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作于遂昌证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遂昌论文,牡丹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究竟作于何时何地，迄今尚无定论。本届编纂《遂昌县志》，在“人物”卷中理所当然地要为汤显祖立传，既要记载他在遂昌当知县时的主要政绩，又要表述他在遂昌戏曲文学创作的成就。促成笔者对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就教于专家学者。
关于《牡丹亭》的创作时地，目前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徐朔方先生根据汤公《牡丹亭题词》所署纪年，为万历二十六年秋，归临川后所作，一是张庚、郭汉城先生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册）认为“大约在投劾回家的前一年，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汤显祖写成杰出的古典名剧《牡丹亭》传奇；次年秋，作《牡丹亭记·题词》，付刻，并演出了这个剧本。”经仔细探究，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更合情理。其理由是：
一、《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纪年，并不等于写作年代。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以汤显祖的《紫钗记题词》自署纪年为例可以说明之。徐先生于1964年写的《紫钗记·前言》中说：“《紫箫记》即所谓红泉旧本，是《紫钗记》的初稿。”“《紫箫记》大约作于1578年前后，”“大约在写作《紫箫记》十来年之后，汤显祖在南京把未完成的少作改为《紫钗记》。”于1982年版的《牡丹亭》附录——《汤显祖年表》里则是：“万历十五年，公元1588年，紫钗记传奇作于本年前后。”而《紫钗记题词》作者自署乙未春，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春，是时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上。从“曲成”到“题词”这之间有8 年之距。由此可见，“题词”的纪年，不一定就是作品的创作年代。《牡丹亭题词》作者自署“万历二十六年秋”也当合理地理解为定稿、付刻的年代。
二、《牡丹亭》不可能是汤显祖罢官初归一气呵成之作。
1.徐朔方先生发表于《戏文》1983年第二期的《再谈“牡丹亭”的创作年代》一文中为了说明《牡丹亭》是汤显祖“神来之笔”、“一挥而就”之可能，举例如“传说张凤翼在新婚闹房时不出一个月写了一本《红拂记》。《牡丹亭》和它相比，那就从容得多了。”（《汤显祖评传》第121 页）焦循在《剧说》卷四记载的关于张凤翼在新房写《红拂记》一事，毕竟是一个传说，不足为凭。这如同清朝禾川贺贻孙在《激书》卷二《涤习》条中所说的“近世黄君辅……乃游汤义仍（显祖）先生之门。先生方为《牡丹》填词。……乃授以《牡丹记》。……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一样，不宜作为研究此问题的例证。
2.根据汤显祖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初归至七夕前几个月的经历、活动和心境，他不可能在那极短促的时间里写成“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张琦《衡曲麈谈》）的《牡丹亭》。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谷雨（农历三月中，公历4月19、20或21 日）之后，上计返遂夜宿龙游县溪口镇有《题溪口店寄劳生希召龙游》云：
“谷雨春将去，茶烟满眼来。
如花立溪口，半是采茶回。”
