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教育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宦官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嘉隆万时期皇权政治走向的探讨，是明代政治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目前学界对嘉靖时期的皇权强化现象已基本取得一致意见①，然而对万历时期皇权政治的发展趋势还存在一定的争议②。万历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确实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③，但此时的皇帝权力却又呈现出持续强化的趋势④。怎样理解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尝试以有明一代宦官教育为中心，将其置于明代皇权政治演变这一背景之中，对其演变关节进行初步探讨。
洪武时期，随着宰相制度的废除，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逐渐成为皇帝在内廷倚重的重要势力，宦官对明代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只有对宦官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养，方能不负任使。既有的明代宦官教育研究成果大都以刘若愚的《酌中志》一书作为基础性史料，原因在于正德时期修成的《明会典》中没有内书堂教育的内容，万历初年所修《明会典》中虽有命翰林教习内官的记载，但内容十分简略——“凡教习内官，正统初年于内府开设书堂，选翰林检讨等官教习。后复用修撰、编修等官二员，渐增至四员”⑤，且仅此而已。事实上，即如《酌中志》一书，总体上也是侧重于万历至崇祯年间内廷事迹的记载，对万历以前相关情况的追述略显粗糙。由于史料限制，相关研究成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⑥。因此只有在广泛占有正史、政书、文集、碑刻、笔记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宦官教育的起始、发展和演变加以系统梳理，才能对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
一 学习地点：从内宫到外宫
一般史籍无不赞扬明太祖严禁宦官读书识字之训诫⑦，但洪武朝大量任用宦官的记载，则又着实令人起疑。洪武时期，宦官已被差遣担任军事、外交、财政、司法、文书、记事之职⑧。随着宦官职权范围的扩大，至迟在洪武中期以后已经有宦官读书识字的记载。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罗氏，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一岁时，被“选入内庭，简在宸扆，攻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年二十擢大使，掌宝藏承运库事，详于出纳，纤悉无遗”⑨。
永乐时期，朱棣不仅大量使用宦官⑩，而且开始拣选部分有文化的宦官入侍东宫。建文四年(1402年)，年仅12岁的杨云被选入内庭，“功习书史，学日有进。以其余力于道经梵典，亦皆博览”(11)。此后，宦官于内廷学习的记载便日渐多了起来。一批交阯幼童如范弘、阮浪等被选为阉，范弘“占对娴雅，成祖爱之，教令读书，涉经史，善笔札，侍仁宗东宫”(12)。正统中，“凡经筵讲义及制诰、实录等事，皆以命弘”(13)。阮浪亦是“博通群书，以礼自持”(14)。不仅如此，永乐时期还出现了“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的说法(15)。
仁、宣时期，票拟制度开始形成，即章奏由大臣拟旨，再由宫内易红批出。因章奏繁多，皇帝为省事起见，遂交给太监代为批红，于是有文书房、内书堂之设。宦官的识字能力、个人修养及政务处理能力由此日益重要起来，只有对宦官进行良好的教育和训导，方能不负任使。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初三日，在礼部侍郎张瑛的推荐下，宣宗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仍给主事禄，令专授小内使书”(16)。宣德四年十月十七日，“命行在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17)。宣德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升行在行人司司副郑雍言为河南按察司佥事，“以任满考最，故升。留雍言于内府，授小内使书”(18)。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授进士王一宁吏部稽勋司主事，食其禄，令于内府授小内使书”(19)。宣德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令礼科给事中朱应、吏科给事中康振、山东按察司副使韩玺，俱于内府“授小内使书”(20)。宣德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升行在工科给事中卜谦为陕西按察司佥事，“仍于内府授小内使书”(21)。
这一时期前来受教的小内使俱经拣择，为宦官中的秀慧聪明之人。怀忠于永乐初被选，“入侍内庭，荷蒙圣皇抚育，深沐宠荣。宣德中奉旨简拔，命从翰林讲习以待擢用。皇上嗣登大宝，正统初，授奉御之职，凡内殿经筵，区画事机，谋谟治道，公晨夕居左右，躬侍讨论，竭忠劳已有年矣。由是台阁儒臣咸加礼敬”(22)。杨忠“生而气清质粹，闲于诗礼。永乐十九年被选入内廷，侍太宗文皇帝，□心慎密，眷顾日隆。仁宗昭皇帝目公秀异，命从学于翰林”(23)。
学习地点有文华殿东庑和司礼监内书堂之别(24)。宣德时期，宦官受教于文华殿东庑，如史料记载，当时宦官教习郑雍言和王一宁均在文华殿供职。《浙江通志》称，“宣宗御极，留(郑雍言)直文华殿，日备顾问，终太常少卿”(25)。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王一宁以吏部稽勋司主事职衔“于文华殿供事”，专授小内使书(26)。大学士陈山被解阁务后，与行在翰林院修撰刘翀“同教内侍之秀慧者，开席于文华殿东庑”(27)。
洪熙、宣德以后，随着宦官组织的衙门化(28)以及宦官在政权内部地位的日益提升，宦官的教育和培养问题被提上日程。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以后，英宗经筵之场所也设在文华殿，原设在文华殿东庑的宦官学习之地点亦应有所调整，王振只好于外宫的司礼监开设内书堂。虽然王振设立司礼监内书堂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第一任教习钱溥和宋琰被任命的时间是在正统五年。此年的四月初十日，英宗“命行在吏部考功司主事宋琰、进士钱溥于内府授小内使书”(29)。教学地点就是后来《酌中志》以及《明史》等史籍所记载的司礼监内书堂。正因为如此，明人黄瑜称，“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30)。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后，郕王朱祁钰以藩王身份入正大位，除正统初年所设司礼监内书堂不变外，又从司礼监内书堂中精选内侍之秀慧者如董赐、覃昌等进学于文华殿东庑。正统末，覃昌被选入内书堂读书时，教习为刘定之和林文。
