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词后非核心成分的许可结构与应用结构的差异看元顺应结构与应用结构_语义分析论文

试析论元增容与施用结构——从汉语动词后非核心成分的允准与施用结构的差异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汉语论文,动词论文,成分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对应关系是当代语法学的核心课题之一。与很多印欧语不同，汉语中动词及其后面的名词性成分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格位标记，但却涉及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旁格宾语现象是其中之一。请看下例：

      （1）a.吃食堂 游北京 b.写毛笔 喝大碗

      c.铺水泥 包韭菜馅儿 d.飞广州

      e.踢前锋 飞长机 f.休星期天

      g.跑生意 考研究生

      在例（1）中，动词后面所带的名词性成分在语义上表示处所、工具、材料、方向、方式或角色、时间、目的等，一般不会理解成动词的受事。汉语语法学界一般把这类名词性成分称为“非受事宾语”。

      对汉语中非受事宾语的称呼有很多，例如邢福义（1991）称之为“代体宾语”，郭继懋（1998）称之为“非规定宾语”，孙天琦（2009、2011）以及孙天琦、李亚非（2010）称之为“旁格宾语”。关于动词后名词性宾语成分的分类问题，汉语语法学界早已有较为精细的划分，例如马庆株（1987）等。为了讨论方便，本文把动词后面除了典型的受事宾语以外的所有名词性宾语称为“动词后非核心性成分”，而把类似于旁格宾语那样的现象称为“动词后带非核心成分”结构。

      文献中一般认为，动词后非核心性成分不是动词直接选择的结果。这就涉及动词与其后非核心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而后者的允准仍然存在争议。受到其他语言中施用结构的启发，国内已有学者运用施用结构来分析汉语中的相关现象。施用结构在班图语、印欧语以及南岛语等语言中均有报道，而且学界对该结构做过很多详细的描写和研究。该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表层上允许动词后面带一个额外的论元，也就是允许论元增容，因此有学者把该结构译成“增元结构”。①虽然运用施用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汉语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但我们认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汉语中动词后带非核心成分结构与施用结构存在着重要的差别。

      本文以班图语为基础，分别从新增论元的宾语属性、动词原来的宾语和新增加的宾语能否共现、施用结构与介词结构之间的关系等三个角度进行讨论。我们认为，能否用施用结构来分析汉语中动词后带非核心成分结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但现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说，汉语中动词后带非核心成分结构不是典型的施用结构。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已有学者用施用结构来分析汉语中旁格宾语这样的动词后带非核心成分结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程杰、温宾利（2008）、程杰（2009）、孙天琦（2009）②等等。下面我们对这些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程杰、温宾利（2008）认为，汉语句法中有两类非核心论元可进入Appl结构，一是单及物动词后增加的非核心论元，一是不及物动词后增加的非核心论元。这两类非核心论元都通过

与VP原本表达的事件发生关系，构成H-Appl结构。在区分了语句中的核心论元（施事或受事）和非核心论元后，他们结合

（2002）对两类施用结构的划分指出，H-Appl结构和L-Appl结构的共性在于：Appl语素投射短语AppIP；在[Spec，ApplP]位置允准一个论元；该Appl论元不对称性成分统领动词的直接宾语，即THEME论元。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从句法上看，在H-Appl结构中，Appl投射高于动词，Appl选择VP作为补语；在L-Appl结构中，Appl投射低于动词，Appl选择DP作补语。区分两类Appl结构的依据归结为语义因素：如果Appl论元与THEME论元之间存在领属关系的转移，该句子即为L-Appl结构，否则就是H-Appl结构。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汉语的双宾句属H-Appl结构。同时，他们还认为不及物动词带所谓“宾语”的句子也属H-Appl结构。这两类结构中的非核心论元都通过

与VP原本表达的事件发生关系，构成H-Appl结构。

      程杰（2009）分析了不及物动词后跟一个名词短语的结构，即IVO结构。他认为该结构中的名词短语不担任原型受事（proto-patient）题元角色，属于非核心论元。他根据“虚介词假设”提出，这类论元通过一个虚介词P与动词建立联系，构成动词短语