说明汤公在谷雨之后才抵达遂昌。返遂后在妙智堂小住，此时两岁的吕儿痘殇，作《平昌哭两岁儿吕二绝》有“缕发误随肠断尽”句。他在官场上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回到遂昌两岁的吕儿又痘殇，凄苦极了。离遂之前告别友好，处理杂务等等许多事，都需要时间应酬。约谷雨之后10天左右才能启程，时已农历三月底四月初。从遂昌归临川，当时必先乘轿出侵云岭北界至龙游县溪口住宿（见《罢令归过太末》诗），次日改乘小船顺灵山港而下，经龙游县城，出衢江，复溯江而抵衢州，再逆流而上抵江山，换轿途经江西玉山——横峰——贵溪——余江——东乡——临川文昌里，可谓千里迢迢。途中船轿交替，逆旅既慢且劳顿，加上妇孺拖累，天气影响，歇息休整，路途上就需化20余日。他的《初归》诗云：“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夸玉已非。便觉风尘随老大，那堪烟景人清微，春深小院莺啼午，残梦香销半掩扉。”到达临川时近小满（农历四月半，公历5月20、 21或22日）了。距七夕，《牡丹亭》开始传唱，仅有两个半月左右。更何况“新归门迳草凄凄”（《移筑沙井》诗），穷愁更茫茫，还要花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重整家园，走亲访友，应酬宾客，又要在沙井巷附近建筑新居，七月二十日移宅沙井，西儿患病八月殇。汤的《草堂》诗云：“负却临江旧草堂，断桥马路何来忙……身将百里郎官隐，心为西河爱子殇。”汤显祖连殇二子，够悲伤的了！他此时的心境是不利写作的，而且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牡丹亭》是长达五十五出的杰作，就假设他平均每天写一出戏，也要写五十五天！汤显祖为明万历年间剧坛上创新倾向的代表，他写的是传奇，传奇是南戏四大声腔均可演出的文学剧本。他不能不和所有明清传奇作家一样，依腔酌句，按谱填词，不能不以相当的、甚至大量的精力在全剧填写400余支曲词。 该剧工程如此之大，即使汤显祖有“神来之笔”，在刚刚弃官初归、连殇二子，又在经营扩建房舍、乔迁杂务、心境十分不佳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致力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牡丹亭》创作的。
3.从汤显祖在《牡丹亭》上所下的功夫来看，也不可能是初归写成的。
清·李渔《闲情偶寄》“结构”中说：“汤若士，明之人才也。读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读文，而在还魂一剧。并以“工师之建宅亦然”作譬，“故作传奇者，不宜卒急拈毫。”
《牡丹亭》系汤显祖以话本《杜丽娘暮色还魂》为蓝本，结合《真真故事》、元杂剧《碧桃花》和谈生的事迹等爱情故事，将自己所有创作新事物、新观点的才华全数倾出，赋予《牡丹亭》以全新的思想内容。他对剧中每一个情节的构思、每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关目转折、情感营造、熔铸新词，无不竭尽匠心巧意。才能达到灵奇高妙，无境不新，文采清逸，透过故事充分抒发自己的心思，成为宝光陆离独具风格的成功的艺术创造。正如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所说的：“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者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
汤显祖写《牡丹亭》，那独具特色的语言风格，大放异彩。剧中许多为世人朗朗成诵的名曲、名句，是非经过精心斟酌，用心熔铸，不可得的。这如李渔说的：“《惊梦》首句之‘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淡经营矣。”又如《皂罗袍》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溅！”等曲词都是一向为人称道。加之每出戏的下场诗都是选用唐诗七言成句，而又和剧情融合无间，实非匆猝而可为。在《牡丹亭》曲词中艰涩之处也是有的。这正如徐先生在《再谈“牡丹亭”创作年代》一文中所说的：“白璧微瑕不失为杰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成功的杰作也如此。更不能因为《牡丹亭》有这点“微瑕”而断定是汤显祖初归临川匆促写成的。
