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当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同中国各个领域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发展变化一样，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在这一期间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大范围拓宽、研究资料的全方位深入发掘、研究方法的广泛吸收与创新、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研究成果的目不暇接，这些都是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繁荣与发展的证明。本文仅从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互动这一侧面对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及方向予以阐述。
一、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历史学中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在承载了回答近代中国社会现实需求的任务、特别是将中国的救亡作为主要课题而在上个世纪诞生的，正如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① 所以，尽管在那之后时代在不断变化，但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始终影响着近代史的研究。30年前，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与向现代化目标的长征的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时开始了向新时期的迈进。可以说，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政治转轨的变革中，应对时代的思潮而出现的，这一发展当然还要继续下去。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思想文化及学术领域受“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过分强调政治立场的思想方法被注入学术研究，存在以政治或直接以阶级斗争覆盖一切的倾向，用生吞活剥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政治理论描述历史，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被局限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许多研究领域被视为“禁区”，因此难以用比较宽阔的视角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观察。虽然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前近代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许多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概念：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定，对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及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叙述，对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分析等，而且这些理论为多数研究者接受并用以指导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教学，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理论形成于相当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缺乏规范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在来自反面的挑战面前，其科学性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混乱和思想的禁锢更被扩大。在时刻窥测政治风向，小心翼翼避开禁区的情况下，研究者的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被扼杀。表面上，当时的历史学领域似乎并不寂寞，但几乎都是对历史资料的任意剪裁和对现实问题的故意影射，毫无科学价值可谈。所以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同时，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陷入停滞的困境。然而，在中国发生动荡的那些年代里，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国的学术研究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1978年末，针对当时国家所处的严重困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的新时期与新局面。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方针是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实现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目标，而在思想领域，就是摆脱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解放思想。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这一觉醒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新局面，启动了当代中国的新时期，也带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近代史研究空气沉闷，史学工作者目标盲目的状态，中国史学会的重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即动员广大史学工作者破除被扭曲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清除唯心主义对历史的歪曲，用科学的历史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刘大年曾就历史研究工作与现实的关系进行阐述，严肃批评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年动乱以前，在学术、理论界就出现了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弄得相当狭窄的倾向，从而阻碍了近代史研究的继续发展；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一倾向更发展到任意涂抹事实，以谈论历史为名，行篡党窃国之实的方向上，近代史研究成为一些人任意使用的工具。在批评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又强调：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此而怀疑、误解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的命题。他认为历史研究联系现实需要，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又间接的，如何联系，“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牵强附会的”，但有一条，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反对繁琐主义，要给人以科学的历史知识，要给人以前进的力量，看到光明前途，要能够通过了解过去，更好地洞察未来，掌握今天的现实”。② 不久，他又撰写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提出应“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认为“割断历史，鲁莽、狭隘地对待前代人的成就，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观点”。③ 在深刻阐述历史研究与现实关系的同时，他号召历史研究者应以新的观念、新的风格、新的面貌得出新的结论，突破只用一种历史论述方式解释历史的局面，突破片面强调政治解释的框架和直接以阶级斗争观念覆盖中国近代史一切领域的狭隘视野。大年同志的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声，也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掀起了波澜。随着整个民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近代史研究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领域全方位拓宽。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文革前曾经有过热烈讨论并有相当多研究的领域再次进行深入思考，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开始了新一轮的实证性研究；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了对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过去比较薄弱领域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史及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多种意见争鸣的活跃局面，还开辟了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以及中国近代化史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些新领域虽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在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迅速，成就显著，骄人成果大批诞生，有些新课题甚至后来居上，成为学术界新的研究“热点”。特别是以前被忽视或被认为是禁区的一些研究领域，出现了令人瞩目且朝气蓬勃的发展，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中国近代通史》，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意愿。虽然政治史、革命史仍然是这部近代通史的主干，但已吸收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积极成果，尽可能依据史实复原社会各阶级的活动，反映他们的声音，复原各阶级和政党之间的互动，复原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本身内容，改变了以往把历史的多样性化约为单一线条的写法。④
第二，研究队伍素质迅速提升。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在焕发青春活力的老一代近代史研究者的队伍基础上，又增加了大量的新生力量。老中青几代学者虽然具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正好形成了能力、知识与经验的互补，成为整体素质提升的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给几代学者提供了留学、出国进修以及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的大量机会，从而使研究者开阔了视野，素质得到提升。本来，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在与西方、日本及周边各国交往的过程中发展的，无论这一过程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状态下的，都需要研究者对交往的双方从更宽的视角加以观察，不了解同一时期中国以外的情况以及同一事件中对方的决策过程，就无法对历史过程予以客观准确的描述。改革开放以前，研究人员对中国以外世界的了解，基本上只能靠有数的几种翻译过来的教科书式的著作，研究水平难以得到提高。而新时期培养的研究人员，不仅能够阅读国外学者的论著，更重要的是具有直接与国外学者对话的语言能力，所以不仅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握对方的研究动态，也能够及时了解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具有能够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的能力与素质，是真正有可能造就近代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魄”的基本条件。
