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端既邃密 后来加深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70年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肇端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深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学术
内容提要 本文追溯了7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轨迹，就几种《批评史》代表著作的得失，给予尽量客观的评价。70年代末以来，本学科需要在郭绍虞等前辈基础上再辟蹊径、取得突破，这是衡量新出《批评史》学术价值的标尺。文章指出，本学科领域几种力作，或在叙述的细致周详上，后出转精；或在学术视野上，雄阔通达；或在理论探索上，超拔健举。都在各个方面、程度不同地对郭著有所突破。当然，数种批评史著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学科如何在下一世纪继续寻求生长，文章也略作前瞻。
关键词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再辟蹊径 接轨 理论思辩 新局面
1927年，陈钟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迄今已过去70年。这期间虽兵燹人祸不断，但作为沿用其名而设于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科，竟也不曾薪尽火灭，而是逐渐走向了成熟壮大，今日更呈现出蓬勃的活力。在世纪交替的当口，似有条件也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回顾总结。所谓有条件，是指今日可以尽量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尽可能客观公允地审视这一学科研究中的得与失；所谓有必要，是指经过几代学人耕耘，日后如何继续寻求生长突破，再辟蹊径，此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笔者斗胆，想仅就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感受心得，略陈观感。以求赐教于前辈方家。而这种叙述，因篇幅及本人识见所囿限，挂一漏万，势所必然。加之，70年来，不但文学批评史学科本身，其许多个案、局部研究新见叠出，并且，它作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同步来看，丰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其学术意义对批评史也大有启沃，这都拓阔和加深了今人对整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认识。而这一切，可谓汗牛充栋，更非笔者一篇短文所能道尽。故而，笔者只能就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著作，来寻察本学科70年来在前进途中所留下的辙印，并且思索其日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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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凡发轫之作仅七万余字，难免简略。1934年，迎来本学科的一个丰产年。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先生《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均在此一年里出版。罗著1944年修改出版，已扩充到两宋时期；1937年朱东润先生完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讲义，1944年出版。短短十数年，本学科在其拓荒期，前辈学者已为之建构起宏伟框架，为它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不拔之根基、开无数之法门。此数位老前辈沐浴着五四以后新学风，学养渊博，识见通达，治文学批评史，手眼自高。现依照著作篇幅长短，分述郭、罗、朱、方四家的独特贡献。
