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绿色管理研究述评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启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境问题是与工业化过程相伴而生的，绿色管理理论随着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运动兴起而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我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在GDP中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环境负荷。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积极主动的绿色管理战略有助于缓解工业化对环境的压力。目前国内对环境管理的研究大多数从环境科学的视角，虽然企业在环境问题上需要环境技术创新，然而面临更多的是管理挑战，因此，亟待对企业绿色战略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回顾了国外绿色管理战略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的绿色管理战略研究的方向。
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兴起及西方企业环境管理思想演变
绿色管理问题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环境和社会运动，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发表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唤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国际社会对“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和社会解体”展开了广泛讨论。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基本上达成比较一致的看法，即经济发展可以不断地持续下去，但必须考虑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最终依赖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报告第一次明确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理论界对生态环境的讨论逐渐发展到对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西方企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态度及其响应，从对环境法规的抵制到逐渐转向遵守甚至采取高于现有环境规则和标准，其环境管理思想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Starik & Marcus，2000)：
1、“绿色组织”问题兴起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现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运动中，公众逐渐认识到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虽然一些学者提出重新界定企业角色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不利，他们主张回到严格的成本-收益框架中，只投资于能够在经济周期中得到回报的环境管理活动(Walley & Whitehead，1994)；但仍有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性地界定企业在经营时的社会角色进而引发了对企业生态责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企业需要从主要依靠技术手段解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问题的技术中心范式向更加重视自然环境的可持续中心范式转变(Gladwin et al.，1995；Hart，1997)，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都未述及如何建立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型框架。在实务上，这一时期大多数企业采取不遵守环境管制的对抗性策略，仅有少数企业开始采取主动型环境行为，如3M公司采取了3Ps环境计划(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 program，3Ps)，Dow化学公司的废弃物减量计划(Waste Reduction Always Pays，WRAP)，这些项目为企业节约了数亿美元。
2、反应型环境管理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迅速变化、日趋严厉的政府环境管制，企业改变以往忽视甚至抵制环境法规的态度，开始采取各种反应型的环境管理模式：发布书面环境政策、报告，承诺遵守环境法规，设立专门环境管理人员和处理环境事务的部门，与环境利益集团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等；同时，环境因素也开始在资本投资决策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北美和西欧公司虽然不得不遵守环境规则，但仍然只是将环境管理视为增加成本的行为；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公司认识到废弃物减量能节约资金。80年代后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企业在取得环境绩效的同时，通过污染预防使生态效率得以提高，此外差异化绿色产品的开发也使企业获得了竞争优势。少数在环境管理上的领先企业甚至开始在全面质量管理框架下实施主动型环境战略，并在生态问题上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了新型关系。环境管理研究对象集中于石油化工等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汽车、钢铁、造纸和水泥等基础制造业。环境哲学、社会科学、环境技术和经济学的成果被拓展至管理学理论和实践领域并初步形成理论研究框架。
3、主动型环境管理模式
