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文学的疏离与文学对理论的掌控——对近百年“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的一个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至今的文学理论最诡异且最具标志性之事是,理论一再逸出并疏离文学,最终却发现它就在文学之中;文学理论从关于文学的理论,①到逐渐将注意力移到文学以外,变成无所不包的“理论”,而最终我们却从它自身的基底中辨认出了文学;更有甚者,这一点似乎是连它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理论”一直就被文学所掌控,它自身就在文学之中。
理论疏离文学的现象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最先作为俄国形式主义、而后又进入结构主义阵营的罗曼·雅各布逊,认为文学性的基础在语言学之中,他把失语症精神病人的言语表现以及政治候选人的广告标语作为语言诗性的例证,使文学理论的注意力脱离了传统“文学”的圈子。罗兰·巴尔特被视为他那个时代文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他的理论关注的主要是大众文化,他的专著主题涉猎时装、汽车、烹调,他用“文本”、“写作”等概念取代了“文学作品”;在巴尔特的理论世界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很淡薄了。另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理论”主流则完全导向了政治问题,它们共同的一个源头是福柯。福柯并不是文学理论家,他的理论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思想史,却几乎没有关于文学的专论。但是出于他的思想或被他的思想加强了的后殖民理论、身份政治理论、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却成了大学文学系学术的主潮,它们只关心社会政治问题,人们也终于认识到,这些林林总总的理论发明应该用“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来称呼。这种脱离文学的文学研究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对。这件事最新的发展是“后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那些理论大师的逝去,对“理论”的清算浪潮——“后理论”中出现了很强的反对社会政治化导向的声音,转而以各种方式呼吁理论回归文学。
文学理论怎么会疏离文学的,它为何要这么做?在这个疏离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这种疏离显得是顺理成章的?政治化了的“理论”何以能够仍然发端并存在于文学学术圈?在这种过程中“文学”的观念本身受到哪些考量?文学学术的重大变化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发生何种影响?查清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百年文学理论的路径并展望其未来走向。
理论疏离文学与语言论转向这一20世纪学术思想的大背景有关,但是文学理论转向对语言的关注,这个进程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了。马拉美说,诗不是用思想写出来的,而是用词语写出来的。福楼拜在与友人的通信中通过介绍他写作的进展详细描写了语言的这种所谓“历险过程”:如何安排语序,通过语句的省略、扩展、替换来达到某些效果,以及语句如何不顾作者的意图产生出自己的意思,等等。他们拉开了一个序幕:把文学理论关注点转向写作,而写作的重心落在语句的筹划及安排。今天看来,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似乎开启了后来蔚为壮观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跨学科的思想潮流——语言论转向,但是在开端之处,其本意其实是想回归文学本性而不是脱离文学。它呼应了当时艺术中刚萌芽的现代主义态度,这就是让每一种艺术回归它本身,找出它赖以存在的基础。马拉美和福楼拜说出了文学写作的界限所在:语词、语句及其结构安排。文学创作建立在语言及其运作基础上,就像绘画建立在线条、形状、色彩,以及它们赖以表现的颜料、画框、亚麻布构成的平面空间基础上,只有在语言,以及语言所赖以存在的音响与意义的关系,语言各个单位的对应关系和这些单位推进展开时对这种对应关系的产生的影响上,才能回到文学的本性。俄国形式主义的动力同样是现代主义的,它强烈质疑了源于黑格尔主义的文学形象思维论,因为这个假说把文学混同于哲学。什克洛夫斯基指出文学与哲学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所以它们的目标效果不一样。文学不是一种认识、思维,它创造陌生化效果,以达到重新感觉事物的目的,而这种效果制造过程的关键就是对语词的文学性操弄,例如像托尔斯泰那样避免使用事物的常用名,用持续的换喻延迟对它的指称,从而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显出它,更新麻木了的感觉。托马舍夫斯基等人则把文学作为语言的一个特殊种类,厘清它与日常交际性语言及科学语言的区别。
