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先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国共产党人踏着历史的节奏迎来建党85周年的时候，面对的是由社会变革和转型带来的新的挑战。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及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对执政理念作出调整，而且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创新。为了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容，对于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意识形态：一个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给意识形态作过一个定义，“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1]，同时这个阶级还“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也即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从长远看仍然是一个阶级的独占特权”[3]，借助于这种特权观念解释及辩护人们所喜好的政治秩序，并为实现这一秩序提供策略，从而获得人们的支持与认同的合法性信仰。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所谓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政党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系统的思想、理论和见解，特别是关于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的理论和见解。它决定着政党的纲领、目标、政策以及活动方式和方法，并与一定的政党制度相联系。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其内部起着凝聚党员和组织的灵魂作用，在其外部起着召唤和引领大众的旗帜作用。奉行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在政治理论和思想文化上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因而也是判断一个政党性质的重要标志。所以，不同类型的政党彼此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有维持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天然职能”，而且借着各种文化和思想形态的手段，将该党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变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既为执政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提高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提供可靠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代变迁相一致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语言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已出现过3种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的意识形态的每一次新的飞跃，都使党所领导的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可以说保持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是党的事业获得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异常复杂、涉及诸多方面社会变迁的客观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丰富和发展，保持意识形态先进性的地位和作用是适应这种历史进程的时代呼唤和必然要求的。
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内涵，因为它体现着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党聚散、进退、成败的历史命运。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与解决某一历史时期的课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意识形态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持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是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供思想理论依据，不断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而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任何一个执政党要维护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都要首先使其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人民的认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正向表达、工具和支持功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党执政的思想灵魂和理论指导，它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总的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后，党的意识形态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党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突出表现为以下4大主要矛盾：
首先，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各群体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带来的摩擦与激荡，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意识形态多样性倾向的矛盾进一步显性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从经济上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产权形式、分配形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等诸多方面的日益多样化；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与多党合作相结合、中国大陆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政权与港澳的区域性资本主义政权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政权基础的多层化、政权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国家结构形式的多彩化、政党关系的多维化；从文化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多样化相结合，文化的普世性、公益性与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相结合等等。上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基础性安排是中国从当代实践出发进行的制度创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正是在这种全方位、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变迁之下，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出现和利己主义的复活，使得党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形成社会凝聚力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冲击，使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显性化。因此，如何用主导性意识形态来整合日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以及多样化的社会，使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化协调发展，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必须深入思考和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
其次，党的意识形态的强势性与社会选择理性增强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通过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而极富强势性特征。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进行，传统的高度统一的国家——社会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第一，国家的社会控制幅度明显收缩，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家所有制的比重显著下降，集体、民营以及各种混合所有制成分迅速上升；第二，国家的社会控制手段渐趋多样化，改变了以往几乎完全依靠行政命令与计划指令的状况；第三，国家自身的权力结构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地方、部门、企业乃至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占有与处置社会资源的自主权不断扩大，社会的独立性逐步增强，社会自治的范围逐步扩大，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社会关系开始逐步确立。在这一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公众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有了较大的增强，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单向性灌输”的自然接受和天然认同，也开始变为公民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双向交互式”的选择。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一新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体系中寻求新的制度结合点。
再次，党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与社会受众期望差距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首先是从工人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共运史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来自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仰，即意识形态先行。简言之，工人阶级政党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它对生活科学的准确解释和改造。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无法为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给予正确的回答，从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创新和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锐把握与科学论证。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无不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智慧之光。但是，认真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我们也发现许多存而未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第一，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自觉跟上时代步伐，宣传口号化、概念化、程式化的东西较多，影响了宣传的效果；第二，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灰色地带增多，对许多新问题、新现象难以用理论说明或解释；第三，政策先行与意识形态滞后之间的矛盾，使意识形态无法及时为政策调整提供强有力的解释。这就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必须根据社会客观现实的发展，不断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使理论时刻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和运用，才能使党的意识形态具备更为雄厚的社会基础。