郭著上起先秦，下迄清代，在如此大的历史跨度里，作者爬梳出各种人物、文学思潮、理论范畴等，都体现了令后学敬佩的取舍功夫，在本学科主要疆域版图的划定上，郭著之功，莫之与京。郭著以一人之力，要涉及如此多的人物思想、文学主张、流派纷呈，若横断地叙述每人各家的见解，则叙之愈详，愈见漶漫，仿佛一卷《文苑传》，一些关系并不密切的传主，并置其间。《孟子·离娄下》说：“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对于历史上丰富广袤的内容，也应尽力发现其内在的脉络线索，使之累累如贯珠。郭著有其规划整书之“主脑”，这在其《绪论》中已有交待。他把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周秦至清代，划分为文学观念演进、复古和文学批评完成三个时期。很显然，郭著抓住文学本体论来结构全书，而这条一以贯之的脉络，源远流长，确实涵盖着中国文学批评史极丰富的内容，并且体现出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以此脉络为线索，推求其走向，可以看出它是由两股对峙的合力所左右，战国诸子不能像孔子那般折中平稳，往往执其一端，就儒学内部而言，孟子法尧舜，只是反对言桓、文之高论，其仁学思想和性善论，较孔子更加允许心灵自由；而荀子则与孟子迥异，刑名成份大大增加，政治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抬头了。尤其是门下韩非、李斯变本加厉，惨礉少恩。虽庄周早于荀卿，然道家类之《庄子》从根本而言，是激于法家以及刑名化了的儒家而产生。主张法度和崇尚自由，一直针锋相对，文艺观在当时不过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文学和文学观念便从中衍生发展，而这场斗争在后世虽表现出种种变态，然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可以在先秦时期（至晚如《荀子》和《庄子》的对立中）找到其根源。
俟魏晋以降，文学观念进一步明晰，同样具折中思维的刘勰，他所标举的理想文学观，便最为雍容妥帖，一篇《原道》加一篇《通变》，后世中土任何谈及文学本体论著，几乎万法皆入其摩尼珠。尤其在继承和创新重大问题上，《通变》讲得最圆通。然就文学创作与理论之实际而言，理论批评著作之产生，是为救文坛之弊，四平八稳不露圭角者，就显得不够警策泼辣，矫枉过正，往往以倾欹救偏颇。如以《通变》为中线的话，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无数争执，无不依违于左右。郭著虽未专立单章讨论《文心雕龙》，然其整书之权衡，却是执《通变》以观全局，只不过是将其思想通通点化了而已。[①]纵观文学史，文论聚讼之焦点，似大多逃脱不了《通变》思想的笼罩，郭著紧扣《通变》中复古与新变这一对矛盾，共生互争，展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组组相对概念，如：法度与自由，宗经与师心，道与文，学与文，点铁成金与迁想妙悟，积学苦思与自然天成，功力与才情，读书与别才，用典与直寻，程式与灵感，格调与性灵，格律与神韵，等等，这些概念虽交光互影，然以此为主题，回还往覆，围绕展开的辩驳诘难，形成的文学流派，正是这些各执一端的声音，汇合成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郭著关注道与文及复古和创新等问题，故而北宋初年之“文与道的运动”、明代唐宋派、前后七子、公安派与竟陵派的门户之争及其旋盛旋衰，等等，都为郭著提供了极具兴会之素材，写得力透纸背、天骨开张。黄宗羲有云：“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超心炼冶，披沙简金，这决定了郭著有如许优长：第一不是机械简单地从研究对象中搜寻文学理论质素，不用现成理论观念去硬套古人。郭著1961年所写《后记》谈到材料运用“决不是讲义式地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材料用舍，应体现作者的卓见，主脑既立，运思便有所指归。不能如行山阴道上，神驰目荡，对无关主旨者，郭著决然割舍，这种笔削功夫，显露出思辨的张力，理论素养加材料功夫，使郭著涉笔超俗，鞭辟入里，具有高度的判断力。其理论已内化于运思、行文之中，避免了观念先行，屈人从己，从而使理论不成为理障。第二在历史的立体网络中辨析文学理论和现象。作者对文学史极为熟稔，郭著研究某一具体问题，大至时代思潮，小至人物身处的人文小环境，均有通盘掌握，知人论世就十分切实。郭著贯穿了文学思想推流溯源的工作，并且细致地比较人物之间文学主张的异同。作者尊重历史本真的面貌，历史本身极为复杂，因此读郭著，仿佛一幅墨气淋漓的山水图，墨色层次感极为丰富，这趋近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意蕴。朱熹评价《史》、《汉》优劣，认为《史记》更体现“当时意思”和“汉道理”，郭著努力返归当时语境，其注重历史感的自觉意识，尤应为后学所效法。
