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女县长身份认同变迁透析——基于湖北省35个女县长的访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县长论文,湖北省论文,建国以来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4-0044-08
一、身份认同
桑多·罗扎克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认同的找寻及个人命运定向的私人体验本身，都变成是一种主要的颠覆性政治力量。”[1](P36)
社会身份，是基于具体个人的自然属性如性别、年龄以及社会属性如教育、收入、地位和关系形成的身份，其背后有社会承认的角色及其权责期待。认同，其字面含义与认可、同化相近，它对应着英文中的identification和identity两词的联合意义。前者意指人类从自身出发经过与他者的参照比较最终对于自身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后者是作为认知结果形成的一种自我定义。[2](P6)就个人而言，认同同时表现为两种面相，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涉及“存异”，即“自我证明”和“自我预期”，后者涉及“求同”，即“去个性化”。身份认同是“自我”所属群体的认同，是对自己的身份“归属于何种社会范畴或组织”的思考，是个体对自我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应承担的权利义务的看法和归属。社会身份认同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常见的制度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习惯风俗怎样在不同的群体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第二个方面是人们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亦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前一个方面较为稳定，后一个方面较为变动。
G·H·埃尔德指出：“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塑造着。”[3](P263)因此，身份认同不能完全孤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它需要社会的一些基础性结构的支撑。研究女县长个体的身份认同变迁，就必须其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及其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变迁的社会背景中。本文基于对湖北省35个女县长的访谈来探索新中国建立以来女县长在60年政治参与中的身份认同变迁，探求被身份所限制、被赋予了自由、同时被开启了解放之门的中国女县长们——她们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如何建构和变迁的？支撑着身份建构和变迁的力量是什么？她们是否真的愿意在给定的框架内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并筹划自己的政治生涯？她们对自己的确认和理解，即她们的自我认同与其社会关系网络和国家的整套机制之间是否存在紧张？
二、国家塑造与个人认同的失衡与共振——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拉锯中女县长自我身份从被动认同到主动认同的变迁
本节以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妇女参政的种种叙述和建构为背景，探讨女县长的身份是如何被建构和自我建构的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她们自我身份认同是如何变迁的。
（一）共振：女县长的身份认同与革命话语的重合（1949—1966年）
回溯这一段历史和整理资料都非常困难，因为那时的女县长今天还健在的已经很少了。笔者访谈了3位，其他的资料只能来自于她们的子女或其他人的叙述。在访谈中，3位曾经的县长尽管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但精神矍铄，说起往事，她们津津乐道，特别是说到她们当上“县官”后的感受，她们更是神采飞扬。可见，当时参政并且能够当上“县官”对女性来说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转变，它是女性翻身当家做主最深刻最直接的体现。
1.最初的惶恐与兴奋
“组织找我谈话时，我说县长这个官太大了，我当不了。”这是她们的第一感觉，尽管在此之前她们都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干部，但“县官”在当时对女性来说还是太“大”了。为什么太大，是因为“当时感觉当官是男人的事，我没有这个能力”，“但真干了，害怕的感觉一下就没了，第一天非常兴奋、浑身是劲”，“不怕你笑话，我当时都流泪了，觉得真能当家做主太不容易了，这么多年革命太不容易了”。
2.感激与责任
“还是党好啊，我父亲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你的今天，你要好好干，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做梦也没想到新中国女性还能当这么大的官。”访谈中，几位老县长在言语间都表达着对党和对毛主席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在她们看来，当时女性的地位特别是她们“官位”的取得更多的是来自于党的恩惠，来自于新中国的建立，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她们的信任，正因为这种“恩惠”和“信任”太重，她们就觉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对得起党和国家”，所以“连睡觉都想着怎样把建设弄上去，全县人民都看着你呢，你怎么能睡得好”。
3.欠缺的性别意识
