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研究”模式到“理论研究”模式——试论以编辑工作改革作为编辑学研究的新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论文,模式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试论论文,新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编辑学研究徘徊不前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学研究起步、崛起的年代，那么90年代即20世纪最后10年则是编辑学研究深化、发展，结出更多硕果的年代。”[1]仅就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而言，学者们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及其他等多个视野展开了论述。[2]不过，我们同样发现，到目前为止，编辑学研究领域中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如在编辑概念，编辑学学科性质、体系、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具体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和分歧。翻开专业期刊的研究性文章，论文数量日益累积，大部分不过是在“重复”罢了。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强大冲击波面前，老一辈的编辑学研究者们将渐渐隐退。与此同时，在网络化、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如何为编辑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起点和突破口，掀起编辑学研究新的高潮，无疑成为新一代的编辑学研究者下一个阶段的不可推卸的任务。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编辑学研究与编辑工作改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爱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救国道路的选择中曾出现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国家前途一片迷茫之际，以胡适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要先确立信仰，再来研究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编辑学研究的前辈们通过艰辛的努力，在怀疑和反对声中把“编辑有学”的大旗高高举起，为我们建立起了信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许只是人们惯常的两种思维模式的表现，选择何种模式将会决定以后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
反思二十年的编辑学研究，从宏观方面而言，或如王振铎先生的“文化缔构编辑观”的泛文化痕迹和“大编辑观”对传播编辑与非传播编辑而作的无奈区分；或如“编辑活动论”试图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论说并持有超大广义编辑观，认为人一思考就存在编辑等等。编辑学研究者们都热衷于通过“点”来构建大而空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且常常是在对诸如“编辑”概念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还争论不休的情况下，结果就一个个“编辑学”理论体系蔚为大观，却常常难以自圆其说，也就更无从深入揭示编辑本质和建立起完备的“编辑学”理论体系。从微观方面而言，或如出版界人士所倡导的“整理成书说”和“出版编辑说”，仅仅把编辑活动局限于图书和出版，而对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编辑现象视而不见；或如“知识经营编辑观”从经营目的的角度区分“编著”和“编辑”，而无法将二者统一；或如对编辑工作具体问题的分析，多停留在工作体会、经验总结和对策建议的层面。由于缺乏对“编辑”概念的准确认识，从而出现了各种概念满天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
编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基础学科，具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性质。在过去二十年的编辑学研究中，编辑活动实践的编辑工作者和大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研究者一直是编辑学研究的两大主体。受研究主体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各种因素制约，编辑学的研究出现了上面所述的重“体系构建式研究”和重工作体会的“经验总结式研究”两种研究模式。勿庸置疑，这两种研究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面对网络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编辑活动实践的新现象、新问题时（诸如策划编辑制、网络编辑、市场性与文化性的冲突、信息时代编辑的角色、出版社改制对编辑工作的影响等等），如果不能从旧的研究模式和视角中突破出来，就会使得编辑学研究陷入被动和徘徊不前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解决编辑学研究困境的惟一办法就是深入到编辑活动的实践中，运用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进行编辑学研究。现阶段，最大的实践就是新闻出版转制中的编辑工作改革。
以出版业为例。多年来，我国的编辑工作一直适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作模式，突出了文化，忽视了市场。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出版业逐步进入市场，诸如协作出版、文化工作室等现象对原有编辑工作方式和运作模式的冲击，带来了出版业的一些不良现象和编辑角色定位的迷惘。一些出版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在编辑工作实践中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推行了策划编辑制、项目负责制等适应市场要求的新型编辑工作制度。与之相适应，我国的编辑学理论工作者也对这些新的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编辑工作改革理论方面准备不足，缺少系统的理论支持，导致我国的编辑工作改革严重滞后。现阶段，我国出版社的企业化改制给编辑工作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同时为广大的编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新起点。编辑学研究者只有深入编辑工作改革的实践中，总结和探索编辑工作改革过程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充分认识和思考编辑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土壤，才能为“编辑”概念及其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鲜活的养料，推动编辑学研究走出困境并向纵深发展。
二、编辑职业化：天才编辑、编辑学者化与编辑分工
不论中外，编辑作为公众人物进入人们的视野跟传媒有着直接的关系。19世纪末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一大批致力于救国于水火的志士仁人创办了大量的报纸、期刊及出版社，到辛亥革命前，仅革命派就“创办了120种报刊”。[3]新闻出版业的崛起与繁荣造就了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编辑，张元济、邹韬奋、茅盾、叶圣陶等一大批知名编辑的出现，使编辑在与传媒的完美结合的过程中担当了文化启蒙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对国人思想的觉醒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清政府颁布的报纸专律中，明文规范了“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4]的职业分工，这一系列法律文本的颁布与“报界俱进会”的成立[5]，标志着中国编辑职业化的启程。
在美国，编辑希契科克运用一些技巧，更动了一本遭到多家出版社拒绝的小说《戴维·哈伦》几个章节的次序，并对全书做了些修改。这本小说创造了出版奇迹，到1946年，精装本的《戴维·哈伦》销售量达119万册，平装本达24.1万册。[6]至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英雄式的“天才编辑”珀金斯、康明斯等的出现，编辑的典范形象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心中。
