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进口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性--基于多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_复杂度论文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成品论文,复杂度论文,实证论文,高技术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对外贸易规模迅猛扩张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制造业因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造成的约束而被锁定在以加工贸易、贴牌等方式为典型特征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目前，中国制造业较低的出口复杂度与相对滞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因素。本文主要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对提升制成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作用。

      目前，有关出口复杂度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大多平行进行，且在两方面都积累了不少文献。近年来，随着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明显，生产性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成为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部分学者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助于降低商品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商品贸易的出口竞争力，如Jones和Kierzkowski[1]研究认为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已随着现代服务技术进步，有效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区段在空间上的分散化，从而大大促进商品贸易；Deardorff[2]指出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可通过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成本和刺激商品贸易发展。更多学者将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来考察其对商品数量和商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如Markusen等[3]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增加了开放国服务的数量和种类，使企业能获得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使原来需要进口的商品变成可以大量出口的商品；Joy Mazumder等[4]用1992—200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品贸易的影响，发现从美国进口的总生产性服务对低收入国家的商品出口有重要影响，其中商务和电信服务对商品出口影响最大；Francois等[5]利用OECD国家1994—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商业性服务进口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促进了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国内也有学者，如胡景岩[6]、庄丽娟和陈翠兰[7]、熊凤琴[8]等对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或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理论融合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但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是考察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联系，很少考虑生产性服务进口对贸易产品质量的影响。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出口复杂度(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export)是近期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影响因素及经济增长效应等，如Rodrik[9]和Hausman等[10]较早提出了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Hausman等[10]、杨汝岱和姚洋[11]等研究发现出口复杂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要素禀赋、FDI以及制度变量等进行解释，如Wang和Wei[12]研究了人力资本、加工贸易和FDI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祝树金等[13]分析了要素禀赋、制度特征、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复杂度的决定作用；王永进等[14]研究了基础设施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齐俊妍等[15]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综上分析，上述相关研究均未涉及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出口复杂度的分析，目前有关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商品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的分析，并未考虑到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商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而现有关于出口复杂度决定因素的文献，考虑了很多可能的影响因素，但甚少考虑生产性服务进口的作用[16]。与上述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将提出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对出口复杂度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具有促进作用的命题，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丰富了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本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特色：第一，本文提出并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商品出口复杂度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第二，与已有研究仅分析生产性服务总进口与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长期协整关系不同，本文运用52个国家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深入细致分析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类型国家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差异性，同时区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和所有商品总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文章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分析结果；第五部分是文章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有助于一国中间服务投入的种类增加和质量提升，从而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助于促进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而相比一般商品，高技术制成品的复杂度更高，其生产过程更为迂回，需要的中间服务投入种类就更多，质量要求也更高，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更有助于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一)生产性服务进口可增加中间服务投入的种类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延长制造业产品的生产链条、提高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Ethier[17]将Dixit-Stigliz效用函数重新解释为一种生产函数，通过模型推导证明新的中间产品的引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这就意味着一国可通过增加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内生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进而改变其在分工中的地位，促进下游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Romer[18]，Grossman和Helpman[19]在Dixit-Stigliz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品种增长模型(又称为水平差异模型)，认为新产品的创造扩展了知识存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创新的成本，因此，新产品品种的增加意味着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具体地，设生产函数为：

      

      

      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可直接从国外引入高质量的中间服务投入，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而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还可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等渠道，降低进口国本地市场的服务价格，提高本地服务提供的质量，从而可促进下游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有助于促进一国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

      (三)生产性服务进口更能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提升

      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进口可通过增加一国中间服务投入种类和提高中间服务投入的质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提高一国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然而，与一般商品相比，高技术制成品的复杂度相对较高，属于典型的服务密集型工业制成品[21]，其生产过程往往需要更多种高质量的中间服务投入。因此，相比一般产品，生产性服务进口更有助于促进一国高复杂度高技术制成品的技术进步，也有助于促进一国从生产和出口低技术复杂度产品转向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从而更能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蒙英华和尹翔硕[22]运用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更能促进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张宝友等[23]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进口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比较大，资本密集型影响次之，而对劳动密集型影响最小；而唐宜红和王明荣[24]的研究表明，产品技术水平越高，其出口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依赖程度越大；生产性服务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提升作用最大，而对资源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有降低作用。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一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本文设置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