第三，史料发掘、整理与出版规模庞大。
史料的整理出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繁荣的起点和保障，而且其本身也是史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积累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数量庞大。当然，史料整理出版的规模其实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很可观，但近30年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不仅是在原来规模上的恢复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拓展了范围。如民国史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起步的，而在这一研究开始之际，一大批经过编辑或直接影印的史料便相继问世，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繁荣。又如改革开放后编修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新出版了6000余部志书，成为储量巨大的信息资料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可以直接利用海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甚至参与那里的资料发掘、整理与出版工作，从而极大地开阔了视野。
第四，学术刊物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后，在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的各种报刊杂志中，涉及近代史研究的部分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相对以前也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它们为30年来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活跃提供了重要的阵地。诞生在30年前、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同行的《近代史研究》，从一创刊起就本着坚持唯物主义史观、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就包括历史前进动力、历史人物评价、历史研究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西方关系的实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开展了讨论，其范围几乎囊括近年来近代史领域学术争论的全部，其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时期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面貌，影响了近代史研究的走向”⑤。以繁荣学术、推动史学发展为宗旨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在改革开放后开展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封建主义批判和历史学科建设等问题的讨论，还围绕近代化、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等问题开展了专题讨论，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资本主义萌芽、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等都进行了重新评价，取得了新的进展。由于开展了这些讨论，史学界迅速地拨乱反正，回归到健康的学术发展轨道。⑥
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刊物顺应时代潮流和学科发展要求，在弘扬传统中不断创新，成为热爱史学、关心近代史研究的作者和读者的挚友，培养、扶持了一批中青年史学才俊，同时也在变革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定位，为推动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过程中，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是与中国学术界的知识革命同步发生的。在30年里，许多社会科学学科恢复或新建，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对传统的人文学科从研究对象、方法、观念到分析框架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历史研究逐步突破过去的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式叙述，带来了新的气息和新的变化。在30年来近代史研究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中，值得介绍的领域有许多，而经济史与社会史这两个相对新鲜的领域则更有特色。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2月，刘大年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强调突破重大事件、战争和人物研究的框架，从近代史研究中“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内容”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的主张。而此后不久，以《历史研究》编辑部等为首，也在“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题目下发起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倡议。这是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个最令人瞩目和最富有活力方向的重要契机。其实，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繁荣并不是单纯学术发展的表现，它也是改革开放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中国近代史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然需要从中国近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范围实现突破、扩展与繁荣，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这两个重要的亮点，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人们的认同与信任。
改革开放后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与现代化有关的问题上。之所以出现这一转移，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现现代化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加以重新审视，包括对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经验的具体考察，对各种现代化理论和思想的总结，对中外现代化道路的综合比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及制度、方针、政策和实施模式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的评价与分析，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也是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在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反思、特别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的基础上，伴随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而复兴与重建起来的。社会史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而其于20世纪末活跃在中国，也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摸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变动时期。所以，开展社会史研究不仅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关注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也是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的一个新趋向。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其涵义是指研究重心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历史的纵向探索中为现实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社会史研究要求治史者眼光向下，关注和研究基层社会。而这样一来，民众就真的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从而带来了对习惯于自上而下观察社会的视角的挑战。倡导研究普通人历史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则强化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能够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在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和“阶级斗争史”模式已经被突破，中国近代史获得了重新建构的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近代史研究在上述经济史与社会史两个领域深化的意义，一方面在其本领域之中，而更重要的是带动了许多与当今经济社会有密切联系的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新的观念、新的风格、新的面貌提出新的结论，确实突破了只用一种历史论述方式解释历史的局面，突破了片面强调政治解释的框架和直接以阶级斗争观念覆盖中国近代史一切领域的狭隘视野，其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开拓方面的意义更值得重视。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商会史的研究很有代表性。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商会研究的早期兴奋点实际是政治性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关怀”，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商会研究是附着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和辛亥革命研究之上的。尽管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可以并已经形成了许多比较成功的研究成果，但“在关心政治性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历史的其他方面，不能完全实现‘由革命转向社会’的初衷”⑦ 也是事实。将商会研究限制在政治史领域，其作为“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一面自然被突出，而其作为商人联合体的一面则当然被忽略，而这样一来又难以解释近代社会大变动中商会的实际作用。而将商会问题纳入经济史的领域进行研究，当运用现代化理论把商会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时候，研究者发现“无论是对商会本身的研究，还是对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或是对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将会产生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⑧。而如果将商会问题放在社会史的领域加以观察，研究者更发现：“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通过这种‘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城市绅商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公益事业治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这样，对商会的研究自然地进入到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范畴。虽然中国学者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即由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首先创建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但也发现了近代中国与国家力量对抗与制衡的市民社会的存在，这恰恰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色。⑨
