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浩[1]2016年在《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文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政制度安排体现和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在复杂的央地关系中,围绕财政-税收展开的权责斗争,一直处于焦点问题的前列。可以说,一部国家改革史,就是一部波澜起伏的财政史。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建国以来有过多次“收权—放权”的循环。当过度放权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不利于管控时,中央就倾向于收权整顿；反之,因集权过度而导致经济结构僵化、流动性低而导致社会发展放缓时,中央就重新放权以搞活市场。尽管有“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各种批评,但这些举措仍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民经济总体状况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自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重新夺回经济话语权,而地方财权大大缩水。受市场化改革驱动,地方政府建设热情高涨,但建设资金需求与可用财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投资能力。而国家《预算法》一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在这一现实矛盾下,诸多地方政府绕开法律红线,通过银行信贷、债券、信托、理财、资产债券化、融资租赁等多种渠道寻求资金支持,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的强大举债能力。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筹集到大量资金,成为经济建设和城乡发展的显着推进器,地方繁荣与活力的累加,客观上也做大做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与底气,中央乐见其成；另一方面,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地方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中央兜底的意愿下降,困难凸显。最终,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开始强力约束地方债务扩张,并通过多种政策组合,试图重建央地财政关系,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换代。本文正是试图从央地关系的核心视角,来重新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事实,理解贯穿其中的制度约束、行动选择和治理逻辑。就理论关切而言,本文的重心不是描绘当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确切规模以及治理路径,而是其背后央地关系的演化和博弈逻辑。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经验分析与规范假设并重、解释为主而解读为辅的演绎推理方法以及多阶层—多偏好的行动逻辑观察方法。本文遵循事实与学理互证,单视角与多视角迭加,历史与现实并重,宏观思考微观切入、微观进去宏观出来的多元化思考模式,层层追问,力图在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上皆有斩获。同时,本文尽力节制习见的善恶价值判断,不对地方债务的发生及规模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回到历史和事实本身,梳理央地关系的行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的发生与防控,还原为现实世界的多因素复杂互动。在研究策略选择上,本文试图将财经事件与社会变革整合研究,将地方债务的生成逻辑拓展到更广阔的学理空间中。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政府债务规模的分析,多由财政或经济学研究者完成；二是债务风险应对的应用分析,多由实务政府工作者完成。本文希望通过政治学视角的介入以及基于对历史、制度和各方行动逻辑的梳理分析,能够丰富和拓展对这一议题的理解,探讨建立跨学科综合视野的可能及路径。在写作结构上,本文做了一些尝试,将改革历程与博弈过程融合,通过文本安排来呈现某种动态结构,用“找钱-分钱、缺钱-借钱、借钱-赚钱、邀功-赖账、土地-信用、脱缰-重构”这六组核心概念,重新建立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从早期到后期,从小借小用到可能失控的分析框架。这六组概念既勾画了地方政府债务发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格局,也提供了理解这种格局的制度动因。“找钱-分钱”是财政问题中央地关系的核心；“缺钱-借钱”诠释了借债兴起的早期逻辑；“借钱-赚钱”则是地方政府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扩展行动；“邀功-赖账”形成了借债的内在动力；“土地-信用”则构成了债务做大的外在支撑；“脱缰-重构”给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判断及其治理路径。这六组核心概念表现出的时空-结构张力,构成了本文解剖地方政府债务的央地视角。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文献回顾与述评,梳理了政府债务学术研究的西方脉络,展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探寻,还带入了央地财经高官的政策表态。第二章是学理基础,辨析了从央地视角解释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四种经典理论,包括“收权-放权”策略调整的改革视角、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激励视角、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视角和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视角。第叁章以“找钱-分钱：财税改革中的央地博弈”为题,再现了1993、2001年一大一小两次财税改革的时空背景,运用亲历者回忆录的素材,对地方政府两次作弊的典型案例,勾画了央地博弈的鲜活画面。第四章以“缺钱-借钱：分税制与早期债务的形成”为题,着重回答了早期乡镇债务兴起的逻辑。第五章以“借钱-赚钱：融资工具创新与地方债务走高”为题,将经济改革新时期的地方债务激增,理解为融资工具创新。第六章以“邀功-赖账：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的正反激励”为题,对地方债务攀升的官僚集团行动给予了学理解释。第七章以“土地-信用：地方政府债务的杠杆放大”为题,描绘了地方债务最终走到惊险高度,依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和政府效用,它在释放治理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和城市焕然一新做出了重要积极的贡献。第八章以“脱缰-重构：债务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新格局”为题,解读单一制架构的中央政府如何在逆境下挽回局面的出牌路数。最终的结语,简要讨论了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竞争性地方政府,走到了由盛而衰的新拐点。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局面,争取做到权责相匹配；完善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打破GDP至上论；不断拓宽地方政府合法举债渠道,授予地方政府以发债权,保证投融资机制健康运转；规范债务管理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实施预算硬约束,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李丹[2]2017年在《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债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且具备一定金融属性,作为不同层面的重要交界点,备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虽各有侧重但尚未就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达成共识。