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3)02-0016-04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伟大的诗人，既是伟大的革命领袖，又是中国人民的普通一员。他有独特的思维，独特的胆略，独特的个性，同时，他又不能脱离自己所生活的历史时空，因此，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思考和探索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辩证性
毛泽东历来喜欢从哲学上思考问题，在青年时代，他就表示要寻求宇宙的“大本大原”。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指导了中国革命，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思想。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仍然从哲学高度进行思考，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于1956～1957年在党内外的众多会议上反复地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要求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他认为，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1]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正式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该讲话中所提出的“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思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篇重要讲话，在《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发展动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观点，构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把社会主义社会当成一个对立统一体系来认识，从而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比如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央和地方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好的观点，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建设理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地位，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无一不充满了辩证性，体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思考的哲学深度。
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实践性
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2]重申列宁提出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详细分析论证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把全部认识论建立在社会实践观点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从来不离开实践去空谈社会主义理论。《论十大关系》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是他一生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求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1956年，毛泽东总结斯大林晚年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时表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3]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直接强调了这一问题。教科书上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对此，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2]
毛泽东也十分强调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善于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又在实践中去解决问题，不断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回顾说，新中国经过八年的奋斗和摸索，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逐步形成起来，但是，因为抗美援朝、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的干扰难以集中精力搞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路线还不能算形成，必须再经过五年或者三年的实践，切实去摸，才可能形成一条完整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3]可见，毛泽东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有一个中国化的概括：“实事求是”。并且也进行了中国化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事物间的联系，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客观规律。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的”。就是要针对中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为全党作出了表率。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具有实践性的根源。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所得出的理论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有一些失误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但这正是他没有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正确把握中国国情的结果。这些失误、错误并不能否定毛泽东想要解决中国问题的事实。
三、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时代性
毛泽东所面临的时代和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时代不同，和列宁面临的时代也不同，因此，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同时，毛泽东必须根据自己的时代要求去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时代特点的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冷战”下的敌对斗争，既有帝国主义公开的战争威胁，也有暗地里的颠覆与破坏；另一方面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斗争。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极端仇视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威逼下艰难地进行的。
从与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来讲，经济上，必须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使资本主义的攻击谩骂不攻自破，也才能获得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政治上要防止帝国主义的颠覆和破坏，警惕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从与苏联的斗争来讲，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更要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内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经济上应该比苏联建设得更好。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十分强调使中国迅速摆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把建立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毛泽东又急于求成，再加上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的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的影响，错误地实施了“赶超战略”。在政治上，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严重性，正确地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正式提上了日程，提出要加强执政党建设，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在党内出现贵族阶层。但同时，又受到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并把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引向党内。
总之，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时，常常受到来自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斗争的影响，不能避免时代的命题——社会主义优越性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限制，从而也使他的若干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复杂性
第一、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毛泽东在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提出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有正确因素，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比如，肯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但是又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性；重视价值规律的重大作用，又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生产领域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正确地提出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又很快否定了这一见解，强化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错误地从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严重夸大了我国阶级斗争的状况，错误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表现的这种前后矛盾、自我否定、摇摆不定是十分突出的。对这些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一概否定。
第二、某些理论表述的模糊性。毛泽东善于从哲学高度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喜欢用哲学的术语和范畴来概括他的理念，揭示事物的规律。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喜爱，对中国民族语言的灵活驾驭，加上他的诗人气质，因而也喜欢用一些生动活泼却不太严谨的词句表达他的理论创建。这样的表述，对于指导社会运动来说易产生负面影响，特别不利于正确理解，严格执行，因而具有模糊性。比如，作为毛泽东树立的“三面红旗”之一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然对“多”、“快”、“好”、“省”分别作了解释，但是它并不规范，难于把握。毛泽东较多地注重“多”和“快”，因而反复批评保守，反对“右倾”，由此导致了经济工作中冒进倾向的出现。周恩来等则强调应全面理解“多快好省”方针，提出了既不要犯右倾保守错误，又不要犯盲目冒进错误的观点，结果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大跃进”中的“跃进”一词并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但他对这个提法十分欣赏。然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大跃进”的提法显然过于模糊，具有鼓动性却不具有科学性。
第三、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之间表现出的复杂关系。毛泽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力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独立思考。但是，毛泽东也并未能始终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真正做到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相一致。表现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理论上正确，实践上也正确。在毛泽东的晚年探索中，从总体上看，这种情况不多，但从局部看，从某个时期或阶段看，或者从某个领域看，还是有的。第二种情况是，理论上基本正确，实践上没能贯彻或贯彻得不好。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中占多数。第三种情况是，理论上错误，实践上也错误。这种情况也不占多数。理论与实践关系上的这种复杂表现，说明了理论本身的不成熟性，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也是理论探索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复杂性，是符合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指出他正确与错误并存的复杂性，并不否认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贡献，更不否认他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特殊贡献。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思考和探索的这几个特点，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作风和想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构想的追求，同时，也说明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观点，但是毕竟是处于探索的初始阶段，因而还很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误，甚至错误。分析和研究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发展和丰富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收稿日期］2002-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