近代史的研究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引起了学科的交叉研究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如对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地将城市化纳入关注的课题。而在研究城市变化过程时，人们必然要关注随着都市化和城市空间及制度的变迁而引发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革：城市居民形成中的农民的流动；新的社会关系与组织的建立；与城市经济相适应而与农村经济相区别的生活方式；社会变动引起的心态与观念的变迁；以及报纸、电影、电车、银行等具有西方色彩的事物的引进，等等。另外，社会史研究向下的视角既然要求改变早期片面关注精英政治的角度，自然不可能单纯依靠文献资料进行研究，于是田野调查被引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口述历史受到重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被提上日程，总之，出现了对历史过程新的探索与解释，出现了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近代史研究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研究者的关注热点自然发生从“上”向“下”的转移，而视角的转移也顺理成章地带出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互动的话题。虽然从研究政治史的角度也同样会涉及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这些问题，也要考虑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但是在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更重视的是国家、地方与民众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从地方与民众的角度由下而上观察的对国家的关系。而当进入这一领域的时候，确实产生了近代史研究的新观念、新风格与新面貌。当然，在肯定这一转移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偏重于“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的把历史分割为互不关联碎片的倾向，这一倾向的危险性在于使历史学的功能仅限于“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研究‘原料’”。⑩
二、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想活跃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的时候曾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改革开放初期以真理标准讨论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长期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带来了精神潜能的释放，为当代文化复兴进行了准备，也成为史学工作者走向精神自主的契机。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促使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活跃，这是近代史研究获得科学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是当代学术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在列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繁荣是与思想解放带来的近代史研究中的思想活跃密不可分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历史学面临社会转型和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曾遭遇了“危机”，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历史学一度受到冷落；而历史学本身在处理与现实关系上的重大而反复经历的教训及理论创新方面的“滞后”性，也制约了其正常的发展。但是，有的学者仅仅看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和对史学传统产生的消极作用，就武断地否定了中国传统历史学历来强调的“经世致用”、“鉴古知今”的功能，主张要进行学术范式的转移，认为只有以纯学术研究取代具有经世取向的应用研究，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取代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以“问题”的探讨取代“主义”的阐释，才能使历史学摆脱危机的困扰。
其实，在社会的巨大转型时期，历史学都遇到过这样的“危机”。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发表了著名的《新史学》，就是因为他发现欧洲之所以发达，之所以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而中国的传统史学则在研究方法上“能铺陈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即使对历史有所了解，也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11) 但是，他并不认为历史无用，而强调史学乃“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且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12) 梁启超有感于固有史学于时局无补，所以主张彻底改造，但他的批评针对的正是不关注民族与人民、不关心社会变化的倾向，他提倡的“新史学”的功能与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对立，而正是“新史学”的提出，导致了近代中国历史学活跃局面的出现。
30年前由改革开放导致的中国社会大变革，比梁启超那一时代的变革要深刻得多，影响也更广泛，对历史学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家主体意识、史学危机及史学发展趋向等问题的讨论，再次使史学研究领域活跃起来。许多人意识到：新时期的历史学更要关注社会发展，努力体现时代特色，研究关系人类与民族命运的课题，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来就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从中国史研究中独立出来的，所以，关注社会发展、体现时代特色对近代史研究来说更是其发展的根基。到了1990年代，在经济史、社会史日益活跃的基础上，关于建立什么样的新历史学的讨论再度活跃，这是在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后，对中国历史学进行的再思考，而梁启超的“新史学”此时再度受到关注与讨论。
改革开放大潮中的近代史研究，在把人们的关注目光引向思考社会大转型中的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促使历史研究者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关注社会发展，体现时代特色，关心人类与民族命运，要正确地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这一研究对象予以整体的把握。尽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将中国社会分成古代与近代前后两段有助于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但也存在人为地将中国历史与社会这一研究对象割裂的问题。已有学者指出：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区分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的标志固然没有问题，但中国社会的演变，则并非以此为绝对的界限。如将这一标志绝对化，就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研究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道路，近代史领域的思想活跃将困难重重。同样道理，对近代史研究对象的下限，也不应绝对化。
现在的人们已经接受了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基本认识，弱化了“现代史”的概念。但是在以前的近代史研究与教学中，1919年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界限的认识曾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之所以存在1919年的关节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后，接受了苏联历史学把十月革命作为划时代历史标志的分期原则，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意义。根据这一历史分期原则，所谓“近代”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而形成、发展的时代，而“现代”指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时代，是最近的，现今仍在发展中的历史阶段。以这一原则对照中国的历史，便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而将标志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影响时代主要方向的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现代史，同时以此划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人们再回头来看那一阶段的历史的时候，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近代中国认识的不断加深，如果将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打通来研究，更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近代历史趋势。于是近代史学界就是否“打通”的问题曾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3) 当时，也有人坚决反对将近代史研究的下限放在1949年，甚至将其批评上升到“客观上贬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的高度。
当然，如果将这一问题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际和建立不久的时期，在人们的思想还不可能立即从刚刚过去的动荡时代跳出来的时候，加上研究最近的、仍在发展的历史尚存在诸多政治、学术方面的障碍，“打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演进及人们视野的开阔，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划到1949年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胡绳在编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时候就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他认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明确主张将“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4)