本文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定位为“如何在通过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合理量化实现风险有效防控基础上,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按照“确立问题→剖析问题→理论框架→理论推演→实证检验→理论拓展→现实总结”的逻辑架构展开系统性分析,侧重于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展开,基于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考虑,构造一个有利于宏观调控的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系统框架,结合我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现实特殊性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经济、财政以及金融不同层面的良性循环确保政府债务可持续,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本文的第1章首先确立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合理量化”,并对此进行叁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如何理解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其研究的主体或具体为政府债务范畴?第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或具体为如何体现我国政府债务属性?第叁,契合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解的具体研究手段以及逻辑架构?按照此脉络,本章系统给出文中采用的政府债务相关概念以及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本质的理解,并按照“政府债务研究的财政视角、经济视角以及金融发展视角”对国内代表文献进行归并概总,以及遵循“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债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主线对国外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我国政府债务属性以及契合研究手段,梳理全文研究逻辑。具体地,对应第一层次的思考,文中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质归结为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体现,前者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后者是政府债务风险的上限标准,两者间的空间即宏观调控在政府债务方面的政策回旋余地,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体现;同时,考虑到我国存在地方债风险转嫁中央政府的潜在可能,文中使用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广义政府债务概念。对应第二层次的思考,将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定位为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的综合性命题,不囿于就债务论债务,放置于大宏观框架中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基于财政反应函数确立从“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到“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的路线,并进一步纳入经济、财政以及金融层面的不同因素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拓展,对应第叁层次的思考。(二)本文的第2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纳入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并结合外生静态政府债务限度分析,风险可控则政府债务可持续,将其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初级层面的量化。文中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测度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基于马约经验风险外生上限测算出地方债风险临界值,间接测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初级量化。此外,通过政策模拟分析经济景气变化、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具体地,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指标的聚类分析获得我国经济景气变化分布,具体划分为经济低迷、经济过热和经济常态。其次,基于经验递归模型获得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发现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但风险分布呈现出一定不对称性,当经济处于常态时,主要呈现出短期公共资金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而当经济低迷时则表现出债务螺旋倾向。最后,基于地方债风险临界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债实际存量整体上不断靠近临界点,扩张空间收窄,但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方债增长呈现出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超常规增长趋势,在未来十年存在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此外,经济景气是决定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本质因素,同时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受金融市场、政府预期与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影响。(叁)本文的第3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探讨如何深入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有序推进,其中关键在于如何体现政府债务限度的内生性。文中在考虑政府财政调整能力存在限度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具体特征构建适用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并结合政府预算约束获得内生性政府负债上限,进而通过分析财政反应阶段性变化、政府负债均衡点情况以及不同经济状态对应财政空间测算深化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研究。具体地,结合我国政府负债历史较短、负债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以及表现出的基本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先轻微上升后下降的财政反应特征,将其界定为“财政疲劳”初始阶段,即我国初现“财政疲劳”迹象,发现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更好拟合我国财政反应现实。同时,我国财政调整成本尚未达到一个必要水平难以维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即现阶段我国仍存在财政空间配合宏观调控。文中结合1981年-2012年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发现我国财政空间呈加速缩减趋势,2010年出现触底倾向,且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滞缓会进一步缩减财政空间。进一步结合经济仍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对2016年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在1%显着性水平下,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下存在10.45~10.65个百分点的财政空间,而未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则存在10.63~10.83个百分点财政空间。(四)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则对应我国政府债务是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综合命题的定位,基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框架,进一步纳入不同层面的因素,将我国政府债务属性和理论框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拓展研究。