但是，郭著也有缺憾。首先，不立主脑，则难以结撰成书，然其所立主脑，却难以统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无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实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来看，至晚在西晋时期，其关注点已发生偏移或分离，如陆机《文赋》，他更关心如何借助文学以抒发内心，更关注如何进入虚静的创作心理。再者，刘勰之道与文，唐宋古文家之道与文，其所谓“道”的含义，各各不同，很大原因，古人把它待之以虚位了，故而，人云亦云者有之，随意搬弄者有之，点缀门面者有之，仅即其一点，似还不能发掘出某些人文学思想中更有价值的意蕴，比如苏轼就是一例，叙述如斯内容，虽可以展示文论发展的艰难曲折，然而，它们并不真正代表文论之实绩，并非一直是文学理论批评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过多叙述，倒会掩盖文论史上的闪光点；其次，与第一点也不无关系，因郭先生早年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主张为现实人生的文学，加之建国后的“时风众势”，虽然郭先生对《庄子》认识并不肤浅[②]，但是郭著1979年的写定版中，对《庄子》评价却有失公允，这连带着导致对援《庄》旨入创作论的陆机《文赋》、神会庄老境界的《二十四诗品》以及以禅喻诗的严羽《沦浪诗话》等，其看法皆过于消极。其实以哲学认识论上的唯物、唯心分界，来对待文艺心理学上诸如灵感妙悟等问题，遂视之为禁区，甚至简单斥之为虚妄，那几乎砍掉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征鸟之双翼中的一边，郭著解放后修改原著成写定版的样子，想必有其苦衷。故而1983年出版《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时，郭先生收录旧作，在对待《庄子》、陆机、严羽等偏于艺术一派的评价上，能够不抹煞此派人物的重要贡献，就比其《批评史》更客观准确。
郭著专注于文学本体论，专注于诗文“第一义”，太高自位置于形而上，虽也有对声律问题的仔细考定，但于形而下者，似乎较为惜墨。而罗根泽先生的《批评史》正可以补其不足。大量类书的编纂和齐梁文学繁荣的关系，已为学界注意。讲论诗赋作法技巧的书籍大量涌现，较诸第一义之讨论，有时更能促进一时代文学的鼎盛，本学科对此不能摒弃不论。罗著《旧序》谈及三十年代在北京购书之乐，仅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这对形成罗著材料丰富的特色，大有裨益。罗著也关注文学观念的演进，然较郭著，似没有那样集中贯穿的主线。其优长在于：第一可以灵活地对某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择其荦荦大端，阐释评议。即以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为例，所列十一章谈及十一个方面问题，将此断代文学理论之关键，几乎包罗殆尽，尤其谈“佛经翻译论”，涉及外来文化影响，颇具开拓意义。郭绍虞先生对此很赞许，但在郭著体例中，这样的内容似很难安插进去。看来罗著以人物及某个主题立章节的体例，倒可以使笔触伸缩自如一些。第二是扎实细密的材料功夫。罗著资料详赡，并注意收集新材料。故而当面对隋唐五代，醉心于文学“第一义”，即好探究文学特质者，感觉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献并不多见。然而，不少关于作诗技巧的文字，如诗格、诗句图等，却进入了罗著的视野；另外，对数量可观的两宋诗话、词话、文话、四六话等，罗著进行了董理辑校，这些材料，或许其理论品位较低，但对当时诗文创作繁荣所起作用，可能并不在“袖手谈心性”的高论之下，蕴含着折射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巨大信息；至少让人看到，除了高峰，还有高峰之下的连绵山峦。罗著宏富之材料及其所揭示之线索，沾溉后学，厥功甚伟。罗著不足在于：首先，其体例有得也有失，郭著如长江大河，滚滚向前，理论批评演进，环环相扣，令人清晰地体察到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然罗著虽也意在笔先，但各个问题、人物之间的关系却没有郭著般紧凑。其次，罗著理论思辩尚未充分展开，虽也谈老庄、谈创作论，然于中国文学思想源流，仍未能通贯全面地彰示出来。复次，作为古史辨派健将，罗根泽先生有创立新说的勇气，但有些论断却不够稳妥，如以《毛诗序》出于东汉；如以扬雄对于赋有“爱美”和“尚用”的矛盾，罗著以此为南北观念的冲突，等等，如斯种种，有欠深思熟虑。
朱东润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同样功力深厚，较诸郭著，它们更多去除了文论中场面上人的门面话，集中叙述真正在文论史上发挥了影响的人物及其观点。朱著对从先秦到近代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作了一次提纲挈领的介绍，以人物立章节，一个个人物，姿态各异，构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丛峦叠嶂。朱著对每位人物，尽量言简意赅地评述其独特贡献，体现了作者的淹雅通识。方孝岳先生的著作不以“史”称，只选择最有影响最有特色的理论批评家来研究。桐城有深厚的文论传统，远的不说，近的如姚永朴于1914年写成的《文学研究法》，精于文史，旁征博引。方著也继承了这种传统，取菁用弘，眼光敏锐。方著对人物的品评往往点到为止，有时只有几个字。但大都能击中肯綮；然后推阐其义蕴，也往往能够将其置于历史发展之中，辨析其原创性的理论主张，方著不面面俱到，却有史家的真知灼见。