。他认为所谓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所反映的是动词与其补语之间的弱选择关系。汉语不及物动词后跟非核心论元的结构可解析为

（2002）提出的高位增元结构。他认为，在基础生成时，IVO结构中的名词短语通过一个虚介词与动词建立联系，但随后的句法操作将其转化成增元结构，名词短语最终移位到[Spec，ApplP]位置。此外，他还认为，虽然

（2002：127）、Soh（2005：168-169）、王奇（2006：234）等研究认为汉语中不存在高位增元结构，但根据他的分析，汉语IVO结构应属于高位增元结构。

      孙天琦（2009）认为，施用结构是一种论元结构变化的派生过程。对于不及物动词而言，这种操作使外围成分进入核心范畴；对于及物动词而言，这种操作在把外围论元引入核心宾语范畴的同时，把原来的宾语挤出核心范畴或者干脆省略掉。她认为可以把汉语中外围格充当直接宾语的现象归入施用范畴，这是因为汉语中的相关现象符合施用的基本精神——外围成分进入核心范畴升级为宾语。汉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零施用语言，即汉语的施用结构中没有显性的施用标记。她采用了

（2002）的观点，施用短语中心语负责非核心成分的允准，被引入的非核心成分处于施用短语的标志语位置，即施用论元。汉语是零施用语言，没有显性的施用标记，但仍然可以假设其中存在引入非核心论元的施用成分。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程杰、温宾利（2008）以及程杰（2009）等研究只部分地注意了动词后非核心成分的允准问题，但却没有注意到以下情况：原本是及物动词的带上了施用语素后会在动词后面产生两个句法空位，但汉语只允许旁格宾语出现在动词之后而原来的宾语不能再出现在动词之后。孙天琦（2009）其实已经注意到汉语的旁格宾语与施用结构之间的一些差别。但我们认为孙文中的一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例如，她认为“施用操作在把外围论元引入核心宾语范畴的同时，把原来的宾语挤出核心范畴或者干脆省略掉”。我们认为，施用结构确实会改变动词原来的论元结构，但是典型的施用结构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及物化的过程：施用化会使不及物动词及物化，会使及物动词双及物化。换句话说，施用化会在动词原来的论元结构里增加一个论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动词原来的宾语会被挤走或者被删除掉。此外，她还认为“当旁格成分出现在句法宾语位置上时，动词原来的宾语无法再出现在动词的后面，而只能以话题的形式出现”。这在汉语中或许是成立的，但是很难推广到其他语言中去。从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有些班图语中，当增加了施用语素使之变成施用结构后，动词原来的宾语确实会变成所谓的“次要宾语”，但它依然出现在表层句法当中。而且在类似于Kinyarwanda语和Kichaga语那样的语言中，即便在施用结构中，施用宾语和动词原来的宾语可以共现的事实就更能说明施用语素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动词原来宾语的消亡。再如，她认为，汉语中动词的原始宾语不能与施用宾语共现的原因是汉语经历了显性的名词组并。即在旁格宾语结构中，旁格宾语由施用中心语允准引入，动词原来的宾语已经并入动词。我们认为这样的思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句法操作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以“吃食堂”为例。按照孙天琦的思路，在表层结构中动词“吃”其实已经与其原来的宾语（假设是“饭”）发生了组并，在表层上该宾语不再表现出来。依此思路，在句法推导的某个阶段必定存在类似于“吃饭食堂”这样的结构。但按照孙天琦的说法，这样的推导结构是不合法的。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动词原来的宾语不能与施用成分共现于一个句子了。

      三 施用结构与汉语相关现象的比较

      3.1 什么是施用结构

      简单地说，施用结构指的是，当基本动词在形态上增加了一个施用语素以后，在句法上能够在原来基本动词的论元结构里再增加一个论元，所以施用结构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论元增容的结构。学者们对其他语言中的施用结构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和分析。Baker（1992：23-46）认为，施用结构指的是通过向动词添加词缀的方式，使在动词词根自身所选择的名词性成分以外，还允许另外一个名词性成分出现在VP当中的结构。在他所研究的Chichewa语中，新增加的成分通常表示受益者、工具或处所等题元角色。而

（2002）则干脆把向动词论元结构中添加一个间接宾语的结构称为施用结构，而把新添加的额外论元称为施用论元。Marantz（1984）以及Baker（1988a）都指出施用语素的增加所导致的结果是旁格成分、间接宾语或空宾语升格为宾语，而原来的宾语会降格为“次要宾语”或旁格成分，即新增加的成分会表现出比原来的宾语更多的直接宾语属性。下面是一个Kinyarwanda语的例子：

      （2）a.Umwaana y-a-taa-ye igitabo mu maazi.

