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念奴娇#183;赤壁怀古》作年新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赤壁论文,苏轼论文,念奴娇论文,作年新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9)07-0001-06
众所周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我国豪放词的奠基之作，自其问世以来，虽然有人非议其豪放不合律之瑕疵，但其“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逸怀浩气，其对后来辛派词人豪放词风的形成以及对元明清后代词人的积极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然而，自此词问世900多年来，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都认为此词是苏轼游赤壁之后的怀古之作，元丰五年苏轼“三咏赤壁”也几乎成了不易之论。笔者在研读苏轼生平经历及其作品时，对上述的关于苏轼这首著名词作的创作原因和创作时间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因为迄今为止都还没有发现任何史料证据可证明上述之观点。不言而喻，搞清楚该词的具体创作时间，对于确定词的主题思想以及了解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引玉之砖，恳请方家指正。
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创作的具体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元丰五年七月说。此说出于宋人傅藻，其在《东坡纪年錄》中云：“元丰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岁，(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1]1755此说已经被苏词研究专家们普遍认可，如朱祖谋《东坡乐府》、唐圭璋《全宋词》、龙榆生《东坡乐府笺》、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孔凡礼《苏轼年谱》、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等皆依此说。显然，这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
元丰四年十月说。主此说者为清代著名的苏轼研究专家王文诰，其《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二十一云：“(元丰四年辛酉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2]584王文诰没有说到自己的编年依据，其说亦鲜有依从者，但其说却最为接近真相。
元丰五年四月说。王水照先生《苏轼传》中曾有此说，见该书第七章“三咏赤壁成绝唱”。[3]295
元丰五年八月说。持此说者有朱靖华[4]734、饶学刚[5]84先生等。
以上诸说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认为此词是苏轼游赤壁后怀古而作；其二，都只提出观点，并无具体之证据。笔者以为，没有确凿之证据，武断地下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况且，仅仅凭借词题“赤壁怀古”和词之内容，就断定此词一定是诗人游赤壁后所作，也是不充分的。在此，我们只讨论最流行的第一种观点。
请看傅藻的说法：“元丰五年壬戌先生四十七岁，(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傅的这段话表明了两点：第一，《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是因同一次游赤壁之后所作，且后者是继前者而作；第二，二篇作品同作于这年七月，写作时间当不会相隔几天。
首先，把《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置于《前赤壁赋》后不妥。
比较二作可知，一写夜晚的景象：月白风清，江平浪静，这是一个静谧安宁而又舒适的夜晚！时间地点交代得非常清楚，它很明显是苏轼回家后回忆游览时的情景而作。一写白天的景象：乱石峥嵘，雪浪滔天，一副惊心动魄的长江风浪图。从二作的意境来看，前者是清旷洒脱，后者是慷慨豪放；从二作的记叙方式来看，《前赤壁赋》是追记七月十六晚上游赤壁时的情景及经过，而《念奴娇》词则是先从眼前的大江写起，再转到西边的赤壁，明显是即景抒怀。无论从所写景象、两作所表现的意境情感以及写作角度来看，二者相差都太大，因此二作决不是因同一次赤壁之游而作，傅藻把二作系于同事同时，显然是不妥的，故其“元丰五年七月之说”亦是不可靠的。
其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也不一定是游赤壁后之所作。
苏轼贬居黄州四年又二月，先寓居城东南之定惠院，后迁居城南之临皋亭，元丰五年十月后迁居东坡之雪堂。据苏轼《记赤壁》文云：“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6]2255临皋亭至传说中的赤壁大战遗址城西之赤壁矶不过数里，只要愿意，诗人可日日游赤壁。又据其《秦太虚题名记》一文记载，早在元丰三年八月，“时去中秋不十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而据饶学刚先生《东坡先生游踪考》一文考证，苏轼谪黄期间，游赤壁有案可查者就有十次。[7]81-87苏轼自己也说“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可见苏轼游赤壁是很频繁的。而到元丰五年七月，苏轼游赤壁有案可查者即已有三次，但为什么苏轼偏偏在元丰五年七月游赤壁之后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呢？虽然传说中的古代赤壁大战遗址就在诗人居所之西边不远处，但古人作怀古诗词并非一定要亲临古迹一游之后才能作，故《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游赤壁后所作的观点也是欠说服力。