郭、罗诸位前辈学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天地，然大至本学科通史的认识，小至单个人物的评价，似难有定谳；加之，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文献中的理论质素进行分析梳理，而文献中非文论部分资源，尚未充分开发利用，这有碍于研究深度的拓展；尤其对小说戏曲理论，或有所轻忽，或涉猎不够深广，留待后人去驰骋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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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至今，可以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繁荣期。多种高水平的文论史专著得以出版，其中有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和七卷本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明代、清代、近代六卷，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蔡钟翔等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1995年下半年张少康、刘三富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问世。这使本学科能够在八、九十年代与郭、罗等前辈接轨，并且不断有所前进。
因为古文论史上诗、文评重点人物，郭、罗诸先生均已涉及，因此后出者研究对象实在难以太多越出前辈的范围，几乎是同题制作，研究者才学识，高下立判。而衡量一种《批评史》的学术价值，也应以郭、罗前辈为参照，看它是否在整体或局部上，推进了本学科研究。
因为有郭绍虞、朱东润两先生肇端在前，加之以三卷本《批评史》为基础，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七卷本《批评史》，是这一时期本学科的重大收获。就已出版的六卷来看，这一工程的主要特点是宏大精细。在前人基础上黾勉奋进，对单个人物评述更为全面，为前辈用力不够甚至无暇措手的清代、近代部分，在这套书里，其内容大大充实，一改本学科详前略后的旧习，全书增添了很多新材料，增列了一些羽翼主潮的人物。工程浩大，所定体例必须考虑整书内容收放有度，为了避免章节之间隔断，每卷均以一个较长时期划为段落，每个段落前均有“绪论”，介绍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特点，展示其发展过程。然后纵横交叉，把郭、罗诸前辈的优长合之双美，既能呈现横断面的复杂肌理，又有纵向的血脉串连，可谓相得益彰。这套书各个断代都有精彩之笔，这里不可能一一备述。尝一脔而知全镬，仅举《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之《河岳英灵集》一小节为例。作者探寻书名来历，介绍此书在流布过程中卷数的不同，推翻《四库提要》据三卷本认为有仿钟嵘三品论人的误见，考定此书选诗的起讫年代，较量几种唐人选诗的优劣，并且注意到殷璠还编有《丹阳集》及其残片保存情况；然后总结出《英灵集》具有重雅、重奇、重风骨、重兴象、重自然声韵，五个品评标准；最后叙述了《英灵集》论汉魏六朝和唐代诗歌。郭著着眼点往往直奔文学本体这一主题，然王、顾二先生主编这套书，重视版本、目录学等问题，任何襞积细微之处，都不轻易放过。尤其应指出者，对《英灵集》评议前代和当代诗歌的研究，体现了一种以古观古的原则，学术研究的主体虽然是今人的眼光，然而对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今人应避免径直为古人越俎代庖，要使研究成为今人的确见，必须借助古人眼光为中介，这种转换的工夫，王、顾诸先生颇为重视。同时，这一小节还论述了玄宗政治对文风转变之影响，众多因素形成了殷璠的诗论。古人许多待发之覆，犹如一根长线上的颣结，循着上述研究思路，这些颣结纷纷凸现，并且纷纷迎刃而解。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同样贯穿了这种治学方法，使研究具有一种沈潜清通的学术风范，力戒偏颇和尖新。比如面对南朝文论高峰，无论是最具规模之《文心雕龙》和《诗品》，还是这一时期立言骇世自铸新说的各家文论，均能阐释得丰满翔实。