三、《牡丹亭》第一出《标目》“忙处抛人闲处住”，可说明《牡丹亭》写于遂昌。
汤显祖在仕途上多有坎坷，于万历二十一年从广东徐闻量移浙江遂昌知县。此次“量移”，谈不上朝廷对他量才重用。
汤显祖到遂昌上任之后，希图以遂昌作为他理想政治的实验地。他比较深入地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布政施令“因百姓所欲去留”，深得民心。因此“治绩日益懋，政教日益彰”，“一时循吏声为两浙冠”。尽管如此，还是受到许多挑剔、排斥。他在《复项谏议征赋书》中说：“仆以疏才闲局”。又在《和宋周太常平昌草堂四·月岩夜读》有云：“君子山房月倍清……如今更有闲官烛。”在《超然楼集后序》写道：“盖平昌令局于面墙而无语者，五年于兹矣。”在《寄吴汝则郡丞》中说：“斗大县，面壁数年，求二三府不可得。”在《与李道甫》信中叹道：“……如平昌老令尹，叶落更无还枝。”在《送谢君实理高州》诗中感叹：“世路烟波只如此……一官如寄谁可谈。”他在遂昌当县官是“闲局”、“闲官”、“老令尹”、“闭门令尹”、“一官如寄”。这是牢骚，也是实话。从朝廷来说，对他采取的正是“投闲置散”之策。所以说：“忙处抛人”，被抛者汤显祖“闲处住”（在“闲局”做“闲官”）。这是非常符合汤显祖在遂昌当县官时的实际情况的。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汤显祖其他诗文中得到佐证。他在《答吴四明》信中说：“雷阳归，得憩此县，……赋成而讼稀。……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又在《与周叔夜》信中说：“……人生忙处须闲。弟作县何如，直是闲意多耳。”此信中的“忙处”则是“官场”之意。说明了他在遂昌做县官实在是“闲”的。所以他又在《标目》[蝶恋花]接着写道：“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他已无心仕途，此时的志趣是在“诉情”——《牡丹亭》，情也！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春肠遥断牡丹亭”。
至于“玉茗堂前朝复暮”句中的“玉茗堂”，汤显祖喜玉茗花韵格最高，而命名居室为“玉茗”，以喻自己的操守。这，正如他在《紫钗记》第一出《本传》中所说的：“只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句中说的“玉茗”一样（他将《紫箫记》改为《紫钗记》），并不实指临川故居。《紫钗记》最后定稿于遂昌县衙君子堂。
四、从汤显祖所写的有关诗文尺牍和《牡丹亭》中可以寻到他在遂昌撰写《牡丹亭》的迹象。
1.“江花入梦有年余……定道穷愁能著书”。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三年秋写的《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念太夫人返棹，怅焉有作》云：“江花入梦有年余……定道穷愁能著书。”汤公是个写“梦”大师，正像他在《复甘义麓》信中所说的：“性无善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何谓：“情？”他在《董解元四厢记题词》中解释说：“志也者，情也。”在《赴帅生梦人有序》云：“梦生于情，情生于适。”他说的“情”是颇有倾向性的。这“情”包括了志向、道德、思想、感情色彩，不只局限于爱情。有这样的“情”，才有“成梦”、“成戏”。“世总为情”，情是一个世界，艺术家的世界。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所说的“情”，是指人们的真正感情，“理”是指以朱程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牡丹亭》分明是以“情”抗“理”的。这句诗，暗示他进入第二个“梦”——《牡丹亭》的构思或写作已“有余年”了。他所说的“穷愁”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在《超然楼集后序》中写道：“若平昌令者……仕而偏穷。”在《答平昌孝廉》信上说：“诸君贫而病，令尹病而贫。山水廖廖，爱莫能助。方自恨弦歌浅韵，诸君那得澹台也。”与他在这之前写的《怀帅维审》一诗中写的：“万壑千山兴有余，仙人署里赋楼居。只教卧病常中酒，莫道穷愁欲著书。”两诗互相印证，都说明了他在遂昌“著书”——写“梦”。此时《紫钗记》改本已定稿，当指《牡丹亭》。