语言被突出到前台,引出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索绪尔。索绪尔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语言的认知。此前人们把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它用来指及各种事物、事实及其真理,词、语句与可见世界具有对应关系。索绪尔指出,语言不是反映世界的镜子,它只是符号及其系统。shù这个发音与树的实物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用它来表达所看见的一株具体的乔本植物,而各种不同的乔本植物都用这个词来表示,这表明shù只是一个概念的符号。一个意义单位(符号)是由一个意义与一个指示意义的物质单位(可辨认的发音,也称能指)合一构成的,这意味着意义不能单独存在,那个物质单位是它之所以如此的必要部分,物质单位的改变将改变它自身,或使它不复存在。意义不取决于思想,而取决于用什么能指;更加要紧的是,意义的形成还依靠言语链、靠这些物质单位在另一个轴线——组合轴上的表现:它们的排列方式影响每一个具体单位的意义,词的语意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在它前后安排了什么词语。如果说马拉美和俄国形式主义已经从文学的质料入手发现了语言的类似性质,索绪尔则是从纯语言学的立场发现这些,更具有合法性,也将它的影响面扩展到几乎无限。人们固然可以按现代主义的逻辑寻找各门具体艺术的质料基础并界定其界限,例如把颜料作为绘画艺术的媒介质料和划界基础,但语言不同于颜料,它并不只是诗歌小说的质料,它也是其他任何语言表现的普遍媒介材质,它是人们的日常交流、哲学、各门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表现媒介和质料,这意味着对语言认知的根本变化会松动整个文化的根基。
在这种背景下,罗曼·雅各布逊(Jakobson)走出了理论疏离文学的关键一步。作为一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960年的一次会议总结中站在了语言学一边,建议把诗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格局下才能最终说明诗的诗性。在他的语言论格局中,诗只是对语言六种交流功能之一的强调和突出,而任何言语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所有六种功能。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刻板地把诗当作只突出信文(message)的言语种类,其他功能在诗中也存在着;同理,任何进入交流的言语及其作品也都会有诗性。诗性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例如通过对能指的突出强化人们对它的印象,从而影响人们对符号所指的认同或拒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各布逊例举了政治选举的口号“I like Ike(我爱艾克)”,他把它作为诗的结构:I like/Ike,两节的诗。通过“爱的主体的一种同音双关形象‘I’被受爱戴的对象‘Ike’所涵盖”(357),该口号的诗性功能加强了被选举人的印象和亲和力。在稍早的一项研究中,雅各布逊把索绪尔“句段”和“联想”的概念称为语言的两个关键层面,认为它们的区分构成了语言的基本原则,可以直通语言学的所有问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推进就是从“句段”和“联想”二元组生发的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隐喻和换喻这两个诗学概念成为语言的基本运作轴线,它们运行在所有的言语活动中,并且依照不同的侧重点构成语言风格、话语类型、艺术门类,甚至精神病样式——相似性失语症和连续性失语症。雅各布逊建立了一个泛语言的平台,诗不再是这个平台上唯一或必然的焦点,在这个平台上,人们关注的是语言及其运作。
罗兰·巴尔特是以文学研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但是索绪尔的符号学方法使他的关注点扩展到了所有表意系统上。如果语言媒介的文化系统是按符号学方法运作的,那么服饰、汽车、烹饪乃至照片、广告、自由式摔角,作为表意的文化系统,也必然要按符号表意的轨道走,必然通过意指的两个层面的往复操作产生出特定的表意效果。所以他的研究甚至超出了语言范畴,涵盖了所有的文化范围。巴尔特当然仍然关注文学,他研究福楼拜,马拉美,巴尔扎克以及歌德的作品,不过这些成了他著作中零星的部分,而且即使研究这些经典作家,他也是另有所图。比如《S/Z》,与其说是研究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不如说是阐发他的文本实践的思想,而《恋人絮语》则是直接对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续写,通过这种续写实践,他成功地用写作的概念取代了文学的概念——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文学文体,文本是写出来的,好的文学是可续写的。总之,他的关注点是整个的语言实践、符号表意实践。与巴尔特同时、而且巴尔特也参与其中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看起来像是一种研究文学的理论,其实与文学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怪异关系中。小说或史诗当然是叙事,但叙事学关心所有的叙事,包括新闻报道、连环画、历史记述,在所有叙事中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结构运作方法,当叙事学谈论这些的时候,人们很难意识到这是在谈文学,但是叙事学借以谈论叙事文本的那些范畴,如叙述者、叙述人称、人物关系、行动、情节等等,又与文学理论范畴是重合的。