改革开放后创刊的《近代史研究》把握了这一时代的演进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始终是注意“打通”的。胡绳同志在对该刊物发行第100期表示祝贺的时候，特地谈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15)
“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的时限的演变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始终关注时代的发展并与时代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近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的加深，“近代”时限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历史发展到今天，在经历了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摸索及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之后，回顾中国近代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出现了新的视野与角度。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曾讲了这样一段话：“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3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16) 这里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在一起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时间上跨越了1949年这一近代史研究的下限。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三个大体以30年为期的阶段，前30年是1919—1949年的民主革命阶段，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后30年是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阶段，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而处于中间的30年，则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从这一角度对历史做分析与概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后两场伟大的历史性革命的关联性：前一革命是为后一革命奠定基础，准备条件，而后一革命则是前一场革命的继续与其目标的实现。两场革命紧密联系，其相同之处在于：“一是革命的领导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二是都经过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并产生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前者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后者是改革开放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7) 在经历了后30年的发展之后回顾前两个30年，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人民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才有更深刻的理解：没有30年的理想追求和30年的艰辛探索就不可能有30年的成功实践。而从这一观察角度来看，研究中国近代史如果人为地割裂三个30年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将近代史研究的下限严格限制在1949年，显然已经禁锢了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近年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顺应社会的发展与需求，发表了若干看起来“超越”近代史下限的文章，其道理就在这里。其实，近代史研究既然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与国家、社会关系密切的问题，就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扩展视野，与时俱进。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下限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其继续向下延伸的趋势应当是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能够预料的。
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涉及理论问题的思想活跃，尤其表现在近年来关于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讨论上。仅以一直关注近代史研究领域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近代史研究》为例，除了曾发表过直接讨论“范式”的文章外(18)，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讨论中(19)，在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20)，以及在大量的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及历史过程的分析探讨中，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范式”问题。现在看来，“范式”问题的讨论对于活跃史学理论的意义是很大的。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应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受到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述的理论的启发，而库恩的“范式”针对的是科学运作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是指在某一时期内以一些特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体”所接受的方式存在的理论假设及应用方法。这一概念近年来由国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界引入后，也带来了对近代中国历史解释体系的讨论，即关于“范式”的讨论。不过，近代史研究在使用“范式”概念时需要注意：首先，作为解释体系，“范式”是对历史过程进行的“现代阐释”，与不受主观意志影响的客观规律并非同一涵义；其次，“范式”本来是以相对单纯的自然科学为对象，而库恩仍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此将“范式”应用于社会科学，特别需要注意其复杂性；第三，库恩虽然不否认科学与社会存在的紧密联系，但他强调社会心理因素而相对忽视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物质生产）对科学活动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
具体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讨论主要是指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的分析与概括使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的问题。由于在近代史学科形成之初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存在着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过程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的不同角度，加上在美国（或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界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发生过“范式”问题的争论，因此新时期的“范式”争论有比较复杂的历史背景。
诞生在民族民主革命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基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初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在后来“范式”讨论中的“革命史范式”。当时之所以建立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体系，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重大主题的回答，特别是对在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是致力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还是不顾时局的危险仍推进“近代化”、“西洋化”这一历史题目的回答。其实，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确实是近代以来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共同目标，只是在面对列强压迫的环境下，人们对通过革命还是通过改良实现现代化有相当不同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离开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离开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而从这一认识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建构起来的理论框架，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能够把握历史发展中的本质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立的这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阐释”，给中国革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号召力，其合理性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也是持久的。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历史学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进一步将阶级斗争的线索归纳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运动高潮，用“革命史体系”叙述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中国近代史。由于这是一种能够合理阐释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与时代精神极其吻合的理论“范式”，而且对于革命政党具有很强的资治功能，所以是革命时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框架的基础。即使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的初期阶段，这一理论“范式”的阐释能力继续存在。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有“粗糙”的缺陷；也由于资料的原因，当时的阐释比较偏重于革命史与政治史，而对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则论述不足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开始后，以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追求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努力，憧憬未来的浪漫激情代之以对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冷静观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转型，时代精神随之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主要的社会运动从原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转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前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掩盖的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现代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被突出出来。由于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成为主要的目标，开始有人提出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张。这一主张逐渐从理论上被加以系统化，形成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相对应的被称为“现代化范式”的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也同时出现了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加以分析阐释的讨论。
