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三类政党的社会变革观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三类论文,民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大体上分为三类：北海一波罗的海地区的工党、内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在社会变革问题上，三类政党都主张以现存社会为基础，进行逐步改良，反对激烈的社会革命。
民主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没有一个明确界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是新的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和逐步积累的结果，它表现为并只能表现为一个“长期的、充满斗争的过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从现实出发进行连续的运动，连续的发展和连续的社会改革”。（殷叙彝：《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见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2页）根据欧洲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及其理论家的阐释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主张总体上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宏观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渐进和平的改造，微观上重视日常生活并在其中体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不同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其社会改造的重点领域并不一致，在同一领域里的具体做法也不完全相同，进而在西北欧、中欧和南欧相继形成了所谓“福利型社会主义”、“参与型社会主义”和“结构改革型社会主义”等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
北海一波罗的海国家的工党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要是通过社会福利的广泛推行和产权的部分社会化，来实施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当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公开宣布英国已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时，首相艾德礼是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的：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找到了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参见米列伊科夫斯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540页）按照英国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等方面，它的两根重要支柱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所谓国家干预经济，是指政府通过企业国有化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在不改变经济结构的前提下，提高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克服纯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在分配领域中的延伸。一系列社会保障法案的颁布，使社会上所有人，不分等级，无论职业，都可以享受诸如人身保险、医疗保健、普及教育、失业救济、住房补贴等各种保障。维持这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自政府的补贴、雇主的交税和捐款以及个人投保三个方面。
除英国以外，其它北海一波罗的海国家也是世界闻名的高福利国家，虽然彼此间的具体政策存在着一些量的差异，但基本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格局都是一样的。高税负、高福利、高收入是其共同的特征，混合经济、调节分配、社会立法是其根本的措施和手段。社会福利政策的广泛推行对于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触动并不大。
产权的部分社会化在英国是通过国有化政策来实现的。早在1945～1951年的艾德礼政府时期，工党就实行了强有力的国有化政策，把占英国经济20%的基本经济部门收归了国有。尽管后来英国工党在进一步国有化问题上出现过动摇和停步不前，但历届工党政府都程度不等地推进了国有化。特别是70年代工党政府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以后，英国所有的飞机、船舶制造业和城市建筑土地都被收归国有。 并且， 工党在1981年年会通过的党纲中，还把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列为党的奋斗目标。当然，它对公有制所作的解释是十分宽泛的，把公私合营以及国有、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视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在公有化过程中，工党也是更多地注意收买一些行业的部分股份，明确以混合经济取代不断扩大的国有化。这是由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现存社会秩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渐进式变革的根本特征所决定的。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产权的部分社会化不象英国那样通过对所有权本身的国有化来实现，而是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进行社会化。据统计，北欧各国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是欧洲所有地区最低的，国有企业在所有工业的总销售额中所占的比例，丹麦几乎等于零，挪威为10%，瑞典约7%，最高的芬兰也不过15%， 相应的统计数学在意大利为40%，奥地利25%，法国20%。（参见福尔默·威斯蒂：《北欧式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但是， 这并不表明北欧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比其它地区低，甚至恰恰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长期执政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职能社会主义实践，即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进行社会化。1969年，瑞典经济学家阿德勒一卡尔松发表了《职能社会主义》一书，全面阐释职能社会主义，尤其是对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这方面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他在书里指出，所有权并不是一个不可划分的整体概念，而是与所有物相联系的一系列职能的总和。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完全没有必要在社会上实行全面的社会化，而只须对所有权的部分职能实行社会化”。（转引自张小劲、李元庆编译：《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根据这一思路， 职能社会主义把混合经济的实质理解为所有权职能的部分社会化与非社会化的共存，而不是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同样，东西方的趋同也不是指所有制的变化，而是指所有权职能社会化与非社会化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一致。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职能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必要，不但在于它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缩小收入差距，而且还在于它是民主制度中使“依靠资本为生者无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同上书，第5 页）并可望成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手段。
内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强调通过社会参与和劳资共决来改造现存社会。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具体体现为由一系列共决法案所构成的相当完备的共决制度；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则体现为影响赫然的社会伙伴关系。所谓劳资共决，其目的在于被统治者有机会通过共同参与决定而有效地监督统治者，但它不应该以降低效率为代价，相反要通过减少内部纠纷而提高效率，公正地消除劳资双方的对立。因此，共决制度的内容除了职工或职工代表在就业岗位和企业日常工作中享有参与商讨和实施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规章的权利以外，还包括劳方同资方相互平等地参与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只要能保证对经济权力进行民主的监督和公正的共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并不可怕。只有在共决不能实施的地方，公有制才是适宜和必需的。积极采取措施，扩大社会的共决和民主监督，同时通过互助维护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就能够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同调和劳资矛盾、消除阶级冲突、实现社会公平协调一致，进而使社会民主党赢得执政所需的稳定多数，实施对社会的进步性变革。