那么这首词到底作于何时，作者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此词呢？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虽然自其问世以来就争议不断，但如下几点应是众所公认的：第一，这是一首气势磅礴意象恢宏的豪放词；第二，这是一首情感强烈激昂慷慨之作；第三，这是一首对三国英雄人物周瑜的激情赞歌；第四，此词乃作于临皋亭家中，观察点也应是临皋亭而非赤壁。而这几点恰恰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笔者以为研究者在研读这首词时，似乎忽视了对这样几个问题的思考：其一，在全部苏词中此词是独一无二之作(在现存的全部苏词中只有两首“念奴娇”词，另一首是《念奴娇·中秋》，而如此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却唯有此篇)，这是为什么？其二，九百多年以来，众口一词评定其为豪放之作，但苏轼贬黄期间始终处于一种忧谗畏讥潜心内省的精神状态下，为何突发此豪放情怀作此等惊世骇俗之作？其三，作者塑造周瑜英雄形象目的何在？难道就仅为反衬自己华发早生功业无成吗？其四、当时的苏轼寓居之地黄州临皋亭，距西边赤壁矶不过数里，诗人只需在家凭窗远眺，即可随时观赏到赤壁之景，他不一定非要游赤壁之后才能创作“赤壁怀古”词。故我认为苏轼在贬居黄州时的那种潜心内省、忧谗畏讥的心态下，突然创作此等大气磅礴情感强烈的豪放词，一定是有重大事件的刺激，决不仅仅是因为游历了日日可游之赤壁之后就能创作出来的，正所谓赤壁日日可游但《大江东去》词绝非随时可作！故苏轼创作此词必有更为深层的原因。为了解开上面的疑团，我们先还是来了解苏轼贬黄期间的思想实践。
首先，忧谗畏讥修身养性的独善思想和“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的兼济思想并存。
苏轼因诗贾祸，“乌台诗案”使苏轼由一个大州太守顷刻间变成阶下囚徒，期间性命几乎不保，出狱后贬谪黄州，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在黄州共历四年又两月。苏轼贬居黄州期间，不得不深刻反思。他于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州前所作的《黄州安国寺记》，清楚地表明了他这期间的反思，诗人“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意图“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乃至想“洗心归佛祖”，然经近五年的潜心内省，却始终“求罪垢之所由生而不可得”。从苏轼黄州时的实践来看，其“所以自新之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时时小心，处处留意，尽量少作文字，绝不给“好事君子，便加粉饰”把柄。在黄期间，苏轼曾多次婉言谢绝为人作文字。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书信，亦深恐为人传抄而多次于与友人的书信中叮嘱“乞不示人”，不要“轻以示人”、要“深藏之不出”，甚至“看讫，便火之”。更有甚者，元丰五年，诗人的好友杜道源病卒，苏轼曾致信其子杜孟坚，表达了自己不能亲往祭奠的歉意，贺生吊死，乃人伦之至重也，而诗人竟“恐畏万端”、“无缘往吊”，这已经是居黄的第三年了，足见其谨慎小心忧谗畏讥之程度。第二，修身养性，或学佛参禅或养气服丹。诗人一方面“焚香默坐”，“唯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另一方面又“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答秦太虚书》)并服用丹砂、还曾“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自冬至日起，斋居四十九日”[8]1233，真是虔诚向佛潜心修炼，不惟见诸语言文字而且付诸实践行动了。第三，研读经书，著书立说。据苏轼与友人信中自述，“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说》、《〈书〉传》和《〈易〉传》。”“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黄州上文璐公书》)。第四，求田问舍，躬耕垄亩。苏轼不但垦东坡，建雪堂、筑南堂而且还多次想在黄州买田，苏轼这样做，表明他已经做好了“永为齐安民”的准备，同时亦有向政敌表明自己“问舍求田、已无大志”的心理。第五，优游山水，江海寄余生。苏轼贬居黄州期间，除参佛修炼研读经书外，还游览了黄州及其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如传说中的古战场赤壁、武昌对面的西山、麻城的岐亭以及女王城、沙湖等，足迹几乎遍及周边各县。