2.他在《答习之》信中非常直白地说：“平昌令得意处别自有在。第借俸著书，亦自不恶耳。”
汤显祖经过一疏被贬海南徐闻，然后量移遂昌的经历，对社会风云、人事纷争等有了较深的感受。他到遂昌知县上任之后，作书《答吴四明》云：“前为郎所言事，天下似皆以其言为可，然时有出位之讥。雷阳归，得憩此县，在浙中最称僻瘠。仆又不善为政，因百姓所欲去留，时为陈说夭性太义，百姓又皆以为可。赋成讼稀。……至今五日一视事，此外唯与诸生讲德问字而已。”又《寄马心易比部》：“弟素不习吏，喜遂昌无事。”在《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诗中云：“平昌四见碧桐花，一睡三餐两放衙。”《玉云生过遂昌画扇为别》诗云：“碧玉溪桥嗽金石，弦歌市里合官商。”总而言之，他在遂昌期间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充分的时间从事著作。这是很重要的客观条件。他所说的：“得意处别自有在”，正是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说的：“后乃畔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在《与李孺德》信中说的“舞班之暇，加以弦诵，自是人间至乐。”在《答余内斋》信中说：“平昌令拥万家长，含峰漱石，大类五松。风遥近胜，琴歌余暇，戏叟游童，时来说语。当其得意。”在《答张梦泽》时讲：“时为小文，用以自嬉。……如弟薄命，韵语自调积精焦志。”又在《答祝无功》时说：“……小文破理，亦不足明公道矣。”
旧时，儒家称礼乐政教以外的学说、技艺为“小道”。孙过庭《书谱》：“杨雄谓诗歌小道，壮夫不为。”《牡丹亭》分明是以“情”破“理”的“小文”、“小道”也。这些书信既说明了他在遂昌任上从事戏曲创作活动，而他“借俸著”的“书”正是以“情”格“理”的《牡丹亭》。
3.“梦因为鸟得从容”。
汤显祖在《戏答平昌建亭之问》一诗中写道：“看山忽忆排衙鼓，望月时闻出寺钟。政与栖鸾同恍惚，梦因为鸟得从容。”他在这首诗里回忆了他在遂昌作县官时的政事与文学活动。戏剧创作是他政治活动的补充和继续。“鸾”即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此处的“鸟”比喻杜丽娘辈。杜丽娘生于名门望族，生活在寂寞的闺阁之中。她的父母用封建礼教来束缚她；她的老师陈最良则教她“收其放心”、“思无邪”。如此的生活环境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樊笼。而杜丽娘成了这“笼”中之“鸟”。正如春香所说的：“《昔氏贤文》之类的教条把人拘束死了。如果完全听从他们的教训，除了教笼中小鸟学说话，别的还有什么事可做呢！”春香：“故此了。小姐说，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寻梦》一出中春香说：“娇鸟嫌笼会骂人！”汤显祖的《牡丹亭》表现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鼓励追求个性解放。正合“梦因为鸟得从容”之意。
4.“解事长亏女秀才”。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丁酉，所作的《漫书所闻答唐观察四首》有云：“县小河阳花遍开，金盆露冷醉人来。也知不厌山公启，解事长亏女秀才。”所闻，指得知迁调温州的消息，未果。借“山公启事”的典故，喻自己的仕途坎坷，“世路良难，吏途殊迫”。“解事长亏女秀才”句，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说：“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这小姐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嘲风弄月，女工针指，靡不精晓。府中人指称为女秀才。”“解事长亏女秀才”的“女秀才”当指杜丽娘。这也说明万历二十五年汤显祖在遂昌任上撰写以“女秀才”杜丽娘为主角的《牡丹亭》。
5.“玉兰花尽牡丹荣”。
