杀死。不让生命发芽和成长,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而是“没有结果的否定”。黑格尔认为否定是构成发展的本质要素,否定本身将各个依次更替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形成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事物发展链条(转引自:李志逵,1981)。
中国远程教育萌芽于20世纪初期。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1902年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编写教科书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这是我国最早的函授教育。1914年,商务印书馆创设函授学社,成为我国开设最早的函授学校。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开始利用幻灯、电影进行教学,那时陶行知就倡导电化教育并身体力行,不仅在他组织规划的教育活动中利用幻灯、无线电收音机和活动电影,而且租用无线电台举办教育广播。
中国远程教育的开端,以其教育的“远程”性否定了传统的“面对面”的授课方式,“非实时性”的远程教育特征初露端倪。这就意味着,有条件的话,任何教育机构都可以举办远程教育,这个条件需要有两个支持,一是政府政策的支持,二是远程教育技术及其资源的支持。远程教育技术及其资源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步伐,是对单一书本教材的否定(只是否定了教学媒体的“单一”,但没有否定教材的内容),是先进教育生产力的标识。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为代表,很多普通高校创建了函授部和函授学院,函授高等教育是我国第一代大学层次的远程教育,是对中国远程教育的首次肯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天津、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哈尔滨等中心城市相继成立了电视大学或广播电视大学。“文化大革命”期间,函授教育和电视大学办学中断。从1973年起,部分高校陆续开始恢复函授教育。1977年,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希思,受英国办开放大学的经验启发,认为利用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1979年1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成立,电大以其庞大的系统办学规模,弥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严重不足,圆了一大批因“文革”原因失去上大学机会人的大学梦(丁兴富,2001a)。
众所周知,当时中央电大聘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编写教材,主讲电视课程。华罗庚教授给电大学生上了第一课,主讲高等数学课程绪论部分,给全国电大师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当时的电大毕业生被用人单位公认为是“大学生”,电大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肯定。这种肯定的外部原因在于当时的电大满足了平民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内部原因是电大优质的教学资源和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电大第一代的教学模式还只是教师面授辅导、师生书信沟通,教学材料也只能从中央电大寄发至省级电大,再由省级电大逐级寄发给市、县级电大。虽然采用的是较为“原始”的远程教学手段,但学生能切身感受到学到了东西,社会能认同电大的大专文凭,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样淳朴而有效的教育硕果没有累存,因为电大人在处理市场效益和质量保证的关系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且最终选择了前者。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肯定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是对立的,但共处于事物这个统一体当中,由于两者的对立和排斥,会造成支配地位的不同和事物性质的变化。所以,必须看到电大事业不是静止不动的,当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处于优势时,事物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当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时,事物性质就会发生转化。电大在没有普通高校的“生源铁饭碗”保障的条件下选择了市场,也就埋下了对原有质量层次的否定隐患。
远程教育一开始就不是一家独尊,函授、电大只不过都是融入远程教育长河中的水滴。在函授、夜大、自学考试等多种模式的远程教育形式中,电大总体上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开展了中等职业教育、燎原学校、非学历教育、单科结业继续教育、自学视听生等多种办学形式。但从1986年起,电大受到了某些政策的限制,电大的自学视听生制度被废止,电大的自主入学考试被全国成人高考取代,电大招生配额被严格控制,由原国家教委设立的电化教育局加强对电大的领导和管理。在一个时期,电大的发展规模似乎被这些看似“外在”的因素所限制或是被“否定”了,但实事求是地讲,其根源在于内部,在于电大教学质量的“放水”。黑格尔认为,从肯定到否定,即从正到反,是第一次否定,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事物的自我否定。电大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在多种办学形式中,失去了“华罗庚第一堂课”的根,不能不说是对自己的否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有内部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是事物发展和联系的环节,电大若想走出低谷,就必须敢于否定自己,寻求新的生存方式,既要保留已有的远程教学优势,又要克服低质量的弊端。