具体地,文章主要包括财政后备设置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居民储蓄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分别对应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在梳理不同层面各因素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机理的基础上,具体围绕财政后备的合理配置、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净效应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间关联展开,并通过各因素对财政反应特征、财政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与财政调整间联动性,分析不同层面如何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具体地,本文的第4章侧重于财政层面纳入财政后备因素,政府进行财政后备资金的配置需考虑“收益性”和“成本性”共存的现实,即在缓解不确定性带来政府债务风险扩放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但也面临资金安排过量降低使用效益的风险。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财政后备尚未达到最优存量,随财政后备金率提高,我国财政后备上升改善财政反应的“垂直效应”加速抵消增加财政调整成本的“水平效应”,纳入财政后备使得经济低迷时的财政空间上升8.85%,经济处于常态时上升8.59%,且现阶段提高财政后备改善财政反应的边际递减效应并不显着,政府可提高财政后备金率作为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缓冲构建的有效尝试。本文的第5章侧重于经济层面纳入居民储蓄因素,考虑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两面性,既具有作为政府债务融资的储备金职能,弥补财政账户,增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可能因过度储蓄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得经济总量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难以匹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过度积累倾向,居民储蓄的“储备金”效应被过度居民储蓄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闲置”效应覆盖,综合呈现出缩减可用财政空间趋势,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居民储蓄呈现出财政调整的顺周期性进一步降低可用财政空间,和经济处于常态相比,使得财政空间缩减量增加1.33%。因此,有效转化我国居民储蓄,使其不断向既能作为财政赤字的国内资金缓冲项以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储蓄过高而难以实现系统内资金有效配置的最优值靠近,通过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是增大可用财政空间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第6章则侧重于金融层面纳入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梳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直接渠道,包括稳定金融资产价格、改善中央政府融资环境以及缓解地方债到期偿付压力,展开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主要通过“筹资能力”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动态调整均表现出改善政府融资环境、扩大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积极效应,且不易受财政政策冲击,不仅可缓解经济景气变化带来的长期均衡震荡,实现对周期性风险波动的主动防控,同时有助于改善财政调整,提高政府可承担的长期负债水平。同时,现阶段纳入金融市场发展使得政府财政空间上升2.4%,且不易受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的消极影响。此外,历史上较大危机后,我国财政防范措施的不同会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短期波动的显着差异。
钟兴文[3]2001年在《积极财政政策下的中国政府债务管理研究》文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以税收政策、财政支出政策以及国债政策作为政府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使衰退的经济走出低估。针对199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低迷不振、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我国采取了以增发国债，增加财政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国债规模（内债）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递增，国债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经济运行的功能日益凸现。时至今日，我国国债已不只是弥补赤字、扩大政府支出、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而且已成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手段和金融机构资产管理的一种信用工具。但是，由于我国国债管理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国债发行与管理上出现了某些问题和失误，致使在我国国债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的偿债负担已相当沉重，对举债的依赖程度也逐年增加。 “十五”期间我国仍将继续实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规模仍将继续扩大，在此形势下，提高政府债务管理者的水平，建立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国债发行市场和交易活跃的国债流通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现代经济理论和投融资理论为工具，以国债筹资成本优化为研究主线，从国债发行管理、期限结构设计和偿还管理等主要方面，对我国国债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主要内容和相应结论如下： 一、从债务指标来看，我国国债规模不大，国债发行仍具有相当的空间。我国虚弱的银行体系无法将稳定增长的储蓄存款有效地加以中介利用，以促进经济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国债发行盘活银行资产是一明智之举。另外，一定规模的可流通国债也是促进我国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二、我国中央财政债务负担沉重、支出过于依赖举债，形成此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薄弱的政府债务管理。而债务管理上的薄弱突出表现在国债发行设计上。国债发行设计包括发行方式的选择、发行利率的确定，期限品种的搭配以及偿还方式的选择等环节。 叁、目前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国债筹资成本优化。债务负担就是利息的负担，国债发行设计不当所导致的财政利息负担的增加应引起政府债务管理者的足够重视。我国国债利息支出（筹资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国债利率长期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期限选择没有与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相适应。国债期限结构不合理造成大量本可避免的利息支出，削弱了国债对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发挥。浙江大学博上学位论文、积极财政政策下的中国政府债务管理 四、应通过合理的国债发行设计，逐步加强国债的金融功能、提高国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分布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为保证国债顺利发行，国债的发行条件要符合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投资者的偏好。 五。