上述从雅各布逊到法国叙事学的发展,被称为语言论转向中的诗学的一路,因为它们关注的主要是语言运作中的美学效果,还常常围绕着文学写作的实践。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其中包含的语言论转向的理路后,对于理论疏离文学,对于文学理论蜕变为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我们能够理解20世纪40年代以后整个法国结构主义时期的一些研究主题为什么会既出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范围,又令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同出一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人类学,但是他视野中关注的是土著民俗和文化符号的结构方式和系统性功能;拉康是精神分析专家,但他发现人类语言及其能指系统才是无意识的基础,它们在形成主体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区分方面起着支配性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和符号学层次上,才能深入原始人类的文化密码,进入人的无意识层面。语言统摄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同的领域。当然,它也统摄了文学的研究。巴尔特把文学归结于写作和文本,也就是语言实践,一旦解决了语言的问题,并且揭示了符号的意指功能,也就解决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的理论问题。所以文学问题不能由一种在现代性学科分类框架中设立的“文学理论”来解决,而应该从语言和符号的意指方式层面加以解决,这种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理论”是超学科、跨学科的,它不是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甚至不是语言学理论,它只能被命名为“理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学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会感兴趣于似乎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理论疏离文学的倾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到高峰。以福柯为代表的语言论转向中政治学一路,开始关心权力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福柯的问题是:话语和知识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产生权力效应?福柯所揭示的这种权力,从形式和内涵都与过去意义上的统治权相去甚远,但它与个人的关系却比统治权要紧密得多,它是一种以真理和知识为名号的、渗透人们生活一切方面的规范力和压力,它作用的末端达到了人的肉体及其结构,它的社会形式就是符合知识系统性的一套严密的社会机制网络。而由于以真理和知识为名号,它并不具有主体性,人自觉地接受它的规范,并且在它布置好的各种位置上发挥功能作用。顺着这个思路,人们发现了各种较微观的新的政治学议题:女性是如何在性别知识话语中规范自己并且成为女性的?同性恋如何在关于性取向的知识论操作中成为异类并受到拒斥和压抑?西方关于殖民及殖民地的话语方式如何支配了西方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又如何在殖民地知识界产生同化或拒斥的反应的?西方以外的世界又是如何在历史(进步)和民族(地域分布)两条轴线上煎熬取舍,从而自觉地就接受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入侵或者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和拿来?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内,每一个族裔是如何想象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怎样推动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并且建立起多种族社会中支配性一族的地位的?福柯的理论催生了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性别政治、新历史主义等等理论,支持了心理分析特别是拉康的自我-他者学说,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新的能量。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议题都是语言论视野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如果话语具有权力效应和规约性,那么政治问题也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权力的争夺就不是统治权的争夺,而是话语的争夺,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就是话语的策略。这些问题转移或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成功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比起文学问题来,这些问题显然更有现实性,更能引起学术界关于自身介入了现实政治事务的感觉。大学文学系的学术被政治学派所支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源自福柯的这些政治学发展方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支配了“理论”的主流,是后结构主义和以之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面目。