先秦诸子文艺思想，凡治批评史者，都殚精竭虑钻仰不止。要讲出新意，委属不易。然王、顾二先生主编之《批评史》，其先秦部分，却极有可观之处，写得气度恢弘，又一丝不苟。即既从大处着眼，又字斟句酌，从诸子字里行间，思索其流惠后世文学的理论萌芽，显示出对儒道墨法各家研习之深，即便是每家人物、学术背景特点之介绍，也是辞达意赅、公允精当。对儒之孔、孟、荀三家，梳理了其流动发展，在其演进过程中，展示了早、中、晚期先秦儒家对文艺的不同意见和影响。尤其对于老庄道家，其阐述更为新见叠出，矫矫不群，如对“大音希声”之解释，博采古今中外各家之说，独有心得；在对法家人物商、韩之述评，其全面客观，使读者领略了此派人物对文艺的复杂心理。作者本着同情的理解，神会古人，实事求是地叙述各家对于中国文艺思想之功过是非，展现了中国文学在功利与性情角力下的曲折生长。
先前之《批评史》对于汉代往往过于简略，其实不明汉代，则很难理解魏晋文学和理论。王、顾二先生主编之《批评史》，其汉代部分，筚路蓝缕，较早描述了汉代文学思想之演进轨迹。
总之，如此不甘人后的研究使人看到，因七卷本批评史编撰的宏大初衷，因各位先生各擅其专攻，于是郭、罗诸前辈的粗线条大轮廓，在这套书里变得更加精细有致、文无遗义。
七卷本撰写也带来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从郭著可以看出，文论演进，有其起自先秦的矛盾动因，后世任何流变、纷争，都可站在源头执本观末。所谓“批评史”，理应突出强调“史”的特点，把握其流动不居之走向。把“史”看成一段流程，则理论思想相生相灭，无不波起浪涌，不可能抽取出孤立的片断，中国古文论之产生，盖因救文坛之弊，鲜有为理论而理论者。郭著深谙“观澜索源”的个中三昧，因此，写出了思潮衔接的波澜起伏。然《批评史》力求周全，因分工合作，因横断面扩张，研究者视角不一，价值标准多端，有时会松弛文论发展的紧凑感削弱历史动态感，甚至冲淡历史演进的固然轨迹；忽略轻重，求大求全，常常会淹没重点。凡在古文论史上具有影响辐射力的人物，其理论大多构成一定的体系，揭示此种体系构造，可以深化对其理论本质的认识，这种工作需要理论思辩。然从七卷本总体研究方法来看，有时尚流于平面叙述，前后联系观照不够紧密，对理论体系的思考，更需发挥能动精神，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宏观规律的探究，也略嫌疏忽。但瑕不掩瑜，况且微瑕又是如此大工程所难免的，七卷本作为本学科在本世纪内的伟大实绩，无疑有传世的价值。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批评史》著作中，敏泽先生的一种面世较早。敏著特色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古代文学理论现象给予分析阐释，敏著写成于“文革”之前，在当时能够写出如此较少政治因素干扰、将唯物史观内化于学术运思的著作，确实难能可贵。敏著有意补苴前辈之罅漏，故而时间上纵跨先秦直至清末民初，并且旁涉戏曲小说理论，在论述范围上，敏著较为完备。郭绍虞先生十分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它可以较量同异，以致彰幽显微，郭著在《后记》中谈到中土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其内涵外延，往往因时代和个人之不同，歧义横生，这就必须进行辨析。敏著对此深有会心，并身体力行。这使理论分析不致流于空泛，比如谈：“陈子昂重风骨、比兴，对于齐梁以来的声律、辞藻方面的艺术经验，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殷璠恰恰补足了这一点。”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着重点是诗歌社会内容，对扭转唐初以来绮靡诗风，其影响不可低估；然从盛唐诗歌来看，在艺术手法方面，陈氏影响却不应夸大，皎然已指责陈氏“复多变少”，王昌龄《诗格》讲“意”和“境”，属形象思维，更代表了盛唐诗歌的成功经验，反映了盛唐艺术创造之主流。而殷璠诗论可视作对陈子昂的修正，也是王昌龄诗论的继续完善。因此，敏著能够前后贯通地评价陈子昂之得失，就揭示出了唐代诗论发展的相互关系。当然，敏著尚有不少地方发前人所未发，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与郭著相比较，郭先生于载籍涵咏极深，知见甚广，用诸郭著的材料、引征之书目，如是其学养十分之一，那也必须趋近郭先生学养，否则，不出郭著材料文献范围，理论分析再高明，恐难以对郭著有大面积的突破。这涉及两代学人知识结构的大问题，是不能苛求敏泽先生一人的，敏著对本学科承前启后自有其重要的意义。
蔡钟翔等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是本学科又一力作。此五册著作的最大特色，体现了对文学现象的理论思考有所深化，作者具有以辩证思维，重新观照古代文论的学术锐气。从《绪言》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本学科研究方法论，有深入的思索。吸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古典哲学家的辩证法思想，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复杂现象，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十分有益。