正统丁卯，岭表兵扰，公(覃昌)避乱山谷间。及事平，兄弟辈俱先亡，独遗公与弟旺及季妹莲而已，是悉送诣京师。公时年幼而姿甚美，乃选入内庭，被旨与旺同学书馆，而受业于故尚书文安刘公(刘定之)、学士恒简林公(林文)。已而公复被拔，进学于文华殿之东庑，特命故学士文懿吕公(吕原)、少保文僖倪公(倪谦)教之(31)。覃昌虽入文华殿东庑师从倪谦、吕原继续学习，但刘定之和林文却一直在司礼监内书堂担任教习，直到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朱祁钰才命万安、岳正、刘翊、刘宣代之。“实录”称，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林文、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讲刘定之与侍讲周宏谟、左春坊左中允兼编修黄谏，俱于史馆纂修《宋元通鉴》。“右春坊右中允兼编修万安，右赞善兼编修岳正，修撰刘翊、刘宣，俱于内府授内使书。以文等授内使书日久，故以安等代之也”(32)。景帝对这批选入文华殿东庑学习的宦官的培养十分重视，经常至馆中视察督促：“上时自临视，命二人讲。倪(谦)讲《国风》，吕(原)讲《尧典》。”(33)
英宗朱祁镇复位后，自天顺二年(1458年)开始，皇太子进学之地点选定在文华殿东庑，宦官教习地点遂定于司礼监内书堂。当时礼部请太子出阁读书，英宗召李贤叮嘱道：“东宫读书当在文华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34)孙承泽称，此乃“东宫移居之始也”(35)。自东宫读书占据后，文华殿东庑这一宦官学习场所已无恢复之可能。黄瑜称：“景泰时，选小内侍黄赐、覃昌等七人，俾中允倪谦、吕原教之，亦于文华殿东庑，天顺后罢之。惟于内府书堂专授翰林官往教，遂为定例。”(36)
二 教习之人：从资深词林到资浅翰林
天顺以后，随着宦官培养规模的扩大，宦官学习地点从内宫的文华殿东庑转移至外宫的司礼监内书堂。教习一职，天顺以前没有专官，天顺至嘉靖间多以年资较深的词臣充任，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改以资浅翰林担任，清晰地呈现出在小宦官培养过程中构建防弊之政的脉络。
明太祖时，“内官不过仅识数字，不谙文理，时未有教习专官也。永乐间，始以听选教授领其职，亦未尝用翰林也。及英庙幼冲，王振擅国，阴蓄异志，乃以翰林检讨官任之，藉其声名，资其藻采，盖奸雄之长虑，不轨之秘谋也”(37)。不过，天顺以前任教习者并不拘于翰林官，除他职改授外，亦间有就新科进士中选取的。如祝颢，于“宣德乙卯领乡荐，犹不赴省试。正统己未乃登进士高等。时诏大珰，察进士中有声者四人，教内书堂小竖奄，邀公入阁下。公初未知其故，比至，乃将试以诗而去留之。公不应而出”(38)。
天顺至嘉靖年间，一般以颇有年资的编修、检讨等人充任教习。正德十二年(1517年)，翰林编修严嵩受命教习内官，先后与其同事者有编修陆深、刘朴、孙绍祖、尹襄、刘栋，检讨边宪等六人(39)。严嵩与陆深，同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二年十月俱授编修。刘朴、孙绍祖、刘栋，皆为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八年十月同授编修。尹襄，正德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授编修。边宪，正德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正德八年十月授检讨。以上七人均在授职有年之后方出任宦官教习。
嘉靖、隆庆之际，又改以翰林编修、检讨等资浅者担任教习。因为时任内阁首辅的徐阶，考虑到“往时内书堂教习皆累资十年以上者”，担心“资深词臣交游广，又或分校礼闱，典试两畿，著录称门徒者众，诸大奄、中奄恒缘而请托，势不得固辞，因以为名行累，又有阶而媒进者”，因而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特用资浅者为之”(40)。这一选用资浅翰林任内官教习的方式被沿袭下来。隆庆二年(1568年)戊辰科状元罗万化、榜眼黄凤翔、探花赵志皋，在被分别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职衔后，一道领命教习内书堂。“内书堂者，授小内使读书之堂也。故事，皆翰林资深者充之。至是，以委新授翰林”(41)。万历九年(1581年)五月，神宗命编修张嗣修、冯琦，检讨余继登、敖文祯任内书堂教习(42)。张嗣修等四人，均为万历五年进士，旋被选为庶吉士，万历七年九月散馆授职，距万历九年五月授任内官教习仅有一年零八个月的资历。被命教习内书堂的翰林院编修顾天埈、刘孔当与检讨刘生中、李腾芳四人，俱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于万历二十二年九月散馆授职，万历二十五年正月被任命为内官教习，资历仅两年有余(43)。
任内官教习的翰林人数，前后也不太一致。正统年间初开内书堂时选两人任教习，正德时期已增至五人。据正嘉之际曾任职翰林院的陈沂称，在他教小内官时，“学士五人轮，五日一转”(44)。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间，徐显卿、成宪、王弘诲、王家屏、陈玉陛五人，轮入内书堂授书(45)。万历中期以后，则例以六人轮流教习。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二十一日，大学士赵志皋、张位、沈一贯在《题为缺官教书事》中云：“照得内府司礼监书堂，例用翰林院官六员教书，原题各官俱有别项差用，相应题补。臣等推得编修顾天埈、刘孔当，检讨刘生中、李腾芳，堪以前去教书。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圣旨：“是。”(46)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十八日大学士沈一贯、朱赓在《题为缺官教书事》中云：“照得内府司礼监书堂，例用翰林院官六员教书。原题各官俱有别项差用，见在止有一员，相应题补。臣等推得编修汤宾尹、陈之龙、温体仁，检讨孙汝游、赵用光，堪以前去教书。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圣旨：“是。”(47)这一六人教习内书堂的定例至少在天启年间仍在沿用。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二十日，翰林院编修李孙宸、孔贞运，检讨王应熊、缪昌期、刘钟英、曾楚卿被命教习内书堂(48)。同年九月，检讨丁乾学、金秉乾、吴士元、姚希孟、倪启祚、杨世芳被命教习内书堂(49)。
