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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3)01-0029-05
一、最初的理解
社会主义在19世经的西方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流派。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曾经按照各自不同的理解和需要对社会主义作出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和介绍。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问题很早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他是在1911年秋到1912年春在新军当兵时，从报纸上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他还读过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并写信与同学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在五四运动大潮推动下，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他初步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区别。他说：“夫论政治革命之著明者，称法兰西；论社会革命之著明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围’是也。”[1](P454)他隐隐约约地知道，俄罗斯青年在宣传社会主义，俄罗斯在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哪些特征，当时毛泽东并不清楚。一方面，他把社会主义和民治主义联系起来，“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1](P519)因此，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积极宣传民治，反对官治，提出湖南自治“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1](P701)另一方面，他又把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联系起来，“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1](P504)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不同：“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1](P560)他在1920年12月1日写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再次谈到：“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2](P3)
可见，民治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解。这种理解实际上反映了他争取人民民主和国家独立的强烈愿望。这正是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时代主题。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最初理解是很肤浅的，并没有深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层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叫做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在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自己学说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为了与这些所谓“社会主义”流派划清界线，他们甚至不把自己的《宣言》称为社会主义宣言，而定名为《共产党宣言》。
真正充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学说。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无情鞭挞和对未来社会的天才设想，为社会主义学说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启示。然而，由于两个伟大的科学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写了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基于所谓“人类理性”的要求，先由某个天才头脑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然后再通过宣传和典型示范将这套制度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科学分析，考察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现实力量。
显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因为，他主要不是通过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通过观察俄国十月革命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即然俄国人能够在一个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中国人也同样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下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这表明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但是，由于他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实际缺乏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因而还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
二、必要的准备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了一条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是很难的。
党的二大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证明，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不能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因为，一方面国际环境不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承担起彻底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历史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那种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合并在民主革命阶段去完成，将二者“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他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3](P651)这里所说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从中国五四运动开始，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问题在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并且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否还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或者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是否还要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经济技术基础。对此，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3](P663)根据这一思想，他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为“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3](P668)实际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勾画了一幅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日趋成熟。他不仅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形态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理论，而且形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基本思路。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于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4](P1255-1256)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党的经济政策时又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4](P1433)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形态，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形态都要靠建设。当时，面对即将到来的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比喻为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他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共产党人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4](P1438-1439)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还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瘵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也很明确。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都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进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因此，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
建国初期，毛泽东仍然坚持上述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他曾经设想，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1950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到哪一天才需要全面进攻，取消资本家的那一部分呢？照苏联的例子，时间是很长的。”[5](P61)1950年6月他批评了那种急于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5](P71)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5](P80)这里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包括新民主主义建设。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为中国社会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必要的准备。
三、短暂的过渡
毛泽东在实践中对上述新民主主义建设思路的偏离发端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谓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其涵义并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范畴。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时候，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看成“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3](P647)他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6](P1093)都可以看成是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特指的过渡时期，相当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二者承担着同样的历史任务，这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完成任务的不同思路：前者注重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后者注重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新民主主义建设思路从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很不发达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主张在革命胜利之后，采取多种经济形式共同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对于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地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主要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而是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过渡时期总路线进一步强调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根据新民主主义建设思路，可以采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形式实现工业化。而过渡时期总路线却给工业化明确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定。“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提法，不仅表明我国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实现工业化，而且还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先于工业化。再者，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社会主义改造上。他反复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5](P301)“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5](P305)他认为，只有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提高生产力，实现工业化。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由于全党从上到下高度重视，以及广大农民、工商业者热烈拥护积极响应，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这一进展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也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毛泽东曾经预计，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任务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实际上，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4年，即使从建国时算起也不过7年。这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特指的，与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相当的过渡时期，实际上只有七年。
7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历经百年才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30年艰难历程。1936年当斯大林宣布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距离十月革命也近20年。相比之下，中国的过渡时期之短是显而易见的。
四、留下的问题
短暂的过渡留下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完成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根据苏联经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同步进行的。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也设想，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进行。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迈出三个大步，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大工业。
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5](P432)这时，他已经感觉到，工业化较之社会主义改造要更长的时间。他说：“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5](P438-439)
社会主义改造出人预料的进展速度显然是工业化不可能跟上的。当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工业化的进程实际上刚刚起步。当时，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7](P117)他在接见参加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还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7](P124)
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甚至与苏联所建成的现实社会主义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缺乏工业化提供的经济技术基础的情况下，是在一个大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矛盾。为了在理论上反映这一矛盾，毛泽东采取了两种做法：一种是在八大以后到1958年这段时间，在各种不同场合继续使用“过渡时期”这一概念，以表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尚未完成；一种是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别看待。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7](P214)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7](P268)
为了在实践中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1958年毛泽东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初衷，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他认为，建国后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短时间内基本完成，从而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供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口号。
然而，毛泽东在强调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运行具有自己的规律。在总路线指引下相继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不顾客观规律造成的重大失误。大跃进是在生产力方面盲目冒进，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无视客观现实，定过高的指标，提过急的要求；人民公社是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方面盲目冒进，利用行政权力，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一种带有浓厚平均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联合体。这一切，不但没有加速我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应有的平衡，造成了经济生活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
为了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毛泽东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时候，针对当时躁动着的一股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甚至立即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曾经指出，建成社会主义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整个社会生产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第二，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产品交换逐渐代替商品流通；第三，社会文化的发展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社会教育的发展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8](P589-591)毛泽东对以上三个先决条件的总体评价是，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他对斯大林为建成社会主义划一条线，确定一些条件和指标的做法予以肯定。但是，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却在“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这句话旁边打上了问号，表示对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怀疑。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9](P116)
这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9](P125)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P116)
毛泽东晚年反复强调的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体现着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的深重忧虚。尽管这种忧虑有一定道理和多方面原因，但是他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却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取决于思想战线、政治战线、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革命。相反，思想、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冲突，不过是现实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反映。
根据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他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顾生产力的要求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他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有人甚至将发展生产力当做“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提出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荒唐的口号。其结果，只能使中国社会陷入灾难。毛泽东终于未能正确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
收稿日期：200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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