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域论文,与他论文,化与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是一个时间的绵延，表现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现代性是指既推动现代化又为 现代化所彰显的精神文化资源，如个人主义、技术理性等。而全球化则是一个空间的广 延，表现为世界性的不断生成。世界性是在全球化中不断累积起来的各民族文化之中具 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因而可以被各民族所普遍承认或共同接受从而反过来推动全球化 的精神文化资源，如世界人权、全球伦理等。如果不就外在形式而就内在实质来说，现 代化、全球化这两个关键词是可以互译的。它们是同一文化精神的不同表达。正是在这 样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空构架中，中国不断塑造着自身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现代化 就是西方化亦即“他者”化，另一种观点则强调中国传统亦即民族“自我”认同。其实 ，这是一个“自我”不断“他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不断通过“他者”得到 确证的过程。这里着重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双重过程是怎样在现代化、全球化中实 现的?
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是现代个人主体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民族国家 的生成。对于中国来说，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因为 没有个人主体意识(“小我”)的觉醒，也就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大我”)的觉醒。反之 亦然。对于“臣民”以至“奴才”来说，只有“天下为家”以至“朕即国家”的意识； 对于“公民”来说，才有“天下为公”的意识。现代个人主体意识塑造着现代民族国家 的制度环境，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环境也塑造着现代个人主体意识。李泽厚提出所谓 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认为“五四”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而今救亡任务 已经完成，应当着重补启蒙课。其中确有真知灼见。但是只承认启蒙与救亡相互冲突， 不承认二者相互融合以及根本一致也有偏颇，已经受到许多论者批评。其实，启蒙(现 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救亡(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的双重变奏，正好构成了一 部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造的交响史诗。至今，不仅启蒙未获全胜，甚至连救亡也未克全功 。启蒙、救亡以及社会改造都已走到中途，不可半途而废。
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中展开。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以 美国为领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但表面上却以超越阶级界限、超越民族国家界 限为旗号。在两极世界解体后，当今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单极化和多极化。两极世界是 演变为单极世界，还是演变为多极世界?这两种趋向如今是同时并存的。关于当今世界 基本格局的一些流行提法，如“一超四强”、“经济三角”和“政治三角”等，就反映 了这一双重趋向。其实，全球化历史进程包含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双重因素。全球化 本身是确定的(因为决定它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全球性科技进步的趋势是确定不移的)， 而全球化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决定它的全球力量对比是不确定的)。 因此中国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一方面应是积极地主动地参 与全球化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则应是努力反对单极化，争取多极化。总之，全球化依据 某种客观必然性，而多极化又依据某种主体能动性。前者为“他者”化提供了语境，后 者为民族“自我”认同提供了语境。
毫无疑问，如果全球化表现为单极化，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必将被解构。 一旦民族国家被解构，在没有把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框架“移植”为全球制度框架——这 种“移植”本身不是靠单极化，而是靠多极化实现——的情况下，个人主体也将随之被 解构。相反，如果全球化表现为多极化，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意识必将被建构( 重构)。杜维明提出所谓的“文化中国”，认为“文化中国”不仅包括中国大陆、港澳 台、新加坡，而且包括全球各地华人社区甚至受到中华文化所影响的洋人社区，正是这 样一个重构方案。它意味着，在划分民族界限上，“同文”比“同种”更重要，已经受 到许多论者关注。一旦民族国家被重构，个人主体也将随之被重构。在全球化历史进程 中，多极化比单极化更具有可行性。因为单极化不仅遭遇到多极化的阻抗，而且就惟一 超级大国——美国说，它的对外国策同时还会遭遇到内部体制的阻抗。而多极化则消解 了单极化的弊端。它意味着，全球化是以各个民族国家充分现代化为前提的。
中国民族性是在中华民族“自我”认同中不断确立的。它有两个层面：一是指反映中 国国情，具有民族特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指体现在文化思想 内容中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如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 和民族凝聚力等。民族性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形式，而且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内容。当然， 正如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中华性同样具有双重性。如鲁迅所揭露的“国民劣根性”，诸 如“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看客文化”、“精神胜利法”、“染缸文化”、“ 窝里斗”等，是我们应当努力克服的。但是，“国民性”在总体上依然是健康的。中华 民族是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有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 意识。这正是我们应当努力发扬的。因此，民族“自我”在历史中不断得到重构，是一 个民族富有生机、活力的表现。一个民族只有经常与其他民族(“他者”)相沟通，才能 不断实现“自我”更新。
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民族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主要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一直发 挥着重要的影响。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发展，既要开发民族性，也会激发民族性。当今 世界，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旧秩序尚未打破，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尚未确立，所 谓国际社会还在形成之中，现代民族国家仍然是无法超越的国际关系主体，因此在全球 化中，民族性仍然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全球文化不是抹煞民族性，反而以充分调动民族 性为根据。民族性的根本是独立自主，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因此，惟一的要求是：这种 民族性不是消极的、与现代性和世界性相背离的民族性，而是积极的、与现代性和世界 性相符合的民族性(如有利于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的民族性)。历史证明，封闭的社 会和文化只会停滞、倒退甚至灭绝(“开除球籍”)，只有开放的社会和文化才能生存、 发展、进步。
近年来，当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依然步履艰难时，现代性和世界性便作为问题被反省 和反思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思潮和热点正在逐步形成气候。概略地说 ，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批判，而后殖民主义则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怀 疑和批判。二者之间相互交叉。其中的关键词是自我/他者与中心/边缘等等。就当代世 界语境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于主体、理性、自我、中心等等的解构，反映了 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就当代中国语境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性质不 同或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前自由主 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中，新左派往往更经常地运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和话语的缘故 。
然而，更重要的不是理论话语，而是实际生活。而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现代 化和全球化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个反映在生活世界中的现象。当我们使用现 代的交通、通讯和传媒工具进入网络世界，使用双语在跨国公司或涉外机构工作，出国 留学、经商、公务、旅游甚至移民国外时，并且这样的人越来越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 是大多数人时，我们的身份认同问题也就越来越呈现出来。譬如，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究竟我们是“人”(“现代人”、“地球人”)，还是“中国人”?换句话说， 究竟我们是遵守现代化、全球化这个“铁律”，还是保持中国“特色”?二者可否兼容?
上述分析已经解决了这个虚假的问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他者”化和民 族“自我”认同是并行不悖的。“他者”是“自我”之外并且异于“自我”的存在。“ 他者”既然是“自我”的“他者”，“自我”也就是“他者”的“他者”。我们既可以 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看他人，也可以用他人的眼光看他人，看自己。问题并不在于两 种视角孰是孰非，而是在于“自我”与“他者”的视域融合。我们对于“他者”视域， 无论是“丑陋的中国人”还是“妖魔化中国”，完全可以用平和心态看问题，不必认同 ，但也不必寻找“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和“美好的中国人”，或者“妖 魔化西方”和“天使化中国”，以为心理平衡。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跟西方人一样做“人”就不做“中国人”，换句话说，我们不能 因为跟西方人一样遵守现代化、全球化这个“铁律”就不保持中国“特色”，反之亦然 。二者是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