三 培养目标：从识文断字到讲求义理
宦官教育的最初目的仅限于识文断字，并不强调义理的讲说，讲习内容大体以诵书习字为主(50)。嘉靖时期，在徐阶的主持和影响下，宦官教育的目标则在识文断字的基础上向讲求义理倾斜。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时年25岁的徐阶被命以翰林编修的身份于内书堂教书。他试图洗涤旧习，打破因循之弊，对小宦官勤以辅导。“先是，教书者鄙诸内侍，率晏入早出，或有疑义相问，拒不答。授书不能诵，责之即已，不计其终能诵否也”。徐阶则是寅时入申时出，谆谆告谕，对小内使严加管束，“书或不能成诵，使立案前读。又不能，使跪户外读。又不能，使跪庭中读，期于成诵乃已”。同时徐阶又对小宦官晓以大义，明示宦官干政不仅为祖制所禁，且于自身有百害而无一利，希望他们能吸取当朝教训，远害而避祸。据《徐文贞公年谱》记载：
自正德来，中贵人骄横相踵，谓为当然。上即位，稍裁抑之，小大咸怨。公每因讲说经史，为言祖宗之制，诸监局官止四品，不预政事。宣德以后，始被宠泽，衣蟒腰玉，间持政权，至正德而极，非可为训。且刘瑾、张雄辈，骄横愈甚，得祸愈惨。要之于身有害无利，岂足羡慕？皇上今日之待公等，视正德时则薄，视祖宗时则已优厚，且正所以保全诸公，不宜反以为怨也。闻者咸感悦。徐阶的不懈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居三年，胥谓公善教”。小宦官们也与教习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徐阶因议礼被谪官后，“有十余辈候公阙左门，抱持大哭”(51)。
宦官内有皇帝的依侍，外廷又缺乏有效手段约束之，因而宦官干政时，朝臣往往束手无策。怎样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约束内官权势的膨胀，便成为徐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嘉靖后期，徐阶当政后，极其审慎地维系着与内廷宦官的关系。他在给吴桂芳的信中称：“至于中官用事，则其机缄已见，防微杜渐，甚难着力。”(52)在给杨豫孙的信中，也同样透漏着对中官屡屡干政的忧虑：“此间中官之势日盛，近虽沮得团营一节，不知将来又当有何等谋为？且不知其时仆仍能沮之否？中心忉忉，惟切求去耳。”(53)
嘉隆之际，随着内阁首辅徐阶对宦官干政问题思考的深入，他开始任命一些资历较浅的翰林官为内书堂教习，以防止二者互相援引，败坏朝政。隆庆二年戊辰科榜眼黄凤翔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遂领命教习宦官。正是基于对历史与现实中宦官作用的深刻认识，在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驱动下，黄凤翔不仅将徐阶任内书堂教习时的经验继承下来，而且开始将目光投向正史当中，“谋诸罗、赵二君，稍捃摭节略，汇次名籍”，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汇为一书，晓以祸福利害之机，以为教育宦官提供历史依据。
余因忆往哲所称，奄宦自东汉迄后唐，惟数吕强、张承业两人。其称许太
，俾供事掖庭，豫参帷幄者，视为殊躅，不足鼓其向善之心。即两汉时如黄门令史游之勤款纳忠，多所补益；钩盾令郑众之一心王室，不事豪党；中常侍良贺之清俭退厚，不敢荐士。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躭、汝阳李巡、北海赵佑之清忠恬寂，靡争威权；小黄门甘陵吴伉之博违奉公，从容寺舍。所可称者，奚啻吕强一人而已？迨于唐季，凶奄之煽祸极矣。然而强立持正，排挤邪党，则有如俱文珍；奋身定难，让功辞赏，则有如马存亮；痛嫉侪类，退隐青城，则有如严遵美；仗义矢节，饮泣平贼，则有如杨复光。皆庶几疾风劲草，狂澜砥柱，奚待至后唐，乃称一张承业也？按照黄凤翔的说法，在对自汉至唐正史之宦官传记的梳理中，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了前人每每提到忠义宦官时仅限于东汉吕强和晚唐张承业两人的刻板印象(54)，将史游、贺之清、丁肃、徐衍、郭躭、李巡、赵佑、吴伉、俱文珍、马存亮、严遵美、杨复光等人亦列入足为后世效法的忠义宦官的行列。是书编成之后，命诸小奄时时习读，“间呼而问之，亦有能津津颂说者”。在教习实践中，黄凤翔愈加体会到徐阶在宦官教育方面一系列开创性举措的重要性：“而诸大奄、中奄绝不以居间见凂，盖知吾侪之屹然不摇，又寡交游，鲜门徒，必且以未同之言却之也。乃知文贞公曲成后进之意豫且密矣。”(55)
四 读本编纂者：从教习翰林到朝野上下
自万历皇帝即位之后，在皇帝年幼、常朝不举、经筵不行、外廷进见有时的情况下，宦官在内外廷之间的沟通作用显得愈加重要，因此最初只由职任内书堂教习的翰林所发起的读本编纂活动逐渐引起朝野上下士大夫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他们甚至开始有针对性地编纂适合宦官学习的读本(56)。
阳明心学的重要传承者王畿所编纂的《中鉴录》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王畿自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落职家居后，除继续其讲学事业外，也开始注意到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外廷公卿进见有时的情况下，皇帝日处深宫，食息起居势必要受中官影响，而“此辈并生天地间，是非利害之心未尝不与人同”，于是王氏便利用其休致讲学的余暇，“纂辑历代中官传，得其善与恶者若干人，录为《中鉴》”，以图达到使宦官明是非、识利害、知惩罚的目的。王畿认为，若能以此使得中官“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献替，功可百倍”(57)。《中鉴录》初成之后便开始在王畿社交圈内得到小范围的传抄阅读，如万历二年(1574年)前后，王畿就曾分别致信耿定向、朱南雍、赵志皋、曾同亨等人，希望他们能在阅读书稿后，或以“数言弁首，刻布以传”，或“可留意披抹，与同志相参，以广其传”，或“披抹笔削，以润色之”，“若以为有补世教，梓而行之，与诸鉴并传”，或者“可跋数语，图刻以传”(58)。
王畿纂辑《中鉴录》的初衷是希望宦官阅读此书后，能一心向善，辅成君德。万历皇帝即位伊始，王氏就将《中鉴录》转呈给时任小皇帝日讲官的陶大临。王畿认为，小皇帝深处宫闱之中，经常与宦官周旋，欲成就圣学，除有元老重臣在外辅理外，还必须重视宦官的作用，故有必要对其加以引导：“今日欲事蒙养，须与此辈通一线之路，诚心相处，开其本心之明，示以祸福利害之机，使此辈知吾党之可赖，当有忻然悦而趋向者。得此辈办几分好心肠，随时引沃辅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希望陶大临阅后，“倘以为有补万一，或抄录数册，择此辈可与言者，无意中授以一册，递相传玩，少知劝阻，与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无少助耳”(59)。
