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民粹主义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性质论文,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梁漱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像19世纪的俄国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之也有着产生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如果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各种观点歧异的建国理论，相当大的一部分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而这又以梁漱溟的的乡村建设理论尤为突出。可以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民粹主义。列宁“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即“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面主要就这三个方面对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和性质展开论述。
一
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提出来，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民粹派就宣布这个发展是后退，是错误，是走出了仿佛为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了的道路、仿佛为历代基础所视为神圣的道路等等。”（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梁漱溟在感情上也像民粹派那样对西方资本主义持厌恶态度。他认为“近代的西洋文化是人类的一幕怪剧”。它带来了贪婪与残酷，并导致了猛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它在国际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最近的将来又要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洋近代文化虽然殊见精采，值得欣赏，“然而不免野气的很，粗恶的很”。他对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求索过程一概予以否定，以为是“屡试无效，愈弄愈糟”。他指出：“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即“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然而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之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6—10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因为西洋的政治制度或是习惯，较之于中国民族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为粗浅，为低下，现在已经开发出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使之再回转过来”。（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2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凡以中国为未进于科学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科学；凡以中国为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德谟克拉西。同样之理，其以中国为未进于资本主义者，昧矣，谬矣！中国已不能进于资本主义。”（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02 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中国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
中国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但应该指出，梁漱溟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不是所谓中国的民族精神不合于资本主义，印度、日本同为东方民族，难道他们的民族精神却又偏能合于资本主义？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主要地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发育不良软弱无力造成的。并且，资本主义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不适合，而是条件不具备。正像19世纪的俄国一样，与其说中国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缺乏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正是民粹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既然往西走“此路不通”，那么出路在哪里呢？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国的梁漱溟都强调了两国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构想了一个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俄国的民粹派认为，俄国与欧洲的国情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们也要为俄国寻求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们说：“我们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我们不曾有过欧洲式的生活。欧洲的不幸，欧洲的绝境对于我们是教训。”（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民粹派鼓吹的所谓俄国不同于欧洲的独特道路，是企图在俄国业已消亡的村社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列宁说：“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加以理想化等等。”民粹派“不顾一切地要把我们的农村看作某种特别的东西，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时期中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其他农村的制度根本不同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他们认为，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俄国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认为通过村社走向社会主义可以使俄国“利用人类文明的一切纯洁财富，避免沾染其弊端，超越欧洲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9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古老的村社制度‘吸收好东西’”，“避开欧洲老婆婆所经过的危险道路”。（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甚至为人类文明开辟新的道路。“如果全世界通过我们的生活获得明显的证据，证明社会各阶级的不协调不是天然的必然性，而是世界文明的人工产物，那么不仅我们的斯拉夫邻国，而且全世界都会好奇地注视我们”（注：《俄国民粹派文选》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正如俄国的民粹派强调俄国的独特性那样，梁漱溟也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社会。“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方人”。“他的路子与西洋人本不相同”。（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20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如同民粹派将村社加以粉饰和理想化一样，梁漱溟也将中国社会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如果说民粹派强调村社制度是俄国独特的社会结构的话，那么梁漱溟也找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即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这也与西方社会有本质的不同。梁漱溟指出：“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谊；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个人，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而伦理发达的中国社会正好与之相反。“人生将始终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既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阶级利益的冲突，只有“情谊关系”、“义务关系”，讲“礼让”，重“不争”。