不同国债发行条件的筹资效率和成本也不同，没有一种固定的国债发行模式适合于所有国家。在发行方式上，我国应逐步提高国债发行的市场化程度，采用“招标发行为主、承购包销为辅”的方式。在期限品种选择上，以凭证式中长期国债为主，同时增加可流通记帐式短期国债的发行量。在付息方式上，应以贴现和附息国债为主。在市场利率波动较大时，为规避利率风险，可发行国债利率与CPI挂钩的指数国债。 六、由于资金的时间价值，单利率并不适合于可流通债券的定价与交易。采用单利率作为债券投资收益与定价的标准和依据，不仅容易误导投资者，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我国应尽快以内部收益率IRR（也即复利率）标准作为衡量债券投资收益和债券定价的依据。 七、发行外债的目的在于利用国外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分析表明，我国衡量外债规模的各项指标均处于安全线以内。长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80％以上，外债结构搭配较为合理。外债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控制汇率风险。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借债对象和发债市场、争取有利的贷款条件来减少外债债务负担。 本文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提出了国债筹资成本优化的概念，即在满足政府筹资要求和兼顾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发展需要的条件下，以国债筹资成本最小化为指导思想来进行国债管理各环节的设计和安排，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也给出了国债筹资成本优化的国债发行数学模型。其次指出债务管理者不应只着眼于国债的筹资功能，还应发挥和挖潜国债的金融功能，促进我国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发展。最后针对单利率标准在债券流通市场中的局限性，论证了采用复利（内部收益率 IRR）标准在债券投资和交易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刘杰[4]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张海星[5]2006年在《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防范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所产生的财政风险,就会发现这种财政风险通常是和或有债务相连的。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忽视这种“隐性”财政风险,其对财政状况和政策的分析肯定是不全面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近几年都在加强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并明确提出了在政府财政报告中披露有关或有债务的信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政府或有负债问题,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新西兰、捷克、美国、加拿大、南非、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力图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来防范或有债务与财政风险的累积和爆发。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活动的一部分内容,不能涵盖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尤其是对游离于预算体系以外的政府或有债务缺乏有效的确认、量化、报告和披露制度,使得这一部分债务不断累积,并逐步转化为政府的直接负债。这将对政府财政的稳健运行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和解决各级政府的或有债务问题,特别是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技术监测,对减少国家财政风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或有债务的分析框架,并把它放置于我国渐进转型的特殊的制度背景之下。在此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政府在渐进转型中形成的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或有负债体系,进而通过“时间赎买”策略和“补偿替代”模型,从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解析了我国或有债务的形成机制。接下来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以东亚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政府隐性外债造成的金融危机,并对我国隐性外债进行了反思。之后,又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对我国或有负债的规模及其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最后本文提出在明晰政府行为风险责任与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应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对传统的政府或有负债体系进行改造,以防范和化解财政(公共)风险。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政府或有负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析,是探索这些问题解决办法的逻辑起点。本文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公共部门赤字的融资方式入手,在借鉴汉娜(Hana Polackova Brixi)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行了分类,从而引出了本文对政府或有债务的研究口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政府的双重主体身份(经济主体和公共主体),并从经济学和会计学两个层次对政府或有负债进行释义,指出政府作为公共主体要面临法定(显性)和推定(隐性)的两种或有负债;政府或有负债具有不确定性、时效性的特点,并受政府的主观评价的影响,但它主要不是由政府自身的行为引起的,且大量的表现为推定的或有负债形式;制度安排、财政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承担的稳定、发展、转轨的重任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渠道;政府担保(隐性和显性)是或有债务的重要承载形式。对中央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发现;在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积累的大量隐性、或有负债是依托于一种特殊的载体而存在的,这种特殊的载体就是政府构建的隐性担保体系。这一隐性担保体系表现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对国有银行体系的隐性担保、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隐性担保、对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和对养老金隐性负债的偿还义务。对地方政府层次的或有负债考察,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负债有其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和财政体制要求。但在无法定融资权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以“多元化融资”等多种名义举借,形成了大量的或有债务。通过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或有负债的规模、结构、投向等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本文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经济发展和债务管理等多方面分析了地方或有债务的成因。从中国渐进转型的制度变迁中解析或有债务形成的特殊路径。本文通过对前苏联、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样本分析以及中国情况的大量实证性研究,证明了中国政府确实在经济转型期内积累了大量的或有债务。在渐进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时间赎买”策略推迟了财政支付的过程。在短期内,财政支付的推迟又是通过过度积累隐性、或有债务的形式完成的。