      孩子 SP-PAST-扔-ASP 书 里面水

      孩子把书扔到水里了。

      b.Umwaana y-a-taa-ye-MO amaazi igitabo.

      孩子 SP-PAST-扔-ASP-施用语素 水 书

      孩子把书扔到水里了。

      例（2a）中，表示处所的“水”以介词宾语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了施用语素的例（2b）中，表示处所的“水”并不是由介词引出，它的位置也从介词的宾语位置提到了紧靠动词的位置，即升格为直接宾语。而动词“扔”原来的宾语“书”则降格为次要宾语。而在Peterson（2007）中，施用结构被认为是一些语言中所使用的一种构成句子的方式，该方式可使一个在题元上属于边缘性的论元或附加语以一个核心宾语论元的形式出现；该结构里的动词性成分通常伴随有显性的形态变化。Kupula（2008）则指出，边缘性成分的增加其实是改变动词价位的机制。因此，施用结构通常被看作是及物化（transitivization）的过程：施用化会使不及物动词及物化，会使及物动词双及物化。照此推论，施用化如果应用于本身就是双及物的动词时，会使这样的句子出现四个论元，其中三个是宾语。情况正是如此。下面是来自Luganda语的例子（摘自Pak2008）。

      （3）Walusimbi y-a-lag-IS-a omuggo abaana omusomesa

      1.

1-过去时-示意-施用语素-间接宾语 3.手杖 2.孩子们 1.老师

      Walusimbi用手杖向孩子们示意（那是）老师

      例（3）中，施用语素-iS添加到原本就是双及物动词的“示意”上面，使其能带上一个额外的工具论元“手杖”，从而使该句子中出现四个论元。由此可见，施用结构的及物化过程应该理解为施用化能在动词之后提供额外的句法空位。对于不及物动词而言，当添加了施用语素后，原来的动词后面出现了一个句法空位，新增加的论元能占据这个位置，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不及物动词变成了及物动词。而对于及物动词而言，当添加了施用语素后，原来的动词后面出现了两个句法空位。这两个空的句法位置恰好能容纳新增加的施用成分和动词原来的宾语。从表面上看，原来的及物动词变成了能带两个宾语的双及物动词。

      3.2 新增论元是否是宾语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得知，在班图语的施用结构中，（添加了施用语素的）动词后面一般存在两个论元：一个是动词原来的论元，另一个是新增的论元。这个新增的论元可以在语义上表示受益者、工具、目标、处所、动机、材料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论元与原来的论元都有可能具有句子主要宾语的属性。这里包含着三个意思：1.原来的论元是句子的主要宾语；2.新增加的论元是句子的主要宾语；3.原来的论元和新增的论元同时是句子的主要宾语。根据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183-184）的分析，在关于班图语的文献中，句子的宾语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来确定：1.控制可能出现在动词上的宾语前缀OP的NP；2.（至少在中立的语境中）紧跟在动词后面的NP；3.在被动化中可以被提升为主语的NP。根据这三个方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汉语相关现象与施用结构之间的差异。以“吃食堂、写毛笔、考研究生、踢前锋”等较为典型的结构为例。

      第一，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记，所以第一个判定的标准似乎不适用于汉语，当然我们也就无法从显性的角度给出明确的判断。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假设在汉语的动词上存在一个隐性的宾语前缀标记。只是这样的假设始终无法得到证实，说服力很有限。