万历七年(1579年)正月十九日，翰林修撰张元忭奉旨于内书堂教书(60)。在任职小宦官教习期间，张氏曾用《中鉴录》训诲中官。“故事，入内书堂为正其章句，课之对语止矣。子荩(元忭)曰：此辈他日在天子左右，关主德不细，奈何不预教之？乃观《中鉴录》，亲为条解，用示劝惩。又作《训忠》诸吟，令歌之，冀其有所感悟”(61)。但是至五月十四日，张元忭又受命与侍读罗万化一起充任“编纂章奏官”(62)。张元忭领受新命后，内书堂教习一事也就无暇顾及(63)。王畿在知悉张元忭“既膺起居之命，内馆主教，势不得兼”这一情况后，颇为无奈，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位同乡兼门生能够继续留意此事。他说：“所云《中鉴录》，未敢为不朽之传，区区两三年纳约苦心，庶几自尽。内馆之设，事几若微，于圣躬得养与否，所系匪轻。不知相继主教者，能悉领此意，不作寻常套数挨过否？”(64)
就在张元忭用《中鉴录》教书内书堂前后，王畿亦将此书呈给时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进一步征求意见(65)。耿定向在看到《中鉴录》后大为赞赏，在致徐用检的信中称：“顷承贵乡龙溪翁(王畿)见惠《中鉴录》一部，云缘为阳和(张元忭)殿撰近教内书堂编者，念此翁身处江湖不忘廊庙矣！”耿氏同时还指出，此类书应注意受众对象的差异：“若呈之御览，自应如是。若令此辈省观，须婉曲令睹者欣然慕、惕然悚可也，中语似多峻厉不中肯綮者。”而且宦官中间亦不乏贤哲之人，一定要区别对待：
往在都邸，侧闻此辈实是中有贤哲，或博雅攻古文词，或亦好砥砺名行，或抱逸趣慕玄学佛者不为无人，吾党尚有愧之者，而贤者往往自生分别心左矣。又曾闻有掌科疏中，目此辈为刑余者。此辈恚曰：外士绅何读书少，不深考也？自汉以前，吾辈诚刑余。自肉刑除后，皆自净自献者，乃亦自为刑余，岂不谬哉？如此云云，亦大有理。耿氏认为，作为宦官教育的读本，“此编须贯彻此辈心髓，乃有益也”。如果徐用检得闲时能代为润色一下再交给张元忭，“于世道或亦有补”。同时耿氏还建议，徐用检若能就此书和徐阶商量一下则更好：“念存翁(徐阶)当国久，此辈情状得之最深，其语必中肯綮也。”(66)
从现今留存的七卷本《中鉴录》来看，耿定向的意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按照王畿的说法，《中鉴录》在最初编纂时，主要是将春秋以下历代诸史宦官传中“淑与慝者”汇编成三册，“其言过于文而晦者，恐其不解，易为浅近之辞。其机窍过于深巧者，恐启其不肖之心，削去不录”。王畿也曾设想将当朝宦官传记一并收入，“我国朝善与恶者，亦分载若干人。首述太祖训谕教养之术，历代沿革之宜。又为或问，以致其开谕之道。各人为小传，以示劝阻之迹”(67)。然现存故宫博物院藏本《中鉴录》(68)，并未将宦官一概视为刑余之人(69)，并且隐去了编者姓名。此外，该藏本中也没有明朝宦官的传记以及“太祖训谕教养之术”的内容，并将“或问”(中鉴答问)与“历代沿革”(古今沿革)的位置进行了互换。该书卷一为《中鉴答问》和《古今沿革》，其他6卷则是78位宦官的小传，按类编排，共分为忠(13人)、贤(1人)、让(6人)、劳(6人)、能(5人)、准(5人)、逆(14人)、乱(6人)、奸(3人)、横(6人)、贪(10人)、残(3人)等12类，多数传记后附有以“外史氏曰”开头的评论。
是否编写及使用何种读本，不仅取决于教习翰林个人的意愿，还需要征得皇帝的允准。在朝野有识之士的不断吁请下，宦官读本的编纂和使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万历十三年(1585年)前后，南京礼部主客郎中张世则也在广搜博求公私著述，着手编纂一部新的宦官读本——《貂珰史鉴》。虽然宦官从明初就已经开始读书识字，但张世则认为，内廷实际上一直缺乏适合宦官学习的经典读本，盖因“古今之典籍亦惟推详于人才政事之显设，而遗乎宦寺之卑微”。内臣之职，不同于外臣，如若求诸“儒书大典”，则无疑南辕而北辙。张世则在编纂《貂珰史鉴》时所秉承的原则是：“见一善者则嘉乐之，表扬之，如抱婴儿而措诸重茵之上；见一不善则痛嫉之，贬斥之，如恶蛇虺而投诸千仞之渊。”(70)全书共分为主君、弼臣、妍范、媸戒、国祚、沿革等六个部分，首述太祖禁抑内臣不得干预外事及历代宠阉之弊，次及历朝相臣与宦官离合之迹，又载宦官之贤者、恶者以及尤能乱国者，最后则历叙宦官制度之沿革。此书最大的特色有二：一是弥补了对当朝宦官贤与不肖者的评述，二是加入了朱元璋对宦官训谕教养之术的内容。而这两点恰是王畿所纂《中鉴录》最后略去的内容。
在《貂珰史鉴》成书及印行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加入进来。较早见到此书的是张世则的同乡丘橓，当时正任南京吏部尚书。丘橓初见此书草稿时颇为不屑，但很快就被张世则“训龙伏虎”的志向所打动，遂强忍臂痛，“犹手订数字”。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时已升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的张世则最终将四卷本的《貂珰史鉴》进呈御览(71)。六月二十四日，奉圣旨“礼部知道”(72)。七月十四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长春、左侍郎兼侍读学士韩世能、右侍郎兼侍读学士赵用贤、仪制司郎中于孔兼等在具题中认为：张世则所进之书，“臣虽未睹其书，而据其疏中所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实与《中鉴录》在义例方面互相发明，希望万历皇帝能“置之座右，留神省览。如果所言可采，乞敕该监缮写翻刻，印发内书堂，人给一帙，俾与《中鉴录》俱定为课程，日夜诵读，庶几口诵心惟，或可迁善而改过”(73)。
礼部为何在未阅全书的情况下就作出如此题复？原因即在于外廷欲借此机会遏制过度膨胀的宦官势力。正如首辅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一年写给门生张世则的信中所揭示的那样，“进书之举，意在(张)鲸珰。今年春，圣上逐鲸珰，发戍金陵矣”(74)。在《貂珰史鉴》一书得到万历皇帝认可后的第三年，时任御史中丞的李世达开始寻觅“中珰有义气者，托以锓梓，俾人人诵法”，希望对宦官的教育施加影响。出人意料的是，“诸珰一见此帙，有默者，有怒形于言者”(75)，显然效果并不理想，以至于时人沈德符称，《貂珰史鉴》进呈后，万历皇帝仅留览而已，“但不闻发付史局，人间亦无刻本，恐遂湮没不传，可惜可叹”(76)。然就上述事实来看，沈氏的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
后来翰林检讨周如砥被任命为内书堂教书时，他发现内书堂中除王畿《中鉴录》外，“又有《貂珰史鉴》一书”。周氏认为，两者虽均为中人备选之读本，但总体来说词气过于严厉，“迹其所论述，予者什一，夺者什九”，不大适合作为初学者自为观省之书。但凡人情之于始学，“譬小儿之于药然”，“甘则茹，苦则噤，强而投之则哕”，读本编纂应该遵循“易解而乐闻”的原则。其前任内书堂教习焦竑当时就曾有意另为一书，后因他事而不果。周如砥遂在征求焦竑意见的基础上继续此项工作，“乃取历代宦官行谊之可法者，绘图录以成帙，曰《中学始肄》”，“事凡三十，为目八。大都有劝无惩，惩乃在其中矣”。即希望通过寓学于乐的形式实现启其灵机的效果。这本以图文并茂方式行世的宦官读本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赏识：“上览其书，大称赏。”(77)