其实，诗人内心于世事民情，并没有真的“百事灰心”(《与杨元素书》第二简)，诗人元丰六年与好友李公择的信中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好一句“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绝不只是说说而已，苏轼也是这么做的。如他在贬黄州自身都前途未卜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仍然记挂着他曾经答应的为普通百姓程裴请功的事。元丰三年十月，苏轼在与好友王定国信中云：“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仆虽不肖，亦庶几仿佛于此也。”以诗圣杜甫“一饮一食，未尝忘君”的精神与因自己而遭贬谪的好友共勉，其于友之义于国之忠，是无愧于“忠义填骨髓”的。元丰三年春，当诗人了解到黄州存在溺杀婴儿的陋俗以后，“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向州守朱寿昌献书，请求禁止这一非人道的风俗；诗人于民之怀，确是无愧于“道理贯心肝”的。
诗人一方面忧谗畏讥、“收召魂魄”“深自省察”，“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另一方面又“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这种矛盾的思想贯串于诗人整个黄州期间，其实这正是儒家“穷则独善，达则兼济”思想的表现，苏轼在自己远贬江湖之时仍能不忘“兼济”和“尊主泽民”，这种对现实的执着和超越正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故一旦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诗人定会密切关注并形诸于文字。考北宋史实，正是在苏轼贬居黄州的元丰四年，宋朝确实发生了重大事件，那就是宋朝征讨西夏的战争。
其次，元丰四年北宋对西夏战争的失败，或许正是《念奴娇》词创作的原因。
元丰四年春，西夏主谅祚死，幼主秉常继位，梁太后擅权。同年四月，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秉常被梁太后囚禁。于是宋朝主战派们纷纷进言，以为“此其上下叛亡之变，正宜乘此之时，大兴王师，以问其罪。”(主战派边将种谔进言)“梁氏夺秉常政而幽之，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也。”(知庆州俞充疏)[9]宋神宗亦雄心勃勃，认为平定西夏在此一举，于是不顾元老旧臣的反对，于元丰四年“秋七月庚寅，诏李宪五路之师大举伐夏”。
宋朝悍然发动的这场战争，开始确实取得了一些较大的胜利，但好景不长，由于宋师缺乏统一的指挥，西夏军队又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粮道的正确策略，最后宋军将领高遵裕的部队围攻灵州城十八日不克，反被西夏军引决黄河水贯营，以至全军溃败，将士民夫死伤三十多万，这就是著名的“灵州溃败”。苏轼虽远贬黄州，但对这场战事始终非常关注。对于朝廷的这次大举伐夏，苏轼是持反对态度的。元丰四年八九月间，苏轼代好友滕达道作了《代滕甫论西夏书》，文中提出了“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相图”、“愿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等主张。战争开始后，苏轼多次致信好友陈季常、滕达道，向他们打听战况。这年的十月，宋师种谔军取得了“无定川大捷”，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据诗人《闻捷》诗序云：“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谒王文父于江南。坐上，得陈季常书报：是月四日，种谔领兵深入，破杀西夏六万余人，获马五千匹。众喜忭唱乐，各饮一巨觥。”[10]1089听到宋师大捷的喜讯，诗人和朋友们都极为高兴，以至“各饮一巨觥”。接着，诗人还写了《闻捷》《闻洮西捷报》两诗，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我们不妨设想，当对战争满怀希望的诗人骤然听到宋师大败的消息后的情景：极度悲愤的诗人，目睹眼前滚滚东去的长江联想到战争中被黄河水淹死被冰雪冻死的宋军士兵，联想到战争失败的原因进而想到西边不远处几百年前曾经发生的赤壁大战，想到“谈笑间”就让曹操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的东吴统帅周瑜，这样的联想不是自然而然完全合情合理的吗？诗人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气呵成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千古绝唱，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苏轼会是甚么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呢？
再次，诗人听到“灵州溃败”的消息当在元丰四年冬十二月中下旬，《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亦当作于此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载：
元丰四年十二月癸丑，朔，诏：“髙遵裕自去月丁酉后未有奏报，不闻军前攻战次第，令邓继宣厚以金帛，募勇士赍书间道走军前，取报及体探，见今措置次第以闻。”仍移文与潘定、刘仅等，亦令选募或差人展转往探，伺及承接文字转递前来。”“乙卯，卢秉言：‘镇戎军熙宁等寨申：灵州河水围城，官军去城一里累土囊成堤约二丈，灵州城高三丈，尽以毡褁水沃之，大军粮尽，人皆四散，汉蕃兵投灵州者甚众。