自1989年开始,电大可以从参加全国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普通专科生班的高等专科教育形式使电大的生源质量和教学形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专业类别也有所扩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电大也有了新的转机。1995年,原国家教委转发《关于广播电视大学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到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广播电视大学发展的总目标是:立足国情,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扩大开放办学的程度,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优势,为更多的求学者提供终生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努力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距离教育开放大学”。同时,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广播电视大学实行注册视听生制度,开设专科起点的本科教育(丁兴富,2011b)。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电大不断增加专业,调整课程,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蒸蒸日上的局面是对前一个时期电大“萧条”的否定,相对于电大初创阶段而言,这是否定之否定,即肯定。这种否定之否定即肯定的外部原因是原国家教委政策上的支持和教育市场的变化,即在职成人对培训、学历的需求,对不受时空限制的自主学习方式的需求,但根本原因,也是内部原因,是电大及时抓住了市场需求变化,提供了满足市场的以教育技术手段方式为主的远程教育供给。
从1996年开始,清华大学等普通高校提出组织实施远程教育,开发网上课程和教学资源,利用网络系统进行教学。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国家支持建设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大力开发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运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为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适合当地需要的教育”。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与电大都可以进行远程教育,实现学生和教师、学生和教育机构之间主要采用多种媒体手段进行系统教学和通信联系的教育形式。中国传统大学教育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将有权自主招生,自主制订教学计划和选择教学手段,自主调整学籍管理,自主授予文凭和学位(丁兴富,2011c)。面对普通高校有明显的师资优势和学位授予权优势,电大再一次面临教育市场竞争的“否定”。在电大出现困境的时候,中国特有的行政计划性再次支撑了电大。同年,教育部批准中央电大组织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1999-2005年),电大抓住了这个机遇,开放教育本科和专科都有新设置的专业,一年两季滚动招生,学生注册人数激增。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电大注重自身的内涵发展,积极开展了教学模式、管理模式的改革,加强多种资源建设,每门课程的媒体资源不少于三种,鼓励精品课程建设,利用BBS进行互动交流,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导学和助学服务。经过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的开展到总结性评估,电大人创立了以自主学习为主的教学模式,逐步完善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取得了成功,电大开放教育新开专业数增加,招生人数不菲,教材及辅助教材翻新剧增,多媒体资源硕果累累,与此同时,电大面临着新的否定因素——电大文凭的社会认可度滑坡、学生就业的行业和职业可选择度极低、教材越更新越厚重、教学媒体庞大繁杂不实用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于是“资源整合”、“网上形成性测评”、“半开卷考试改革”等再次成为挽救电大声誉的措施,但其实效性如何呢?黑格尔将“绝对精神”的发展概括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过程,虽然这种理论上的描述有些机械和教条,但它确实说明了发展是一个不断否定的链条,事物总会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伴随着对自身的否定,并在否定过程中产生新的肯定,然后新的肯定再被否定。否定是必然的,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因此,电大人必须敢于否定自己,彻底放弃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在自我否定中寻找出路是自救的锦囊。
开放大学的自我意识
温故的目的在于知新。通过对中国远程教育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中国远程教育的实体无论由谁来组织,其教育对象始终是没有“正式”考上普通高校的群体,其作用始终是弥补普通学历学位教育的不足,其教育方式始终是以教育技术为支撑的“远程通信”(虽然也有少量的面授),其教育结果始终是文凭含金量的不足,其教育组织和机构始终是接受“计划指导”。开放大学之所以面临“华丽转身”、“翻牌”等种种热议与质疑,也无非是它的前身电大“底气”不足使然。必须承认,开放大学是在电大母体中孕育而生的,它必然要携带电大的某些基因成长,辩证否定观的精髓在于“扬弃”,开放大学不可以也不可能抛弃电大,只能选择“扬弃”,既保留电大的远程教育优势,又克服电大质量的不足,同时吸收国外开放大学以及国内普通高校的先进课程建设经验。这就需要开放大学有足够的理性,在电大的基础上再次否定自己的劣势。有否定,才有进步,才有成长,这种否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
1.以“非我”作为参照物
