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三代论文,领导人论文,贫困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问题不仅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存在。消除贫困是人类面临的挑战性课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无不凝结着党的三代领导人一以贯之为消除贫困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学说。
一
关于“反贫困”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反贫困”的概念，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反贫困的丰富内容。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一贯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生产力；取得革命胜利后，大力发展生产力，使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在要求它诞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在毛泽东看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新中国创造先决条件。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和策略，而且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就是最终扫除了横挡在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使中国迈进了向现代化进军的第一步。
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就立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大力发展经济，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而我国的国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对此，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828页。）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毛泽东对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和步骤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后更应坚持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717页。）。而“八大”提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以后，毛泽东确实是努力贯彻并使之有所发展的。但不久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而这条路线的提出及其贯彻，一方面，表现出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经济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忽视了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不久，就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浮夸风盛行，“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给经济建设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损失。这一错误的发生，无疑使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尽管如此，毛泽东要发展经济，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仍然矢志不渝地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的重大课题，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63年，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849页。）毛泽东的这些话，又一次提出了尽快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国家。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党全国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没有受到过大的冲击。即使其间几次抓阶级斗争，也并未改变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心地位。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反对贫困、落后，建设现代化国家思想之后，不得不论及他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不仅表现在他晚年对经济建设思想产生过诸多的矛盾，还表现在他没有找到实现现代化的途径。诚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且努力实践，为此奋斗终生。但是方法不对，一旦陷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怪圈时，就再也抓不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生产力标准不知不觉地被抛弃了。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致使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我们认为，在毛泽东反贫困、落后，搞经济建设的思想中，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历史的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全面地把握它，对于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定不移地追求人民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有益的。
二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总设计师，长期以来非常关心反贫困问题，并在贫困的实质、反贫困思想及对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构想，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学说。
（一）关于贫困的实质问题
邓小平同志对贫困的实质进行解释时，把贫困问题与社会的根本经济制度相联系，提出了独特的贫困实质论。社会主义存在贫困是必然的社会现象。世界历史表明，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国家首先胜利，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这就决定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邓小平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国情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贫困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是把贫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来对待的。邓小平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指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要富裕，这有个基础条件和发展过程，而是指社会主义能为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提供较优越的制度条件。
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一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有几十处精辟论断。过去，不论是国外的专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们，多数是从纯经济或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角度理解贫困的实质，很少触及制度因素。而邓小平则明确地提出了制度贫困的新概念。他认为，贫困同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是不相容的。他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们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邓小平明确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笔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既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又是对贫困的宣战。因为，这个界定针对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需要，肯定发展生产力的优先地位，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既包含对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和某些剥削现象合理性的承认，同时又针对这种状况与解决贫困问题的对立，以共同富裕加以限制和消除。这就打破了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局限于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单纯强调共同富裕对反贫困的思想禁锢。
（二）关于反贫困的战略对策
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主张用改革促进反贫困工作的开展。他说：“改革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应该把改革开放作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反贫困的战略地位，是反贫困战略的科学概括。
邓小平反贫困战略内涵丰富。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步骤，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表明反贫困，必然是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变革。并且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的重要性，主张用改革促进反贫困工作的开展。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农村进行了多项改革。这些改革举措对于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为反贫困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国家幅员广大，矿藏丰富，但是，底子薄，人口多，面对这样的国情，怎样才能使全国人民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过去无论用提高公有制程度的方法，还是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法，都失败了。而邓小平找到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新路子。他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在邓小平看来，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他认为，富帮穷，先富帮后富是道德上的应当，“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在全国范围内这是一个大局。邓小平把先富视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同时也看到先富的局限性，强调共富是目的。为了实现共富，邓小平提出先富要多交利税，先富地区向落后地区进行技术转让，在适当时机政策重点由鼓励先富到促进共富的转变等具体措施，解决先富与共富的矛盾。正是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空前热情，成为我国尽快摆脱贫困强大的历史推动力量。