欠缺的性别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认为自己是女性就应该和男干部有区别，“当时我们都认为生理差别不是问题”；二是“革命都是一家，哪有性别利益”，“如果强调女性应该怎样，会被认为是搞革命分化”，所以“没有为女性单独争取利益”。但也有强调女性身份的时候，“我们下乡去动员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时就现身说法，告诉她们女人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经济独立和家庭和睦，才能为国家作贡献，很鼓舞人心的。”这印证了很多学者论述的：为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整合社会组织，国家利用社会和政治体制上的优势自上而下地进行动员和组织，以实现快速并且平等的发展，即以强烈的政治承诺去改善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促进她们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解放了女性，帮助女性走出封建家庭，从而跨越了一个旧时代；但它并没有将妇女交还给女性自己，而是交给了国家，在女性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阈之外。[4]
4.心甘情愿的劳累
虽然今天很多学者通过访谈记录了建国初到文化大革命这期间走出家门的女性在生产建设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中给她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巨大伤害，在访谈的女县长身上，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革命期间对男女生理差异的漠视导致的对她们的身体伤害，但即便如此，她们今天回忆起来，仍然用“心甘情愿”这个词来表达对当时革命和建设的感情和责任。“哪能不累！但当时精神就是亢奋，仿佛有使不完的劲，你不知道能够到今天国家和我们都不容易啊，”“累也心甘情愿，国家和人民把这个重担给你，当然要尽力做好。”对于解放了的女县长来说，新的生活给予了生命新的意义，因此在国家的动员和精神号召下，她们觉得不是自己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还不够，做多少事情也无法报答党的恩情。她们的工作本身和在自己的领导下工作所取得的成就都让她们身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尽管劳累，但也是心甘情愿的劳累。
从这些感受中，我们仿佛面对着历史迷雾后面能清晰表述的感受与记忆，可以看到在重大历史变迁和在政治生活中女性能够扮演一定角色时，她们那种难以掩饰的兴奋、感激以及责任。“为官一任，为政一方”是她们最主要的感受，“劳动”是社会主义人们最基本的美德，是最高尚的社会身份，这与当时普通女性的感受没有区别。当然，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把这个责任让你承担”，因此，她们就觉得身上的担子太重，重得她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暇去思考家庭利益、个人利益，甚至压根儿没有性别利益这个概念，这些都湮没在革命的大潮中。在她们看来，国家给予了你解放，给予了你权力，唯一能做的就是报答党和人民，至于性别利益，对她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既然生理的差别都微不足道，怎么可能还有男女利益的分化呢？这样的身份认同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的，是在国家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和政府对她们身份的塑造和她们个体在革命中成长的经历共同决定的。就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角色是由社会的组织和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认同则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也是行动者经由组织的引导和个人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5]
在国家层面，清末开始的中华民族对于民族国家的诉求就成了革命的基本主题，革命和民族的独立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出路，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女性解放运动从属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女性解放的话语从属于国家的宏大叙事，都是中国女性解放实践客观的历史规定性，这是不能改变的历史现实。在1949年到1979年期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中国妇女的解放”。它像一句真理勾画出中国女性解放之路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奠定了中国1949年以后妇女解放的主要脉络，也意味着从此妇女的解放具有了“他者”的属性。男性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却有意或无意设定了“女性”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他者”异质地位，即女性在民族国家的解放中，作为解放的主体成了革命运动的支流，丧失了主体的资格和表达话语的权利，而处于被支配和被解放的位置。因此，女县长对自我主体意识的确认，在国家民族意识逐渐成为主流意识的过程中，随着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淡化，她们自我审视的力度也逐渐开始减弱，不再把反观女性自身当作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是把视野转向了社会，更多地体现了对社会角色的认同，社会革命“恩赐”的解放淡化了女性的自我反思意识。
但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尽管作为被解放的群体，作为男性话语中的“他者”，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女性在“解放”、“平等”的建构过程中并非仅仅是被操纵的被动群体，从城市所推行的制度化的男女平等原则和男女双方均为“国家人”的角度看，女县长在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了她们的才能，让一直存有性别偏见的男性甚至女性自己都对她们刮目相看。因此，不仅是男性对女性，更重要的是女性对自身也开始重新认识，“自信心提高了很多，没想到自己还这么能干”，“连自己对自己都另眼相看了”。这份自信、这份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想法甚至比今天女性的自信都还强，而这应该是被封建思想束缚了几千年的女性最大的收获。