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与双边贸易失衡的定量分析——基于对垂直专业化和转口贸易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口贸易论文,贸易论文,定量分析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对外贸易失衡问题已经引起多方关注。对贸易失衡的成因，学者大多从中国消费率和储蓄率、人民币汇率制度、比较优势与劳动力成本等角度给出解释。卢锋等（2007）认为中国外贸不平衡是由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造成的；樊纲（2007）认为国内劳动成本增长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是造成中国外贸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马野青（2010）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由产品内分工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现有文献虽涉及国际产业分工与中国贸易失衡的关系，但大多从理论角度加以说明，较少从数量角度分析全球生产网络转型与对外贸易的关联。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承接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充当“进口加工”和“出口平台”的角色，这一角色决定了中国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上呈现大额顺差的特征。但是，受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称“垂直专业化”）和转口贸易的影响，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的双边贸易数据难以反映真实的双边贸易往来状况，会掩盖全球生产网络转型与双边贸易间的内在关联。因此，本文首先对外贸数据进行修正，以消除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和经香港地区的转口贸易对贸易数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权重和人民币有效汇率。通过对比中国双边贸易数据和竞争力权重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同时，量化分析了两次危机中全球生产网络对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性的影响。
二、问题提出和理论模型
1.问题提出
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新特征，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被拆分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完成，这就是Hummels（2001）所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这一系列生产和服务环节共同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Miroudot（2009）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推动了中间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中间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6%。中国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导，出口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从价值增值角度看，进口中间品的价值不是由中国企业所创造的。但在传统统计方法中，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被完全视为中国制造和出口，这就造成出口规模虚高和贸易差额失真。
我们以iPhone的生产和出口为例，比较双边贸易差额在传统统计方法下和剔除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后的差异。2009年iPhone 3G手机的生产过程中（邢予青等，2011），中国从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进口零部件成本约172.5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约10.75美元，然后在中国进行进口零部件组装，组装成本约6.5美元，最后以179美元的价格出口至美国等地。每出口一部iPhone手机，在传统统计方法下，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68.25美元（179美元-10.75美元）。这难以解释为什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大规模出口高科技产品，而作为iPhone发明国的美国却从国外进口。但如果剔除出口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中国对美国贸易差额变为逆差4.25美元（6.5美元-10.75美元），符合我们的直观感受。以上结果表明，传统统计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贸易，产品组装国与市场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易受中间品贸易影响。
同时，香港地区作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主要服务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例如，香港地区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0年，香港地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香港对外商品贸易》显示，中国内地（下文简称“中国”）通过香港地区转口至美国的贸易额为2925亿港元，美国通过香港地区转口至内地的贸易额为670亿港元。在转口贸易中，部分贸易额被错误计入香港地区的进出口额，导致内地与香港地区统计部门的贸易数据有较大差异。201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从香港地区进口额为123亿美元；香港地区政府统计显示，对中国内地出口额为2103亿美元。转口贸易是造成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导致双边贸易数据失真。除香港地区外，新加坡也是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主要服务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但是，新加坡转口贸易规模仅为香港地区的33%（Miroudot,2009），而且缺少详细的双边转口贸易数据。所以，本文仅关注香港地区转口贸易的影响。
2.理论模型
（1）转口贸易对双边贸易数据的影响及修正思路
在传统统计方法下，部分转口贸易被计入中国与香港地区的贸易额中，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被高估或低估。我们利用贸易统计所遵循的进口“原产地原则”来消除这一影响。“原产地原则”指商品无论是通过直接贸易还是转口贸易出口至目的国，都被计入目的国从原产地的进口额中。因此，香港地区对中国出口统计中包含了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香港向中国的出口额，这就解释了上文中提到的中国和香港地区统计部门贸易数据的差异。根据“原产地原则”，我们用其他国家或地区从中国的进口额来代替中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出口额，用来初步修正转口贸易的影响。
“原产地原则”虽然较好地解决了转口贸易统计问题，但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商品在经过香港地区转口过程中会产生增加值，根据香港地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这部分增加值约占转口贸易额的20%。从价值增值角度看，这部分增加值应该计入香港地区的出口额。但根据目前的统计方法，这部分增加值被计入商品原产地的出口额。因此，我们要把这部分增加值从原产地出口额中剔除，并归入香港地区的出口额。
（2）垂直专业化对双边贸易数据的影响及修正思路
除转口贸易外，垂直专业化也对双边贸易数据产生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源于出口额中包含了大量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李冀申、王慧娟，2011）。从价值增值角度看，这部分出口中间品价值并不是由出口国的企业所创造的。因此，为了使双边贸易数据不受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的影响，真实地反映贸易双方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的进出口情况，我们需要从中国出口额中剔除进口中间品价值，还要从贸易伙伴国的角度剔除对中国出口额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为了剔除出口额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需要估算各国用于出口生产的进口中间品价值与出口额的比率，即各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Hummels（2001）利用投入产出表建立了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估算方法。