进行学术层面的“范式”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范式”是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过程的不同“现代阐释”，是对历史发展过程及传统从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进行的研究，是将恒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规律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自觉地、积极地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与要求。由于“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此“现代”已不是彼“现代”，“现代阐释”也会因应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社会需求，伴随历史过程的演进而调整阐释角度。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及社会变迁，无不与“革命历程”密切相关，革命进程、革命事业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基本趋势的根本因素，是规定社会本质内容的基本因素。人们对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予以更多的关注完全必要，十分合理。只有抓住了这一基本线索，才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重视“革命历程”的“现代阐释”，并不意味排除对“革命历程”之外活动的关注，事实上，只有对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北洋军阀、资产阶级等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才能全方位地把握历史过程的整体，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
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障碍已经被基本排除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即重视“现代化历程”的必要性，同样是时代的要求。在这一新的环境下，需要对“现代化历程”转换一个角度进行新的“现代阐释”，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这一命题。相对来说，这样的“现代阐释”弱化了“革命史范式”侧重于从政治史角度对历史发展的解释，而更重视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合理性的论证，关注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因为那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而在抓住这个中心主题进行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正视近百年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的“革命历程”，并应对其加以全面把握和准确说明，以厘清历史过程中的复杂线索。这样的思考同样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时期强调“现代化历程”的重要意义，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与现代化的不同认识与主张的讨论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相同，但并不是其直接的继续，因为时代大不相同，况且当时还不存在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
其次，将本来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概念引入社会科学，能够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保持其科学性，如何避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范式”讨论的深化，人们逐渐发现，虽然“范式”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理论框架，但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可以是多元并存的状态，某种“范式”并不一定否认其他“范式”存在的价值，并不一定具有排他特征。在自然科学中，有新范式与旧范式之分，有范式更新或扩散的不同，也有支配性范式与边缘化范式的差异，而在新的科学理论蓬勃发展的当今，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共存则越来越被强调，实际上并非总是“从一个范式跳到另一个范式”，只有缜密地追寻支持和反对的证据，才能保证科学探索的严格性。在社会科学中，的确更难说用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就能解释更多的事件，何况一个范式也并不容易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无论其在解释证据方面有多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被引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也是一样，事实上并不存在以一种范式完全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可能。既然“范式”作为普遍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对历史过程的“现代阐释”，所以一旦进入关于“范式”等涉及历史理论、甚至是历史哲学领域的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明确时间与空间范围，规范定义与讨论原则，即一是要对“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定义予以明确，界定内涵，二是对不同“范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概念予以规范，避免一些概念被“滥用”。当这些规范被确立起来后，人们会发现不同“范式”认识其实是并不存在“排他”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需要对“范式”讨论中的一些概念加以梳理。
例如，在“范式”讨论的初期，有的学者将“革命史范式”定位为“旧范式”，而将“现代化范式”定位为“新范式”，或主张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或认为应从“旧范式”转换到“新范式”。其实，一方面，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并不一定“新”，它与从革命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差不多同步发生；另一方面，在思想解放的时代，用“新”、“旧”这一褒贬含义鲜明的定语定位两种“范式”，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如果这里的“转换”不带有否定他者或者排斥他者的含义，当然是可以转换的，但如果具有否定对方或排他的含义，其科学性便也被打了折扣。
又如，“范式”既然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现代阐释，而“革命史范式”本身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因此“取代”是难以从学术角度予以科学证明的命题。尤其是在初期的讨论中，出现了借“范式”讨论来否定革命的“告别革命”论。这一理论首先给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戴上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帽子，视为与现代化对立的消极力量，进而认为如果近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和革命而只进行改良，现代化早就实现了。近代中国在实现富强之前是否需要首先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其实已经是无需赘言的了，而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简单地归结为“革命史观”也是错误的。唯物史观可以研究革命，也应当研究现代化；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没有革命不可能有现代化。将两者对立起来，那就不仅是非科学的问题，而是堕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中国学中的关于“范式”的讨论，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从革命的正面评价到否定革命的负面批评的转变，所以有的学者警告：国内关于范式的讨论是1960年代后美国中国学中具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的重新表述。(21)
中国新时期“范式”讨论的主流是积极的，这一性质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的，被认为是建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基础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战争年代不可能提出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发展观的理论架构。当中国的独立解放还是第一位任务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精力当然是考虑中国革命的进程。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更没有力量把握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而追随时代的变化，在大规模的斗争已经结束并进入建设时代之后，他们便开始思考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综合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重新给予历史定位，从新的视角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的问题。也许他们并没有直接置身于“范式”的讨论中，但是他们对“范式”其实是采取了很开放的态度。
例如，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于1973年开始动笔，1981年出版第1版。这一时期跨越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是改革开放尚在萌芽中的时期。所以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提出：“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22)，也就是说尚未进行现代化角度的思考。而到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1995年，胡绳同志在为同一著作所写的再版序言中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的意见：“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23)