另外，新旧社会的对比，让这些当家做主的女县长真心感觉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全心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找到了生命新的价值，尽管可能她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在那个集体主义精神为主的时代，她们只是社会主义大革命生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对她们来说，官位成就了她们的人生，成就了自己的价值。因此，即使在今天，从她们在对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验的叙述中还能感觉到当时的意气风发，还能体会到当时的喜悦、自豪、责任等情绪。而且从叙述的逻辑来看，她们常常将个人生命事件和国家重要事件作为记忆的时间窗口。话语中常常出现的时间概念是“土改时”、“大炼钢时”，等等，这表明，在她们这一代人心中，已经将自己人生的轨迹、生活的经历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重要的事件构成了她们的生活，也成就了她们的记忆的有机连续，并由此获得个人生命和工作的存续感。
（二）分化：动荡的时代与女县长身份认同的迷茫（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作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一代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对于政坛中的女性，记忆尤其深刻。从湖北当时的情况看，进入革委会的女干部，由于其政治经历和参政的目的各异，在行为方式和自我认同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虽然有参政的能力和正确的思想路线，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因此参政积极性大受打击；业务工作女干部由于对政治不感兴趣，许多人在革委会中只是挂了一个名，因而对自己的“县长”身份并没有什么概念；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闯将”，她们主要是满足自身的权力欲和虚荣心；至于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女干部，她们怀着对党、毛主席和群众的感激之情，忠实本分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官员”身份对她们则是可有可无的概念。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只访谈到了两位当时的“县长”：一位是革委会F副主任——“因熟悉卫生工作而当上副主任”，是业务类干部；一位是革委会G主任——“铁姑娘队”的女劳模，“我没有什么领导和管理经验，只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就当了。”回顾当时的情景对她们不是愉快的记忆，所以很多问题她们不愿多说。但对能够当上一官半职，她们没有太多的荣幸，更多的是忐忑不安。“我以前学医，当时需要一名分管卫生工作的副主任，就找到了我，其实我不愿意，形势那么乱，不知是福还是祸，避开为好，所以我基本不管事。”“我虽然不懂革命的大道理，但当时觉得那样闹不行啊，很多事情都违背常理，明明很好的人都来批斗，所以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我就和以前一样，没觉得是领导。”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认同”的自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往往是隐性的，并且受着特定的基础秩序的制约，在个人身上常常表现为“不得不如此”的样子。[6](P12)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在特殊年代对自己的官员身份是一种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如此的态度，和建国初期的女县长相比，她们没有觉得登上这个位置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多的是忐忑不安，因为在那个群魔乱舞的年代，当官也许是被推到风口浪尖处于危险的境地，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委会F副主任对此的感受更是如此，“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点事就行了”是她唯一的想法，所以在革委会中她几乎是挂名的，内心从来没有承认甚至想“摆脱”组织强加给她的身份；而“铁姑娘队”出来的G主任只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被拉进了革委会，但这个身份没有给她工作甚至内心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她还是像以前一样，风风火火在一线工作，可以说，在这位朴素的女性身上，连仅有的身份象征性认同都不存在，而她对于当时的革委会也仅仅是象征意义。
但相反的是，在资料和其他人的诉说中，我们感受到了靠造反起家的女县长们的身份认同。“可威风了，耀武扬威的”，“别人怕她们，她们就得到了满足”，这是叙述时很多人对她们的感觉。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在潜意识里有支配他人的欲望，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在那个思想都被扭曲的年代，那些靠造反起家的女性支配他人的欲望达到了顶峰，所以“官员”的身份带给她们的是权力，是别人的害怕，是走到哪儿都受人“尊重”的虚荣，所以她们的过激行为甚至有些是丧失了基本人性的行为是对身份的一种极端的维护。可见，女县长这个身份带给了她们权力和虚荣心的满足。而为了这个身份，她们就是在政治斗争中丧失了人格和性别意识的女性。在没有是非的混战中，女性的善良、怜悯等美德几乎全被造反的激情冲没了，当时歇斯底里的狂躁和盲目的政治冲动使她们失去了辨别的能力。但这种特殊时期所获得的非正当利益注定了她们身份的短暂。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她们的政治生涯就永远划上了句号。
从而，经历的不同、对革命认识的不同造成了这个时期女县长的集体无意识分裂现象：一种是对身份的漠然和潜意识的逃避；一种是对身份的极端维护。