它们差不多彻底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后理论”作为对“理论”的反思和清算,其中有一种很强的对社会政治化导向的反弹,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的倾向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它使得大学文学系严重偏离自己的本业,对文学、尤其是经典的阅读和研究严重不足,这都是“理论”的错,所以应该抵制、抛弃、反对“理论”,回到文学,回到阅读。史蒂夫·纳普早在1982年就吐槽“理论”,他在当时与华尔特·迈克尔斯合著的“反理论”一文中,认为“理论”所做的工作就是提出一套套解释作品意义的方案,试图通过为解释提出一般性理由而控制解释实践,但是文学的意义问题并不复杂,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介入毫无必要、毫无用处,所以理论应该被终结。他在《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局限》(1993)一书中提出“文学兴趣”的概念,文学兴趣是一种对作品所言超出作者所言的部分的兴趣,这是由作者与作品中的代言者(agents)之间的张力构成的,这是文学有趣的原因。这个观点的要义是让人们把阅读聚焦于文学本身而非理论。让-米歇尔·拉巴泰在《理论的未来》(2002)一书中说,理论总是让人觉得太过偏于一端,它遗漏的东西往往是更加重要更有生气的东西,也就是被后理论学者标定为“文学”或者“阅读”的东西。后理论应该重新祭出被“理论”湮没的文学本身或者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他们都把理论看成文学的对头,认为“理论之后”的清算应该有助于文学的回归。这方面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瓦伦亭·卡宁汉(Cunningham)注意到,我们已经回不到“理论”之前的状态中去了。他意识到,阅读总是跟在理论之后,“读者,以及还有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要预先构形、预先判断、怀有偏见、有倾向性的,这些东西来自关于阅读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对正在读的这一类文本可以做哪些期待的观念。[……]所有进到书里面和页面上的读者都背负着预设这个包袱,其中大部分难免是属于文学理论类的东西”(4)。但是这纯属无奈。从他把理论预设称作“包袱”可以看出他对理论其实是讨厌的,他认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这些预设被清除得越彻底越好,因为“文学理论事实上把文学文本简化为公式,模式[……]以这种方式,它削弱了文学性,削弱了文本。[……]差异在这种模式冲动中被歼灭了,它不受欢迎,不被顾及”(122)。应该回到对经典的阅读,而理想的阅读“始于与文本亲密的身体接触,然后转化为亲密的意念和情感上的接触,这是一个接触的序列,其中阅读的后果是一个复杂的对人整体的道德教育的场景,它深深扎根在理性但特别是情感之中”(147)。
然而正如卡宁汉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挥之不去的元素了,它甚至影响到文学阅读的预设,这种试图回归“理论”之前的简单返回式的反弹并不足以把文学真正拉回来。且不说那种“亲密的身体接触”般的天真的阅读是否可能,仅凭它对“理论”遗产的漠视就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理论”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排斥文学之势,它与文学到底处于何种关系?“后理论”的反思中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思路,它非常有意思。大卫·辛普森(Simpson)在总结后现代理论时发现,“理论”不但不是文学的对头,而且,正是由于靠了文学,才具有了后现代的面目与力量,用他的术语来说,文学“统治”了后现代学术。他指出,后现代学者,即“激进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史家甚至某些科学家准备采用传统的文学批评词汇,他们认为这对完成他们描述世界的任务是合适的”(2)。除了这一点,文学的统治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大量使用文学性的写作方法创作他们的学术著作,例如自传式写作,讲故事,对奇闻轶事的大量描述,甚至写小说(我们都知道艾柯的理论性小说《玫瑰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在其社会政治导向最严重的后现代学术时期,不仅并没有疏离文学,而且反过来被文学所控制,虽然这是以一种奇怪的、人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方式来控制。乔纳森·卡勒(Culler)对此也深有同感,他指出,“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一个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的各种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的”(4)。他感兴趣的是这一结论引起的另一个推测:文学有没有理论的功能?如果有,文学与理论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以使它的这种理论功能成为可能?关于前一个问题,卡勒抓住身份政治理论的主要问题“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加以思考?”