      第二，从表层显性角度看，“食堂、毛笔、研究生”以及“前锋”等NP都紧跟在动词后面。但是按照一些研究者的分析思路，如冯胜利（2000、2005）等，其实在动词“吃、写、考”以及“踢”后面还隐含着一个宾语，例如“吃饭、写字、考试”以及“踢球”。按照这样的思路，上面所提到的“吃食堂、写毛笔、考研究生、踢前锋”等结构其实来自下面的结构：③

      （4）a.吃饭食堂→吃食堂 b写字毛笔→写毛笔

      c.考试研究生→考研究生 d.踢球前锋→踢前锋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话，那么紧跟在动词后面的其实就不是“食堂、毛笔、研究生”和“前锋”，而应该是动词原来所要求的（隐含宾语）“饭、字、试”和“球”。如果对照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所提到的第二个判断标准，我们就会发现“食堂、毛笔、研究生、前锋”都不是句子的主要宾语。但有人可能会说，动词“吃、写、考”以及“踢”后面不存在一个隐含宾语，即“饭、字、试”和“球”等NP不存在于这些动词的后面，这些动词后面就直接跟的是“食堂、毛笔、研究生”和“前锋”，所以这些NP是结构里的主要宾语。虽然我们不能从逻辑上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如何处理动词的题元角色指派？二，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何在？

      第三，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指出，班图语句子中的宾语可以在被动化中充当句子的主语。汉语的情况如何？暂时假设“吃食堂、写毛笔、考研究生”和“踢前锋”等结构分别来自“吃饭食堂、写字毛笔、考试研究生”和“踢球前锋”。我们发现这些结构中动词后的NP都不能在被动结构中充当主语。先看隐含宾语（假设有的话）的情况：

      

      下面再来看“食堂、毛笔、研究生”和“前锋”是否能充当被动结构的主语：

      （7）a.*食堂被我吃（饭） b.*毛笔被我写（字）

      c.*研究生被我考（试） d.*前锋被我踢（球）

      由此可见，“食堂、毛笔、研究生”和“前锋”都不能充当被动结构中的主语。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汉语中无论是隐含宾语还是在表层中显性处于动词后面的NP都不能充当被动结构里的主语。即使我们否认隐含宾语的存在，但也无法否认在表层上紧跟在动词后面的NP不能成为被动结构主语的事实。由此可见，汉语中相关现象中的所谓“宾语”不是班图语施用结构中所讲的“宾语”。

      3.3 新增论元能否与动词原来的论元共现

      关于汉语中相关现象与班图语中的施用结构存在重要区别的第二点在于，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来，在班图语的施用结构中，动词原来的宾语与新增论元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下面以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所描述的Chi-Mwi：ni语为例来进行说明（本文中的Chi-Mwi：ni语例子均摘自Kisseberth & Abasheikh 1977的文章）：

      （8）a.Hamadi

-pishi

e cha：kuja.

      Hamadi SP 煮食物

      Hamadi 烹饪食物。

      b.Hamadi

-wa-pikILile wa：na cha：kuja.

      Hamadi SP-OP-煮-施用语素孩子们食物

      Hamadi 为孩子们烹饪食物。

      （9）a.Nu：ru

-chi-

ese

e chibu：ku.

      Nuru SP-OP-拿 书

      Nuru拿书。

      b.Nu：ru

-m-

etELele mwa：limu chibu：ku.

      Nuru SP-OP-拿-施用语素 老师 书

      Nuru 拿书到老师那儿。

      从例（8）可以看出，当在主要动词上添加了施用语素后，表示受益者的名词性成分wa：na（孩子们）可以与原来动词的宾语cha：kuja（食物）一起出现。而例（9）则说明，当主要动词“拿”加上了施用语素后，表示移动目标的名词性成分mwa：limu（老师）可以与动词原来的宾语chibu：ku（书）一起出现。

      在Chichewa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摘自Baker1988b）：

      （10）a.Mavuto a-na-umb-a mtsuko.

      Mavuto SP-表过去的语素-塑造-表示体的语素 水罐

      Mavuto做了一个水罐。

      b.Mavuto a-na-umb-ir-a mfumu mtsuko.