黑格尔对自我意识有过极其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自我意识必须与“非我”(他物)进行参照,才能真正了解自我。自我意识虽然是主体的,带有主观性,但它绝对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把自我意识束之高阁或者主观臆断,那么就会陷入没有参照物的绝境。开放大学对于电大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借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东风,电大人肯定能牢牢地抓住这个机遇,但要把自己放在高等教育的集群中,就必须主动寻找参照物,在与普通高校的比较中,承认自身师资层次的不足和生源层次的参差,通过外部对象的参照,接受质疑的声音,定位自己的差距。其实,用参照物来否定自己,并不是全盘否定,比照中也同时能让对方看到我们的优势。电大是高等教育“木桶”中的“短板”,敢于在“短板”处接“漏水”的人,不仅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邓小平当年就有开放的勇气,让中国这块当时的“短板”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开放大学也一样,与普通高校在同一个平台上比照交流,既能够积极吸收普通高校的长处,否定自身的弱势因素,同时也能够展示我们电大人的特殊价值,保留广播电视大学积累下的成人高等教育经验。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电大教育实现了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尊重了人们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尤其是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远程教育之路,全国电大所具有的天、地、人网结合的系统和丰富的远程教育经验已经为中国的开放大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任为民等,2011)。但是,在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发展起来之后,电大的远程教育落后了,所以,开放大学的自我意识,必须要有一个“非我”作为参照物,在比较中明确自身的价值和努力的方向,既不能沾沾自喜,也不能盲目否定自己。
自我意识从诞生之日起,就与“非我”并存,它与“非我”(外界环境)构成了天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开放大学有了“大学”的名分,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其生命力的支点在于六个字——“质量、特色、系统”。上海电大张德明书记(2010)在关于开放大学的系列讲座中指出,发展到开放大学以后,最基本的单位是课程,开放大学的生命线就是课程的开放,要加强开放课程的建设。而这道生命线的心脏是课程质量,没有质量保证,课程的生命就会终结。在课程开发方面必须克服原有的统得过死的课程管理方式,电大发展到开放大学以后,要以课程开放创建自己的品牌特色。开放大学的系统优势遗传了电大的基因,具有信息渠道畅通、层级管理方便、统一指挥步调一致等优势,国家开放大学应该利用好系统优势,通过竞标的方式将课程分配到开放大学分院,依靠各省级开放大学的力量,集中优势兵力建设特色课程,就像社会上提到金融、管理、新闻、考古、法律等专业时总能和某某高校联系在一起一样。各开放大学分院要培养自己的学科带头人,有重点、有意识地打造自身的品牌课程,充分展示学校“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要“样样通”,却“样样松”。只有这样,开放大学才可能把外物变成自我的一部分,才能平息质疑声,才能真正享有学位授予权的竞争实力。
2.理性把握教学质量与生源规模的关系
招生、教学、教务、考试、学籍管理(毕业)是学校存在的基本过程,毋庸置疑,在这个链条中,任何学校都希望扩大招生规模,生源不仅体现了学校对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同时也给学校生存带来了发展效益。如前所述,电大在其成长过程中,之所以是“波浪式”前进,排除外部环境的否定,其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生源总体质量不高,接踵而来的是考试方式与生源情况出现的不协调。普通高校大多数课程是授课教师命题,基本上是“教考一致”,电大则不然,电大课程大多数是中央电大统一命题,“教考分离”使授课教师和学生一起接受考试结果的检验,教学过程的落实也因此成为电大质量监控的主要内容,但如果考试环节也和普通高校一样加强质量监控的话,客观上必然影响毕业生数量。考试监管松了,电大文凭加速贬值,考试严格了,基础差的电大学生不能毕业。电大既要生存,又要保证“社会声誉”,于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题研究,在顺利通过教育部评估的同时,电大人也由此创造了多种教学、考试模式的奇迹,可谓成果辈出。但现在电大要办开放大学却会如此举步维艰,因此,电大人必须在质量问题上有否定自己的自我意识,“要下大决心,以巨大的勇气、胆略和魄力改变现有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质量水平总体不高的状况”(郝克明,2011)。
从中央电大到地方电大,一直在抓教学质量,每学期都有不同角度的教学检查,电大教师努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在面授辅导、网上教学互动、课件制作、教材编写等方面力求体现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从社会再生产理论角度看,消费是再生产的决定性环节,如果消费者不接受生产者的产品的话,其结果是产品积压,生产成本投入大于产出,造成企业亏损乃至倒闭。同理,电大的所有教学“产品”最终是提供给学生消费使用的,学生是否接受这些教学产品,关系到电大的存亡。支撑电大的有形产品如教材、光盘、管理成本等,可以强制性地出售给学生,能够获得其产品实现,所以,电大实体不至于“倒闭”,甚至生源越多盈利越大;但白送给学生的各种无形产品如网上资源、课件、教材所承载的知识含量,买者似乎不愿意“买账”。一部分学生想学,也能学会,但考试时学和不学一样过关,就会对电大管理有意见;一部分学生想学,不能学会,久而久之厌学,对电大各种繁琐的学习过程要求及学习材料有意见;一部分学生不想学,给个文凭就行,对电大没意见,但社会评价有意见。