在收付实现制的财政预算体制下,将本应在预算内进行的财政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准财政活动”的形式部分地替代了政府预算内的支出,其结果必然是缓解了当前的财政压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现为较低的赤字和负债率,然而获得这种财政绩效的代价却是长期财政成本的增加和未来财政风险的加大。本章最后用“补偿替代”模型验证了上述结论。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开放背景下,本文发现;政府或有负债是以隐性外债的形式存在的,它表现为政府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对外借款提供的隐性担保。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隐性外债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演和分析了在东亚发展模式下,政府通过准财政行为对银行和企业提供的大量隐性担保,使后者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从而诱发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我国也有以不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外债,且数额可观,亚洲金融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从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分析政府或有债务。传统的财政分析方法只局限于财政预算内收支和显性赤字与债务的研究,从而忽略了隐性及或有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即使考虑到这方面的影响,也仅仅是就债务而论债务,而没有涉及到政府用于还债的资产状况。本文采用财政可持续的分析方法,在广义资产负债框架下,对包括政府隐性、或有债务在内的综合负债水平和政府可用于还债的各类资产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对全国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评估。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我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资产负债率尚且适度,而在或有负债和综合债务层次上却都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和财政风险。(2)从债务构成看,隐性及或有债务风险要远远大于直接显性债务。(3)从债务主体看,地方债务风险大于中央债务风险。(4)而从动态的角度看,政府债务仍然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在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政府或有债务引发的道德风险和制度性公共风险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防范或有债务风险的经验做法和对我国的启示。财政创新与风险控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或有债务(特别是政府担保)是一种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支持手段,要想提高这种财政杠杆的融资效率,规避或有债务造成的财政(公共)风险,就必须从制度、管理和技术叁个层面上进行财政创新;(1)构建防范政府或有债务风险的制度路径。包括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增强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化国企改革,建立风险与利益的对称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处理和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有步骤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粮食流通体制,逐步消化亏损挂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渠道,分类化解债务风险。(2)建立化解或有债务风险的的管理系统。包括完善政府担保机制;披露政府或有负债信息;实施或有负债的预算管理;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或有债务风险;建立或有负债的风险储备金制度。(3)探索预警或有债务风险的技术检测方法。一是运用风险概率、保险精算、计量经济模型、或有权益分析等技术探讨量化或有债务的方法;二是尝试建立综合债务口径的财政风险预警和监测的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应包括基础数据库、宏观总量指标、微观预警指标、风险预期指标和政府承受能力指标。
张徐[6]2010年在《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研究》文中指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政府主权外债的举借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主权外债作为外债举借的一部分,缓解了国民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推动了出口,扩大了投资,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整体增长。同时应看到,对外举借主权外债具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繁荣,也可能会带来债务危机,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主权债务危机,犹如地震经常发生。债务危机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在过去50年一直局限在新兴国家的国际债务危机逐渐在部分发达国家中爆发,主权债务违约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近期,在迪拜和希腊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升级为欧洲债务危机,表明如何防范和化解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的要求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是如此,甚至一些超级发达国家都面临主权外债偿付困境。一些数据令人瞠目,例如,截至2009年11月底,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2万亿美元,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为84.8%；而日本的国家债务总额截至2009财年(2010年3月底结束)年底,已增至882.9235万亿日元(约92.8日元合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9%,位列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之首；此外,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31日的财年当中,英国财政赤字上升至近1530亿英镑,英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68.7%,创二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巨量债务问题已经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容易受到攻击的经济软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的债务规模这么大,这些政府还要继续借款呢?笔者认为,资金就对于这些国家就像血液一样宝贵,这些国家的经济需要不断的输血才能保证其经济命脉的延续,这就显现出一些饮鸠止渴的蕴意。主权外债是政府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外债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重点关注的问题。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使得许多专家有理由相信：如果当前的希腊危机愈演愈烈,不排除引爆第二轮金融危机的可能,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累积的高债务水平或导致下次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危机。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经济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必需强化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笔者对比了20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的债务危机,发现政府主权债务风险管理疏忽和外部冲击是危机的主因。