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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4－0001－06
解放思想历来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理论武器。广东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备受高度关注。毫无疑问，讨论对于最大程度地凝集党内乃至全省人民的共识，对于破解制约广东实现科学发展的难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解放思想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理论性命题，全面科学地把握其意义，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思考。
一、必须重视对解放思想价值维度的思考
提出重视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的思考，就是要求明确究竟为什么而解放思想。时下人们对于解放思想，有一种流行性的理解，这就是把它理解为一系列的“敢”字当头。即所谓敢想、敢说、敢闯、敢冒、敢试等等。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对解放思想来说，是必要的，但又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敢”字当头，呼唤的仅仅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既可以引导出合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善良结果，也可能导致种种祸害社会践踏文明的恶劣结局。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近乎伤天害理的事，却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时发生，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作为社会性的政治号召，如果不能让广大的社会成员都能明确其价值追求的道德性质，就有可能导致十分消极的后果。尤其在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感普遍弱化，实利主义横行，社会心理普遍浮躁和粗糙的情况下，要使解放思想合目的地进行，更应该对于我们究竟为什么而解放思想的问题有一个自觉的认知。
那么，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解放思想呢？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发生于全党全国人民努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的。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发展观念的转变，破解制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题，促使广东更好地担当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角色。根据这一理解，把握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重铸发展观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国家尽早摆脱贫困的迫切期待和对国际政治经济激烈竞争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并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的引进，为我国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但是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以及相关的规范和管理的滞后，也造成了许多发展上的困境。广东社会发展出现了像汪洋书记所说的五大突出问题：经济发展较快，但发展不够全面，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优化，资助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有了新的进步，但发展不够协调，发展不平衡状况有待改善；资源环境保护得到加强，但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依然趋紧；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有待提升。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们发展观念的转变。首先应有发展伦理的思考。发展必须顾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处理，发展也必须有资源的永续性考量，发展还应顾及代际关系的协调等等。尤其要克服市场机制下最容易出现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确实把人作为发展的永恒中心。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市场逻辑内是不可能的，社会必须有制衡市场的利器。同时，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的战略。在国家经济体制整体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应该更加突出发挥这一设计中的“社会主义”规定的应有功能，实行有效的区域协调政策，促进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总之，围绕着科学发展而展开的解放思想，必须切实关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第二，矫正物化取向。科学发展观传递给人们最为温馨的信息是强调“以人为本”为这个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对于市场所固有的物化和非人化倾向的合理矫正。物化和“非人化”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市场的逻辑中，人是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的。人是什么？是资源（人力资源），是要素（生产过程中的诸种要素之一），是具有某种功能的“人手”（缺乏创造力输出的体力拥有者）或者“人才”（拥有某种创造力或特殊技能者）等等，这都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对象。尽管买主可以为购买它而付出较高的价钱，但这仅仅是买主用于创造利润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种投入。一旦这种要素不能为买主带来利润，它们也会像其他应当淘汰的生产工具一样，被弃之不用。这是人在市场逻辑中极为无奈的表现。另外，在市场的空间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互为手段的关系。毫无疑问，人们在市场中的活动，总是以自己作为目的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又不得不把自己贬为满足他人需要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演绎为互为手段的关系。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寻找到人们之间这种关系模式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人是目的”这一伦理学上的重要命题相冲突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定为它的核心，这是对发展目的的人性化揭示，更是对人的极大尊重。当然，由于市场逻辑本质上是物化的，是非人化的，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是无法在市场的逻辑中得到满足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既要看到市场这种物化与非人化的倾向，更要努力寻找平衡、制约以至矫正市场这种倾向的有力措施。这一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当然是闪烁着人性关怀的光辉的。
第三，平衡竞争逻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同质性社会，而是多样性统一的社会，用古人的话说即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多样性社会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从同质性走向多样性，凭借的重要手段就是竞争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引入。随着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也在社会生活中被全面引进。竞争机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最为突出的就是创造出一个多元发展的繁荣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具现代性特征。社会“多”的具备是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但是，竞争毕竟就是竞争，竞争机制会导致人们通常说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等等。有人在形容这种对立时，采用了所谓“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的说法。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形象说法，但是，这种关系如果失去必要的调节与控制，社会就会由此而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甚至是动荡的局面。一旦社会陷入严重的不和谐与动荡的局面，不仅影响发展，也危及人类生存。因此，作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当然要面对这种社会建设要求，既要努力防止社会加剧出现不和谐的局面，更要寻找使社会发展不断走向高质量和谐发展的道路。
总之，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规定了这次解放思想必须走向以更科学、更人性、更和谐为基本内容的价值维度。任何离开和违反这些维度去解放思想，都可能导致对于这场讨论的真实意义的背离和其他消极后果。