为回归系数，

是随机误差项。

分别表示国家i在t年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和所有商品的整体出口复杂度，为模型(9)和模型(10)的被解释变量。PS是生产性服务进口额，是本文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

为模型的控制变量。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研究选择了几个对一国商品出口复杂度可能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1.人力资本禀赋(HU) 高技术高复杂度制成品是典型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人力资本充裕型的国家在高技术高复杂度制成品方面具有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具有较高的出口复杂度水平，因此，本文选取了一个代表人力资本禀赋的变量，具体以一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显然，lnHU的预期符号为正。

      2.外商直接投资(FDI)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和外溢效应，从而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提升产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因此，我们以一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lnFDI)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预期符号为正。

      3.对外贸易开放程度(OPEN) 与FDI类似，国际贸易也是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如Coe与Helpman等[25]研究发现进口贸易可通过进口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设备与产品，实现技术外溢，从而提升进口国制成品的生产率和出口复杂度；而Melitz[26]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有助于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获得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从而也有助于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因此，本文加入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lnOPEN)来衡量国际贸易的可能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4.制度质量(RL) Levchenko[27]研究表明，制度质量是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其法制建设和产权保护水平较高，有利于鼓励投资、激励发明创新和技术引进，从而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对于高技术制成品而言，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越大，面临的契约安排越密集和复杂，交易成本问题就越突出；而制度质量的改善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一国专业化生产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从而提升一国整体出口复杂度。按照相关文献的做法，本文选取一国法律规则质量作为衡量制度条件的指标(lnRL)，预期符号为正。

      5.基础设施(FB) 便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要涉及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需要企业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动适时地调整生产，对于那些高复杂度产品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一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保证高复杂度行业的企业有效地调整生产，从而促进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15]。本文以一国宽带用户数(LnFB)来衡量基础设施的指标，预期符号为正。

      (二)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

      Lall[28]把出口贸易产品按照技术构成分成5类：初级产品、资源性产品、低技术制成品、中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其中，高技术制成品包括办公自动设备、视频接收发送器、发电机等电子电力产品以及制药业、航空设备、精密光学仪器等其他高技术产品。本文利用Hausman等[10]所提出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来测度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具体来说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测度具体某种商品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

      

      在式(11)中，

为k类商品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是国家j的k类商品的出口额；

是国家j的商品贸易出口总额；

为国家j的人均GDP。第二步再分别通过以下公式(12)和公式(13)来计算一国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HEXPY)和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EXPY)：

      

      其中，HEXPY和EXPY分别为一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指数和所有商品总体出口复杂度指数，

分别为一国k类高技术制成品出口额和所有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总额，

和X分别为一国i类商品出口额和所有商品出口总额，

表示k类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指数和i类商品出口复杂度指数。从出口复杂度的计算公式可知，一国商品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商品出口结构从低PRODY值的商品向高PRODY值的商品转变；二是每一种商品自身PRODY值的增加。

      (三)数据说明

      对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计算，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0—2011年SITC Rev.2中三位码出口数据，选取了52个国家①为样本，其中包括32个发达国家和20个发展中国家。各国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各国家生产性服务进口(PS)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人力资本禀赋(以一国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衡量)、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基础设施(以每百人宽带用户数来衡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指标统计数据库。制度质量(RL)数据来自于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

      四、计量分析结果

      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本节对各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决定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并重点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重要性。

      (一)生产性服务总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需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我们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lnPS)对所有商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对二者的提升弹性分别为0.0131%和0.0408%，这说明相比所有商品的整体出口复杂度而言，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要更大，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这是因为，相比一般商品而言，高技术制成品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更高，服务密集程度相对更高，其研发和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种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增加更有助于一国高技术制成品的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从而提升其出口复杂度。此外，在模型的各控制变量中，lnHU、lnFDI、lnOPEN、lnRL和LnFB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显著，这表明人力资本禀赋、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法律制度质量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一国的所有商品和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其中，相比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而言，外商直接投资(lnFDI)、基础设施(LnFB)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相对较小一些，而人力资本禀赋(lnHU)、法律制度质量(lnRL)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lnOPEN)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明显更大，这可能是因为高技术制成品作为典型的知识技术和契约密集型产业，其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对员工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质量的要求更高，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可通过竞争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以及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设备和投入品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提升。