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首席经济顾问迈克.穆萨(Michael Mussa)针对阿根廷危机指出主权外债拖欠使得一个有能力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巨资的国家也会陷入无力偿债的困境。实践证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执行很多方面同政府主权外债管理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政府没有实施审慎的政府主权外债政策,没有有效地控制、管理政府主权外债风险才潜在地为引发债务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历史和现实中,各类国家债务危机案例提供了丰富的教科素材,反面证明一国政府没有实施审慎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有效地控制、管理公共债务,必然产生引发危机的隐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和近期债务危机的特点,为我们总结经验和借鉴启示贡献了较好的参考,笔者希望中国能从这些教训中得到必要的警示。债务危机使得冰岛面临国家破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手解救；迪拜债务危机中,阿布扎比酋长国百亿美元为其输血救援；希腊债务危机,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开展救助。面对越演越烈的全球债务危机,人们不仅要思考,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出现债务危机,谁会来救赎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发展的要求,笔者相信,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借用政府主权外债,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并且,鉴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借用长期政府主权外债已逐渐进入偿债期,这促使我们必需越来越重视自身主权外债的风险管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主权外债进行科学管理,防范和化解金融经济风险,从而维护国家社会经济安全。从某种角度讲,中国是发展中债务大国,并且具体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坚持既定的政策,继续借用并利用好政府主权外债,保持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需要更加科学有效管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陆续举借的20年-30年的长期主权外债已经逐渐到期,而地方债务还款问题仍然时有拖欠,老贷款还款困难导致的历史累积风险,以及非盈利性项目的偿还资金不足等问题已是亟需管理层着手化解的难题。但是,我们看到,中国举借政府主权债务已经30余年,但至今尚无统一的外债政策制、无统一的管理协调专业机构、无外债立法、甚至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预警检测信息管理系统等等,如此多的实践空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所以,有必要在继续保持政府主权外债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调加强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维护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根据自身的国情,通过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审慎地控制、管理政府主权债务,才能避免主权债务危机。本论文选题是“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研究”,主要研究我国政府主权外债的风险运行情况以及风险管理加强。论文通过系统、深入、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力求对我国政府主权外债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价,主要任务就是试图对其中若干重要问题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性的研究,并对其加以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解释,并在系统总结国内外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经验、教训的同时,提出一系列加强我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国际视角的外债管理比较研究,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面临的风险种类和程度考察,主权外债管理的现实问题及强化风险管理的措施和手段创新。遵循上述思路,本文首先研究政府主权外债管理的一般规定性及其运行机制；其次,引入社会制度分析,分析考察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影响；再次,进行事例实证研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中国政府主权外债的风险种类和运行机制。第四,研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所需的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手段、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的防范以及政府主权外债管理同宏观调控的协调；最后落脚到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上。论文主要通过收集、分析历史及国外材料,探求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发现其内在联系,采用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外债管理模式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和纵向改革深化的探讨,从而从抽象到具体提炼出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需要的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强化的手段和措施。此外从国际借鉴研究强化和协调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将起到有力的论证作用。论文通过归类整理国内已经有大量的理论成果,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国二十多年来的举债历程,在综合近年来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就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和阐明强化风险管理的基本思路。结合自己多年的政府主权外债管理经验开展深入研究,笔者认为,我国的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应当主动关注政府主权外债增量与经济环境的和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相机抉择,一方面通过强化政府主权外债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由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实行有弹性开放式的债务风险管理,不仅可以实现一国政府既定的经济保障目标,甚至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笔者还认为,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防范和化解绝不仅在于当债务风险发生或主权债务危机出现时的应对策略探讨,更在于注重现有的条件和技术手段下,如何防范和规避风险,这也是适应国际金融政策体系变迁、建设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构建和谐国际社会的需要。目前,许多国家遭受了或遭受着主权债务危机,其过程是痛楚的,国家信誉受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经济迅速滑坡,任人指手画脚,仍不知拯救从何而来。