又比如，刘大年同志在指出“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的同时，也强调说：“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他还特别在毛泽东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论断基础上提出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的问题，并回答说：“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当然，“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24)
上述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然没有直接就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发表意见，但其对中国近代史“现代阐释”的开放态度，足可以证明：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范式”的阐释，可以促使不同学术流派通过讨论发现自身的缺陷和纠正对方的不足，可以开阔眼界，避免研究结果的偏颇或误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广度的拓展和深度的开掘，对于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及理论思维的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关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和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更科学和更准确的说明，而并没有陷入在概念上的空洞的争论，确实是“前辈大家的一种智慧”。(25)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界在理论“范式”的讨论中逐渐发现：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追求近现代化的过程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取代以革命史范式对中国近代革命历程的研究，不能代替整个近代史。相反也是一样。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探索和不同“范式”的讨论，其实是社会转型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实际状况，提醒人们通过不同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而避免偏颇或误差。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范式”讨论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思想的活跃和研究方式多元并存的状态，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
三、改革开放与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世界、开始中外历史学界对话新时期的3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将中国历史真正放到世界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同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努力将近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这两个角度密切结合起来，这一努力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史的特征之一是中国与西方的接触、交流及抵抗，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受到的阻碍，均与同西方接触的历史密切相关。如何估价西方文明的作用，分析“先进文明”与“野蛮侵略”带给中国的影响，如何认识殖民主义的“建设”作用与“破坏”作用，这些问题在马克思研究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的统治的成果中均有相当多的论述，中外学者就中国这一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无疑会将经典论著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近代以来，从林则徐和魏源那一代人的“睁眼看世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世界的观察，稍后开始了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主张研究历史要探求人群之进化现象，反映了中国历史学家求变求新的要求，是对西学影响的一种反应。(26) 20世纪初，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27) 介绍到中国。从理论上说，这种交流与对话对于确立以世界为背景思考中国的视角，摒弃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引进海外中国学中的优秀成果，进而促进传统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结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过程也是曲折的，不平坦的。新中国初期，对外学术交流的对象主要为苏联学术界，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的交流均被中断。然而，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动态，却一直受到外国学者的关注。例如，费正清（John K.Fairbank）、刘广京、芮玛丽（Mary C.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早在1957年就分析评价了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由中国史学会主编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28)，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1961年主编出版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著作都有详细介绍(29)。这些相对来说并不缺乏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外国学者，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发表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19世纪西方的“中国热”可能是出于对“东方睡狮”的好奇，20世纪的“中国热”则意在窥探冷战中被封锁的中国的内幕，但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及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毕竟给中国学者以启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在中国学者看来，国外的中国史研究者常常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中国史学界在上世纪40年代创造出所谓的“朝贡体系”理论就在各国的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嗣后，日本学界以滨下武志为代表，在强调清朝中国的通商制度仍然是“朝贡贸易”的基础上，对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论中的“西方冲击”概念又进行了修正，认为当时来到亚洲的西方各国被收编进清朝的中华体制，又提出了“朝贡贸易体制”论。这些理论带来了国外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的活跃。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建立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反应”理论基础上的“朝贡体系”论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中国历史学界受到质疑，有的学者从传统朝贡体系与近代条约外交体系的矛盾角度对中国近代史乃至东亚近代史进行观察，从地域与时间的差别的角度看东亚受到外来压力的情况，强调东亚史的内在性和构造、基础的连续性，注重思考东亚各国在国际秩序重新组合过程中包括政府层面及知识分子与民众层面的相互影响，认为来自亚洲的冲击应比西洋的冲击更受重视。这就是在欧美及日本学界出现的中国中心取向，也就是被称为“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以中国社会史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而政治、外交史的研究则被冷落。有的国外学者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的种种理论。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根据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对中国乡村社会与城市化进行研究，在吸收中心地学说、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等级—规模学说及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状况，提出了分析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中国经济模式——“施坚雅模式”。近几年来，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对一些国家的中国学产生影响，妇女史、性别史、大众宗教、礼俗史、民族史、边疆史等新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出现，都和这些思潮有关。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受这些学术思潮的影响。现在海外所出现的对中国古代史学叙事方式的兴趣、对中西史学比较问题的关注、对公众史学的推崇、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的再评价等，都和发展中的史学思潮有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史学理论被大量引进中国学术界，涉及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年鉴学派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等，而此前中国历史学界对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理论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朝贡体系”论的阶段。(30) 新的理论虽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但客观上对开阔中国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促进史学理论的讨论也有积极意义，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发展的契机，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进入到挑战与机遇同在的复杂环境之中。因此，当中国的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再度向国外学术界敞开大门的时候，相互的了解与理解是最大的课题。