社会伙伴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变革方案，还不如说是政府、劳方和资方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新型合作体制。它虽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着力推动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现已基本上得到奥地利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界人士的认可，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运作体系。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平等的谈判和协商使劳方和资方互相受到监督和制约，政府调节双方的关系，使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进行伙伴般的友好合作。社会伙伴关系的初期构成以经济活动为主，而在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过程中，它所涵盖的内容不断扩大，日益成为克赖斯基所谓“不受约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一种具体形式，并构成奥地利社会运行机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来说，它更是作为一种有机的成分溶入党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970—197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当时叫社会党）单独执政期间，社会伙伴关系得以充分施展魅力。奥地利因之成为当时动荡西欧中唯一的一块“安乐地”，政局稳定，经济振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2%，失业率保持在2%左右， 通货膨胀率不超过4%，劳资冲突极少，工人的年均罢工时间才几分钟。 各党之间虽然明争暗斗不断，但在议会中还能做到协商共议，整个70年代没出现过任何大的内阁危机和议会冲突。这一切不得不令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羡慕不已，奥地利因而被誉为“沙漠中的绿洲”，甚至被罗马教皇称为“极乐岛”。当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功主要反映在它与社会协调共生的程度上，而不反映在它对社会的改造上。“克赖斯基时代没有出现有利于低收入者的重大的再分配，也没有发生明显的财富再分配。”“成功当然是就选票而言，若论社会政治的革新就未必了。”（安东·佩林卡：《克赖斯基时代——评社会党对共生社会的适应能力》，载《国际共运史研究》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奥地利政治学家安东·佩林卡的这个结论是十分中肯的。所以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其思想理论十分丰富，在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中颇有影响，然而对社会的触动程度却很有限，既比不上激进的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人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冲击，也赶不上北海一波罗的海各国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所取得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成就。
地中海各国社会党是以结构改革著称的，其基本思路是通过“深刻改革国家和公职部门的结构”推动社会变革，进而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300页）同西、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相比显得较为激进的地中海社会党人普遍认为，要对现实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要通过民主的选举取得国家政权，然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积极的结构改革，建立新的阶级力量对比，进而在各种结构改革取得应有成效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思想倾向，再以共同思想倾向为凭依实行更加广泛的结构改革，层层推进，象滚雪球一样最终赢得左翼的彻底胜利。到那时，社会主义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80年代初期，地中海各国社会党相继执政参政。上台伊始，它们各自都提出了一套颇能自圆其说的结构改革方案，但没过多久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后退，一步一步地放弃了。到头来，“密特朗没有改变法国，法国却改变了密特朗”，地中海各国社会党的社会变革计划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实际成效。但不可否认，它们在结构改革方面提出的一些具体的设想和主张，为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遗产。
上面对民主社会主义三类政党的社会变革观的论述，主要是分析了各类政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及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特殊服从于一般，差别只是相对的。作为同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几种具体表现，它们的社会变革观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即便是具体的政策，也有不可共通相融的地方。社会福利、参与共决、国有化、结构改革等等，在每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里都有所反映，有所提倡，只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至于微观上的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则是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他们认为，“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对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维·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由于人们主要接触的还是日常问题，仅仅凭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激情的鼓动是很难让人们去尽义务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切实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尽最大的努力，并以人们日常生活的质量状况来衡量党的政策的成败。思想只有通过艰难的日常工作才能成为现实，也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并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权力关系的制约并不如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对日常生活的过分重视和对现实改良的根本依赖，使他们时时面临原则和实践的冲突。对此，勃兰特曾无可奈何地承认，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日常工作，要十分明确地遵循根本方向是不可能的。帕尔梅也深有同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经历的一直是现实可能性同未来目标的矛盾对立。与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克赖斯基，则不无幽默地自嘲，政治理论就像一种间歇疗法，并且主要就是为那些还不能治理的事物而存在的，可现实问题总是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至。因此，尽管各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都自称“充满了承担责任的杰出勇气”，也呼吁承担责任的政策要实践和理论相互补充，目的和过程相互统一，要求“行动的基本依据与政治行为之间不允许出现鸿沟”，（参见维·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0页）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却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是从它自身的多元化理论派生而来，有的是同左右翼势力产生的冲突，有的却是其它种种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既要保住执政地位，又要经受这重重矛盾的考验，无疑会加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实用主义意识。这大概也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苦心经营几十载，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性质的改变程度甚微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