他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提法和答案都过于简化,忽略了复杂性和差异,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如《哈姆雷特》、《安提戈涅》所给出的回应,其意蕴丰富复杂又令人信服,远远超出了理论所能提供的答案。那么,文学与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认为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发问:“如果理论,就其从属于一般思想而言,是文学的剥离物,那会怎么样呢?”(38)。为此,卡勒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理论之后应该是文学,文学才是“理论”的出路和后理论的方向。但是这个出路与卡宁汉及拉巴泰的出路(也是文学)全然不同,它不是排除了理论的文学,而是承担了理论功能的文学。不过,如何在理论学术领域操作这种文学,卡勒还没有涉及,他所做的仅止于指出传统的文学作品中所探讨的理论性问题,要比理论界自身的探讨深入得多,这对于思考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是意味深长的。
无疑,辛普森和卡勒看到了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象,在这种景象中,文学一直发生着广泛的掌控,理论从未疏离和摆脱文学的这种掌控力。这种洞见源于他们“与众不同”(这儿打引号的意思是,这个“与众不同”是从很小的一个相对性范围说的,脱离这个范围,它其实也是从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的文学观念。他们把文学看作各种文学性的写作和构造方法(the literary),即卡勒说的“文学的模式”,与此不同,卡宁汉、拉巴泰以及大多数学者把文学看作以小说诗歌为代表的一种文类(literature)。哪一种文学观念是对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概念史,可以发现,这两个含义(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几个特定文类)是“文学”同时具备的。以欧美为例,最先的literature包含了所有的写作,所以它同时具备“书写”和“文献”的意思。这个泛文学的观念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近代。十八世纪,法国的阿贝·巴托对艺术进行了著名的分类,建立了纯艺术与实用艺术的二元框架,把音乐、绘画、诗歌、雕塑、舞蹈等五门归入纯艺术(beaux-arts),这才有了对含义广泛的文学也进行相似分类的动作,有了纯文学(belles-lettres)的概念。与纯艺术的区分带来的后果——“艺术”一词只用于五种或后来的七种纯艺术——相同,包容广泛的“文学”也成了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的称呼。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也同时具有“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元素或原因”的含义,也就是卡勒所称的“文学的模式”的含义。使小说、诗歌成其为小说、诗歌的是,比如,想象、虚构、隐喻、情节性、叙事性、韵律、节奏以及以此为特征的写作等等,这些也同时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类的意义主导了“文学”的用法,主要是由于现代性划界的理念的强大影响:事物必须在知性、理性、审美三大领域及其分支中确认归属,比如当我们使用“文学”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它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艺术——它得让渡众多领域,才能合法占有自己的领域。落实在文类上是最直观的:诗歌之所以是诗歌,就因为它不是科学,不是哲学,不是各种实用文类。可是悲剧的是,就文类而言,纯文学(诗歌、小说、戏剧)已经或正在走向衰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它再也不会有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辉煌了。而且它的文体形式也有些许可疑之处,例如必须宣称自己“纯属虚构”,是假的(德里达为此指责文学“有时会存在一种天真、一种无责任感或软弱无力”(7),宣称他并不想成为文学家)。而另一种文学观念(或文学观念的另一半)的焦点是文学性、文学模式,它不会在几个特定文类中作茧自缚,它对任何文本中的文学性表现保持敏感。它发现的是文学正在到处高奏凯歌。
然而,即使在后现代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本中出现了对文学批评术语的大量引用,出现了很多文学性的写法,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据此确定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的研究没有偏离文学,都是文学研究呢?如果我们这么确定,那么这些理论中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主题(据此可以把它们归入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又如何解释呢?文学性写法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问题:所有这些理论都主要是在文学学者,特别是大学文学系中策划、推动,而推广到其外的,是什么使得文学学者觉得这些社会政治议题与文学有关?