并且，由于中国伦理本位的文化特征是散漫，不便形成阶级竞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绝大部分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土地不能形成垄断；遗产由诸子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不能形成资本垄断；有一套官吏选拔制度，政权缺乏阶级分界而向大众开放，人人都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所以不能够形成阶级的对立。中国的工人、农民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可以自行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在职业分立的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167—17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从这种夸大了的、美化了的国情出发，梁漱溟设计了一个以传统社会结构为基础，从欧洲文化中吸取某些因素的独特道路。像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失败是俄国的幸运一样，梁漱溟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失败自然是文化的失败，西洋的胜利自然亦是他文化的胜利”，但同时又认为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既是中国的不幸，又是中国的大幸。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遭到了失败；幸运的是，我们有了走向新文化的契机。“我们今日的苦痛正在此，然而未来的幸运也在此”（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57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将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创造新的文化，铸造新的文明。梁漱溟以为这条道路就是他的乡村建设之路。具体地说，在政治上，创办“乡农学校”、“研究所”，建立“乡村自卫组织”，合行政、教育、武装于一体，重建农村的社会秩序，由一乡一县扩大到全国。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从乡村生产力购买力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逐渐以合作的路，达于为消费而生产，于生产社会化的进程中，同时完成分配的社会化”，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中国人也因此而创造成功一个新的文明。这一新的文明，“既不是过去中国乡村文明，亦不是近代西洋的都市文明”。这种新文明的中心在城市，但重心在农村，避免了西洋文明“重心寄于城市”所造成的“危而不实、偏而不正”的病态，“仿佛矫正了西洋近代以来偏欹形态的人类文明，而成为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5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三
俄国的民粹派曾以俄国的“救世主”自居，矢志要救俄国农民于水火。他们抱着天真的幻想，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满以为只要他们走到民间，农夫们就会随之揭竿而起，顷刻间推倒沙皇政府。他们对于社会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的联系。”（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越出轨道’的力量。”（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他们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可以拯救俄国人民的命运、改变历史道路的力量，而把群众看成是只会模仿英雄人物的“群氓”、英雄塑造历史的工具。列宁说：“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注：《列宁选集》第1 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尽管他们对“到民间去”运动显示了高度的热情、无私的献身精神以及对苦难农民的真诚热爱，但俄国农民并没有群起响应，而是既不了解他们，也不支持他们。“到民间去”的运动不能不因此而告失败。
与俄国的民粹派一样，梁漱溟也极力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而群众只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创造历史的材料。“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必凭借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212—21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不是把群众当成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当成需要圣贤去拯救的对象。他说：“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因此知识分子要成为乡村建设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我们要有眼光的看准方向去推动社会；不能等着内地乡村没有眼光，没有方向的农民去瞎碰瞎摸。”为此，他提出，要在农村设立推动设计机关。“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这个机关非特别提出来不可；因为现在的农民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因循、迂缓、不知注意。”（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5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且，梁漱溟极力夸大乡村建设的作用，把乡村建设看作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的觉悟”。像俄国的民粹派自认为他们是俄国的救世主，发出“到民间去”的号召一样，梁漱溟心存圣贤济世救民的慈悲情怀，也将自己看成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救国英雄，也发出“大家一齐回乡”的号召。以为“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注：《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53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尽管他抱着复兴农村振兴中国的良好愿望，走出书斋，实地下乡，表现了埋头苦干精神，但中国农民同样是既不了解他，也不支持他。他不得不承认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热闹了好几年的乡村运动，都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讲，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7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四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也有不同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理论，而民粹主义却主张暴力革命。俄国的民粹派是革命派，他们尽管在革命的具体策略上有歧异，但在用武力的手段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把俄国从强盗和恶棍的手中解救出来的革命目标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为此不畏牢狱和流放、流血和牺牲。梁漱溟虽然也说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是革命的理论，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却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认为，中国不存在革命的前提。具体说来，有三大原因：第一，阶级基础难。无论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第二，革命对象难。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都不能成为革命对象。第三，理论统一难。梁漱溟以1927年后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为依据，断言在中国进行革命没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基于以上理由，梁漱溟宣布：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第二个不通的路，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第二，乡村建设理论有着比民粹主义更为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俄国民粹派在政治上是革命派，而在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极力反对欧化俄国。