电大目前的生源现状、考试现状、毕业生现状几乎是个定值,这时单纯地在教学环节“拔高”,事实上无疑在教与考之间形成了悖论,打开此悖论的钥匙在于开放大学要理性地对自己所承担的权利、责任、义务有清晰的层次意识。开放大学对于学历继续教育层次部分,要有“舍得”意识,在教学环节必须保持电大的高标准、严要求,并且考试环节要与教学过程相匹配,坚持宽进严出,特别是在“学位授予权”的行使方面,要尊重这种来之不易的权利,以质量舍弃一部分生源,这既是代价,也是得到;对于非学历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不要死记硬背地考理论,应该注重教学资源建设的实用性和教学过程设计的实践性,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开发“一技之长”的单科结业课程,只要学生拿着单科结业的证书和“手艺”很快就能找工作,开放大学完全可以扩大相应的生源;对于社区教育要承担社会责任,要利用远程教育的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服务,社区教育的受众群体庞大,对于办学单位来说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却是教育者良知所担当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得到”,开放大学承担了其他教育实体所没有承担的社会大教育重任,功在千秋,利国利民,正所谓有“舍”就有“得”。
3.否定不精品的课程资源
“中央电大在线”首页上有国家精品课程19门(2007-2010年),而全国电大系统究竟制作了多少门多媒体课程资源呢?在“中央电大在线”首页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教学资源展厅(包括网络课程、开放课堂、课件资源)、省级电大课件观摩(上海电大、北京电大、江苏电大、河南电大、四川电大)、历届课件大赛展示(2003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9年)等内容。可以说,这些课程都是经过筛选、推荐后才登上大雅之堂的,而没有在“中央电大在线”展现的其他各省级电大在线平台上,几乎也都有网络课程、多媒体课件等栏目及相关内容。
电大系统留下了庞大的教学资源。因为电大要求每门课程都必须配备2-3种资源,中央电大统设课程基本上实现了这个指标,而同一门非统设课程在各省级电大又有不同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重复建设与学习媒体的海量繁杂,使得学生无所适从,根本起不到因材施教的作用。多种媒体课程资源的供给实际上不能满足电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电大学生而言,给的太多了反而会饿着。因此,开放大学的自我意识不能以“远距离”的自我为中心,它必须在“非我”的外部否定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内部的自我否定,不断扬弃原有的“假大空”因子,克服毫无意义的大而低效的所谓多种资源,保留少而精的课程学习资源,在死而后生的观念基础上,建设出符合不同学生层次需要的新的课程资源,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再生。
最近,网上热播网络公开课,很多想给自己充电的人不用花钱参加各种培训班,就能到网上淘课,足不出户就可以大开眼界。耶鲁大学著名教授Shelly Kagan主讲的“哲学:死亡”受到热捧。生命的最高意义只有在对死亡的追问中才能够得到展现,这不过是一个从柏拉图甚至更久远的时代就开始探讨的古老哲学话题,是大学哲学课程都有所涉及的问题,但在网络时代,却被一位美国学者给活化了,并且同来自物理系、电子系、化工系、政治系的学生一起探讨柏拉图的《斐多篇》,掀起了对灵魂本质的大讨论。网络公开课的魅力在于符合学习消费者的需求,这是电大人或者说未来开放大学人所要牢记的,我们制作了那么多的网络课程,采用多种“形成性”考核方式,赶着学生上网学习,但结果并不好,究其主要原因,一是课程资源内容脱离实际,学生觉得学了也用不上;二是课程表现形式枯燥无味,不吸引学生;三是电大有大批学生根本没有条件上网学习,工学矛盾又造成面授出勤率低,且面授学时一再被压缩,一学期3-7次面授课,能教给学生什么呢?
开放大学应该集中系统的优势兵力,坚决打破统设课程建设的垄断性,公开招标建设具有专业特色的精品课程,并应用于全国开放大学;对于非统设课程建设,可以按照统筹兼顾的办法,交给开放大学分部自主权,并公开推荐其社会影响较大的课程资源,以避免质量低劣的课程资源给开放大学系统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网络课程资源外,教材建设也一直是困扰电大教育质量提升的难题。电大建校三十多年来,教材几乎每五六年就大批更换一次,书越写越厚,学生越读越沉。而且随着教材编写者的变化,教材在专业、行业内的影响力也每况愈下。电大有庞大的学生群体,教材不愁卖不出去,但电大声誉却也随之不翼而飞。这些都是需要电大人深思的教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科学发展观,电大给开放大学播种了茂盛的开放教育之树,但也滋养了某些蛀虫,因此,开放大学必须否定已经趋向于市场化利益需求的教材建设。
开放大学不仅肩负着成人学历继续教育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非学历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甚至文化休闲教育的社会责任,因此,开放大学要将优质课程作为开放的教育产品,拿到社会中去经受广大学习者以及市民的学习终端检验,去接受开放式的“非我”的评价,并成立专家组对社会评价进行研究,科学论证后将综合意见反馈给课程建设者,不断完善修订课程资源,以适应终身教育市场的教育产品需要,在平民教育中创造参照物所没有的特殊社会教育价值。
马克思说:“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否定并不是全盘弃之,电大在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上,开创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但它所铸就的辉煌属于昨天。中国远程教育经历了广播函授—广播电视大学(以开放教育为终结)—开放大学的历程,充分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上升,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是发展的奠基。旧事物的死亡是新事物生命的开始,开放大学的生命之树,需要政府政策的阳光雨露滋养,更需要扎根于继续教育的沃土,办出中国成人高等远程教育的特色。开放大学源于广播电视大学,也一定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于并强于广播电视大学。北京电大胡晓松校长(2010)在关于开放大学建设的讲座中谈到,“要把电大历史中核心的东西抓回来,就是要找到社会上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要把我们的历史精英修复好,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这需要心胸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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