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科技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观是人们关于科技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是人们认识科技问题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科技观是中国共产党人科技理论的精华，在他们的科技理论中，都表现出了对科学技术的极大关注，在科技战略观、科技发展观、科技人才观、科技经济观、科技动力论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所不同的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科技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要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是应该注重解决的重大问题等新观点。这些理论成果是我们新时期制定相应的科技战略、从事具体科技发展活动的总体思维框架和行动指南，所以对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科技观进行分析和比较，对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江泽民科技观之比较
1、科技战略观的比较——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江泽民的“科教兴国”战略
邓小平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当他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把现代科学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领域呈现焕然一新，从这一发展趋势中深刻地领悟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就是科学技术进步，由此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竞争的焦点就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就是把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深入研究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这一论断是对现代科技革命引起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构、节奏和功能转化的深刻反映，也是对经济产业结构现代构成的正碗理解，它不仅从质的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在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范畴，而且从量的方面指出了它在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第一”的地位，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江泽民认为，科教兴国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观的具体实施。“所谓科教兴国，是指全国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1]对为什么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认为，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工业、武装农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和武装广大人民，以利促进经济发达、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这就是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目的。对于怎样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多次谈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进步必须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必须正确做到几个结合：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结合，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结合，市场机制与宏观管理的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2、科技发展观的比较——从邓小平的“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到江泽民的“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认识到高科技不仅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对国际政治的总格局、对我国的未来国际地位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世界的竞争已经从军事对抗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高新技术则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邓小平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为此他不仅十分关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的高科技发展计划，而且支持中国政府制定了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该计划选择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并在几个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同时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的科技发展观既建立在他对所处时代科技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基础上，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对我国高科技的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实践证明，这对于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出身的领导人，他深刻地认识到21世纪是知识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特别是高科技的不断创新及其产业化，已经对全球化的竞争、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作用。签于此，江泽民认为，科技发展如此迅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能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不能迅速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那就会落后，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跨越”的科技发展观。在此之后，江泽民多次讲到要根据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抓紧制定我国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新策略问题，要实现我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江泽民认为，“关键是要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掌握科技发展的主动权，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3]
3、科技人才观的比较——从邓小平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江泽民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年轻一代科技人才，建设一支跨世纪的科技队伍”
人才问题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邓小平在评述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发展的文件时指出：“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4]邓小平深刻阐明了知识和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确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强调了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进一步认为，要解决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信任人才，在工作中善于使用人才，关心爱护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问题。“我们要开出一条路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把人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5]事实上，邓小平不仅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而且十分关心重视科技人才的工资待遇问题：“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选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6]在邓小平的关心支持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较好地解决了科技人员的实际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江泽民坚持和继承了邓小平的科技人才观，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跟上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迅速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那人才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因而江泽民认为，加速培养科技人才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一定要把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要深化体制改革，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年轻一代科技人才，建设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的科技队伍。”在如何具体培养科技人才的问题上，江泽民指出：“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要注重德才兼备”的原则，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有创新拼搏和团结协作精神；同时要努力创造有利于科技人才施展才智的良好环境，建立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实行重奖。我们“要下工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这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科技经济观的比较——从邓小平的“科技必须与经济相结合”到江泽民的“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靠体制来保证”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力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两者之间虽然有诸多联系，但彼此独立运行、自成体系。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主体、两条战线，直接造成了科技和经济建设的相互分离和严重脱节。邓小平总结了我国科技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历程后指出，经济建设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米，“科技必须与经济相结合”，“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问题。”[7]邓小平特别强调生产部门开展科研工作，科研工作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上或实验室中，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么这种科学技术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思想，认为经济建设要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离不开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也只有同经济建设密切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江泽民进一步认识到如何促进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将科技工作与经济工作割裂开来的思维方式，要把科技工作也当成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来抓，在机构设置、政策制定以及工作实践中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讲，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靠体制来保证。”江泽民认为，“要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作用。”[8]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各种体制，打破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界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5、科技动力论的比较——从邓小平的科技改革与开放动力论到江泽民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动力论
改革和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技改革和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他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同时，也强调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行科技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科技改革主要是改革原有科技管理的运行结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建立适应科技发展的崭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使科技进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邓小平认为科学无国界，科学技术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所以我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其它国家搞好技术合作，因为从长远米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9]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促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邓小平并没有把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到像科技改革和开放那样是社会发展动力的高度来认识。事实上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强弱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江泽民敏锐地认识到，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他在对科技进步与创新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和技术创新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10]所以我们必须“真正把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作为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1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指出，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与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快速、全面而协调的发展。这是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的崭新解释，也是江泽民追踪和研究当代社会及其科技发展态势的最终结果。
二、江泽民对邓小平科技观的创新和发展
随着实践的发展，江泽民提出了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以及科技伦理的建构等新问题，从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观。
1、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灵魂，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江泽民非常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首先体现在江泽民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方面。江泽民认识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仍不容乐观，国民的科学素养偏低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务之急依然是加强科普的宣传力度。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12]为此江泽民强调了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具有的重要意义：“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就难以在世界竞争中立足。”“推广科技成果和普及科学知识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科技工作中的生动体现。”[13]
其次，体现在江泽民对科学精神的正确理解和弘扬方面。江泽民指出：“有了一些科学知识，不等于就有了坚定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为指导，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锻炼，才能真正树立起来。”[14]江泽民认为，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内涵应该包含有自由民主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不违背既定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原则下确保科研团体和学术主体的独立自由性。江泽民提出，我们要“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提倡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开展同志式的切磋讨论，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繁荣。我们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妄加评判，擅作结论。”要“营造生动、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鼓励探索和创新。”[15]以此培育和弘扬科学精神，不断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2、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是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科技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提高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发达的科技和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变得更加和谐、幸福，相反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生态危机屡见不鲜，虽然这不是科技本身的罪过，而是人类不恰当的思维和行动给自己带来的掣肘，但也应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本着对社会和人民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江泽民非常关注由科技发展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6]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定要时刻考虑其价值导向和善恶标准，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技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7]江泽民的这一科技伦理观对于人们规范科技活动，促进科技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建构崭新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