天启时，魏忠贤擅政，朝政日非，内书堂教育的管理也随之混乱起来。当时，“内书房官人已拨散将完，无人读书。该监题知，于二十四衙门官占官下及监工，改读书以补之。其实事久弊生，冥顽贪诈或粗犷凶猾，总非作养人才良法也”(78)。崇祯时期，内忧外患，时局纷纭，内书堂教育已是无暇顾及了。
五 结语
自仁、宣以后，随着内官组织的衙门化，宦官已经参与到诸如经筵日讲、东宫讲读、章奏批红等事务中，这就需要宦官特别是高级宦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79)。对宦官进行系统的培养和教育，可以使他们能在皇帝年幼或怠政时，保证权力中枢的正常运作。随着宦官培养规模的扩大，宦官的学习地点从内宫文华殿东庑转移至外宫的司礼监内书堂，培养对象由小宦官之秀慧者变成“众小奄”，内书堂教习由翰林资深者变为声望资历较浅者，这些变化无不反映出走向成熟的明代宦官培养体制日益成为权力制衡当中的一部分。正如孝宗时监察御史陈孜所说的那样，“我太祖、太宗既设司礼监掌行，又命内阁大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80)。
尽管如此，自明代中叶以后，宦官作用日渐突显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以内阁为首的士大夫政治在与皇权的较量中也在逐渐瓦解，官僚集团内部的制衡态势遭到全面破坏(81)。万历中期以后，更是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廷内部政争，“朝廷大事，成败得失，颇系于奄人之贤否”(82)。在常朝不举、经筵不行、外廷进见有时的情况下，在对皇权缺乏有效制约手段的前提下，争取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势力，也是一条接近权力中心的理想途径(83)。在宦官教育走向规范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教育中流于程式化的培养模式，便成为朝堂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在当时能够着力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编纂合适的宦官读本，并辅之以悉心的指导，以此培养出既有文化又有修养的宦官，使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贤能宦官一样发挥作用，这也不失为间接影响皇权行使的一种无奈之举。
在各方面的关注与参与之下，宦官内部形成了积极向学的氛围，甚至一些太监还私自聘请教师教育其名下的小宦官(84)。万历时期的张诚、陈矩以及此后的王安等人无不侍上驯谨、知书达理，对明代政治也产生过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85)。不过，这种对宦官作用过分渴求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同样也是极其严重的，那就是处于权力争竞中的各个派系一旦达成某种共识，即对皇权的正常运行寄予过分期望时，那么只会加剧君亢臣卑与势分悬隔的趋势(86)。这样一来，皇权行使过程中的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对整个官僚体系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天启、崇祯时期朝政的混乱，宦官权力的极度膨胀，似乎都可以成为这一论断的注脚。
收稿日期 2013—03—16
注释：
①参见张显清《明嘉靖“大礼议”的起因、性质和后果》(《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北，政治大学史学丛书2006年版)、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论著。
②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万历皇帝的怠政，造成朋党之争，政局失控，权威下跌。此种观点可参见刘志琴、卜正民(Timothy Brook)等的相关论述(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卜正民：《困厄中的帝国：元明史》(The Troubled Empire: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剑桥：哈佛大学贝拉纳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虽有万历怠政、宦官专权，但这些并未对皇权本身构成威胁。此种观点可参考张宪博、吴艳红等的相关论述(张显清、林金树编：《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375页)。
③商传：《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
④赵轶峰在《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从隆庆到万历初年，内阁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张居正去世后，内阁更形弱化，“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不断出现，最终导致庙堂政治功能持续瓦解。
⑤万历《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98页。
⑥张存武；《说明代宦官》，台北《幼狮学志》1964年第3卷第2期；赵映林：《明代的宦官学校：内书堂》，《文史杂志》1989年第6期；方志远：《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王伟凯、郭文明：《明代的宫廷教育；内书堂读书》，《紫禁城》1994年第3期；梁绍杰：《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等。
⑦张廷玉等：《明史·宦官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66页。
⑧黄彰健：《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1年7月第32本。
⑨郑雍言：《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罗公墓志铭》，转引自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⑩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郑和、王安等传论”，续修四库全书第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2页。