因此,唯有事先做好自身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从被动应对过渡到预期管理,才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刘畅[7]2017年在《财政空间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2016年全球债务水平再创新高,达到152万亿美元,风险已处于较高水平,财政可持续的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广泛关注。财政空间是财政与空间概念的结合,是现有财政状况下,政府当前及未来作出财政调整所能使用的空间。财政空间管理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调控经济,二是防范风险。财政空间管理的核心是对财政空间的拓展和优化,为政府的财政调整留出充足的空间。因此,加强财政空间管理能够有效调控经济,防范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能力。财政空间主要包括有形财政空间和无形财政空间,有形财政空间的管理以控制债务规模和赤字率水平,增加财政调整可利用的财力资源等方式为主,无形财政空间的管理则从管理制度优化,加强财政纪律,提高财政政策绩效,建立中期预算框架等方面着手。财政空间管理就是对当前财政空间的优化和拓展,在既定空间内发挥政策的最大效果,防范经济风险,实现财政可持续的目标。目前,我国财政空间管理以债务和赤字率水平的管理为主,管理还有待提升,财政空间管理的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加强财政空间管理不仅能够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而且有助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发挥。经济新常态下,加强财政空间管理研究尤有必要。本文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出发研究我国的财政空间管理,首先,对财政空间的内涵,影响财政空间的因素以及如何评估财政空间进行理论分析,并对财政可持续性与财政空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对我国的财政空间进行评估,对财政空间管理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当前我国财政空间管理面临的问题和不足,对财政可持续状况较好的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等国家的相关做法进行借鉴;最后,结合国外财政空间管理的经验,提出构建财政空间管理框架,完善财政法律法规和拓展财政空间的建议,以期通过财政空间管理提高我国财政的可持续能力。
杜威[8]2006年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分类号：F812.7 单位代码：10140密 级： 学 号：10140202029
孙焓炜[9]2012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也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为抵御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动荡,政府重启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实施的侧重于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此轮积极财政政策以“减税”和“增支”为主要内容,在这种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初显成效,但是通货膨胀风险也开始浮现。回顾中国经济始于2003年的上升期以及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逆转,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由此浮出。为何中国本轮通货膨胀始终是“结构性上涨”?为何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CPI骤然加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但是货币超发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表征,本文将从积极财政政策的角度探究通货膨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Friedman曾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从政策制度上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问题是何为通货膨胀?判定标准是什么?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机理和治理的策略,货币主义者与财政主义者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财政主义者则认为财政政策性质的决定了通货膨胀是否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们认为当政府采取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时,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新古典综合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没有风险。只有当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发挥出来之后,才存在诱发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将成为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Woodford(2001)认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叁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果政府采取非李嘉图性财政政策,则不能搭配积极的货币政策,而应该选择被动型的货币政策。第二层含义是积极货币政策搭配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放弃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组合。第叁层含义是将第二层含义进行完善,将始终位于通货膨胀目标附近的局部唯一解变成全局唯一解。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当通货膨胀水平很高时,央行将迅速提高利率,排除通货膨胀的螺旋性上涨风险；当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政府将履行赤字政策,排除通货紧缩危险。所以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回顾200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2008年至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至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组合符合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吗?如果不符合,可能的后果怎样?若经济中潜在产出接近实际产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的产生,但“潜在产出”并不是一个常量,实证方法求出来的只不过是描述已经发生的“潜在产出”,并不能反映未来方向上的“潜在产出”。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变更、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可能改变“潜在产出”。这便是我们提出第叁个问题：中国的潜在产出是否发挥?赤字财政政策的容量究竟有多大?当前情势下,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动荡,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众多渠道影响中国经济。而在国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会慢慢显现。因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增支”、“减税”对收入支出结构的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决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的研究提供一个既具备理论基础又包含实证基础的坚实框架,并得出以下结论。(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归结为适应性通货膨胀,现期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前期通胀的滞后影响,尤其在其与产出缺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中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社会总需求逐渐超出社会总供给,存在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风险。