我们对Hummels的估算方法做简要说明。先给出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形式：
上述估算方法基于一个假设，就是出口品和国内消费品的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进口中间品比重一样。但是，这一假设没有考虑加工贸易中进口中间品比重高的特点，因此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来看，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比重要远高于一般贸易出口品或国内消费品；另一方面，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远高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因此，有学者（Koopman等，2008）对上述方法进行改进，区分了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中进口中间品比重的差异。
（3）修正后双边贸易数据的应用——估算人民币有效汇率
人民币有效汇率能更真实地反映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竞争力，成为汇率问题研究和汇率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多个国际经济组织和中央银行都定期公布有效汇率指数，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IMF）、欧洲央行（ECB）、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等。我们基于上述国际经济组织和中央银行的有效汇率构造模型，运用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重新估算人民币有效汇率。简单来说，人民币有效汇率就是各国货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几何加权平均值。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为：
这里简化了出口权重的结构，没有考虑“第三国市场效应”。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
（1）对转口贸易影响的修正
（2）对垂直专业化影响的修正
2.指标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0年中国与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选择1994年以后的数据，一是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二是期间包括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等，易于观察危机期间全球生产网络对汇率的影响。根据双边贸易额的大小，我们考察中国与34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分别是亚洲的香港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欧元区的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其他地区的丹麦、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新西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对上述34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81%，中国从上述34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76%，能大致反映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以上双边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估算垂直专业化程度所需的各国投入产出表来自OECD数据库。需要说明三点：一是OECD数据库仅有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只能估算以上3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因此，1996～1999年、2001～2004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分别根据线性插值得到，1994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用1995年代替，2006～2010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用2005年代替。二是在我们所选择的34个国家或地区中，OECD数据库缺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投入产出表。根据经济结构的相似度，我们选择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代替。三是为了体现中国加工贸易规模大的特征，在估算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时使用了不同方法，结果参考了Koopman等人（2008）的研究，1997年、2002年和2006年分别为47.7%、46.1%和49.3%。
香港地区转口贸易数据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的各年度统计资料。具体地，按来源地和目的地划分的香港地区转口贸易额来自《香港对外商品贸易》，香港转口贸易额中由香港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来自《香港离岸贸易统计》，香港进口留用比例来自《香港对外商品贸易回顾》。
中国与其他34个国家或地区的月度CPI来自路透数据库，各国或地区的货币兑人民币汇率全部使用间接介标价法，均来自网站http://fx.sauder.ubc.ca/datahtml。需要说明的是，欧元区国家在1999年前的汇率数据均是将原货币折算成欧元后再进行计算。
四、实证结果
在消除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和转口贸易的影响后，中国双边贸易的真实状况得以展现。通过对比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及竞争力权重变化，本文分析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此外，我们发现，重估后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率在度量危机对汇率冲击时更为有效。
1.修正后的中国双边贸易往来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基本分工
从总量来看，修正后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状况明显改善。2010年，中国对34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差额由修正前的顺差4926亿美元变为修正后的逆差806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但是，在总量基本平衡的同时，贸易失衡的区域特征仍然明显。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我们认为，贸易失衡的区域特征实际上是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的体现，是商品贸易从供给层面向需求层面流动的体现。因此，中国对供给层面的逆差和对需求层面的顺差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横向比较指2010年修正前后的数据对比，纵向比较指2000年和2010年修正后的数据对比。
（1）中国与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所组成的东亚生产网络构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供给层面。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由基本平衡（逆差126亿美元）变为大额逆差（逆差2023亿美元）。纵向比较来看，贸易逆差迅速扩大，10年间增长约五倍。其中，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逆差占对亚洲地区逆差的大部分（79.2%）。可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成为东亚生产体系与价值链创造中的重要一环，且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共同组成东亚生产体系的核心。