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去月丁酉”是十一月十五，十二月癸丑是十二月初一，乙卯是初三，可见朝廷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战争进展的消息了，从卢秉的奏言来看，朝廷这天应该已经知道了宋师失败的消息。黄州距京城开封只有千余里，据常理，京城消息应该十余天即可传到黄州。当初，苏轼自京城赴黄州，途中走走停停，在陈州和岐亭等地共逗留十余日，也一月就赶到黄州。又从上述《闻捷》诗序来看，种谔无定川大捷是在元丰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五日皇帝得到捷报，十月二十二日苏轼就收到陈季常报捷信，也就是说消息从京城传到黄州也只17天，自边关战场传到黄州也只经历24天，考虑到坏事往往比好事传得更快更广，且“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在当时是个水路交通要冲之地，故宋师失败的消息当在十二月中旬至迟到下旬即可达黄州，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亦当作于是时。
由于自身的特殊处境和经历，诗人必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意图。在现存的苏轼诗文及其和亲友的交往文字中，竟然无一字提及此词，这是不得不引人生疑的。笔者在经过反复研读原词后发现词本身暗藏玄机。
第一，词牌、词题的掩饰。向来有学者诟病此词的不合律，其实对于骤闻败讯而心潮激荡感慨万端的诗人，其时最迫切的是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情达意的工具，好让自己胸中涌起的掀天巨浪尽快平息下来，而一旦找到了这种工具，他是不在乎是否能熟练运用这种工具的，这个工具就是“念奴娇”词牌，苏轼以前还从没有写过此曲。笔者以《苏轼词编年校注》为本，统计了书中全部339首苏轼词(不包括存疑词，其实存疑词中亦无“念奴娇”词牌)，这些词中一共用到了75个词牌，而“念奴娇”词牌仅用了两次，且《赤壁怀古》词是苏轼第一次使用这种词牌。据刘尊明、陈欣《论宋词“金曲”〈念奴娇〉》一文考证，《念奴娇》是宋词长调的三大“金曲”之一，共有六百一十八首词作传世；《念奴娇》词调的第一首作品是北宋仁宗时期沈唐的一首明为咏杏花而实写艳情之作；而苏轼的此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宋代第二首“念奴娇”词。[11]219“念奴娇”词曲向以声调高亢著称，因此诗人临时选用了这个词调，仓促之间创作此词无非是借之抒怀而已，故词中有几句不符合词律也是必然的。
关于词题“赤壁怀古”前文已论及，此处借用前人诗句：“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清·黄苏《蓼园词话》)、“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朱日浚《赤壁怀古》)诚然，赤壁怀古之题只不过是诗人借以抒怀而已，词题虽然是赤壁怀古，但这并不能证明诗人一定是为赤壁之游而作。其实，以此为题，亦可掩盖作者作此词的真实原因，也正是这个词题和词作的内容，使后来的读者都拘泥于此而不去深究其“别有用心”。
第二，词中语词的暗示。词一开头，“大江东去”四字，豁然给我们展现了一副江水奔流的壮阔景象。由于长江整体是由西向东流，故从来就无人去深究其中的奥秘。但如果去实地考察一下黄州赤壁矶之地形，你就会明白，如果是站在赤壁矶上俯瞰长江，你则只能唱“大江南去”，因为此段长江是南北走向的。黄冈的饶学刚先生在其《东坡赤壁游踪考》一文中绘有“东坡赤壁游踪示意图”，(该书第88页)读者只要一看地图或亲临黄州赤壁一游即可明白。当时苏轼所居之临皋亭位于黄州城南的长江岸边，本是古代水路驿站，长江流至此已是正常的东西走向。
又词句“故垒西边”即西边故垒之意，“故垒”一词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其实不管如何理解，其指向都是下句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此处强调的是方位问题，讲的是赤壁古战场遗址正好在临皋亭之西北边，这表明了诗人的观察视角从眼前的滚滚东去的长江转到西边不远处的传说中的古战场遗址。这说明了诗人是以临皋亭为观察点的。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捲起千堆雪。”是又一处关键的暗示句。这三句情景交融物我合一虚实相生巧妙至极。诗人以夸张的手法，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赤壁长江的壮观景象，但这三句又何尝不是诗人心潮起伏情绪激荡不平的生动写照？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事情使一直在“潜心向佛”、“深自内省”几乎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情”的“天地境界”的诗人突然有如此强烈的内心动荡和不平静呢？我以为“赤壁怀古”决不是充分的理由，而只有惊闻宋师大败这样的关系国家兴衰命运的大事，才会在已经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乃至死里逃生的诗人心中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而“捲起千堆雪”，其实亦暗示了创作的时间。通常对这一句的理解是：“千堆雪”乃诗人以夸张的笔法来形容被江水冲荡而激起的“千万朵浪花”。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人们通常忽视了一点，诗人这里不仅仅是用虚笔，而是虚实结合。因为作者创作此词时，黄州正经历着一场连月大雪，且这场大雪还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诗人的东坡雪堂就作于次年春天的大雪中。考苏轼诗文，可确知元丰四年冬十二月，黄州确实连月大雪。元丰四年十二月作的《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词序亦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其《记梦回文二首》之叙言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之语。其《书雪》文亦云：“黄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种麦东坡，得此，固我所喜。”另诗人好友孔平仲有《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两诗，亦详细描述了黄州大雪的情况。(四库全书本《清江三孔集》)由以上资料可确证，元丰四年冬十二月，黄州连月大雪。此足可证《念奴娇》词中“捲起千堆雪”决不纯是作者的想象，此应该是虚实结合，甚至是实多于虚。