20世纪90年代，环境监管措施和标准更深入而具体并从国内延伸至全球范围，企业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受到国内外更加错综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压力。许多企业采取措施减少资源浪费和污染，积极寻求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主动型环境管理方法-如产品生命周期分析、为环境设计、环境会计、清洁技术等。90年代初期，许多美国公司采取了废弃物减量计划，并自愿实施内部环境审计。90年代中期以后，环境管理的研究开始从国家间环境管制差异对直接投资的影响等宏观层面转向更微观的企业层面环境行为分析。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敏感性企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的环境战略和非制造性企业的环境管理均成为环境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制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国公司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进一步丰富了环境管理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企业绿色战略的选择和影响因素、如何利用绿色战略提高企业竞争力等问题。
总体而言，西方企业环境管理在管理模式、对环境问题的观念、环境管理的范围、解决方案及参与的组织等方面的演变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如表1)。
企业绿色管理战略含义及其分类
ISO14001(2004版)中的“环境”是指组织运行活动的外部存在，包括空气、水、土地、自然资源、植物、动物、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管理体系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EMS)是组织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用来制定和实施其环境方针，并管理包括组织结构、策划活动、职责、惯例、程序、过程和资源在内的环境因素。学术界对绿色管理和绿色管理战略概念虽然存在不同的界定，但内涵基本趋于一致：绿色管理或环境管理是企业把环境保护的观念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以及从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控制污染和节约能源的程度，以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绿色管理战略是指企业处理经营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时的行为模式。对环境管理行为的长期计划以及与企业其他决策行为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企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定位，也构成企业的绿色管理战略，即企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战略性导向以及如何利用生态问题作为战略性工具。具体而言绿色管理战略涉及企业遵守环境规则的行为以及为减少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自愿性行为。最初对企业绿色管理战略的分类都应用了较早由Carroll(1979)和Wartik和Cochrane(1985)设计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这两个模型中确定了企业解决社会责任问题的四种通常模式：反应型、防御型、适应型和主动型；反映了在战略形成和实施上，企业对社会问题关注程度逐步增强，此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企业绿色管理战略进行了分类。在Aragon(1998)的研究中纠正性手段(corrective measures)即传统的末端治理的方法，而预防性方法是采用现代污染预防技术，例如将全面质量管理方法运用于自愿性污染治理。Winn和Roome(1993)按照企业对环境挑战的反应，划分了跟随者、服从环境法规者和优秀者三种环境保护战略，反映了企业对生态问题的积极性程度。Ilinitch等(1998)将企业环境行为区分为过程和结果两种手段，前者是指企业环境管理组织体系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是形成企业对环境问题的管理解释的组织情境，影响环境管理的形成；后者是企业服从管制的程度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度。在环境管理文献中采用更多的是Sharma (2000)、Hart(1995)以及Christmann和Taylor(2002)等人的分类方法(见表2)。
1、服从型和自愿型
Sharma(2000)按企业对环境规则遵守程度对环境战略进行了一般分类：服从型环境战略和自愿型环境战略。前者是指遵守环境管制规范并实施标准化的环境行为，后者是尽量减少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遵守规范。自愿型战略包括对环境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法以及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参与政府发起的自愿环境项目，或直接与客户合作提高环境绩效等。
2、末端治理、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可持续发展
企业战略只有在得到特定能力支持时才能产生竞争优势，Hart(1995)由此构建了基于企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区分了四种绿色管理战略：末端治理、污染预防、产品监控和可持续发展，并指出由于路径依赖和嵌入性，不同战略阶段是相互联系的；环境战略各阶段之间的转换需要企业特定资源的支持，只有经过资源的积累和演化才能使绿色管理战略从较低层次发展到更高阶段。
3、主动型、适应型、防御型、能力构建型和反应型
Christmann和Taylor(2002)根据绿色管理重要性和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水平，区分了五种绿色管理战略：主动型、适应型、防御型、能力构建型和反应型。这一分类方法的贡献在于，强调自愿性环境保护组织对绿色管理的影响，对企业如何通过绿色管理构建竞争能力提供了理论框架。