词人学者王国维曾引江熙的《扫轨闲谈》云：“王文肃（王锡爵）家居，闻汤义乃到娄东，流连数日不来谒，经去，心甚异之。乃暗遣人通汤从者，以观汤所为。汤于路日撰《牡丹亭》。从者亦窃写以报。逮成，袖以示文肃。文肃曰：‘吾获见久矣！’”当理解为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冬赴京上计途经太仓（娄东）时，利用歇息时间加工《牡丹亭》的情况。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6）戊戌三月由北京上计归，过南京之东龙潭驿时所写的《再觐回宿龙潭驿·戊戌》诗云“谁向归舟唱一声，玉兰花尽牡丹荣。”此时此刻，他弃官之意已决，曾经为之追求的政治理想，为现实社会所不允许，彻底破灭了，他的精神寄托在“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曲创作事业上。自然界的玉兰开于早春，此时已败了；汤另一层意思借喻元杂剧《碧桃花》中的碧桃借其妹玉兰之身还魂，与道南结为夫妻的“玉兰”。他在写《牡丹亭》时，也受《碧桃花》碧桃“还魂”故事的启迪，但翻出了新意。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死而复生，因梦成真，别具一格。是时正值三月牡丹盛开之时，一指自然界的牡丹，二喻他的得意新作《牡丹亭》业已写成，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万历二十五年，梅鼎祚写信给汤显祖：“近传新著业已杀青，许八丈可置书邮，何不以一部乞我”（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八），所说的“新著业已杀青”，当指《牡丹亭》脱稿。尚未付梓，用以赠送的则是抄本。
6.汤显祖把在遂昌任上的作为与感受写进了《牡丹亭》。
（1）第五出《延师》中，“[浣沙溪]山色好，讼庭稀。 朝看飞鸟暮飞回。印床花落帘垂地。”第八出《劝农》中，“《长相思》你看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讼庭。”
汤显祖《班春》二首之一诗云：“瑞牛山色雨晴时”。《即事寄孙世行吕玉绳》：“也有云山开百里。”《松阳周明府乍闻平昌得纬真子，形神飞动，急书走迎之，喜作》：“即看山色排云起，似听泉声喜客来。”《平昌君子堂》：“庭中有讼多蕉鹿，市上无喧少斗鸡。”《寄荆州姜孟颖》：“一意劝安之，讼为稀止。”《初至平昌与苏生说耕读事》：“杏花轻浅讼庭闲。”《丁酉遂昌迎春口占》：“琴歌积雪讼庭闲”。汤显祖《寄马心易比部》：“弟素不习吏，喜遂昌无事”。《答吴四明》：“至今五日一视事”。“印床花落帘垂地”句，形容衙门清闲无事。正是汤在遂作县的写照。
（2）第八出《劝农》[古调笑]“时节时节，过了春三二月。 乍晴膏雨烟浓，太守春深劝农。农重农重，缓理征徭词讼。”[孝白歌]“官里醉流霞，风前笑插花。”[前腔]“春鞭打，笛儿沙，倒牛背，斜阳闪暮鸦。”
汤显祖甲午正月《迎春口占》二首：“并得花齐近午衙，花前含笑插乌纱。不妨春色迟迟好，等是春三二月花。”“去岁春花插较迟，风烟晴雨半参差。年来乞与春晴好，得见河阳似旧时。”《丙申平昌迎春，晓云如金，有喜》：“仙县春来士女前，插花堂上领春鞭。青郊一出同人笑，黄气三书大有年。”《丙申平昌戏赠勾芒神》：“春到平昌立四年，勾芒迎在土牛前。也知欲去河阳宰，为与催花蚤一鞭。”《丁酉平昌迎春口占》：“琴歌积雪讼庭闲，五见春阳凤历班。岁入火鸡催种蚤，插花鞭起睡牛山。”汤之门生叶澳（遂昌独山村人）《立春》诗云：“见说迎春日较迟，东风送暖太平时。儿童窃学红楼胜，乾插梅花三两枝。好对春牛共着鞭，生涯无可不种田。从今休惹公门事，便是民间大有年。”（光绪二十二年《遂昌县志》艺文辑存）。
打春鞭，古时遂昌立春日在睡牛山麓（又称瑞牛山、瑞山）举行迎春仪式。县官沐浴更衣烧香跪拜。供桌前放一纸糊的春牛，内填有五谷。由县衙役扮作象征丰收的“勾芒种”，县官首先以春鞭打春牛，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春鞭发给农民大众，鞭打纸牛，纸破谷溢兆丰年，以此勉励大家勤耕细作，争取丰收。后改为踏春仪式，每年立春日，县官脚穿草鞋到田间巡示劝农。
以上汤显祖的自述和诗文，可与《牡丹亭》曲白互为印证。
综上所述，汤显祖于万历二十五年赴京上计之前在遂昌县官任上写成《牡丹亭》传奇；次年秋定稿，作《牡丹亭记·题词》并演出于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