      Mavuto SP-表示过去的语素-塑造-施用语素-表示体的语素 族长 水罐

      Mavuto为族长做了一个水罐。

      c.Mavuto a-na-umb-ir-a mpeni mtsuko.

      Mavuta SP-表示过去的语素-塑造-施用语素-表示体的语素 小刀 水罐

      Mavuto用小刀做了一个水罐。

      Chichewa语的例子表明，在动词上添加了施用语素后，表示受益者的mfumu（族长）以及表示工具的mpeni（小刀）都可以与动词原来的宾语mtsuko（水罐）一起出现在句子当中。

      而汉语相关现象中的隐含宾语（假设有的话）与新增论元不能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假设“吃食堂、写毛笔、考研究生”和“踢前锋”等结构带有隐含的宾语“吃饭食堂、写字毛笔、考试研究生”和“踢球前锋”。其实这些结构在汉语表层上都是不合法的表达。这些结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隐含宾语与表层动词后NP共现。其实，冯胜利（2000）曾经指出，常规宾语不出现是该类结构能形成的首要前提。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语义上）隐含的宾语与表层动词后NP（即邢福义1991、冯胜利2000所讲的“代体宾语”）不能共现。我们要么说“吃饭、写字、考试、踢球”，要么就使用旁格宾语（代体宾语）结构。

      谢晓明（2008）认为，因为汉语句法上的宾语位置只有一个，所以当受事宾语出现时，充当非核心论元的成分就得让位于核心论元的受事宾语。而孙天琦（2009）和孙天琦、李亚非（2010）则认为一旦旁格成分（即非核心论元）占据了宾语位置，（充当核心论元的）受事成分就没有位置可以占据，如果它一定要出现的话就只能占据话题位置，而不能占据宾语论元位置。例如：

      （11）a.这张纸我写大字。→*我写大字这张纸。

      b.这场球赛我踢前锋。→*我踢前锋这场球赛。

      c.这些钱我存定期。→*我存定期这些钱。

      按照邢福义（1991）、冯胜利（2000）、孙天琦（2009、2011）和孙天琦、李亚非（2010）的说法，就是代体宾语或旁格宾语把动词原来（在语义上）的宾语“挤出”原来的宾语位置。其实，这些观点都隐含着这样的思路：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在竞争同一个句法宾语位置。对于这两个分析，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提出以下问题：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究竟哪个先基础生成或哪个先进行合并？如果是核心论元先合并，那么非核心论元以何种方式进入句法运算中？由什么成分来允准？占据何种句法位置？如果是非核心论元先合并，那么核心论元以何种方式进入句法运算中？由什么成分来允准？占据何种句法位置？不过，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在竞争同一个句法位置”的观点不具有普遍性。这一点在一些对称性的班图语中（如Kinyarwanda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这样的语言中，核心论元和非核心论元都能具有主要宾语的属性且都能占据句法上的宾语位置。

      由此可见，汉语中相关现象与班图语中的施用结构在论元共现的问题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上面曾经提到已经有学者运用施用结构来分析汉语的非核心论元的问题，这些分析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汉语中非核心论元如何进入句法推导当中，却没有讨论为什么非核心论元出现在句法推导后，原本的核心论元会被压制而无法在其原来宾语的位置上出现。

      3.4 施用结构能否转化成介词结构

      Bresnan & Moshi（1990）指出，在Kichaga语中要引入受益者、受损者、目标（接收者）、工具、处所、动机（原因或目的）等语义角色，施用结构是唯一的语法手段，因为在Kichaga语中，没有介词或格标记用于标记这类论元。与Kichaga语不同，Chichewa语中有介词用于引入工具和接收者，但没有介词用于引入受益者和处所。班图语的施用结构与在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可见一斑。下面以Chi-Mwi：ni语为例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复杂性。根据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的分析，Chi-Mwi：ni语中的施用结构与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存在三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施用结构完全没有与之在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如表示受益的施用结构。请看下例：

      （12）a.*Hamadi

-pishi

e cha:kuja ka wa:na.

