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型经济增长与中国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其价值取向，选择经济增长方式要遵循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念”。“合理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符合人们发展经济的终级价值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合理的标准可具体化为：（1 ）经济增长的高质量；（2）人与自然的和谐；（3）人与人的和谐。中国的资源状况是中国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约束条件。必须从国情出发，在坚持经济增长终极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根据特定地区、产业、时期的资源约束条件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价值取向合理标准基本约束条件
一、合理的经济增长：价值观和衡量标准
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离不开实证分析。但是，它最终不可能没有人文基础，不可能没有价值观，包括经济学本身的科学观。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也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这种实证分析最终是服务于规范分析的，它可以使“规范”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人是有理性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不同的目的体现的是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价值取向（包括道德观），或者说是不同的理念。人或人的群体的价值取向可能不同，不同时期的人的理念也可能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只是具体层次上的。进行更高层次抽象，人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同化为使人自身更好，或者说使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只不过，一个人感觉更好，不一定让别人也感觉同样好，单个人的最优不一定等于社会的最优；而且，虽然人有理性，但是理性有限度，其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不一定符合其价值取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有价值取向的，这就是经济增长观或发展观，或者叫经济理念。那么，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价值何在呢？也许可以具体解释为：获得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享受，能有清新的环境，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从而感到身心舒畅，使自己获得赞誉和道德上的肯定……总之，是各种各样的需要得到满足；而终极的价值是：使人类活得更好，使物质的、精神的、道德伦理的需要得到尽可能的满足。这就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念”。选择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遵循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念”，与此相符的，就叫做“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从最高也是最抽象的层次上，可以把“合理型经济增长方式”定义为“符合人们发展经济的终极价值的经济增长方式”。按此方式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合理增长。不过，如此定义“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合理的经济增长”显得过于抽象。根据对经济增长的终极价值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合理”的标准具体为以下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的高质量；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三是人与人的和谐，包括同代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和谐。后两个方面属于经济伦理原则。
经济增长是个数量概念，一般以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等指标来衡量。而“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特定数量增长的价值判断。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宏观角度的投入（成本）产出（收益）率，强调的是成本节约。这里的“成本”指的是社会总成本包括经过劳动加工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包括自然资源消耗；不仅包括私人成本或内在成本，而且包括社会成本或外在成本。外在成本不仅包括现时已经观察到的成本，而且包括可以预测到未来必须支付的成本。当然，相应的“收益”也是总收益。二者都是宏观指标。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比率不能准确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如果微观的投入产出率低，整个经济增长质量肯定不高。但是，微观的投入产出率高，却不一定有高质量的增长。第二是生产要素的结构或构成因素及各自的贡献率和生产率。也就是考察特定的经济增长量，看它是通过投入哪些生产要素（劳动或资本）而实现的，不同要素各占多少比重，即不同要素对特定经济增长量的贡献率及不同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单项要素生产率越高，增长质量越高。但是，要素的构成比例与增长质量的关系就不一定了。不能简单地依据哪种要素投入量判定经济增长质量高低，要根据特定时空条件下资源或要素约束条件来判定。第三是产出的质量。不仅要考察技术性的投入产出率，还要考察产出的质量。既要考察产出的技术性质量即产品和劳务本身的质量，其标准是技术指标，又要考察其符合人们需要的程度，即是否对人们有使用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需要”转化为市场“有效需求”，因此就不能只凭“使用价值”和“技术指标”判定了。
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不可能不与自然发生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消耗自然资源，即向自然界索取；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向自然有所排放。排放有破坏性的，如废水、废气、固体污染物及光、声音等的污染；也有贡献性或互补性的，即人类经济活动有助于自然环境的改善。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经济伦理，是人们的一种追求，即追求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平衡、和谐。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失去平衡，无论对人类还是自然都是不好的或灾难性的。人类这种追求或伦理的确定，其客观基础就是：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体，人类无论如何发达，总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它只不过是自然生态环节中的一环而已。破坏自然、掠夺自然就是掠夺自己，破坏自己。人类能够普遍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也许从哲学意义上，确切地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哲学）意义上形成这种认识是很早的。