列宁指出：“启蒙者的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愿望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成其为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愿望。 ”（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梁漱溟也对西方文化持否定态度。但如果说民粹派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主要地表现的是一种情绪、一种愿望，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系统的文化理论基础，体现了比民粹派健全得多的理性精神。梁漱溟自称曾倾心过西方文化，但中西文化的冲突使得他疑心西方文化是否适宜于中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和思索之后，他最终做出了自己的决断，即“扫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3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记录。他说，西洋的那一套新玩艺在中国“屡试无效、愈弄愈糟”，弄得国将不国。究其原因，就在于抛弃了自家的根本精神。“凡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我们几十年愈弄愈不对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是为西洋的把戏所骗；殊不知西洋戏法，中国人是耍不上来的”。 （注：《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1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以世界文化的某些表象为依据，建构了文化发展的三路向说，形成了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认为世界文化有三大路向。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走第一路向；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走第二路向；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走第三路向。梁漱溟说，人类文化之初，各民族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也曾走过第一路，但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的路提前走了，因此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所以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然而西方文明走到了尽头，它势必折入第二路向，走中国文化之路，“世界未来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中国人再也没有回过头去走第一条路的必要了。而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乡村建设之路。以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作支撑，就使得乡村建设理论比俄国的民粹主义的保守倾向有更强的说服力。
五
列宁认为，民粹派以农民的眼光观察事物，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是与在现代社会其他阶级中占居中间地位的小生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注：《列宁选集》第1 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同时也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探索。我们可以说它浸染着浓厚的道德主义色彩，显现出浓重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但决不能说它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不可否认，乡村建设理论虽然对当时的政治秩序主要起辅助和维系作用，诚如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不过是旧日豪绅政权之变相，只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梁先生的外衣而已。”（注：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5年。）但这不是乡村建设的本意。他虽然反对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确立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但他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和土地问题。“在举世闹着倾销问题互相以邻为壑的时候，他们一国一国都竖起关税壁垒，然在中国境内不独没有关税壁垒，而倒有外国的领事裁判权、国内设厂权、内河及沿海航行权、租供地、割让地、势力范围等等。这许多的枷锁不除去，工业生产又如何能振兴？”“我非想避免国际战争；反之，我深信经过国际大战后，这些问题大半都可解决。在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环境的根本。”这就需要乡村建设。“乡村建设是我们在国际大战前最好的准备功夫！”（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55—556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也明确表示他不反对解决土地问题。他说：“土地问题，在我们成天说农民讲农民的人安得不急想解决？可是够上负责来解决这问题的政府还没有。……我只是想怎样建立起那确能负责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权。”（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5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主张“从土地的合作利用（一种利用合作社），达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农业经营的合理化”（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31—53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他以为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上与共产党人没有根本区别。他说：“我们认得中国问题的整个性，我们要求总解决，而绝不在现状下求办法；他们反帝、反封建，我们正同样地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军阀问题、土地问题之解决。”（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9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针对人们的误解，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运动，“表面上是没有直接反帝反封建之行动的，然而正非不‘反帝反封建’，力量培养起来，随时可用以反帝反封建；且在培养中即含有反帝反封建在内了”（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9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态度表明，他并没有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所以，梁漱溟代表了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国的梁漱溟都怀着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恐怖而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他们根本看不到资本主义在落后的东方国家的进步性质。因此，尽管他们认识到各自国情的特殊性，认识到必须重视本国国情走具有本国特点的独特道路，但是他们对于国情的认识是不准确的，他们夸大和美化了他们所看到的特殊性，他们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是不切实际和有害的。空想的理论终究要产生消极的后果，俄国的民粹派沉醉于乌托邦的幻想，不顾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拼命反对资本主义，不能不与封建地主富农阶级同流合污。梁漱溟既然反对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那就不能不与封建势力站在一起。正如梁漱溟本人在检讨乡村建设运动破产原因时所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注：《梁漱溟全集》第2卷第58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不能不引起农民的反抗。“以乡村建设之机构，转而用为破坏乡村之工具”。从建设乡村的良好愿望出发，终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乡村建设运动不能不宣告破产。这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付诸实践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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