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是都市人安身立命的场所——关于新都市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身立命论文,市人论文,场所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界关于新都市文学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然而到底什么是新都市文学，新都市文学赖以成立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是什么等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似乎都还没有解决，也许我们可以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把“新都市文学”看成是一个软命题，不必象对待硬命题一样为其配上一整套诸如理论（宣言）、实践（代表作，作家群体）方面的硬定义，然而既然命题已经提出，既然小说、诗歌、散文创作的实践已经以“新都市”姿态呈现开来，理论的深度回避只能表示理论的软弱，也因此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这一问题不仅是方兴未艾的文学创作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思维自身的明晰性的需要。
一、都市人：彼岸世界的流放者
什么使人类离开伊甸园，成为永劫不复的流放者？占有！最先是亚当对夏娃的占有；再后是犹大对金子的占有。人类自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走上了“悲惨的不归路”（海德格尔）。如果说依附于大地的农业文明中人与上帝成为对象，那么依附于城市的现代工业文明则使人与人成为对象，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时人类离开了上帝的诅咒，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然而离开上帝怀抱的人类并没有就此伟大起来；当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当富科直言不讳地宣布“人也死了”时，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生命苦旅不过刚刚开始。这是一条永远没有目的地的漫漫天旅，在从彼岸流放的道路上，人永远是西西佛斯，永远“在途中”。
工业文明给予人类的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强大支配力和无与伦比的占有，还是人的被物欲所占有，在这个伟大的工业进程中正如卢梭所说：“我们创造了物质力量，同时也创造了被其奴役的对象”，这是黑格尔所说的“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
的确，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才刚刚开始，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对炎黄子孙特别眷顾，将西方人逐出了它的精神关怀，而留住了东方人？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是一个以无与伦比的加速度制造着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不断地加速着的世俗化的进程。随着政治神话的破灭，社会乌托邦幻想的崩溃，人们的精神由理想国回到了世俗的土壤上，长久以来农业文明给我们的一切道德律令都遇到了现代都市世俗精神的冷峻的审视。这是一个传统精神灰飞烟灭的时代，站在精神的废墟上，现代都市人向何处安身立命，在哪里安妥自己的灵魂？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都市文学”是现代都市人的一个“不约而同”，它是当代都市人的生存之境，是当代都市人灵魂的守望者，是当代都市人灵魂相约的地方。
这里有必要提及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现代都市，中国城市只是封建政治的附属物，另一种观点认为新都市文学是后现代文化的产物，是削平了价值深度的纯快感文化，丧失了浓烈的文化超越意向，而走向逃亡乃至现实认同的文化选择（如青年学者王世诚所认为的）。这两种观点貌似相左，其实质都是否认“新都市文学”，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今实质上不存在新都市文学的社会土壤，从而认为新都市文学不可能存在，后一种观点认为新都市文学是一种“废墟”文学，没有价值标准，没有深度文化品格，因而没有意义，不应当存在。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一种观点具有史学常识上的错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经济，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战国时就进入分解时期，其表现是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形成和商业都市的成立，如果说三国到唐末是封建庄园时期，那么中国在宋以后即进入了“先资本主义”时期（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中国实际上在唐代即已出现了世界性的繁华都市，而到了明代便已形成了典型的市民社会（《金瓶梅》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表征），至于上海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跨入世界经贸中心行列，成为世界性大都市更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南方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出现了深圳、汕头、广州、海南等一大批现代都市。旧上海出现过施哲存，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徐汗、张爱玲为代表的新浪漫文学，张恨水等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解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城市文学实际上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没有什么独立的品格。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兴城市群落、特别在南方的产生，都市文学的阵容及品格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到来使过去那些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所谓反映都市人生活及心态的文学作品成为“旧”，从而才定义为“新都市文学”。