      Hamadi SP煮 食物为孩子们

      Hamadi为孩子们烹饪食物。

      

      Jama SP-切 肉 为小孩

      Jama为小孩切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例子中的动词都是基本形式，并没有添加施用语素。根据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的分析，虽然受益性施用结构表达的是一个“介词性”的概念，但是在Chi-Mwi：ni语中不能用介词结构来表示而只能用施用结构来表示。

      第二种关系是施用结构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还原成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但在有些情况下不能，如表示移动目标的施用结构。例如：

      （13）a.A:sha

-mw-an

ikILile Nu:ru xati.

      Asha SP-OP-写-施用语素 Nuru信

      Asha写信给Nuru。

      b.A:sha

-andishi

e:xati ka Nu:ru.

      Asha SP-写 信 向Nuru

      Asha写信给Nuru。

      （14）a.Mwa:limu

-

ese

e chibu:ku ka Nu:ru.

      老师 SP-拿 书 向Nuru

      老师拿书到Nuri的家。

      b.Mwa:limu

-m-

etELele Nu:ru chibu:ku.

      老师 SP-OP-拿-施用语素 Nuru书

      老师拿书给Nuru。

      在例（13a）中，动词“写”用的是附加了施用语素的形式。在例（13b）中，动词使用的是没有施用语素的形式，表示目标的名词性成分通过介词ka引入，句子合法。乍看起来表示目标的施用结构可以还原为“基本动词+介词结构”的形式。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例（14a）中，动词“拿”用的是其基本形式，表示目标的名词性成分用介词ka引入。例（14b）中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1.动词“拿”加上了施用语素；2.表示目标的名词性成分Nuru紧跟在动词后面，这在语序上与例（14a）不同。比较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语义上存在着重要的区别：由介词ka引入的目标名词性成分表示的是Nuru的家，但是动词加上了施用语素的例（14b）则只表示“书”的移动方向是Nuru，Nuru拿到书的地方不一定是在家里。由此可见，表面上看施用结构和介词结构之间存在等值的相互转换关系，但实际的语义却存在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表示移动目标的施用结构简单地看成是基本动词加介词ka结构的变体形式。

      第三种关系是施用结构可以还原成在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但受到严格的限制，如表示工具的施用结构。请看Chi-Mwi:ni语的例子：

      （15）a.Nu:ru

-

i

anzi

e:

ama ka:chisu.

      Nuru SP-切 肉用刀

      Nuru用刀切肉。

      b.Chisu，Nu:ru

-

i

angILile:

ama.

      刀 Nuru SP切-施用语素 肉

      那把刀，Nuru用（它）来切肉。

      在例（15a）中，表示工具的名词性成分“刀”由介词ka：引入，此时动词使用的是基本形式。而在例（15b）中，工具性名词成分“刀”被话题化置于句首位置，动词用的是添加了施用语素的形式。根据Kisseberth & Abasheikh（1977）的观点，上述两句话在意思上是相同的，而且对于每一个能与“ka：+工具成分”一起出现的基本动词来说，都有一个与其相对应的施用表达形式。表示工具性的施用结构总有一个相应的“基本动词+介词ka：”的表达式，这与上面所提到的受益性施用结构和目标施用结构都不一样。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施用结构与介词结构存在必然的相互转换关系，因为即便是表示工具的施用结构也是存在限制的。例如：

      （16）a.*Nu:ru

-

i

angILi:1é-ni

ama?

      Nuru SP-切-施用语素-什么肉

      Nuru用什么来切肉？

      b.Nu:ru

-

i

angILi:1é-ni chisu?

      Nuru SP-切-施用语素-什么刀

      Nuru用刀切什么？

      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动词均为添加了施用语素的形式。在例（16a）中，工具是提问的信息所在，句子不合法。但是例（16b）中被提问的是动词“切”原来的宾语（即“肉”），句子合法。这说明在表示工具的施用结构中，我们不能就工具来提问，而只能以原来的受事来进行提问。如果一定要对工具性成分进行提问，就只能使用“动词的基本形式+介词短语”的表达形式而不能采用施用结构。例如：

      （17）Nu:ru

-

i

anzi

e ká ni

ama?