      (二)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尽管上述结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但由于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所产生的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接下来本文就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在式(14)和式(15)中，TEL、ARC、INS、FIN、INF、ROY和OTH分别表示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和其他商业服务。

为控制变量，与模型(9)和模型(10)相同。

      由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差异很大。其中，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促进效应最大的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其次是金融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它们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弹性分别为0.0042%、0.0015%、0.0011%，0.0010%和0.0003%。建筑服务与通讯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由于不少国家在相关领域对外商设有较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从而抑制了其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从回归结果还可发现，相对于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而言，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等进口更能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这可能是因为高技术制成品的生产依赖更多信息服务以及专有技术，需要更多管理、咨询、法律、审计等中间商务服务投入。

      

      (三)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类型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不同类型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本文把52个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进口总体对高技术制成品和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而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较大，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小。具体地，生产性服务进口每增加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分别提高0.0508%和0.0253%。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为保护国内幼稚生产性服务业，在相关领域设置的贸易壁垒较多，尤其是在金融、电信等敏感行业对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外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

      

      从分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来看，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等进口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和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都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其中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口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而通讯服务和保险服务进口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最为突出，进口每增加1%，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将提高0.0068%；其他商业服务、保险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等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也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其进口每提高1%，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分别提高0.0031%、0.0026%和0.0010%；而通讯服务、建筑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从表3的回归结果还可发现，各控制变量对不同类型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人力资本禀赋(lnHU)和贸易开放度(lnOPEN)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较大，而外商直接投资(lnFDI)、法律制度质量(lnRL)和基础设施(LnFB)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更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近些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越来越重视，从而很有效地刺激了国内自主研发创新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制造业FDI为追逐低成本大多流入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吸引的服务业FDI较多，引入的制造业FDI技术层次也相对较高，因此FDI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会更大一些；就基础设施而言，由于发达国家宽带用户较多而且宽带的速度与稳定性也相对较好，因此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制度质量不同的国家制度改革对贸易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是因为制度质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主要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制度对复杂产品的规模效应要小于简单产品，而发达国家的制度改革有效是因为它影响了比较优势，即发达国家在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高技术复杂产品方面更有比较优势[29]。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52个国家2000—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通过引入高级服务要素投入，促进了一国高技术制成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与技术进步，从而有助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具体来说：

      (1)生产性服务进口更能促进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所有商品整体和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这是因为，与一般商品相比，高技术制成品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更高，研发和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就更多，因此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增加更有助于一国高技术制成品的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从而提升其出口复杂度。

      (2)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进口总体对高技术制成品和所有商品的出口复杂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要更大。而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较大，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的贸易壁垒或限制相对较多，限制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促进效应的充分发挥。

      (3)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促进效应最大的是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其次是金融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建筑服务和通讯服务的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不太明显，原因可能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在相关领域设有较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抑制了其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4)进口的不同生产性服务对不同类型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差异较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等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促进效应，通讯服务进口的影响并不明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计算机与信息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最为突出，其他商业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使用费与特许费的影响次之；通讯服务和建筑服务进口对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实现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的过程。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实质上是由于相关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水平较低、规模较小，对制造业的支撑不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增长和制造业出口商品技术结构优化的重要瓶颈。而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大规模提供高质量生产性服务的能力，因此单靠自身发展还远远不够，迫切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生产性服务或引入服务业外资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大力培育与发展本国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大对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和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引入，努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力，提升制成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此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大多数生产性服务领域对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等贸易壁垒，使得生产性服务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大打折扣。因此，我们有必要降低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的贸易壁垒和限制，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引导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行业，进而改善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和水平，充分发挥服务市场开放对商品出口复杂度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促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①本文选取的52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中国香港、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黎巴嫩、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乌克兰、英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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