实质上不同绿色管理战略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已有研究在绿色管理行为的评价方法上也存在差异。Henriques和Sadorsky(1996)界定的“生态响应型企业”是指在处理生态问题上具有正式计划的企业，他们认为生态管理计划的形成是绿色管理的重要必备条件，因为生态管理计划是在向外界传递企业已经采取某些环境行为的“信号”。而Bansal和Roth(2000)的模型中生态响应不是指企业“应该做什么”，而是指为减轻企业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实际采取了何种行为。
企业绿色管理战略影响因素研究
企业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压力、解决环境问题时资源可利用的程度、对环境问题的管理解释以及组织和个体的生态价值观等企业特定因素促使企业采取不同的绿色管理战略；而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全球化、所处行业等也影响环境管理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社会学和跨国公司理论被广泛应用来解释企业绿色管理战略选择，研究方法包括绿色管理战略理论模型、案例和实证分析，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以及石油、化工、造纸等环境敏感性行业的环境保护行为成为关注的焦点。
1、利益相关者压力
Hoffman (2001)指出最有可能影响企业层面环境行为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和监管机构，消费者，供应商，员工，股东，金融机构，当地社区和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竞争者，媒体。企业为解决环境问题需采取环境战略以符合利益相关者预期-提高环境绩效获取环境合法性从而提高财务绩效。因为并非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战略影响都同样重要，组织会使用不同战略应对利益相关者，辨识关键利益相关者就成为企业环境战略形成的重要步骤。
根据制度理论，管理决策受到强制、模仿和规范同型性三种制度机制的强烈影响。首次利用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是Jennings和Zandberger(1995)，他们的研究指出，强制力是环境管理行为的主要推动力，在相同场域中的企业由于受到相似制度力量的影响，同一行业的企业往往实施相似的行为。Henriques和Sadorsky(1999)认为组织和社区的压力会促使企业采取主动型环境战略，而反应型战略与监管机构和媒体压力有关。Buysee和Verbeke(2003)的研究也发现，主动型战略更多是源于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如员工、股东)而不是外部客户、供应商的压力，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该研究中的样本公司为中间产品生产商，它们很少与最终客户接触。Child和Tsai (2005)分析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的环境行为时，对传统制度理论解释企业环境管理行为提出质疑：在跨国公司和制度机构相互关系中，虽然制度机构享有不对称的权力，但二者并不是单向的对立关系，而是双向合作关系；制度更具开放性、更易于接受企业战略行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力量”和“战略选择”为东道国提供技术资源支持以影响规则的制定，双方在绿色管理上的合作仍然是双赢策略。
2、资源、能力等企业特定因素
尽管存在制度同型性压力，为什么在同一产业内同一场域中的企业会采取不同战略？也就是说，制度力量是如何导致了产业内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绿色管理行为？为什么有些企业采取高于管制标准的环境管理行为而另一些企业则仅仅服从管制？在制度理论之外，竞争能力理论和组织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企业实施环境管理的能力和可利用资源的冗余程度等企业特定因素对环境管理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首先提出企业可以在绿色管理战略中获得竞争优势的论点。从动态的观点看，企业的绿色行为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创新绿色管理可以提高生态效率并抵消因改善绿色管理产生的成本。Klassen和McLaughlin(1996)发现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相关性，支持了可以通过成本收益之外的因素获得竞争优势的观点，但他们的研究并未分析企业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Hart(1995)从资源基础观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上述研究中没有打开的“黑箱子”：企业战略只有在得到特定能力支持时才能产生竞争优势。绿色管理通常难以与企业其他经营活动相分离，例如，全面质量管理要求企业的生产过程不应产生时间、精力或原材料的浪费；污染预防与全面质量管理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如果企业不具备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流程，污染预防的实施就会存在障碍。污染正是某种形式的浪费，需要在追求质量的过程中予以消除，从而形成全面质量环境管理(TQEM)。
Sharma (2000)指出管理人员对环境管理战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可支配资源的影响，这些资源包括：技术、管理技能、预防污染的综合环境能力、持续创新、利益相关者关系等；大型企业由于具备相关资源和能力，更有可能采取主动型环境行为，企业规模与主动型环境战略正相关。尽管环境行为的决策必须在经济上是合乎理性的，但是只有当企业有能力承受高水平的环境行为时它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Buysee和Verbeke(2003)也发现企业如果要转向更高水平的主动型环境行为，需要与之匹配的资源。Christmann(2000)进一步研究并指出企业获得环境管理所产生的成本优势其前提条件是存在互补性资产，生产流程创新和实施能力正是绿色管理“最佳实践”中取得成本优势的互补性资产。在Delmas和Toffel(2004)的理论模型中，企业对制度压力的感知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行动的函数，同时还受到企业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已有环境绩效，企业竞争地位，组织结构等，企业为回应所面临的制度压力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战略。