无论中外，英雄式的“天才编辑”的涌现成为我们后来者认识编辑形象的楷模。他们的一些思想观念、编辑方式及其与作者的关系等等，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一代代的编辑。这种对“天才编辑”的崇拜从某种程度上遮挡了我们的眼睛，直接导致了编辑学研究中“复古情结”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编辑学的过程中，有的学者在构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带着对“天才编辑”的崇拜提出了“编辑学者化”的概念。不论是“天才编辑”还是“编辑学者化”，都只是编辑在职业化或半职业化过程中的初始形态的编辑形象。因为是英雄，我们怀念；因为是传奇，我们渴望。可在编辑分工的日益深入，编辑职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把对英雄的崇拜作为衡量一个职业编辑的标准，面对编辑分工的细化和编辑职业化的形成，所有对传统编辑的美好回忆都将化作泡影。
一种社会职业的确定，有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编辑的职业化正是伴随着传媒逐渐进入历史的视野。所谓编辑职业化，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职业，即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谋生手段）；其二是职业化，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亦即一定群体在一定社会中共同从事同一类、同一性质的工作。就其特征而言，主要表现为：第一，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其工作性能是专职的，并非兼任；第二，作为一种社会分工，从事专业编辑工作，不但有专门的工作场所，而且职业群体中应有明确的职业分工。[7]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回过头来看编辑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发现：一方面，在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编辑的职业化程度还很低，一些著名的编辑大多还是政治家、学者、教育家等，编辑工作只是他们的兼职，或者说，初期的“职业编辑”大抵处于半职业化状态，而且大多是政治型编辑；另一方面，在传媒市场化水平低下的时代，编辑职业一直拥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即“天才编辑”的工作模式），编辑所进行的工作基本上是大而化之的泛化职业操作，每一个编辑在一个运作周期内可以独立完成从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读等全部环节。在这样一种编辑掌控全程的模式下，编辑分工的程度也就不高。
但是，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日益发达和传媒产业化进程的加快，编辑在出版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编辑的专业分工也日趋细化，出现了策划编辑、文字编辑、流程编辑、图文编辑、技术编辑等等。这种专业化的分工，适应了新闻出版业产业化的需要，也是社会文化传播催生的产物。同时，这种适应传媒产业化需要的编辑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旧体制下的编辑工作模式作全面的改革。这就是传媒业转制过程中我们关注的编辑工作改革。
三、后现代的编辑：网络、市场与编辑角色
之所以用“后现代的编辑”这一名称，不是出于赶时髦，而是出于一种困惑，或许是因为后现代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混乱的缘故吧。在笔者看来，后现代的编辑是“编辑主体”失落的时代，在“编辑主体”失落的同时，“编辑主体”也努力通过与外界的适应寻求一种多元“共生”关系。对于编辑而言，首先现代传媒产业所打造的传媒工业神话正在消解编辑的“主体”地位，张元济、邹韬奋、珀金斯等天才编辑的形象在网络、市场经济、传媒产业的虚华中逐渐消失，编辑必须“从创意开始，到市场调查，提出适应市场需要的选题，确定读者群，物色、组织作者，从书稿的文字加工、装帧设计，到制定宣传和促销计划、协助发行，各个环节编辑都得参与。”[8]这样的一种编辑形象大大地区别于传统编辑的“为人作嫁衣”的形象，直接的后果就是“新一代的编辑轻视文字编辑工作和书籍制作上的细节，而出版业所有权的日益集中和竞争愈演愈烈，使得出版社面临了巨大的时间和金钱压力，不再重视书籍的制作水平。”[9]这种形象反差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编辑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面对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冲突时，出现了价值偏差，导致编辑角色定位的困惑与迷惘。
不可否认，编辑的职业化总是和市场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传媒产业化体制的成熟过程，也正是编辑日趋职业化的过程。编辑职业化是传媒市场化的必然，传媒改制的企业化方向、打破事业制、竞争上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客观上导致编辑在编辑工作的实践中重新定位“编辑与作者、与读者、与出版社、与同事、与同行”之间的关系，必将在各种关系中寻找利益的平衡点，以获得多元关系的“共生”。而在应对和处理纷繁多变的复杂关系时，编辑价值评估体系必将改变，进而带来编辑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的变革，这种变革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要求编辑不断地调整角色定位。
而另一方面，网络的飞速发展迎来了“信息海量”时代的到来。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效的信息内容，成为网络时代的编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编辑的专业化与全能化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实践性课题。传媒越成熟，编辑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一方面意味着所编辑的内容有更高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也隐藏着编辑知识结构过窄造成的内容质量危机等。编辑分工的专业化与编辑参与的全能化的矛盾，更加导致编辑对自我认同的困惑，导致编辑角色定位的错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外在信息网络化、传媒市场化的推动下，伴随着编辑内在的专业分工和职业化进程，编辑工作必须在工作方式、体制结构、观念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时下的出版业转制又一次掀开了编辑工作变革的帷幕。
四、小结：编辑工作改革研究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就出版业来说，编辑是整个出版的中心环节。在编辑专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编辑工作方式的重新确立等问题，都依赖于编辑工作改革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出版产业化进程的加速、出版国际化交流的日益丰富和多种文化相互渗透的日益加强，出版工作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因此，必须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编辑工作改革研究。
具体来说，编辑工作改革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探索并努力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改革的理论体系，推动编辑工作改革向纵深发展；（2）探索并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的角色定位和编辑应具备的素质，为编辑人才的培养提供科学的依据；（3）将其作为编辑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推动编辑学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就编辑工作改革研究的具体内容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改革的目的和意义，确立编辑工作改革的方向；（2）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改革的核心问题，探索编辑工作改革的途径与方法；（3）初步确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编辑工作制度，进一步分析其基本特征、特点等；（4）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的角色定位，制定与之适应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5）探索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的编辑素质，以编辑人才培养为突破口，进一步探索我国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