作者不是肤浅地掌握辩证思维，虽非言必称西贤，但其运思行文，却往往体现出较高的理论素养。仅就蔡著关于扬雄一小段来看，蔡著涉及“内容和形式”、“艰深与平易”、“拟古和创新”、“思想与语言”四方面来谈，扬雄对于后汉以至魏晋文学都有开风气的影响，上述相对概念，体现了扬雄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牵涉后世文学的重大命题。既抓住了扬雄思想的本质特点，又突出了扬雄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意义，因为文士扬雄的上述困惑，也将是后世文学之困惑。扬雄可谈者多矣，蔡著可谓要言不烦，看似平淡，却颇具理论的深度。蔡著规模较大，材料工夫也比较扎实，读后深感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由此想到理论思维和本学科的关系，西方任何优秀思想都值得引入借鉴。但这必须在中西贯通前提下来谈，《批评史》写作运用新理论，应如建中式房子，砖瓦不致遮蔽“史”的大梁框架，而不能如造洋房，理论的“水泥”浇没了钢筋，遂失去本来的发展线索，中西杂烩，往往不伦不类。蔡著在理论运用上，处理较适当。然也有其缺憾，因为侧重理论分析，故而较多对文学理论现象的价值评估，但于何以使然的拷问，却相对不够，有时“考镜源流”的意义并不在“平章学术”之下。况且，价值评估往往受研究者自身和当时思潮的局限左右，比如面对“性灵”派对复古派的反拨，研究者容易先入为主地左袒前者，其实新变和复古的矛盾，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轨迹，情感上偏向“性灵”，导致扬前抑后，这是对中国古文论根本性问题判断，有所蔽障。郭著指出明代复古派始作俑者，其主张还是比较近乎“通变”的，然附和者一多，成“派”之后，往往末流殃及源头，这样的见解更近乎事实。《批评史》需要如此实事求是的研究，在理论上三袁明显缺乏深度，那么，作为本学科而言，简单处理性灵与复古派的对立，把三袁抬得太高，就有失公允。故而理论如何不成为理障，当代尤需深思。
本学科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里，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虽不以“批评史”命名，但对深化本学科研究，大有启迪。首先罗著一改“以朝断代以人立章”的体例，以一种文学思潮的起讫立章节，倾力追索一种诗文新风貌的兴起原因及流变衰歇，总结出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尤其富有特色者在，罗著注意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学思想之影响，发抉“士人心态”对文风转移的直接作用；将文学理论和创作实际结合起来，理论批评只是解释文学现象、风貌之佐证注脚，而非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是理论批评和创作实际相联系，却能更加明晰地看清其本质。如此研究思路，因作者既长于理性思索，又具有浓烈之情感，已为陈迹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文学现象）常使他激情澎湃，他要追索其内在动因，作出合理的解答。这种冲动驱使他拷问种种所以然，把历史真实还原给读者。而文学现象的还原往往不止限于文学本身，于是顺藤摸瓜，路越走越远，文史哲畛域荡然泯灭，罗先生具有包孕吞吐的治学气魄。罗著的成功开阔了本学科的学术视野，堪称创格。而这种成功，显然是在郭著模式之外别寻天地。然治文学思想史，打通文史哲，旨在去除局限于文人集部之视障，获取俯瞰恢诡谲怪之制高点，罗先生首先在精熟文学史前提下，然后再作此种向上的攀援，方能站得高，又看得真切。然时下受其启发者群起之时，一方面对于推进本学科研究，别开生面，确实很有助益，但另一方面问题也随之出现。比如尚未参透罗著得力于对文学现象（小至一首诗）味之无极，苦心孤诣，自己缺乏文学史基础，却左史右禅，流荡忘返，虽不可谓其不玄远，但高既高矣，视文学却如临绝顶观红尘，对象物消失，遑论对文学思想有独到之见。尤应避免者在，袭取皮壳，从思维框架甚至语言风格，于罗著尽有效颦之嫌。以之治其他断代，如宋元明清文学思想，殊不知罗著章节是切合隋唐五代文学特点的，但用这套思路、视角来如法炮制其他时代，却会抹煞各时代的特点，令玫瑰花发出一种芳香。罗著极重视理论沉寂之时，借创作本身来察寻文学思想，而“《诗》无达诂”，理解体会，弹性极大，因此，需研究者既有明察秋毫的洞识力，又有细腻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否则，或主观臆测，或歪曲真相，屈从一己之私见，群起仿效，视之易易，只能徒乱人意。