(11)倪谦：《南京内官监太监杨公寿藏铭》，转引自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第136页。
(12)张廷玉等：《明史·范弘传》，第7771页。
(1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范弘传》，第473页。
(1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阮浪传》，第473页。
(15)黄瑜：《双槐岁抄》卷五《内府教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4页。
(16)《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元年七月甲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下引明代各朝“实录”版本皆与此同)，第494～495页。
(17)《明宣宗实录》卷五九，宣德四年十月庚寅，第1407页。
(18)《明宣宗实录》卷六四，宣德五年三月丙寅，第1517页。郑雍言，永乐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中书舍人、行人司司副，升河南按察司佥事。仁宗监国南京时，已颇知其名，“每被命作诗文，遣词无滞。仁宗喜之，且谓其楷字端严，类其为人”(《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卷一九二，景泰元年五月，第3996页)。当有近臣言其文学可用时，“宣宗皇帝留不遣，俾与尚书陈山等日在殿庐备顾问”(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一七《赠少卿郑君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2页)。
(19)《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甲午，第1716页。
(20)《明宣宗实录》卷八四，宣德六年十月庚申，第1939～1940页。
(21)《明宣宗实录》卷一○四，宣德八年八月癸卯，第2332页。
(22)吴节：《钦差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公墓志铭》，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第136～137页。
(23)钱溥：《大明内官监左少监杨公墓志铭》，转引自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第137页。
(24)关于明初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的设立时间，至少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设于宣德时期，近人多采此说，几成定论。相关记载可参考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内官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与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卷九《宦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9～570页)，张廷玉等《明史·宦官传序》(第7766页)，赵翼著、王树民校证之《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五《宦官》(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9页)。另一种说法认为实始于正统年间王振设立内书堂，相关内容分别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二二一《翰林院》(第1098页)、黄瑜《双槐岁抄》卷五《内府教书》(第84页)、陆容《菽园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页)等。这两种说法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即混淆了宣德时期所设内书堂与正统时期宦官王振所设内书堂的名称与性质。宣德时期受教的小内使，均为内官之中年龄不大但十分聪慧之人，学习地点就在文华殿东庑。这一教习方式，与洪武以来对宦官的教习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正统年间王振所设内书堂，即为外宫的司礼监内书堂。近年来，梁绍杰又提出，明代内府宦官教育组织内书堂早在成祖时期就已经设立，并为仁宗所沿袭，而非始于宣宗。其主要依据为李贤所撰之《御用监左少监赠御用监太监阮公浪墓表》。该“墓表”称，阮浪“甫十余岁，特俊爽，被选入掖庭，太宗见而奇之，冀其成才，命读书于内馆”(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寺人》，续修四库全书第531册，第582页)。这种仅依据“内馆”一词就指称其为宦官的教学机构是有一定风险的。事实上，“内馆”一词常被用来泛指禁直机构，明代的翰林院有时也被称为“内馆”。如史载，傅“公讳瀚，字曰川……(天顺)癸未会试，科场灾，寝疾几殆，忽神人见梦曰：勿忧也，公前程远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会试。甲申，赐同进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检讨。宪宗一日于内得古帖，断烂不可读，命中使持至内馆。适公在直，即韵为二诗以复，上大悦，有珍馔法酝之赐”(王鏊：《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穆傅公瀚行状》，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三《礼部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第621页)；殷士儋，“嘉靖丁未举进士第，选翰林院庶吉士，读书内馆。相国华亭徐公、茶陵张公同为学士，受命教习”(于慎行：《榖城山馆文集》卷二八《明故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庄棠川殷公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7页)。
(25)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郑雍言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4册，第43页。