而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国内通货膨胀存在的情况下实施的,使用不当将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本文通过价格水平决定的财务理论(FTLP)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是否引起通货膨胀现象更多的还是应该取决于其政策的选择,如果政策是非李嘉图式财政政策,那么通货膨胀现象将是一种财政现象。对中国现阶段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李嘉图等价不成立,且不会对经济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会造成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滞后2期时最为突出。(3)中国的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存在波动性,但其波动性并不是很大,不存在实际产出长期大于或者小于潜在产出的状况,而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因果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产出缺口再次由负缺口向产出正缺口转变,由于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将会加大。(4)本文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财政支出规模与通货膨胀有着正相关关系,而税收则与通货有着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或减税额度超过一定限度,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
宁宇之[10]2015年在《中国现阶段财政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迅速,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调节作用不断增强,但由于一直以来财政收入缺乏稳定增长机制,为改善财政运行现状而采取的扩大债务发行的财政政策使得政府的债务负担和财政支出压力日趋沉重。财政制度本身的运行缺陷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后出现的多种不确定因素进一步扩大了财政风险。财政风险的不断累积将引发财政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形势与社会整体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财政风险的评估和监控机制以规避和防范财政风险。财政风险评估是世界各国财政运行和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较为迫切的问题,目前有关财政风险评估和预测机制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对财政政策运行过程及实施效果的及时评估和监控,能够使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提前发现并规避所面临的财政风险。本研究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对中国财政风险的内涵与类别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财政风险的内涵、特点和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财政风险评估系统的构建原则、功能结构和运行模式,通过借鉴国际财政风险测度研究经验,选择了适合中国财政运行模式的评估方法。研究根据科学的财政统计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建立了包括直接显性风险、或有显性风险、直接隐性风险、或有隐性风险在内的中国财政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运筹学中的层次分析理论(AHP)系统地构建财政风险评估系统并结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风险指标进行区间映射和确定权重,构建了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财政运行特点的非参数模型财政风险评估系统,计算得出各风险子系统的风险指数值和总体财政风险指数值,对中国财政各子系统的风险和财政的总体风险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估,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的总体风险在2002至2008年一直处于“轻警”状态,2009至2014年财政风险迅速攀升并到达“中警”区间。这是由于前半期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长期稳健增长态势,财政收入的部门结构和级次结构均属正常且较为稳健,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于财政支出增长率,财政赤字在合理区间范围内,因此各项财政风险指标均属正常范围。而后半期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受到较大波及与冲击,中国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了财政赤字和投资性支出,使得财政风险急剧上升。通过对中国未来财政风险的预测研究发现,中国财政的综合风险总体上面临着较快上升的趋势,其中或有隐性风险值处于重警状态,在财政总体风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和中国财政政策转型的影响,财政风险问题不容忽视,有必要充分利用财政风险评估系统及其预测模型,采取相关的财政政策与风险防范措施监控和化解财政风险,尤其是控制和管理好相关的或有隐性风险,确保财政政策的平稳运行和宏观经济整体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科学地构建了适合中国财政运行特点的财政风险评估系统,基于实证分析对未来中国面临的财政风险做出了预测与展望,提高了模型在评估过程中的实际效果。研究立足于运筹学中的非线性评估系统,运用层次分析法作为财政风险评估的主要方法来构建财政风险评估模型,打破了线性评估模式的局限,取得了比单—化宏观经济模型预测更为有效和准确的评估结果。通过建立财政风险评估系统对决定财政运行风险的各项经济指标进行数量化描述和即时监控,对有效地防范财政风险和保持财政可持续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对中国财政风险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防范与化解财政风险的对策及财政风险评估系统的应用前景,为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D]. 王志浩. 南京大学. 2016
[2]. 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D]. 李丹. 吉林大学. 2017
[3].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中国政府债务管理研究[D]. 钟兴文. 浙江大学. 2001
[4].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研究[D]. 张海星.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6]. 中国政府主权外债风险管理研究[D]. 张徐.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0
[7]. 财政空间管理研究[D]. 刘畅.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
[8].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研究[D]. 杜威. 辽宁大学. 2006
[9].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D]. 孙焓炜. 武汉大学. 2012
[10]. 中国现阶段财政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问题研究[D]. 宁宇之. 辽宁大学. 2015
标签：财政与税收论文; 证券论文; 国债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或有债务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主权债务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风险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或有负债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负债融资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