二、不应屏蔽对“洋教条”倾向的检讨
讨论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束缚中解放出来？检索时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可谓十分广泛。但是，人们批评“左教条”、“土经验”，却屏蔽了对“洋教条”倾向的检讨。而事实上，时下社会发展出现许多严重不和谐现象，都与“洋教条”倾向密切相关。
所谓“洋教条”倾向，就是一种把西方的某些学说、理论与观点教条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们的思考能力，促进了学术上的多元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正如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样，也有人把某些来自西方的学说、理论和观点教条化。而且通过各种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方式，如公共论坛、时事评论，以及大众媒体的其他方式，进入社会的实践领域，扮演着强势的公共理论角色，直至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当然前提和评价实践的流行性标准。
从内容上看，中国时下流行的“洋教条”倾向并非具有明显的一以贯之的逻辑，但总体上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有关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上，这种“洋教条”倾向表现为把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政治自由化当作应有范本，并以之去评价和规划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把“去社会主义化”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主张。例如，它主张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但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热衷于民主政治，但反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方向。它拥护改革开放，但反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读为实质上是国外的某种主义，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一句话，它基本上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持观点相左。当然，社会有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左的言论存在，能够提供人们进行思考的多元化信息，这既是社会的福音，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不是停留于关注是否为官方的，而是着眼于寻求对中国社会发展真正有益的思想，那么，我是赞成邓小平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的。这里不妨引述他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客人的一段谈话。他说， “我们主要是反‘左’，……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而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这段谈话朴实真挚，对于国人来说，还有些许苦口婆心。其中所谈的社会主义，与其把之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不如看成一种关乎于中国最广大民众福祉的社会政策，一种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策略主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意识形态色彩远远不及于“去社会主义化”的主张。
其次，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主张一种“市场单轨道”的僵化思维。它不仅在经济上，神化市场的作用，甚至力图把市场原则引入许多不属于也不应属于经济范畴的领域，如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制造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而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着的市场失灵问题，则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努力粉饰，或者干脆指称为市场改革没有到位所致。尤其当政府出台一些平衡和矫正市场举措（典型的例子如广州市政府出台有关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政策）时，常常被扣上改革倒退的帽子。这种视野中的市场已经不仅被神化，而且被极端意识形态化。其实，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它单一地、僵化地固守于市场这一逻辑。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就曾经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后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的经济运行机制。他还指出，“我们强调充分看到市场的优点，并不是说市场是一个全面的、万能的。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1页）显然，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的前提，是邓小平对于两者作出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所包含的经验内涵的丰富性和手段空间的广阔性，都是“洋教条”所持有的“市场单轨道”逻辑所难以达到的。
再次，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固执于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如果不是满足于从书本中掏学问，而是面对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实际的话，就会看到固执于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至少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对于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意义，已不是所谓“小政府”所能满足得了的。中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时常需要担当有效组织者的角色，以推动国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战略。这次富有成效的抗震救灾，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小政府”体制，那是不可想象的。尤其中国是采用“非均衡化”的发展战略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 （邓小平语）。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多发期”，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在善于借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有效地发挥政府的应有职能，包括“加强宏观调控与引导，有效解决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盲目性”（汪洋语），积极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协调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提高共同福利水平，促进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搬用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僵化公式所能解决的。相反，忽视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在政府的“大”与“小”中兜圈子，不仅是毫无创见的，也会对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第四，在社会道德教化上，把西方某些思想家基于市场逻辑而作出的关于人性自私的假设，当作天然的前提。这种看似道德领域的问题，却在社会上产生着十分消极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历来被认为应该崇尚的美德，以及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道德典范，常常被解构为“伪善”而加以奚落甚至抨击，就是从这种人性假设出发的。一些改革措施的出台，也常常以默认这种人性假设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各种非道德的，甚至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现象，都在接受这种假设的前提下，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予以接受和宽容。当下人们普遍出现道德情感麻木症，也与这种人性认同直接相关。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社会道德和人的精神信仰的根本性摧毁，无疑就是把人标定并塑造为自私自利之徒。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出反对“洋教条”的问题，不是反对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学说。相反，不论是为了改革的事业，还是学术的发展，中国都需要有多维的视野与信息的参与，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学术上的对外开放，积极引进新的学说与思想。问题是人们不应该以教条式的态度去对待被引进的学说与理论。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照套，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理论与学说。