最后，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与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全新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推动了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具有了以自由性、多元性与非中心性为表现的新特点。随着网络成为全球化时代传播信息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它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变革，使得仍然停留在机械化时代遵循单因单果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因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而日益呈现出不断弱化的倾向。在传统的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主的新闻媒体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明确的、固定的。而在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条件下，网络在技术和文化上具有的平民性使普通人可以参与到媒介生产的过程中，从理论上说，任何人只要建立个人网站或拥有个人主页，便可与全球网民进行信息和影像的交流。在这种个人化的“全球媒体”环境之中，出现了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的共存性，甚至受众从传播客体转变为传播主体，这就极易弱化政党的声音，使得政党在重大事件观点上的权威性受到削弱。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使公众意识与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离，主流意识形态对党员和普通民众的影响力及党的思想控制能力出现减弱的趋势。当然，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网络已经成为全球“软力量”较量的重要“战场”。虽然网络的出现和“第四媒体”的兴起在真正意义上将整个世界联结成网，构建起了超越传统民族——国家地理文化界限的“超国家领域”全球传播体系，但是，由于在技术、财力和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一“超国家领域”的全球传播体系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摆脱民族——国家的影响。西方强势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借助于这一新技术而大行其道。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意义的生产是由西方的跨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主导的，以美国为首，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形成了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更有强大的知识、学术、教育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支柱，成为当今全球化意义生产的主宰者。现在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念、符号、象征、形象，大都是由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体系制作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颇具张力，已经相当成熟了。这些情况使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力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
保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先进性的实现路径
正确解决转型时期党的意识形态面临的4大主要矛盾，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战斗力，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政治合法性，根本的途径在于始终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对国际共运，特别是苏共亡党亡国惨痛教训的深刻认识，又是对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作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抉择。为此，应做到：
第一要明确一个重点。这是指在实际的意识形态工作中不仅要加强意识形态对人民大众的教化功能，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要强化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前者的意义在于扩大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以避免人民“有一部分陷入政治迷信，另一部分陷入政治上的不信任，或者说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顾个人的庸人”[4]。后者的意义在于加强党的干部对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的坚持。苏共败亡的教训说明，在苏联剧变过程中，普通群众的信仰危机和党的上层信仰危机具有不同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上层信仰的危机更具有腐蚀性和破坏性。正如学者所言，苏联是“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5]。正是在深刻总结苏共败亡历史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而首要的任务则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说服力，既要培养一支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的干部队伍，又要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遍的社会基础。
第二要遵循两个规律。这是指要始终保持党的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必须遵循意识形态发展的两个规律，实现党的意识形态自身向现代性的转化。
其一，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实现从革命性意识形态到建设性意识形态的转变。这是就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发展的特殊规律而言的。尽管建设和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党的意识形态从总体特征上来讲，还是一种带有“革命性”或“运动性”的意识形态。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在运行机制上，注重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结合；在宣传形式上，注重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强调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和价值明确的政治承诺。应该承认，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在保证党的意识形态内在发展理路相对自洽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造性地进行现代性转化，使党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没有也不可能停滞，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并以此为根据，不断充实党的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内涵，使其在既不失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能继续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挥作用。
其二，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符合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性要求和特点。一般认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应该具有3大主要特征：首先是世俗化。这一特点要求意识形态必须“祛魅”，使社会个体以一种平等性的主体姿态来参与和接受。因为，现代社会是世俗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个体从集体的控制中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非正统生活方式则意味着宽容随着人们看法的多元化而增长，通过理性技术和试验科学，个体不但能够理解和控制物质世界而且能够理解和控制社会环境”[6]。其次是理性化。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要求人们以自身利益为根据进行判断和选择，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要想有效地深入社会，自身必须是个高度自洽的并能够经得住理性观念考量的思想体系，而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强制促动。最后是开放化。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价值与信仰多样化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要想保持一种主流与主导的地位，必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为，“在现代社会特定的价值或信仰能够被所有的社会成员(甚至是大多数的)所共同持有，而且没有理由设想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赖于一个共同的特定之价值与标准”[7]。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向现代性转化，就必须根据上述两个现代意识形态发展规律，不仅要改变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工作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符合社会现实和时代进步要求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苏共败亡的一个深刻教训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万能化、宗教化，所有与之争辩的尝试均被宣布为离经叛道。“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8] 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9]。这一历史教训要求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与人文学术、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思想自由与宣传纪律等3种关系。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与人文学术的关系。人文学术既直接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创造条件，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防止意识形态的泛化，避免以意识形态来冲击人文学术的研究，更要防止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对人文学术研究抓辫子、打棍子，动辄上纲上线；要遵循人文学术研究的特点与规律，为人文学术的研究提供宽松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其次，必须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和人文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意识形态也有其边界和限度，它不能替代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作用。民间社会的问题需要交给民间社会依靠其自身的机制去解决，而不能越俎代庖。最后，必须正确处理好思想自由与宣传纪律的关系。学术科研与宣传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认真研究，不能用教条机械的方式方法不加区别地简单对待。
党的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不是来源于武器的批判，而是来源于批判的武器。要始终保持党的意识形态先进性，共产党人就必须以一种开放、包容、理性、求实的态度对待思想理论上的争鸣。葛兰西说过，真话具有革命性。共产党人不仅不怕讲真话，而且还要提倡讲真话；不仅要自己讲真话，而且还要让别人讲真话。正如列宁在1919年说过，我们的每一字，敌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和歪曲，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说，让他们听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惟一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