本学科向前迈进，意味着走出郭绍虞先生的笼罩。而在戏曲小说理论方面，对郭著并非“当行本色”的拾遗补缺，不能说明本学科在新时期有多大之进境。如何避免屋下架屋，新近出版的张少康、刘三富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取得了较大突破。张先生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展示了清晰的思路。1979年出版《先秦诸子的文艺观》，对于《庄子》，一扫长期压抑其说的风习，把《庄子》对于文艺思想的意义格外凸现出来，紧接着结撰《文赋集释》和《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自《庄子》而下，重视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一派，张先生倾力清理其谱系，这种理论探索，堪称开榛辟莽，导夫先路。张先生治学，既遵循古典文学研究的一般规律，翔集四部，又具有莹澈的理论思维，凌云健举。故而其见解皆能探骊得珠，不同凡响。
点滴汇集，水到渠成地成为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张著重视儒家和佛老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贡献，于此两方面均不偏废，而郭著有重前轻后之失，故而，张著对古代文论划为五个分期，更能展示不同时期文学理论批评之全貌。尤其提出文论史上，许多重要人物的“外儒家而内释老”现象，注意到冰山水下部分，探讨文学内部规律，如文学的构思与创作、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的风格等方面问题，这就把本学科研究对象大大校正过来了，更接近于较为纯粹的文学理论批评，而不再是仅仅在文学外部问题上逡巡不已。在具体研究中，张著注意到：考据和义理并重，微观与宏观结合，局部与整体融会贯通，源本与流末前后观照。如探讨嵇康《声元哀乐论》及其在六朝文论发展中的意义，张著指出其论争的焦点，可以追溯到《庄子·齐物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礼记·乐记》思想之对立，嵇文的产生，是文艺思想发展由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转变的重要标志。这样落笔，则字字深中肯綮。张著特别注重对文论体系探赜索微，这种自觉意识贯穿全书，其理论深度尤为人所瞩目，如对于刘勰《文心雕龙》的探索，在理论体系之发掘上，显得周详精深。
光阴匆匆，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本学科创获颇丰，辛勤的学人们努力在前辈基础上继往开来，为本学科发展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其学术成就将彪炳于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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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史学科经过三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已给人“邃密”、“深沉”之感，那在新一代学人手里，它能否在下一世纪再造辉煌？它将往何处去？值得大家一起来思考。
第一，仍然要重视文献的开发积累和利用。前辈们对此都用力极深，然生有涯而知无涯，直接的理论批评材料远未告罄，间接可资用于文论研究的材料更是有待搜集。一种文学思潮高峰的到来，必有依时间次第出现的羽翼主潮的人物、主张，以往《批评史》大多注重峰尖上的人物，而对其羽翼者则无暇顾及，如以明代前后七子为例，整个复古运动不仅止于这些人物，如果找出更多复古派的声音，不管是附和者，甚至不谐和音，都可以丰富今人对此问题的认识。然多数《批评史》对明清一段，其涉及对象大同小异，其材料工夫有待加大气力。另比如，马王堆发掘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学界一般认为此即《汉志》所列《黄帝四经》，这对于理解“黄老之学”有拨云见日之意义，而“黄老”关乎战国稷下学宫以至汉代学术思想，此帛书自1974年发表以来，20多年过去了，然多种《批评史》谈战国诸子、论汉代文学思想，于此重大发现却没有太多留意。对文学流变、规律研究，离打通文、史、哲距离尚为遥远。而文献方面知见仄陋，必然限止研究水准的提高。
第二，要改变研究方法单调之现状。这一时期《批评史》写作，虽在方法上有许多创新，但总的来说，还嫌单调，其实本世纪以来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为我所用。比如陈寅恪先生善于从氏族、地域、中印交流等角度入手，产生大量发覆卓见。然《批评史》写作似尚未汲取这些有益经验。历史本身的无比复杂，需要研究者因地制宜、随机说法，一刀切的研究套路，似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抉出现象背后的丰富底蕴。比如关于建安文学，异口同声说由于战乱、瘟疫等原因，造成了其“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特殊风貌。然联系颍川风习，却发现该地地域文化与当时文学关系不可轻忽。