Hoffman (2001)认为组织行为不仅仅受制于场域压力，还应考虑组织的动态性。在国际化和多元化经营时，管理人员需要对相互冲突的制度压力进行优先取舍。管理人员会依据组织已有的历史和文化将环境管制压力过滤并予以解释，Hoffman为在制度理论框架下研究企业的环境行为开辟了新视野。Aragon和Sharma(2003)整合了权变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分析企业总体经营环境如何影响动态、主动型环境战略问题。只有与其他战略性管理和生产流程开发相结合时，以投资于污染预防技术而不是污染控制为特征的主动型环境战略才能同时带来环境和竞争能力的改善。根据权变理论，总体经营环境中的特定因素，如竞争对手的环境战略、防污技术的重大突破、环境保护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利益相关者生态环境观的多元化都会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影响。企业应根据其对环境战略重要性的考虑和现有资源和能力开发最有利于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战略。
3、对环境问题的管理解释、组织和个体的生态价值观
环境管理行为不仅受组织价值观影响，还与组织中个体成员对环境活动的参与、价值观和信仰等紧密相关。Del Brio等(2001)认为高层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支持和承诺对于主动型环境战略具有重要作用，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关键问题并不是高层管理者对环境行为的支持，而是管理者的信仰、期望和理念可以促使公司实施环境行为。如Sharma和Verdenburg(1998)以及Sharma(2000)指出企业环境活动和战略选择取决于管理人员将环境问题理解为机会还是威胁，他们假设面对同样的压力时，管理人员对同一环境问题的感知不同，导致不同的环境行为。因此，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影响不仅在于压力的特征和强度，还取决于它以何种方式被理解。具有环境意识的管理人员更易于接受外界对环境行为的要求，在环境问题上听取意见。Bansal(2003)发现个体成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组织价值观是企业对环境问题响应的必要条件，会影响企业对环境问题响应的范围、规模和速度；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或招聘具有环境意识的员工来改善环境响应能力。“领头羊”(champions)对环境管理具有积极作用，如果没有“领头羊”式人物对环境问题进行辨识和推广，组织在环境管理上的创新活动通常只能停留在最初的构思阶段(Andersson & Bateman，2000)。
4、在供应链中的位置
由于环境行为具有不易于被观察的内在性特征，供应链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环境行为存在差异。中间产品生产商不直接与最终客户接触，因而面临较少来自客户的绿色管理压力。这也意味着中间产品生产商和原材料的供应商能够掩饰许多客户不能辨识的、隐藏在商标之后的经营行为，即客户的压力对供应链上游企业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因为他们关心的是对最终产品的要求，而处于下游的产品制造商以及销售商需要面对“绿色消费”的压力。Arora和Cason(1995)发现因为最终客户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绿色消费促使企业向主动型环境管理转变，尤其是与最终客户密切接触的企业。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了解和意识到对产品的消费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他们可能会要求企业提高生产的环境绩效，并愿意为环境友好型产品支付额外价格。如果企业环境声誉不佳时，消费者会通过抵制产品而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形下， “绿色营销”成为提供差异化绿色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手段，如使用绿色产品标签、广告宣传产品的绿色效应等；而“绿色采购”能够过滤掉一部分环境违规行为：绿色供应链下游企业往往通过在原材料采购时，对供应商进行环保资格认证，将绿色标准延伸至供应链上游以减少自身的环境风险。
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环境战略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对生态环境产生更深远的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环境行为成为环境管理研究的热点。国际管理和跨国公司理论被用来分析跨国公司的全球绿色战略及其在东道国的环境政策。虽然早期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会利用各国在环境管制上的差异，将不清洁生产转移至发展中东道国，使之成为“污染天堂”，但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相反，跨国公司环境管理实践表明，面临日益复杂和严厉的利益相关者压力，跨国公司逐渐在全球范围实施统一的环境政策，越来越多地对其环境行为进行自我约束(Dowell，Hart，& Yeung，2000；Christmann & Taylor,2002)。
跨国公司绿色管理研究的从最初对东道国环境影响的讨论，逐渐发展为分析跨国公司如何在现有全球战略框架下，采取既有助于减少环境影响又能产生竞争优势的绿色战略，以实现包括环境、经济和社会绩效在内的“三重底线”目标。Rugman和Verbeke(1998)在企业特定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架构下(FSA-CSA configuration)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营环境中的绿色能力问题，跨国公司面对政府环境监管压力会采取四种不同的对策：将生产向海外转移、使东道国成为污染天堂、进行环境创新、采取战略性环境政策。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对Porter的“环境规制能够诱发企业环境创新”的假设提出质疑：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双赢”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到本土企业在绿色壁垒中获得的贸易保护以及环境规制与企业资源和能力的匹配。