我们仍然得回到语言和语言论转向。索绪尔摧毁了语言的及物性,语言不是对一个世界、一个领域的表现,不是这个世界和领域的对等物,它自成一体,是一种思想据以运作却有其独特局限性的系统。人依据语言来看世界,他看到的也是语言构造或揭示中的世界。“石头”是我们把所见事物加以分类并进行理解的一个符号,它指及的不是外在于语言、就在那里的一块冰冷的硬质的物,而是与众多不同事物区别并且只有在一个世界网络中才会具有的意义。其实即使说“冰冷的硬质的”,甚至“粗糙的”,也都属于语言指及的意义网络而不属于物自身。石头不是根本性的,语言的构造才是根本性的,它甚至会改变石头的物理存在。所以,当马克思谈论“资本”的时候,我们根据它的意思才了解到资本的存在。马克思首先选中了“资本”这个词,按索绪尔,这是根据语言的联想关系,按雅各布逊,是隐喻,即按对应原则进行的选择作出的;同时马克思赋予这个词各种各样的申发、展开,也就是按索绪尔所说的句段性接续或雅各布逊所说的按毗连关系进行的换喻,才能使我们意识到它的各种牵连物,围绕它构成一个可理解因而是真实的世界,从而确认“它真的存在,它是被马克思发现的”。马克思没有把“资本”往通常的“勤奋”、“积攒”这个方向连接,而是创造性地往“剩余价值”、“剥削”这个方向展开,从而通向了一幅罪恶的图景,揭示了资本的真相。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29)。在这个句子中,“资本”对应着一个有头有脚的怪物,他让我们特别注意这怪物皮肤裸露部分的细部——它的毛孔,这儿的换喻(毗连性)十分细腻,然后接着毛孔,他让我们看其中流着的血。“血”可以毗连到“悲惨”、“恐怖”甚至“英勇”,也可以毗连到“污”(血污),也就是“肮脏”上,而下文这个“肮脏的东西”不仅使句子有排比般的气势,在导向上也是不能省略的,它直接连接到那幅罪恶的图景,因为有了那幅图景,无产阶级有权推翻与“资本”相关的那些体制(资本主义)和人(资本家)。马克思这个文学性语句编排了真理,引起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福柯也是如此。他是靠一些核心词语,如“规训”、“监狱”、“知识型”、“权力”,从它们所对应的意义的联想,到对它们意义的毗连性申发,在隐喻和换喻两根轴线上编织出一整个权力—话语图景,一个兼具揭露性和价值导向的知识型——其中各个词语被安排在恰当的位置——本身。
所以,就那些政治性很强的后现代理论而言,如果它们并不是对一个存在于话语之外的领域的谈论和言说,如果它们涉及的只是话语及其后果,我们就不能从“它们针对什么现象”这个角度去理解它们,它们针对的是其他的话语以及它们构造的景象。这样,“理论”所谈论的对象,以及“理论”自身的谈论方式就止于语言(话语)层面,就不再有背后的东西。正是在这儿,文学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人们从话语中能够看到的,以及真正引人注目的就成了话语在“隐喻-换喻”两条轴线上的运作及其产生的效果。文学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被利用的比喻和描写手段,而是话语运作的基础。任何话语都是词的选择及其与所申发粘连的一系列其他词语的关联,是这些词语的安排,而不管这个话语涉及的是政治性话题还是社会性话题。也可以说,任何话语都是文学性的。利奥塔(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中把科学也隶属于叙事之中,成为叙事的一种类型,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弄清指示性的、规定性的、评价性的或者言语行为性的陈述,关注这些陈述类型之间的配置、变异游戏;后现代的战场是叙事和陈述的战场。为此他建议,大学“给语言(诗学)的实验游戏保留一席之地”,政府允许部长会议讲故事(17)。文学是任何创造性想法的来源。
对语言及物性的摧毁是二十世纪反形而上学思潮的战略重点。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为思想设置一个对象,对思想与这个对象的种种关系加以界说和规范。随着语言及物性的被摧毁,这个对象也就不存在了,这也就摧毁了以它为判断标准的话语。那些虚构的“思想-对象”关系就不再被关注,语言成了唯一被凸显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查德·罗蒂(Rosy)说诗人将成为这个后形而上学社会的英雄,取代以前哲学家、科学家的地位。因为在这个社会,任何政治设计都不需要符合话语外的标准,只需要发挥想象力,往“好的”方向规划就行,我们最崇高的希望乃是“偶然产生出来的各种隐喻的字面意义”(61),不存在深度意义,那完全是一个文学的规划。大卫·辛普森说,文学的统治表现在后现代学者广泛使用文学批评术语,并且用文学方式写作。乔纳森·卡勒展示了经典文学作品在展开理论话题上超绝于理论的效果,不过这些还没有完全说出理论的文学性实质:排除了语言的及物性,理论话语本身就是文学地运作的。理论在文学的掌控中。
所以,卡勒没有展开的那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如果理论,就其从属于一般思想而言,是文学的剥离物,那会怎么样呢?”文学,对于语言符号的选择和安排,才是思想的主干,理论等等只不过是文学之树上的枝杈,剥离物。在这种情形下,文学不是一个可以与任何其他文化现象对别的领域,而是一切文化现象的创造性源泉。以这样的视点,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学景观,文学、文学教育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恐怕要在这一景观下展开。
注释:
①我用带引号的理论表示近期西方学界所使用的大写的理论(Theory),它指20世纪初、特别是语言论转向以后以索绪尔、雅各布逊、巴尔特、拉康、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理论,“理论”时期以他们的去世为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