三、解放思想何以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从事实判断的方面来看，解放思想历来都是共产党人推进工作的思想武器。然而，仔细审视历次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生，其共同的特点是，往往发生于寻求重大历史难题的破解时期，并由自上而下地推进。这意味着或者政治或者经济等重大问题，面临着较大的困扰，也意味社会自身仍然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自主行为的必要活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仍然不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成熟社会。而且，由于解放思想是靠自上而下推动的，是否有一个清醒的领导人，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领导人尚未登场，历史就会出现另样。社会如果长期维系于这种状况，将会是十分悲哀和危险的。因此，着眼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的现实，人们需要深入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解放何以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我认为，当前导致解放思想无法成为社会常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从微观角度看，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尚未完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人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他就活在现代。现代人的重要特征，就在于经过现代性的陶冶，具有较强的独立思考的思维倾向和独立思考能力。从消极的方面看，这样的人是较少唯上唯书唯祖宗的。一旦社会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成员，并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你要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起来，都会是十分困难的。其二，从社会宏观体制看，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足于使社会真正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这些年来，学界许多人都在呼唤市民社会的成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希望社会与国家（政府）能成为各具相对独立的系统，各自遵循各自的逻辑，从而使社会具有“自己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这些年来，国家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用意之一也在于促使经济实体能够独立的面向和应对市场，摆脱企业成为政府附属物的状态，培养在规则的范围内独立决策和行动，并独立承担这种决策与行动后果的心理倾向。然而，这都是一个过程。对于经济实体来说，有一个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行为模式的转变和适应的过程，而在政府方面，也有一个制度改造与完善，以及官员行为方式和心理调整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常常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去推进解放思想，就表明我们的这个过程远未完成。
因此，何以使解放思想成为常态的问题，就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首先，需要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已经确立，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系统也初步形成，当然，各种相关的配套制度远未达到完善，经济实体的独立法人地位，尤其在实际上如何使经济实体真正独立于政府，而不是以新的方式依附于政府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在政治体制方面，我不同意那种否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理顺中国社会条件下的“政”的关系。重要的内容是以人民民主为主线，理顺人民与政府和党等方面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进行中国条件下的“治”权系统的合理化配置。这实际上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可以说，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有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当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更具复杂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都是十分谨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需要在其“政”的方面和“治”的方面进行努力。在政的方面，必须自觉坚持“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把“为民执政”与“执政为民”作为政府的基本执政价值取向。由此出发，应该致力于“民为官本”的文化培植，使我们的社会逐步告别“官为民师”的状况。在治的方面，必须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调整治权过于集中的状况。促使中央向地方，上级向下级，政府向社会逐步合理放权的发展，使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有可能真正产生于民间和基层，而不是相反。
其次，必须致力于公民意识与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公民与臣民的最大区别在于，公民对于政府来说，是授权者，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与官员的治权都是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因此，公民是独立自主的主体。臣民则是臣服于统治者的子民。服从与统治就是臣民时代基本的政治文化性格，相对于统治者来说，臣民仅仅是消极接受治理的客体。自从我国人民政权建立以来，在法律上已经结束了专制主义统治，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要使人民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的地位，强化公民的主权意识，消除旧社会旧的政治文化遗留下来的臣民意识十分重要。这也是构筑社会普遍思想解放的根本基础。
此外，思想解放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首先必须表现为一种能力。要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人们仅有解放思想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特别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思考能力。没有这种素质，解放思想即使一再被高调提倡，也不可能有实际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要使解放思想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另一项根本性的工作就是致力于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各种途径学习知识蔚然成风，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也迅速提高。但是，由于受到工具理性至上的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人们比较重视实用性知识的习得而忽视对于看似空灵“无用”的理论的学习。社会在普遍出现崇尚知识的同时冷落了思想。尤其许多肩负着解放思想的中坚角色的官员，接受训练的多是实用性科目而忽视对于他们拓展视野，提高思考能力来说至关重要的诸多学科，如历史、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等等的学习与研究。人们说，广东人会生孩子而不会起名字，这实际上是对广东人，尤其是广东官员缺乏思考力的一种批评。从这一方面看，为建构解放思想的坚实社会基础，人们必须从对知识的实利主义心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起对于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等这些看似空灵“无用”的理论的热爱。当然，最为根本的是人们，尤其是各级干部应该培养出向往智慧的“爱智心性”，只有这种爱智心性，人们才会超越对于知识的实利主义选择的局限，才会对于历史、社会以至于人生具有某种超越形而下的理解，并产生出对于价值理性的向往，才会以开放的心态去博览群书，真正建构起自身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一旦有了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人们的思维就会有足够多元的信息参与，因而思维也就会永不僵化。因此，人的爱智心性的培养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是思想永不停滞的不竭源泉。
总之，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次地自上而下的解放思想的推动，而应该努力追求使解放思想成为一种常态。并通过诉诸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提高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与思考力，培植起成熟社会应有的那种“自己发展”机制，为解放思想注入永不衰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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