一则曹魏视颍川为发祥地，曹氏父子重用颍川荀、钟二氏，汝、颍虽略有差别，但它们与陈留三地可视为趋近的文化区域，此三地人物几为曹魏政权之主体，《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察荀、钟二姓人物，其行状颇肖刑名法家，这于“魏武好法术”必然发挥推动作用，此时所弥漫的“法术”盖以申韩三晋法家马首是瞻，对汉儒“天人共感”观产生摧毁性打击，此为形成建安文学新风尚的关键。二则《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尚书令荀彧常进“奇策密谋”，曹操言听计从。“彧尝言于太祖曰：……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其文武并举的意见，对曹氏组织邺下文人集团，当大有启发。而同传又说：“文帝曲礼事彧。”曹丕《典论·论文》实为上述云云之发挥；谈汉魏之际文学，不可绕开颍川地域文化之问题。又比如，《批评史》论及明代，好言商业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形成，然未能从个案如苏州或福建沿海某一地域，作细致的研究，笼统空洞，并不具有太大的说服力。对于中西比较，因本学科多食洋不化两边不通的赝鼎之作，故而往往令人谈之色变。其实严肃学者徐复观、博闻强记钱钟书，早已奏刀騞然。时至地球村之今日，中西古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不是食洋人之渣滓，向国人施放毒气，任何欧美新批评新理论，都可以拿来与中土文论比较一番。认真去做，会开出新局面。
第三，注意文艺各门类之间的交互渗透关系，以观照文学理论批评的平行生长和演变。中国早期诗论，因初民诗乐舞三位一体，故而深受早熟的乐感经验的影响，此自不待言。俟六朝书、画理论勃兴，唐宋元明清品书评画蔚然成风，许多文论大家本身精于书画，作为文人雅趣，在书画欣赏研习是主流艺术的氛围里，文论生发必然与之关系紧密。因此，只叙文论的成长发展，其实是从当时文艺总类中抽取一种，介绍其单线演进，割裂了它与其他艺术种类同步共进互相滋养互相启迪的关系。故而此种叙述尚嫌单薄平面，没能反映出文艺发展史的立体质感。张少康先生较早注意及此，并已有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确乎关涉到本学科日后有待开拓的一个大问题。比如皎然《诗式》谈“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学界一般认同“风骨”理论范畴，从建安至唐代有很大变化，然均未谈及盛至中唐的“风骨”理想，于书法笔趣或有所交融。上述皎然诗美理想，标举刚柔相济弘中内敛的审美追求，皎然与颜真卿多有交往，颜氏以笔趣至美为“如锥画沙”，两者异曲而同工。再比如，明代前后七子均主“复古”，当时书坛亦颇有上追晋人取法二王，以至上摹秦篆汉隶的主张，同为复古，在当时何以会披靡天下，实与复古思潮在文艺各门类中均具号召力有关。另外，大量书画理论，涉及创作心理学、美学辩证法，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理论之“陈仓暗渡”，亦班班可寻。研究艺术各门类与文学理论并驾齐驱的实际情形，方可写成一部较完备的《中国文艺思想史》。
第四，注重加强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以深化对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则体现民族思维特点，二则是特定时代态势下的产物。因此离开历史文化背景，视野太止限于一隅，学科呈封域状态，研究就会产生浅尝辄止、望文生义诸多偏失。比如，对于某些理论范畴、术语的理解，因其所用语辞不为文学领域所专用，故而治学不应划地为牢。中国古人从天人感应出发，认为人与天地万物都有合同比类的对应关系，这种思想备见于先秦诸子以至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通国身篇》。所以与传世文献和出土帛简之卫生的医书、房中书和兵书等相参看，遍稽群籍，把握其语源，通晓其衍义，并结合文学时代风貌，则更可考知其确切意蕴，如对“徐干时有齐气”之“齐气”的认识，如从齐学角度加以体察，还是可以找到的解的。又比如，一种美学思想如中和美思想，它是否与以齐稷下精气说为代表的养生要旨有关？它贯通儒道各家，不偏属一家，因此是中国人的普遍思想。再比如，六朝文论发达与佛教关系甚密，当时许多文论新概念的提出，它们与佛教有何关系？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与儒道佛的具体关系，经学、佛道二藏，都有待大加渔猎，从而才谈得上深入的清理。至于文学理论和政治格局之关系，更如影响之逐形声，需要详加勘察。
注释：
①郭绍虞：《关于〈文心雕龙〉的评价问题及其他》、《试论〈文心雕龙〉》二文，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②郭绍虞：《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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