(26)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三《阁学·文渊阁学士赠礼部尚书王一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第179页。
(27)(30)黄瑜：《双槐岁抄》卷五《内府教书》，第84页。
(28)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29)《明英宗实录》卷六六，正统五年四月辛巳，第1267页。
(31)徐溥：《司礼监太监葵庵覃公昌墓志》，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寺人》，第589页。
(32)《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卷二六六，景泰七年五月癸未，第5652页。
(33)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六《南京礼部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26册，第718页。
(34)李贤：《天顺日录》，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198页。
(3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一○《文华旁室》，第145页。
(36)黄瑜：《双槐岁抄》卷五《内府教书》，第84页。
(37)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一《西台疏草·请法祖制用人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38)吴宽：《家藏集》卷七七《神道碑铭·明故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致仕祝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5册，第780页。
(39)严嵩：《钤山堂集》卷二七《内馆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第238页。
(40)黄凤翔：《田亭草》卷七《教内书堂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第441页。
(41)何乔远：《闽书》卷八七《英旧志·黄凤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6页。
(42)《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万历九年五月丙子，第2142页。
(43)《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壬子，第5726页。
(44)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授书中贵》，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页。
(45)《徐显卿宦迹图·司礼授书》，转引自朱鸿：《〈徐显卿宦迹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
(46)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壬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7页。
(47)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年五月十八日庚辰，第1938页。
(48)《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壬戌，第395页。
(49)《明熹宗实录》卷一四，天启元年九月甲子，第727页。
(50)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第97页；张位：《词林典故·教内书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第278～279页。
(51)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卷七《徐文贞公年谱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5册史部传记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52)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四《复吴自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0册，第140页。
(53)徐阶：《世经堂集》卷二四《复杨朋石》，第142页。
(54)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源自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对历史上宦官干政问题所发表的评论：“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所败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兵典政？”(《明太祖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第552页)
(55)黄凤翔：《田亭草》卷七《教内书堂记》，第442页。
(56)仅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中就记载有六种宦官读本，分别为王畿《中官中鉴录》七卷、张世则《貂党［珰］史鉴》四卷、《中贵芳摹》一卷、李贵《思齐录》(集古宦寺可法者以训示内书堂中官)、徐学聚《历朝珰鉴》四卷、吴麟徵《党鉴》四卷(万斯同：《明史》卷一三四《艺文二·故事类》，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第334页)。
(57)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一○《与耿楚侗(定向)》，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与朱越峥(南雍)》，第256～257页。
(58)分别参见《王畿集》卷一○《与耿楚侗》(第240页)、《与朱越峥》(第256～257页)，卷一一《与赵瀔阳(志皋)》(第288～289页)、卷一二《与曾见台(同亨)》(第304～305页)。
(59)王畿：《王畿集》卷九《与陶念斋(大临)》，第223～224页。按：根据书信中“执事任养蒙之责”来看，此信应写于万历皇帝新即位不久。因陶大临在万历二年三月病逝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经筵日讲事宜。