第三，周瑜形象含深意。在短短的一首百字词作中花如此多的笔墨去描绘一个英雄人物，在词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既是诗人高超艺术才能的体现，同时亦不排除诗人别有用心。作者不惜笔墨塑造周瑜这个英雄形象用意何在？其实诗人一开篇就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风流人物，都已经被大浪淘尽了，今天已经没有周瑜这样“谈笑间”就能让敌人“灰飞烟灭”的英雄了。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时无英雄”的感叹？只要再详细了解此次宋师西征失败的情况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宋史纪事本末》“西夏用兵”条记载：
(元丰四年)秋七月庚寅，诏熙河经制李宪等会陕西、河东五路之师，大举伐夏。……固曰：“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属李宪。”固曰：“伐国大事，而使宦者为之，则士大夫孰肯为用？”帝不悦。他日，固又曰：“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帝谕以无其人。吕公著进曰：“问罪之师，当先择帅，既无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听，竟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分道并进。[12]1378
五路大军，数十万人马大举进军，权当统帅的竟然是宦官出身的李宪，(王中正亦是宦官)其失败的命运则是必然的了。苏轼把宋师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时无英雄”，面对滔滔江水，仰天长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正是诗人反思战争失败原因的结果。诗人于词中不惜笔墨塑造周瑜这个风流儒雅谈笑间即能使“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形象，不正是对北宋“朝中无大将，宦官充统帅”的暗讽吗？近千年以来，人们通常只是把作者塑造周瑜形象意义理解成是为了表现作者自己功业无成华发早生的慨叹上，却从来没有人表达过对苏轼塑造周瑜形象目的的怀疑，显然，如果考虑到宋师大败这一重大的历史背景，考虑到宦官权作大帅这一历史现象，则诗人突发的强烈情感波澜和苦心孤诣塑造周瑜形象的原因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第四，巧妙构思有玄机。乌台诗案前车之鉴不远，心有余悸的诗人虽然有满腹牢骚，也只能把自己的不满和对战争的反思深深的掩藏起来，这对于才高八斗的诗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请看诗人匠心独运的构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笔不凡，一开篇就给读者展现了一副壮阔的时空画面，使欣赏者不自觉地沉浸于其深刻的人生哲理之中而忽略了词句中暗含的对现实的讽喻。从“故垒西边”直到“强虏灰飞烟灭”数句，乃紧承前意、借题发挥、借古讽今。以下“故国神游”三句是转，此转最是奇妙，陡然之间，词的情感就从慷慨激昂到低沉哀叹，词的内容就从热烈歌颂古之英雄到幽怨长叹今之衰我，这种转变真是太突然太剧烈了。这本是极为突兀之变化，但被诗人一句“故国神游”总上起下巧妙地化解于无形，此处天衣无缝之转笔正是全词最为紧要之处，也最能体现诗人的煞费苦心。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辛词与苏词的立意构思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辛弃疾敢于在词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意旨，“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虽然仍是借古讽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对宋孝宗任用韩侂胄仓促北伐失败的强烈不满，而苏轼只能把这种不满的情绪深深地掩藏起来唯恐人知。试把苏词中“故国神游”数句改为“元丰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西顾。”虽然只改动两字，则“苏东坡之心，路人皆知了”。正是诗人此处生花妙笔的轻灵一转，既使诗人避免了惹火烧身，又把千百年来的读者之思维引入到了诗人预设的轨道上去了；再加之最后两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进一步推发，而使得被引入机彀中的读者皆欣欣然而懵然不觉，现在仍有许多学者在为此词的主题思想争论不休，却很少有人能够超出诗人谪居黄州的小背景，而从时代的大背景上去探究词作的创作起因和诗人塑造周瑜形象的真实意图。苏翁独运之匠心，高明之手段真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