（三）振奋中的茫然——改革开放初期的女县长身份认同（1978—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女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对改革浪潮所带来的冲击，在历史和时代的契合点上，在落差与反思的阵痛中，女县长的命运显示出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这就为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社会生活、进入权力领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女县长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居多。1983年底，湖北孝感地区的一条特别新闻，为女知识分子广泛参与政治生活添上了浓重的一笔：“全区所辖的7个县、市，都有1名比较年轻的女知识分子担任副县长、副市长”。“她们虽然自信自己的学识，但不曾有过争取领导职位的奢望，虽然有满身的书卷气，却怀着一颗爱心，倾注满腔热情为群众办事”，[7](P130)这是当时对当官的女知识分子的标准描述。但是，她们这些起初没有“政治野心”的女性在受恩于党的政策为官一任后也接受了改革的洗礼，即差额选举，在“差额选举风波”、在女性的“落选风潮”中，她们对自身的命运和身份是如何认识的呢？
1.初选时的满腔热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昭示着一个新的历史开始，经历了十年动乱的人们尤其希望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大展宏图。在高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下，很多女性知识分子步入政坛，当上了县官。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们感谢党的知遇之恩，兢兢业业，希望用自己的学识为四化作贡献。“能当选我非常幸运，只有全力投入才能多作贡献。”“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应该发挥能量，把失去的十年补过来。”
2.权利和责任意识的加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四化建设的热情再一次唤醒了一直藏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历史责任感，“现在国家需要我，我就愿意为大家服务。”这种源于历史使命感而形成的政治品格必然促使女性群体政治参与意识的加强，唤起广大女性自觉地肩负起历史的重任，走向自立自强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建国初的前辈们有了本质的区别，虽然她们首先都是“建设者”，都是经历创伤后的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但建国初的女县长们的权利意识是外界所赋予的，是外界告诉她们你有这个权利，她们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享有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内化到心中，更没有想过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捍卫神圣的政治权利；但新时期的女县长由于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她们的权利意识大大增强，而且知识水平赋予她们更大的力量去维护和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她们很多人都不再视她的“官职”是党和国家的恩赐，而是觉得这本该是她们所具有的。当然在这点上，她们的身份认同与后来者也有不同之处，虽然她们和后来者都具有了较强的权利意识，但不像后来者“自我”意识那么强烈。
3.落选的困惑与茫然
1987年，中国大部分省、市的各级人民政府开始新一轮的换届选举。这次换届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首次实行“差额选举”。这意味着民主选举不再是一种时髦的口号，它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曾经享受政策保护和靠比例进入领导班子的女县长，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尽管当时国家反复强调保证女干部的比例，但代表们在“个人选择的自由”的背景中，出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没有投女县长的票，结果全国选举的结果“是一半的女县长下了台”。[7](P142)在政治生涯起伏中，这些女县长大都经历了落选的困惑和茫然。“正满腔热情扑入工作时，落选了，和当初当选一样，都是茫然和不解。”“我百思不解，到底为什么？是我工作不称职吗？”
到底为什么？这是留给这些在差额选举中落选的女县长们长久的追问。命运似乎同她们开了一个玩笑，当她们没有多少参政意识的时候，却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当她们萌发了参政意识并在熟悉工作的基础上大展宏图、施展抱负时，却没有了位置，而且至今她们都不明白失去这个位置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政策曾恩泽于她们，造成一些人心理不平衡，在民主选举中得到了释放。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像很多女性当初被选为县长不说明她水平高、能力强一样，她的落选也未必说明她的能力差，令人感叹的是，女性参政的机会为什么不能由自己来把握。
4.双重身份的困扰
和所有女性一样，女县长都要面对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困扰女县长的一个老问题，“那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回家丈夫抱怨是常有的事”，“家庭和工作肯定有矛盾，有些女干部因此而辞官或离婚。”现实的问题令女性感到局促不安，一片茫然。有代表性的是1990年《中国妇女报》刊登了“女县长难解的人生方程式”一文，文中介绍了一位名叫向桦的女县长，她在工作中聪颖、精干，仅到任几个月，即对所分管的工作了如指掌，并能应付工作中各种棘手的局面，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赞扬。然而，她却在家庭生活中遇到了难题。面对女县长这种工作和家庭的普遍冲突，当时在全国还开展了“女县长的人生方程式该怎么解”的讨论。[7](P150)对此，哈索克曾激愤地说：“正当我们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正当此时此刻，为什么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8](P22)
5.性别意识的彰显与客观环境的制约