在分析跨国公司环境战略全球化和当地响应的影响机制时，Christmann(2004)区分了跨国公司全球标准化环境政策的三个维度：在全球范围设定环境绩效最低标准、对全球环境运营政策标准化和全球环境沟通内容标准化。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跨国公司全球环境政策标准化的不同维度产生不同的压力：政府迫使跨国公司在内部采取高水平的全球环境绩效标准；行业协会影响跨国公司全球环境运营政策标准化；来自客户的压力要求环境沟通标准化。此外，跨国公司其他职能战略的全球化和子公司对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的依赖程度也影响到全球环境政策。从跨国公司理论的视角，Sharfman等(2004)认为跨国公司的环境行为是对全球压力而不是对某一特定国家当地管制的响应。采取全球战略不是高水平环境绩效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这与Christmann和Taylor(2001)的观点一致，即全球化增加了制度和社会压力，促使企业即使在面对宽松环境管制和实施力度时也会超出当地要求。
结束语
企业绿色管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的重要领域，融合了环境经济学、制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跨国公司理论、资源基础观等相关理论，不仅在绿色管理的动机、绿色管理与竞争优势的取得、绿色管理战略选择等研究领域获得了丰富成果，也拓展和补充了传统管理理论、制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内容，已有研究的局限性也为未来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提高企业层面的环境管理水平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基本保障。我国企业绿色管理研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西方企业绿色管理研究为我国绿色管理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启示：
1、建立于西方企业环境监管模式上的绿色战略和环境绩效理论模型适用性问题
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缺乏完善的环境监管规则或有效的实施机制，而且受到资金、技术、人力资源以及较弱的环境意识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工业化国家企业在绿色战略选择和影响因素上必然存在差异。此外，由于缺乏环境信息披露和沟通制度，只有部分企业需要对特定监管部门报送环境管理信息；西方国家污染物排放公开数据库(如美国环保总署的有毒物质排放目录TRI)这类信息在发展中国家不易获得。虽然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编制并发布专门的年度企业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但这一做法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普遍。在缺乏统一环境绩效测度方法的前提下，目前仍然主要根据被访谈对象自我评价的主观性方法，辨识企业对环境的态度和环境绩效。而“生态责任”问题的高度价值取向性，使得这一方法不可避免会导致研究结论受到响应偏差的影响。
2、跨国公司绿色管理研究中对发展中国家子公司的忽视
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问题最初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因此现有绿色管理主要是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绿色管理行为。虽然随着全球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环境行为成为新的研究领域，但研究视角仍然是基于跨国公司母公司的环境战略，发展中国家子公司和本土企业在绿色管理中的战略主动性较少涉及。这与当前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演变中，对子公司重新定位的战略并不一致。绿色管理作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重要方面，对参与全球价值链所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构建都意义重大。
3、非环境敏感性行业、非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绿色管理研究
化工、造纸、石油天然气等环境敏感性企业对生态环境存在的巨大影响，使得其面临较大环境风险。与其他行业相比，这些企业的绿色管理技术和管理体系都受到极大关注并提高了其环境管理水平。然而随着环境管理的范围扩大至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和供应链，上述行业之外的其他制造企业(如电子产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扩大，对这些行业环境管理的研究也应成为环境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绿色管理体系和绿色管理战略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大企业研究假设基础之上，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在规模和组织结构上的固有差异，使其在环境管理方法上区别于大企业。虽然中小企业被认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远远小于大企业，有时甚至被认为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忽视的；但从总体来看，考虑到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其对环境的总体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环境管理问题尤其应成为值得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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