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国外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学者认识建立理论框架的重要性和突破实证研究方面的“缺口”。为什么外国学者针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能够大胆提出某些理论或模式而没有太多的顾虑，中国学者提出理论或模式则比较谨慎？外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理论框架与模式是否真的言之有据，无懈可击？(31) 当然，中国学者也需要在研究中国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保持主体意识，对国外历史学界的观点做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坚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发挥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这始终是中国学者所肩负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对一贯拿来就用的西方理论展开自觉而清醒的批判与反思。(32)
在经历了1990年代相对扎实的实证性研究阶段后，中国学者发现：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式或者理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有的模式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至少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对其结论进行修正；有的理论在提出的时候有史料运用不当和数据统计误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具体问题后才能够发现。由于外国学者充分利用中国历史资料的条件和能力有限，第一手材料相对缺乏，所以主要是将其模式或理论建立在较繁琐的理论推衍或逻辑推理上。但即使是在理性层面，其理论来源及该模式或理论本身的某些研究方法也值得质疑，所以那些模式或理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是有偏差的。在使用历史资料或文献方面，本土出身的中国学者当然比外国学者更加得心应手。历史学研究与某些学科研究的差别，在于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决不亚于对逻辑与理论思辨的重视。因为历史过程的生动性与复杂程度远不是任何理论架构所能完全概括的。无论设计何种精密的理论模式，都需要首先严格运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尽量全面完整地把握史料，进行艰苦细致的考证，舍此不可能进行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陈述和理论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以西方经验和西方诠释为唯一标准，而需要在引进西方理论解释模式的时候，建立起真正适合中国环境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建立中国风格，体现中国气魄。
《近代史研究》曾在2004年第4期发表了对“施坚雅模式”进行讨论的一组文章。(33) 其中王庆成先生运用经过长期调查与资料收集而积累的丰富的华北地区的史料，证明华北地区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一，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并无规则化的比率，不仅难以与施坚雅理论中理想化的“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假说吻合，更重要的是，施坚雅主张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的结论应受质疑。
当然，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相当大。尽管其理论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距很大，对历史的解释力有限，仍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那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对于该理论模式的解读仍然见仁见智，这是客观现实，本文在此不予置评。作者想强调的是：王庆成先生发表这一文章，表明在经历了1980年代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大量介绍、引进和学习的过程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盲目引进西方理论的教训后，关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本土化的话题越来越受重视。当社会越来越面对那些复杂而深层的难题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破解难题的具有较高解释力的理论的时候，唯物史观越来越展示了其强大的功能。正如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的中文译者之一史建云所说，王庆成先生那篇文章“可以说是极少数能够站在同等高度与施坚雅对话的论文之一”(34)。中国学者对施坚雅的理论或模式与中国历史的契合度进行的分析，即中外历史学者在近代史领域进行“同等高度”的对话，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产生于国外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式、理论框架应用于中国实际。《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发表那一组文章，目的也是提倡国内外学者间的对话，其实也是对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存在“文化霸权”观点的一种回应。
2007年，夏明方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讨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的文章。文章首先指出在以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的影响下，有些学者的研究逐渐走上了另一种新教条主义的道路的问题，因为“中国中心观”表面上看来是在彰显中国内部独特的历史发展动力，但是用以解构的武器却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理论。所以作者要“深入‘中国中心观’的内部探其究竟，从其理论自身潜在的逻辑矛盾入手而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解读”。作者指出：如果按照“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旦把近代中国纳入16世纪开始的所谓内发原生的近代化道路之中，凸显近世中国历史变化所谓的自主性和延续性，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会淡化外来冲击的影响，模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成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35) 当然，对于包括“中国中心观”在内的外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加以质疑并非自此开始，对于其中理论问题的探讨还有较大的空间。但该文章表达的要建立“真正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新范式”的意图，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与外国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时的心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成熟和深刻了许多。这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注重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建立社会发展研究的区域体系理论，注重寻求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应当说与来自国外的影响不无关系。中国学者正在近代史学科理论建设方面，针对西方史学理论对以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的理论提出的挑战进行挑战，这是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近十多年来，在中外历史学界的对话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新事物，那就是围绕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中外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有单纯在学者层面进行的，也有政府出面组织历史问题对话的，这一情况被称为“跨越国境的对话”。从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教师建立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2005年在三国共同出版了《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36)；日本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等与在日中国学者刘杰教授等成立“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2006年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37)，都是学者层面共同研究的结果。而经中日两国首脑达成一致，从2006年开始建立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机制，迄今为止进行的历史共同研究，则是政府出面组织的历史问题对话。另外，中国与韩国学者间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定期对话，日本与韩国政府间也在组织共同历史研究。
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问题的研究，其实在德国与法国之间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当时两国共同组成了就“德法关于欧洲历史争议问题”进行研究的“教科书联合委员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在2006年夏季出版了向德法两国学生推荐使用的共同高中历史教科书——《1945年后的欧洲与世界》，次年又出版了以两国更早期历史为对象的另两册教科书。这被视为到目前为止关于历史共同研究及教科书国际合作的最高成就。但由于东亚与欧洲的政治文化等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东亚各国间的历史问题并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有人对欧洲的这一经验是否适用于东亚抱有极大的怀疑。所以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学者间进行“跨越国境的历史研究”是更严峻的挑战。
跨越国境的历史研究与一般的交流对话的不同之点在于向历史学者提出了更深刻的“思维逻辑”的问题。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主体基础上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逻辑，与别的国家与民族的思维逻辑之间肯定会有摩擦与冲突，如果不能进入对方的思维逻辑中思考问题，就难以在摩擦与冲突中建立对话的空间，这是“全球化”趋势下对历史学者提出的新的考验。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的近代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不了解对方其实也很难了解自己。已有学者指出：“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只有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38) 至于发生在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由于存在政治外交、民众感情和学术研究三个层面，历史学者的责任是通过共同研究从学术层面进行冷静的分析，对政治外交与民众感情层面的问题予以积极影响。而在学者间进行的共同研究中，首先需要了解对方历史认识建立的“思维逻辑”，不了解对方的思维逻辑，甚至对这一问题根本不予理会，共同研究就难以取得成果。为了双方真正通过“认识的共同”而使历史问题得到解决，必须以“‘思维逻辑的共同’作为前提”。(39)