“我们和老一辈肯定有差别了，接受过新思想，又受过高等教育，当然想为女性谋取利益，但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很多女性群众来反映问题，自己感同身受，但多数时候无能为力，一是当时的情况还是男性主导，二是性别利益不受重视的客观环境。”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感觉到，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女县长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性别意识和权利意识，她们的这种潜质不仅突破了自我观念的藩篱，而且具有了非常简朴的两性力量相得益彰的“相生”思想。至少可以看出，她们的女性自我意识开始强大，但是当时的特定环境往往使她们也使她们那一代人无法再往前迈一步，即使进了一步也是要退回来的，因为她意识层面的“认同”之心是她有意或无意回避现实，以致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基本忽略和模糊了自己刚开始的性别冲动。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心理体验的投影。因为她们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大，那是集几千年修缮之功的男权文化城堡，而且这城堡不仅在她们的身体之外，还牢牢地盘踞在她们的意识深处。这种难以直面的现实，多多少少折射了投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传统文化的阴影。
（四）突围与蝶变：女县长自我身份认同的加强（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和利益分化时期，个人意识开始彰显，个性开始标榜，“自我”意识强烈。而女县长们的自我意识虽然不像年轻人那么强烈，但与她们的前辈们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性别意识的加强。
1.充满自信：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可
“舞台有多大，我就能做多好。”这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生的年轻女县长响亮的自我表述。她们的亮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朝气蓬勃、充满自信，和她们交谈，能感觉到她们的思想与其前辈们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们敢于表达自我、推荐自我、相信自我的个性让人充分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
2.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
对于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和身份，女县长们都表示职位是次要的，实现自我价值是最重要的。“在每个职位上，都要做出点什么，才能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现在最大的感觉是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份工作，也对得起人民，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3.性别意识张扬：积极维护女性权利
在访谈中，所有的女县长都表示自己在工作中都能够积极主动为女性争取利益，一位曾经是县长现在退到人大的女性更是详细地列举了这些年为女性做的事：“一是每年年末请县里所有女干部吃饭，提供女性相互交流和相互熟悉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你们不要互相嫉妒，大家都是弱势群体，只有互相帮助，女性整体的地位才能提上去。所以女领导一定要大气，要和男人去竞争，不要陷在自己性别的小圈子里。二是我现在在人大，极力推荐女干部，尽量为女性说话，有时组织部推荐上来的干部，其他男同志认为她怎么怎么不行，我就说虽然她在这方面是不行，但她在其他方面很好，我们可以给她机会锻炼。然后私下里我就找她谈话，让她今后注重锻炼哪些方面，也主动提供一些她能够成长的途径。三是在组织部门座谈和考察时，我首先推荐的是女干部，为她们说好话，告诉组织部这个女性有什么长处，你们应该怎样用等。四是妇联有什么事，只要她们说声，我就积极参加，而且再忙我都从头到尾出席活动，我要让大家知道，妇联不是摆设，是个很重要的部门，我们党政是积极支持的，是应该得到每个部门重视的。而且我还能为妇联提供活动思路和决策建议，有时我主动给领导说应该怎么怎么支持妇联的事，我给领导出建议，帮她们争取经费，有时哪个部门对妇联不支持，我就找相关领导。五是对女企业家，我当她们是宝贝。她们有什么做得不得体了，我私下找她们谈话进行提醒，而且别人攻击她们时，我能很好地保护。”
4.强调性别差异：男女有别
“工作上不应该有性别，但生活中还是应该有性别。”这是访谈中女县长们的共识。开始强调性别差异，其实意味着女性开始积极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利了，不再是“忍气吞声”隐身于政治汪洋大海中男性注意不到的角落了。
5.彰显性别：穿着打扮得体稳重
“其实群众特别注意女性外在形象，男性穿着随便，群众会说这是俭朴或者亲和力强，但对女领导的评价就不一样了，会说怎么选出这么个邋遢的女人来！所以我特意去学了一下简单的化妆，平时穿着也比较讲究”，“我比较注意穿着，穿得好点，才能与你的身份和气质相符，女人嘛，谁不爱美。”这是和前辈们比较起来新一代的女县长们很大的变化之一，她们得体的打扮、优雅的举止让人觉得她们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女县长”。访谈中，笔者遇到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位1973年出生的女县长，没见面前，就听说她很年轻、漂亮、能干、政治前途无量。见面后，果然如此——高雅的谈吐、淡淡的香水味都向人们昭示着新时代女县长的形象。
6.多重角色的认同：家庭和事业双丰收