但是，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上，人们普遍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丹尼斯·麦多斯的“增长极限理论”（麦多斯，1984年），对人们敲响了警钟。当然，早期人类在整个生态链中并不象现在这么显得力量强大。它基本上是受自然制约的，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而人类自身的发展、能力的增强也就意味着人对自然的索取量增加和破坏力增强，从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受到威胁。好在人不同于其它生物，其理性度也随自身的发展而提高，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对自然、从而最后对自身意味着什么。因此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价值或伦理追求。依据这一标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必须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对自然资源的适度使用。当然“适度”不是绝对地“节制”，而是要合理而充分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既不能过度使用，造成资源枯竭，也不能弃置不用，造成浪费。对不同的资源，使用的度不同。第二，补偿或返回原则，即既要索取，也要补偿，人与自然之间也是某种意义上能量交换，要大体等量。所谓补偿，要创造条件、给予时间，使自然能休养生息，就是使被人类消耗的资源能够再生，恢复平衡。对不可再生的资源，人类恐怕只能从促使再生资源的增加以补充自然能量的缺损了。第三，防止污染或破坏。从现阶段来说，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可能是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实施排放许可证制度，排污以自然的净化能力为限度等。而作为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来说，应该是不要或杜绝污染。因为，既然是污染，任何程度的污染都是不可取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作为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或同代人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即特定主体或特定范围的经济增长不能以损害别人（集体或地区）为条件。否则，这种增长就是不符合经济增长的终极价值的或不公平的。例如：一国经济增长了，却掠夺或不等价交换别国的资源，或者把工业垃圾转移他国或倒入公海等。二是代际之间的关系和谐，即现代人的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对后代人的损害的基础之上。地球资源不仅属于现代人，也属于后代人。如果现代人的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过量使用，对后代人的经济增长、甚至生存造成危害，现代的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是对后代人的权利的剥夺，把增长的一部分代价转换给后代。这将使后代人的经济增长受到影响，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问题在于后代人的权利需要现代人来保护，后代人并没有与现代人对等的谈判条件。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伦理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制订相应的正规的制度。否则，代际之间的和谐很难实现。根据代际和谐的价值标准，现代经济增长也需要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节制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第二，保证再生资源的足量再生；第三，等价或超量补偿原则，即现代经济增长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应该以等量或过量的资本补偿给后代。也就是说，现代人不得不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使后代人失去了使用相应资源的权利。那么，应该把相应的资本作为遗产留给后人。
上述经济增长合理性的标准表明，只有既是高质量的，又符合经济伦理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经济增长，才是合理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选择
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提出建议，先对“粗放型增长”、“集约型增长”进行理论界定，并分析中国的资源状况。
首先，“粗放型增长”不等于“外延型增长”，“集约型增长”不等于“内涵型增长”。它们是四种不同的增长方式。“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是就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投入量与生产经营的空间范围的相对状况而言的。所谓粗放型增长是指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较大的生产场所（如较多的土地或较多的产业领域或较多的企业）而获得经济增长。最初的“粗放”、“集约”是限于农业经济的，投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生产场所就是土地。实际上是依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把土地、劳动和资本资源结合起来，转化为产品或产值。增长的思路是广种多收，而实际结果可能是广种多收，也可能是广种薄收，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和气候状况。集约型增长是在有限场所（如有限土地）上增加投入，以提高单产。不过，现实经济中这种投入的增加一般都伴有技术改进，但是为改进技术而追加的投入，还是属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因此，也是符合“集约”含义的。所谓集约，节省的是一些资源，例如土地，而增加的是另一些要素，例如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增长思路是集中种植或集中经营、多产出。到底是粗放增长合理，还是集约增长合理，需要多方面分析。例如：在土地广阔而肥沃的条件下，粗放增长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在单位土地或其它特定生产空间内追加投入集约经营也有限度，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追加投资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递减到一定限度后，“集约”就不如“粗放”合理。当然，在可投入的空间（如土地）已被占尽的情况下，“集约”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了。所谓外延增长，是指依靠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实现经济增长，即多投入多产出。内涵增长就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比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少投入多产出。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加强管理、挖掘潜力。内涵增长总是合理的，但是有限度。因为潜力总有限度，技术进步不是自动的，它也需要以投入为支撑。外延增长是否合理，取决于资源约束条件。要看发展的是什么产业，消耗的是什么资源，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是不可再生的还是可再生的，是在什么限度内的外延增长。