但是中国的都市化还远没有象王世诚先生所说的那样已进入所谓“后现代”。标准西方语境解释的“后现代”文化对于我们中国的都市来说还只是一个文人不断招摇，但却至少在本世纪会不来临的戈多，就象王宁所说“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有它地理学的，年代学的和社会学的界限，它主要适用于西欧和北美的后工业，后现代国家，同时也相对地适用于日本、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只能说中国当代的先锋文学有不少后现代因子。王世诚先生将“新都市文学”的品格完全与“后现代”理论嫁接，断言新都市文学是没有深度的价值平面，没有文化品格的快餐文化，没有超越性追求的“逃避”加“认同”的文学显然是不确切的。
二、新都市文学：谁能担负为都市人招魂的使命
这是一个表层纷乱、矛盾，深层跃动着情感、理智的大波的时代。新都市生活出现后，社会风习激剧变化，它带来的人生价值、生活态度，理想追求等的崩塌与重塑深深冲击了原有秩序的固有形态。一方面它胎生出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本质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带来放纵官能、沉醉生命乐趣、取求感官消费的都市生活流风，带来个体价值体系的失衡，道德观、人生观的空位和错位，毁灭旧有的失落感，创造新的失助感，使得新都市人心态就如一只苦海迷航的小舟在风雨中飘摇不定，矛盾之极无所指归，返回旧里是不可能了，但是究竟要走向哪里呢？
谈到这里我们无法回避王朔：这个“臭名卓著”却又使我们着迷的人，他的许多语言已经进入新都市，成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口头禅，“烦着呢，别理我！”，“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看！”，王朔为新都市人提供了一种生存模式，他们从深层的虚无中走来在新都市中任意东西，谈笑风声，他以嘲讽与调笑的姿态对待一切正统，甚至自己。他们怀疑一切价值，嘲笑一切追求，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百无聊赖后的游戏，一切都是破碎后的幻影，一切都是被愚弄之后的自欺欺人，一切都是面具之后的装模作样，生活嘲弄我，我嘲弄生活，他们无所依傍，因而也无所顾忌。无疑王朔是有魅力的，他的魅力的源泉来自于为离开了精神乌托邦的世纪末中国新都市人提供了一个虽不说诗意却颇为洒脱的人生方式。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他并不以都市人精神的救赎者的面目出现，在他看来在生活的表象之外都市人根本就不再需要另一个灵魂，作家站出来，批评家站出来为都市人招魂完全是玩鬼把戏。面对王朔，我们不禁要问，一切都看透了之后，剩下的还有什么？
爱情是新都市人最后的精神庇护所？还有友情？还是所谓“人文理想”？“爱情”这浸润着古典浪漫情韵的字眼，曾被许多诗人、学者讴歌赞美的神圣的精灵如今如股市里的行情一样分分秒秒都经历着被钞票买进卖出的锻打。缪永的《驶出欲望街》也许并不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但是它说“深圳是不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这是一个两性间只说“喜欢”、“需要”而不说“爱”的时代了，在用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时代，还有什么东西是值钱的呢？友情？韩东在最近的《障碍》中让主人公讲道：“咱们是哥们，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影响我们的友情呢”，于是王玉作为一个“女人”被两个男人间的友情牺牲了，然而友情真的能成为现代人最后的精神避难所吗？那天，韩东在他家那个放满沙发的客厅里，对笔者说他所感到的一切都是障碍，一切都是虚无，我还清楚地记得韩东说这番话时录音机里放着一盘叫“恩雅”的磁带，那是一种类似宗教音乐的美国流行乐，韩东说我想说的就是没意义，没意义就是没意义，我不想比这个告诉别人更多。我大致能理解韩东作为一个敏感的小说家所体验到的现实精神处境，这是一种费尽心力挖掘矿藏到最后却发现原来井中一无所有的感觉，传达它也许是令人痛苦的，但总比掩盖它好。既然它已经存在于当代都市人的精神深处，成为都市人精神失落的表征，那么为什么又要回避它呢？
三、“新都市”：重建精神之家是否可能
我相信真理，可是谁为我们的新都市人揭示真理？在这个到处都是文明的碎片的时代，谁又配为我们的新都市人揭示真理？换一个角度，新都市人又是否需要回归一个统一的精神家园？这是举步之前的困惑。也许我们应该相信有关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的说法，相信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具有重建人文精神的重负与责任。
然而我们所传是否就应只是现实的林林总总，我们的新都市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在人群中所得到的是人群中已有的，我们的每一遍重复都没有意义。在一个人的耳边说着他知道的事，正是目前的新都市小说家们所做着的尴尬事。也许我们不应该只停留于这世纪末新都市人的苍凉处境，如果我们站得更高那么我们的文学家们就应比时代看得更远，早些看到东方露出来的曙光，如果我们怀有理想、而不仅仅是世纪末的阴霾，那么我们的“新都市文学”应该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温情，古典真爱的甜蜜。
也许我们的新都市文学应该发展一种新浪漫主义的风格。
也许我们的新都市文学应该创造出一群新都市人形象，在晨曦中乘着阳光飞翔的人。
也许我们需要一些浮士德，注定在黎明前倒下却依然忘我地追索，没有维吉尔，谁来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阿内特丽采又将在哪里向我展示天堂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