(60)《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乙丑，第1749页。
(61)朱赓：《朱文懿公文集》卷一一《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9册，第434～439页。
(62)《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戊午，第1813页。
(63)自张居正恢复起居注旧制后，除由日讲官担任记注起居官外，还“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人专纂一曹。俱常川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故告假等项，致妨公务”(《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万历三年二月丙申，第827～828页)。
(64)王畿：《王畿集》卷一一《答张阳和(元忭)》，第285～286页。
(65)万历二年前后，王畿就曾致信耿定向，说明其编纂《中鉴录》的前因后果，并表示“录成，托龙阳(王正亿，王阳明长子)奉览，若以为有补世教，须吾丈以数言弁首，刻布以传”(王畿：《王畿集》卷一○《与耿楚侗》，第240页)。
(66)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书牍·与徐鲁源(用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1册，第140页。
(67)王畿：《王畿集》卷一○《与朱越峥》，第256～257页。
(68)现今存世的《中鉴录》至少有两种刻本，即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明刊本和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关西刘成重校本。两者主要区别有二：前者卷首《中鉴录序》文后无“山阴王畿识”五字，后者有；前者无跋语，后者有刘成《刻中官录跋》一文(参见王畿：《王畿集》附录三，第792页)。
(69)王畿：《中鉴录》卷一《中鉴答问》，故宫珍本丛刊第61册史部传记类，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0页。
(70)(72)张世则：《貂珰史鉴·奏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8册，第697～699页。
(71)《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一，万历十七年五月乙卯，第3951页。
(73)张世则：《貂珰史鉴·礼部复疏》，第699～700页；《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万历二十年七月癸酉，第4658～4659页。
(74)(75)张世则：《貂珰史鉴·后序》，第781～782页。
(7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内监·纪述内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2页。
(77)周如砥：《青藜馆集》卷二《序·刻〈中学始肄〉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2册，第207页；卷四《杂著·〈中学始肄〉跋》，第347～348页。吴道南：《吴文恪公文集》卷一七《墓志铭·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砺斋周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1册，第543页。
(78)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职掌衙门》，第98页。
(79)王天有：《有关明史地位的四个问题》，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80)《明孝宗实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己未，第139页。弘治元年二月，户部主事卢锦也曾向孝宗谏言：“盖必有学士，则内臣不得以自专；有都给事中，则学士、内臣不得以声气相倚。”(《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弘治元年二月乙未，第238页)这种制衡的总体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翰林“衙门虽冷，体貌则崇”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与宦官交往时，一般都会洁身自好，不致结党营私。杨士聪在仔细查看崇祯元年戊辰科会试录履历便览后，发现该科“内外帘官，凡给事中、御史，无不因魏珰带卿衔及都御史衔者，独词林如故。盖词林之体，原自无所营竞，虽谄躁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储公辅，意深远矣”(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75册，第192页)。
(81)方志远：《明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阶段》，欧阳琛、方志远：《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2)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83)林丽月：《“击内”抑或“调和”？—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6年第14期。
(84)刘若愚：《酌中志》卷二二《见闻琐事杂记》，第194页。
(8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内监》之《张诚之败》、《内官勘狱》，第171、173页；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第30页；李廷机：《李文节集》卷二四《神道碑·明故掌司礼监太监麟冈陈公神道碑》，明人文集丛刊第28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036～2037页；张廷玉等：《明史·沈鲤传》，第5736页。
(86)“上好文墨，初读史，司礼监内臣多阅史，后多延师习时艺，兼务博综。司礼秉笔六人，名下各有六人，六部、两直、十三省各有专司。故阁部台省讹舛，靡不订正者，乃阁臣多假手深年中书。浅学庸流，葫芦依样，一命改票，模揣周张，故为上所轻，致无暖席。”(李清：《三垣笔记》卷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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