      Nuru SP-切 用什么肉

      Nuru用什么来切肉？

      有意思的是，表示受益的施用结构和表示目标的施用结构则无此限制，即在表示受益的施用结构中，我们可以就受益性成分和动词原来的受事进行提问；在表示目标的施用结构中，我们可以就移动的目标和动词原来的受事进行提问。另外，在话题化以及关系化等方面，表示工具的施用结构也表现出诸多的限制，同时也与表示受益和目标的施用结构存在差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Chi-Mwi：ni语中的施用结构与介词结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转换关系。即使施用结构可以有在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如表示工具的施用结构），但其使用也受到诸多限制。

      反观汉语的相关现象。很多学者都认为汉语中的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和旁格宾语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介词结构来表示。例如，徐杰（1986）集中讨论了“工具”范畴和能容纳“工具”范畴的句法结构，其中一类句法结构就是“动词+工具词”，如“吃大碗、写毛笔”等。他把“用”看作是“工具”范畴语形标记，并认为没有出现“用”的格式都可以在不改变基本语义关系的前提下补出“用”。徐文指出，在工具结构中的“用”其实已经是一个虚化了的成分。

      郭继懋（1999）从表义规律、结构性质、语体特点、形成原因等方面观察“飞上海”这类不及物动词带宾语现象，他认为这种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在事理关系上含有一个语义成分“谓”，该事理意义可以概括成如下格式：动+（“谓”+名）。其中，“谓”是个在句法平面上没有得到表现的语义成分，它的作用是说明“动”和“名”之间的事理关系，是根据“动”“名”和语境提示确定下来的。“谓”在句法平面上主要体现为动词、“介词+（方位词）”或连词。

      袁毓林（2002）直接指出，从句法上看，工具、材料、方式、处所等论元一般都能在基础句中作介词的宾语。其中，工具可以作“用”的宾语，材料可以作“用”和“把”的宾语，方式可以作“用”的宾语，处所可以作“在”的宾语，源点可以用在“自、从”一类介词之后，终点可以用在“在、到、向、往”一类介词之后，场所则不论起点和终点，都可以用在“在”一类介词之后。由此可见这些外围论元都可以转换成相应的介词结构。

      杨永忠（2007a、2007b）认为，“不及物动词（以下简称Vi）+NP”是一种句法异位，整个句子结构由于介词省略而发生异位，NP原来与介词一道充当Vi的补语，由于介词省略而提升为Vi的宾语。

      程杰（2009）提出了“虚介词假设”：不及物动词加名词性成分结构中的非宾论元通过一个虚介词P与动词相联系；P选择非宾论元作补语，投射成PP；动词选择PP作补语，投射成VP。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杨永忠（2009）。

      我们认为，无论这个介词是实还是虚，“存在介词”一说是可以概括一些事实的。虽然也有研究（孙天琦2009、2011；孙天琦、李亚非2010等）指出了“介词说”存在的问题，但一般说来，汉语中旁格宾语转变成介词结构比班图语的施用结构转化成语义上相应的介词结构要自由得多。

      四 结语

      班图语、印欧语以及南岛语等语言中存在的施用结构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这可以表现为：1.表示同一种语义关系的施用结构在不同的语言中存在差异；2.即便是在同一种语言中，表示不同语义关系的施用结构间也存在差异。可以说，施用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现象。本文分别从新增论元的宾语属性、新增论元能否与动词原来的论元共现以及施用结构与介词结构之间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汉语相关现象与班图语中典型的施用结构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能否用施用结构来分析汉语中的相关现象仍需要我们仔细谨慎地判断，因为表面上看起来相似或相同的现象可能蕴涵着完全不一样的结构。

      ①applicative construction还有其他的翻译，例如胡建华（2010）把它翻译成“涉用结构”。本文无意讨论翻译问题，所以采用一般惯用的翻译。

      ②孙天琦、李亚非（2010）指出汉语的相关现象和典型的施用结构是有差异的，并对孙天琦（2009）的看法作了一些修正。但该文并未详细说明差异何在，本文拟就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初步的探讨。

      ③需要指出的是，处于左侧一栏的结构并非表层合法的结构，我们只是想说明在推导的某个阶段会出现类似的结构而已。关于这样的结构我们在下文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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