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过程，其实是对以往人们习惯的认识历史过程的超越。对于东亚地区的各国历史认识，都存在摆脱历史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过大而亚洲叙述比重较小的问题，另外也都面临处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地域史”的问题。在这里，“超越”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超越本国史而建立地域史，值得警惕的是被归纳为“同心圆史观”的做法，因为提出所谓“同心圆史观”的人，其实仍然是在强调以本地区为单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40) 那样的方法不可能在历史认识上实现“超越”。针对这一现状，有的学者提出的“地域视角”或“地域史观”具有建设意义。如有的韩国学者提出要从本国史的解体开始，首先废除国史的名称，将韩国史与世界史合一，思考“世界史中的韩国史”与“韩国史中的世界史”，而作为中间阶段，首先提出“东亚史”，或者再实际一些，先思考“中日韩三国关系史”。(41) 这些动向值得中国学者关注。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随着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进入世界体系，中国及其近代历史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而中国近代史研究将更加自觉地关注世界及全球结构中的中国。这是当前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对话十分活跃，促进相互了解与理解的学者层面的交流和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都在展开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共同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改革开放初期追随外来学术理论的“知识移植”，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象，而是在保持自身“知识系统”正当性前提下的平等的学术对话。中外学者都在思考如何超越本国的历史视角、建立面向未来和更宽视界的历史认识。在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过程中，中国学者将在保持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观点作出积极的学术回应，发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在历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相信这一轮的中外历史学者的对话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成果确实令人感到兴奋，当然也不能不看到仍然存在的问题，如体现时代主题的研究需要关注；具体研究和理论思考的辩证统一值得重视；研究的“区域化取向”容易产生“碎化”趋势，割裂历史演进的整体性，等等。但30年来的进程也证明：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是科学研究创新的原动力，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定会使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学术主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
注释：
① 参见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刘大年：《历史与现实》，《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③ 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④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新写法、新史识、新论断》，2007年5月28日《北京日报》，第20版。
⑤ 徐秀丽：《与时代同行——〈近代史研究〉30年》，中国史学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论文（2009年4月，石家庄）。
⑥ 光明日报史学编辑部：《老树新花香益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史学发展繁荣中的“光明史学”》，2009年1月6日《光明日报》，第12版。
⑦ 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⑧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⑨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 ［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11)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12)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13) 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曾说“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并以荣孟源在1956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为例。
(1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5) 胡绳：《祝辞》，《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纪念号（1）（1997年第4期），第1页。
(16)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第3版。
(17) 石仲泉：《三个30年与两场伟大革命》，2008年11月26日《解放军报》，第6版。
(18) 如《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曾发表吴剑杰的《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2005年第1期曾发表张海鹏的《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2007年第1期曾发表夏明方的《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同年第2期又发表了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
(19) 张海鹏：《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0) 如《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曾发表刘振岚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讨论述评》；1996年第4期曾发表陈金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1998年第6期曾发表陶季邑的《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与陈金龙先生商榷》和张庆海的《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等文章。
(21) 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83页。
(2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第4页。
(23)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胡绳全书》第6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4) 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25)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2006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7版。
(26) 也有些学者分析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渊源，认为他借鉴了日本历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发挥，可见中外学术对话的意义。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7) 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8) John K.Fairbank and Mary C.Wright,“Documentary Collec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troduct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17,Issue 1(Nov.1957).
(29) 朱政惠：《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年第4期。
(30) 这一理论曾长期影响了中国历史学界，许多研究著作的理论架构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历史教育也多以此作为中国传统与近代政治、外交史的分水岭。
(31) 当然，也不能说外国学者都热衷于理论推理，如有的外国学者也提醒人们不要落入所谓理论的“陷阱”，而强调自己关注理论是想“通过与理论的联系和对话来构造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概念”，也就是说将其理论探讨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参见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32) 有的学者因此而反对历史学建立理论，甚至“不信任现有一切史学理论”，似大可不必。参见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3)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4)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71页。
(35)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一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6) 《面向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发行12—13万册，日文版发行7万册，韩文版发行5.5万册，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37) 《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文版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38) 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9)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第64—65页。沟口雄三先生在谈到中日韩三国历史认识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是日文汉字“文脉”，与汉语中“文脉”一词涵义不同，故译为“思维逻辑”。
(40) 曾担任台湾“教育部长”的杜正胜为了突出所谓的台湾的认同，提出所谓的“同心圆史观”，见杜正胜《一个新史观的诞生》，《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但正如有学者批评的：这不过是强调台湾的“单中心”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实质上是与中国大陆保持距离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步骤。见王晴佳《当代台湾历史论述的双重挑战》，《思想》第2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6月版，第120—121页。
(41) ［韩］白永瑞：《为构筑东亚和平而读史：几点建议》，韩国《黄海文化》2004年冬季号；《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号；《东亚的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思想》第3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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