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历程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历程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2—0003—06
从1956年到1976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所有这一切，都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探索的良好开端
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出这一任务，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中国社会即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使中共中央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从苏联学来的东西。总之，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也有可能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 八大前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
1.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 这就在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当成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2.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1956年6月，中共中央在纠正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错误时， 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八大肯定了这一方针，强调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1957年1月，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保持财政收支、物资供应和银行信贷三大平衡的思想。毛泽东则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3.开始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的要求。中共八大确定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这一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原则。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三个文件，作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权力的一些具体规定。
4.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
中共八大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制定了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提出国家政治生活应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5.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代表中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2](P160—162) 毛泽东也在会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此外，这一时期的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可以保留一部分私人所有制的论述，关于加强和改善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的指示，关于学习外国经验和加强、扩大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处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等。由于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取得上述成果的原因，一方面是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基本照搬过来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另外，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比较正常，也是这一时期的探索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的重要条件。
探索过程中的严重失误
遗憾的是，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一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1.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1957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尝试。但是，在整风的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在一段时间的“大鸣”、“大放”后，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还导致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错误。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P475)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观点， 并将这一主要矛盾存在的时间拉长为“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4]。大会还接受了毛泽东以政治思想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而提出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4]。上述错误分析和判断， 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屡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重要理论根源。
2.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
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并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国、实行生产计划三本帐、地方工业产值要在三到五年内超过农业产值等口号和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对反冒进作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制定了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了工业、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高指标，从而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上的虚报浮夸。为实现1958年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钢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要求，全国又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跃进”，直到1960年底才不得不终止。
总的说来，“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企图用过去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把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它带有浓厚的主观唯意志论和经验主义的色彩，它除了搞出一些主观蛮干的“创见”之外，最终也未能摆脱旧的经济模式。
3.急于过渡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同时，根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说成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十倍以至几十倍。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各合作社的财产全部合并，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实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部分供给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被收归社有。
在城市，先是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实行了限制、改造以至取缔的严格措施。接着，也搞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一度多达5500多万人。
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缩小以至取消商品交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理论与实践。
从以上情况看，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人为地提高和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交换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庐山会议前的纠“左”过程中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仍然需要保存和发展商品生产，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经济建设指标不能太高，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等，但在总体指导上仍然是“左”的、错误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和巨大损失。
在中共八大之后不久便出现上述严重失误，总的说来，是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缺乏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情况的深刻了解，没有提出一套为全党所牢固接受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又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存在分歧。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主持的反冒进始终存有不同意见，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和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提出过批评。不久，由于在整风过程中不少党外人士批评1956年的经济工作，毛泽东进一步认定反冒进是错误的，以致给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因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否定了在反冒进过程中制定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仍然受着传统观念和苏联模式的束缚。虽然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任务，但对苏联模式的弊端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受着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虽然从灵活性、多样性考虑认为需要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自由的商品经济，但在思想深处仍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提防。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深入下去的思想根源。第三，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缺乏正确的分析。中共八大没有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仍然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这样，一遇到某些范围的紧张状况，便很容易用长期所熟悉、所常用的对敌斗争的办法观察和处理问题，从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改变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第四，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中共八大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正确方针、主张，但没有在随后制定出具体的法律，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因而，便很容易任意界定和解释其含义，使其名存实亡。第五，中央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中共八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要求，但并没有将其视为一项现实的重要任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制定有效的措施。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也曾被赋予中央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便能够比较容易地否定中央的集体决定。他的个人认识失误也会比较容易地转变为中央的错误决策，而且在错误出现后往往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
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说的两种发展趋向，即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趋向则基本上是“左”的、错误的。最终，后一种发展趋向压倒了前一种发展趋向，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大跃进”等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认真反思过去几年的工作，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1961年1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放弃了“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战略。1962年1至2月和5月，又分别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作出了大规模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决策。
从1961年到1965年，特别是在1961年和1962年，中共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二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率；三是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轻工业生产；四是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五是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六是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在政治上，党中央也开展了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以调整同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在此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也有了比较深刻清醒的认识，如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经济建设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遗憾的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却再度发展起来。1962年9月，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这一提法，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这些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
毛泽东作出上述判断，固然有国际国内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如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印度军队入侵中国西藏和新疆，台湾国民党当局准备反攻大陆，以及社会上各种犯罪活动不断增加等。但是，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他从“三面红旗”所反映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出发，错误看待了其他领导人为克服困难而提出的一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见。在1962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对国民经济困难形势所作的客观分析指责为“黑暗风”，把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指责为“单干风”，把邓小平主持的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的申诉等指责为“翻案风”，并把这些都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他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不久，即开始了“反修防修”的实践。国际上，在同苏共的论战中，错误看待了苏联、南斯拉夫等国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将其斥责为“修正主义”；在国内，陆续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念，将斗争矛头逐步指向党内高层，直至中央领导人，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探索走入歧途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歧途，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反映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关于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中、后期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述过多次，而1966年5月7日他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即五七指示），则是最典型、最集中的反映。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阻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和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又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特别是江青集团，一味宣扬“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反对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抓生产，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讲物质利益原则，被说成是“物质刺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被说成是“洋奴哲学”。甚至还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他们口头上虽然也讲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5](P165)。
在恶劣的环境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试图限制以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其他各项事业。在实际上开始拨乱反正，进行改革的试验，但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努力终告夭折。
历史的启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在政治上，提出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也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主张。在经济上，提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用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提出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以及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原则；提出了要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文化上，提出以马列主义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文化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外交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人类进步事业；主张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交流。在党的建设上，提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视执政党建设，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总体上缺乏对苏联模式根本弊端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克思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些重要设想的全面理解，更不懂得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采取符合中国实际而不同于苏联实践、也不同于马克思等人设想的方针政策，加上机械搬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部分成功经验，上述正确思想没有能够全部坚持下去，有的后来在实践中完全走向了反面。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种种认识误区：一是错误地以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二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始终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的方法也不对头，急于求成，依靠群众运动，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三是误以为社会主义必须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急于消灭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是误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单一计划经济，盲目追求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五是片面理解自力更生，忽视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对于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也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使中国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69)
尽管没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迷误，为邓小平等人所纠正，成为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契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犯错误的历史教训，教育了党和人民，促使人们反思和觉醒，重新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1956～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关系的变动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必须正确理解和对待马列主义；必须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此外，还必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切实消除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收稿日期：200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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