在反贫困的总体战略上，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现实要求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放到中国如何发展，如何加快发展上，并把发展问题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强调经济与社会的综合发展问题，还十分强调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要目标和主题。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6页。）“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只有经济发展速度上去了，反贫困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
邓小平一贯坚持控制人口的主张，并把控制人口作为反贫困的一项主要策略。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长失控是造成我国农村，甚至城市大面积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从中国未来的发展考虑，邓小平一贯坚持控制人口的主张。邓小平说：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的控制，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的人口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世纪末就会达到15亿。他还强调，我们认为实行计划生育可能使中国更快地发达起来，否则，所有的发展成果都将被吃掉。我们对计划生育这个战略决策不能动摇，我们要严肃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控制人口的思想在我国人口工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得我们近20年来全国少增加人口2.5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成绩。
另外，早在9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已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大多数地区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立刻想到“腾出手来”，解决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问题，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当前，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战略措施，是从一部分地区先富走向全国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三
作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指出，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他强调要以邓小平反贫困战略理论统一全党认识，坚持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不动摇。
首先，江泽民认为消除贫困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起来”，“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打好扶贫开发攻关战，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不能坚持党的宗旨，实践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重大考验。”上述论述充分表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牢牢记住党的根本宗旨，并言行一致地去帮助群众摆脱贫困状态。
其次，消除贫困是保持稳定的前提。江泽民说：“我国的贫困县，多数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对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十分紧要。如果这些地区经济文化长期落后，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长期不能得到改变，就会积累起不稳定因素。”“加快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证明，贫困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消除贫困，一个国家就难以长期保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根本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就扶贫论扶贫，必须把扶贫开发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作为一个战略布局，一个系统工程进行全面部署，采取特殊政策措施来解决。
再次，消除贫困是实现是基本的人权。人所共知，人权最本质的内容是一个生存权。如果人民因贫困不得温饱，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还能谈得上有何人权！江泽民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们维护人权最基础、最首要的工作。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一切权利都难以实现。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为他们享受其他各项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发展人权事业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最伟大的成果，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贫困的决心不动摇，按照社会主义的长期战略目标，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断调整和制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正确处理贫困与发展的予盾，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把反贫困推向一个新的攻坚阶段。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消除贫困方面又做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一是90年代中国反贫困战略开始向纵深发展。针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贫困面逐渐缩小，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地区，扶贫的难度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为进一步加快扶贫开发步伐，1994年，国务院制定并开发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6年，作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而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这些重大举措，既是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生动实践，又是对邓小平反贫困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一句话，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是邓小平共同富裕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
二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贫困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确定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确定贫困标准和扶持范围，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入手，量力而行，突出重点，集中扶持，逐步解决。
三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的实质，就是支持贫困地区干部群众在政府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下，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实践证明，救济式扶贫可以缓解群众一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使他们彻底摆脱贫困。要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发式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
四是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贫困地区不仅经济困难，而且科技教育、卫生医疗等事业也相当落后。消除贫困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实行扶贫开发与智力开发、计划生育、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大力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贫困地区全面发展。
五是坚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主要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努力改变面貌。解决温饱，摆脱贫困，需要国家的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但更需要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等不靠，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这是脱贫致富的决定因素。
六是从先发展东部，使东部沿海地区富裕起来，转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谋求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展。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达地区运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特殊措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积累了相当的实力。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多次从重要的战略意义上提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自我发展的机制，具备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立条件。与此相反，广大中西部地区如今发展水平还很低，经济基础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没有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建立合理地域经济结构，加强民族间大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的大局。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3400万农村贫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因此，西部的发展问题往往与边境安定问题、民族团结问题、农村脱贫问题乃至老区情绪问题等联系在一起，错综复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加快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步缩小东西差距。总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西部大开发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是对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地区发展战略设想历史性的一个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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