“我个人觉得冲突更多是存在于观念中，其实今天电器的普及或请保姆使家务事已经没那么多了。”“工作肯定会影响陪家人的时间，但其他职业的女性也同样如此啊。”“工作和家庭对我同样重要，母亲、妻子、县长都是必不可少的角色，缺少了哪一样，我的生活都会失去很多色彩。”这些话让访谈者很欣慰，她们的心声也许能改变大多数人陈旧的观念：想到领导，特别是想到女性领导，人们惯有的印象是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但通过访谈发现，其实冲突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和其他领域的职业女性一样，女县长们把工作和家庭视为其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有些女县长甚至把工作比喻成娘家来表明工作对她们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她们在生活中已经有机地把工作和家庭统一协调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和家庭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生活也因此充实而满足。可见，双重角色已经被她们置于其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她们享受着这一切，感受着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中的意义和经验，这种感受支撑着她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和感受与其他职业领域的女性是一样的，其实也和所有男性是一样的，而这恰恰才是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
7.积极强调女性参政的优势
在访谈中，所有的女县长都极力推崇女性参政的优势，她们综合归纳了很多点：心思细腻，做事缜密，考虑问题周到；沟通能力强；擅长用情感和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靠“柔和的语言”拉近群众关系；奉献精神强；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等等。可见，女县长们对自我的性别认同已经大大加强。
三、余论：穿越性别的藩篱，回归女性自我
对女县长的身份认同进行简单的回溯，可以看到，在60年的历程中，她们的身份认同没有发生变化的是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这种认同来自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也来自于自身对“县长”这个职位的认识。但同时，国家的建构历程和制度变迁的轨迹或多或少会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留下痕迹，所以我们还是看到了建国以来女县长身份认同的许多变化：
一是从性别的异化到性别的回归。也许在建国初女县长穿着朴实是为了表明自己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也许“文化大革命”中女县长着男装、留短发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红色政治立场”；也许改革开放初期女县长还羞羞答答地掩饰着自己的爱美天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女县长们却高扬女性的爱美之心，她们呈现给人们的是画着淡妆、打扮得体、品味高雅的女性形象。
二是从无性别意识到高扬性别意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民族的诉求使女性在解放中成了“他者”，而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阈之外，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女性的利益是湮没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中的。作为国家权力的“恩赐”而当官的女县长们，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但是，随着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民主进程的提高，女县长们开始张扬自己的性别权利，积极争取自身利益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是政治权利意识的唤醒。政治权利的唤醒最明显的表现是，女县长们开始从被动安排职位到后来积极主动争取自己职位。“当家做主是我的权利”，“既然我有能力，我应该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我积极竞选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我的权利”——这是新世纪女县长的呼声。
四是从不自信到对自己能力的充分认可。从封建社会“足不出户”的卑贱地位到翻身当家做主，还当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她们的惶恐是可以理解的。一次次的锻炼，让她们的自信一次次提高，时代在前进，女性也不再是躲在男人背后的传声筒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在强化，自信在增强，对自己的能力充分肯定，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游刃有余，“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在新一代的女县长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是对自己多重角色的认可。在家务劳动大量电气化和社会化的今天，在孩子的养育逐渐科技化的现代社会，女性的哺乳、家教等已经不再是家庭和事业冲突的客观原因。因此，她们没有那么大的后顾之忧，很多女县长都认为多重角色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性别之分，也没有职业之分，只是媒体和外人把参政女性的角色冲突扩大化了，或者说本属于任何一个群体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她们身上就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六是既然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和女县长个体身份的完全确立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调，这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决定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是任何简单的单纯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的因素，而是人类文化的整体，正是这种人类文化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女性”。“历史的精神遗传，像是一副无形的枷锁，不仅束缚着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也束缚着妇女的意识。”[9](P65)因此，清除历史的积淀，使女县长的身份认同能够完全摆脱性别的束缚，需要她们、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