（2）北美和欧洲，特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构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需求层面。横向比较来看，修正后中国对北美或欧洲主要国家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9.2%，其中对美出口1909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从贸易规模和流向看，中国对北美或欧洲主要国家的贸易顺差为1671亿美元，规模与中国对亚洲主要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基本相当。可见，由美、英、德、法等国构成的生产网络需求层面与由中、日、韩等国构成的生产网络供给层面共同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供需体系。
（3）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和俄罗斯成为中国的主要资源来源国。由于资源品处于产业链上游，垂直专业化程度较低，因此中国从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和俄罗斯的进口额在修正前后变化不大。从贸易差额看，2010年中国对上述四国呈现逆差669亿美元，表明对其资源依存度较大。
2.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权重变化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
基于修正后的中国双边贸易数据，我们对贸易伙伴国的竞争力权重进行重新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竞争力权重的区域分布出现显著变化，这一变化揭示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
从东亚生产体系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竞争力权重呈“平稳—陡降并平稳—持续下降”的特征。具体来看，1997年，东亚生产网络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竞争力权重陡降，之后一直维持在32%左右。21世纪初开始，部分代工企业不再局限于简单加工组装，生产逐步向供应链上游拓展，研发和零部件生产向中国转移，表现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竞争力权重持续下降。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非核心部分呈现中国本土化和内部化特征。但是，随着生产网络的本土化和内部化，中国对资源的消耗也显著增加，2004年开始，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输出国的竞争力权重上升明显。
从需求层面看，美欧等国的竞争力权重呈“上升—平稳—下降”的特征。具体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东亚生产体系中的份额显著扩大，美欧等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增强，其竞争力权重在1997～1998年明显提高，之后一直保持稳定。2007年开始，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欧需求不振，竞争力权重持续下降。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加，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权重出现较快提升，对美欧等国形成替代作用。
从香港地区看，香港的竞争力权重持续下降，10年间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的程度不断加深，内地企业对外贸易不再通过香港地区代理，在贸易服务方面对香港的依赖显著降低。
3.修正后双边贸易数据的应用——人民币有效汇率及其波动率
基于修正后的中国双边贸易数据对人民币有效汇率进行重新估算，并使用人民币有效汇率月度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表示波动率。汇率波动率是观察金融市场的重要指标，在危机期间尤其重要。通过观察修正前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走势可以发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两者之差迅速扩大，这实际上是修正前后竞争力权重差异的体现。全球生产网络中存在大量的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此类贸易在危机期间仍然规模较大，而修正后的数据剔除了这部分价值转移，能更为敏锐地反映危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因此，对修正后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率进行分析，能更清晰地看出金融市场在历次危机中的表现，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风险。
观察修正后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可以发现，两次危机期间的涨幅和波动率均显著大于平稳时期（2004～2006年），这是危机期间外汇市场波动和全球生产网络变化的综合体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生产网络受到冲击，导致修正后的亚洲竞争力权重明显下降，但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亚洲货币大幅升值。1997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3.8%，说明汇率效应要大于竞争力权重的效应。2009年，中国已经与东亚生产体系高度融合，经济的同步性显著提高，导致修正后的亚洲及美欧竞争力权重同时下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8%。这种联系紧密的生产网络供需体系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最根本的传导机制之一。
五、结论
在讨论生产网络转型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贸易往来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数据。由于受到香港地区转口贸易和进口中间品价值转移的双重影响，传统统计方法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情况。本文重点在于对上述影响进行修正，并通过分析修正后的双边贸易数据和竞争力权重变化，揭示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本文主要结论有：
第一，中国所处的生产网络，是一个由美、英、德、法等国构成的需求层面与由中、日、韩等国构成的供给层面共同组成的供需体系。贸易失衡的区域特征实际上是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的体现，是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贸易流动的体现，短时期内难以改变。这种区域间的贸易失衡会恶化国际贸易环境，加剧贸易摩擦。
第二，从竞争力权重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转型路径：在华跨国企业有将生产过程逐步向生产链上游拓展的趋势，企业将研发和零部件生产转移至中国，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非核心中端部分呈现中国本土化和内部化特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处于生产链下游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向中国以外转移。目前来看，这种向生产链上游拓展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低端行业转出中国所带来的缺口，中国出口增长放慢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显著改善。
第三，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与贸易网络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对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资源依赖显著增加，但在贸易服务方面对香港地区的依赖显著降低。
第四，通过分析修正前后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率走势，我们认为修正后的人民币有效汇率波动率在反映危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冲击方面更为敏锐。
本文在修正中国双边贸易数据时，未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新加坡转口贸易规模相对香港地区较小，本文没有考虑新加坡转口贸易对中国双边贸易数据的影响；二是进口中间品贸易没有包含服务贸易。上述问题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