其次，四者之间有联系。粗放型增长是把特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更广的生产场所，好象投入的数量是既定的，不是外延扩大，而实际上“生产场所”本身也是资源，占用更多的土地、建更多的工厂，吸收更多的工人，这本身就是资源投入的增加，具有外延扩大的性质。集约增长虽然不等于内涵增长，但是现实的集约增长不会是在有限空间内投入量的堆积，一般都伴有生产管理技术的改进和资源的节约，因而集约经营总是意味着内涵增长。技术进步也不一定都意味着内涵增长。因为许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投入，在特定生产经营空间内的大量技术创新投入，可以说是属于“集约经营”，但是不一定是内涵增长，也不一定是合理的。必须考察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之比，还要考察创新的技术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提高了产出不一定是合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上述四种增长方式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将它们严格对立起来。
中国的资源状况是中国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约束条件。有关的国情文献资料对资源状况有详细分析，在此只概述如下：自然资源总量丰富，但是人均拥有量很低；资源的种类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耕地和水严重短缺是长期的硬约束；人力资源丰富；资金、技术短缺；环境污染、植被破坏、土地沙化或荒漠化严重。这些是基本的资源国情。
根据前述的一些道理和资源状况，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做如下选择：
1.从总体上，目前中国急需改变或放弃以粗放、外延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向以集约和内涵扩大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无论对“集约”或“粗放”如何理解，总体方向都是正确的。因为迄今为止，我国一直片面追求产量和产值，主要靠资源的大规模投入（而低效利用）来支撑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就越大，偏离经济增长的终极价值就越远。不过，不能把这种总体方向上的正确性绝对化，不能认为任何地区、部门、产业、时期，都只能有集约增长，除此以外都是不合理的。
2.对于目前绝大多数城市工业企业来说，应强调以内涵型增长为主，因为这些企业在节约资源、加强管理、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和节能及环保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3.对于乡镇企业已经比较发达的地区来说，乡镇大多数工业的发展应该及时转向以内涵扩大为主，辅之以集约增长，但是对于第三产业以及一些以可再生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主要投入的工业（例如：以各种农业、林业副产品为原料的编织加工业），仍然可以粗放和外延增长为主。对于乡镇企业十分落后的地区，无论什么产业，初期肯定是粗放、外延增长为主，只是要尽量提高其发展的起点。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可能转向以内涵增长为主。
4.在许多行业或产业的某些环节，都可以大量使用劳动力资源，以替代其它生产要素的投入。当然，劳动力资源可能主要粗放投入到更广泛的产业、行业，也可以在一个产业、一个环节、一个工程上集约投入。总之，在强调技术进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否则，就是对劳动力这种可再生却不可存储的资源的极大浪费。况且，劳动者就业或劳动本身也是人的价值取向之一，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终极价值”。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在许多情况下，为实现一定的增长目标，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现实中，确实有许多事情，不仅以大量劳动投入去替代其它要素投入可以保证做好，而且，在既有劳动力素质状态下，不需要或极少需要其它投入，也可以做好。这些事情，有些不一定能产业化或企业化，但是都能增加社会福利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就是说许多事情只要人去做，就能做好。我们处处可以发现有事没人做和有人不做事的矛盾现象，大到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农田水利建设等，小到我们周围的环境卫生。只要把既有素质的劳动者组织动员起来，在统一规划下，不需要别的投入、不需要消耗自然资源，就可以取得巨大的成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集约、内涵增长为主呢？为什么不把大量劳动力投入到更多更广的造林工程、环保工程、农田水利工程及其它许多事情呢？
5.有些地区有某种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而这些资源又是可再生却不存储的（除前面已提到的劳动力以外），利用它生产的产品质量又能得到保证，那么，以这种资源的外延或粗放使用（当然有一定限度，不等于浪费使用）为主就是最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例如：有着丰富的天然优质牧草的地方在一定限度内发展畜牧业，增加牧草的使用量就是增加优质产品和产值的主要而合理的途径。
6.可以粗放和外延为主，大力发展环境产业。我称之为“第四产业”（根据其特殊的重要性及所体现的人、自然、社会一体的特征，称“第四产业”，与其它产业区分开来）。环境产业包括：直接产生良性环境或生态效应的产业，如林业、生态种养业、生态加工业；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产业；环保设备制造业。除这些具有产业性质的以外，还有一些为了环境而宣传、监督、保护、教育的事业。尽管现阶段中国的环境产业和事业正引起高度重视，相应的投入已增加较快，但是与我们的环境压力相比是很有限的。尽管还需要提高投入量的使用效率，但是总的来说，有限的投入还是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用效率是很高的。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投入太少，环境产业、环境保护的面太窄。因此，现阶段环境产业的增长方式应该是以外延型、粗放型为主。也就是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产业面、扩大环保面。增加环保技术的投入也是属于增加投入的外延型增长。也许大量投资环境产业，私人投资者无利可图，但是社会效益或外部效益巨大。国家应成为环境产业和事业投入的主要角色。
总之，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坚持经济增长终极价值标准的前提下，根据特定地区、产业、时期的资源约束条件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化，作为政府，除相应立法以外，应该制订和实施一系列宏观的经济增长政策。当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经济增长政策，它总是通过其它政策来发生作用。主要有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环保政策等。例如：国家可以通过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的倾斜，鼓励那些不破坏环境或有巨大生态效益的产业或企业发展，限制或禁止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或企业发展；国家的投资倾向于那些能产生巨大外部效益和规模效益、特别是生态效益的产业或事业，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教育投资；而国家税收可以主要来源于那些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的要素及产业；国家财政可以对那些中长期环境产业投资者给予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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