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兴替及其动因——以出土文献为新材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词论文,动因论文,新材料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量词丰富是汉藏语系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汉语中量词丰富，用法灵活。但量词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由其它词类语法化而来的，原词类的语义特征往往滞留在量词中，影响着它同名词、动词之间的双向选择。而泛指性量词是量词体系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其原有的语义特征几乎消失殆尽，适用范围极广。纵观汉语量词史，真正的泛指性量词只有“枚／个”两个，这是由其语义基础所决定的。
对于量词“个”的历时发展，吕叔湘先生首先考察了其近代汉语的发展情况，[1][p145]洪诚先生继之考察了其语源及唐以前的发展，[2][p139]王绍新则考察了唐代的应用。[3][p98]对于量词“枚”，张万起对其产生和历时演变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4][p208]但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用‘个’字称数物件，汉末已有，它的应用范围如何，现在已难于详究。”[1][p147]限于传世文献材料的研究，对于二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兴替的具体情况还没有更细致的论述，对于二者产生与兴替的动因更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①而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同时资料”。我们借鉴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将泛指性量词置于甲金、简帛、吐鲁番及敦煌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的视野下，进行了尽可能的综合性全面考察：
1.从泛指性量词“枚／个”的历时发展看，二者产生伊始就是泛指的，并不存在从专指到泛指的发展过程。
2.量词“枚”源于其“算筹”义，而非其本义“树干”。用作量词始见于汉初，无论有生、无生之物都可称量，使用频率很高，故其成熟时代不是刘世儒、张万起诸先生提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应是汉代。“枚”在汉初迅速扩张的动因在于语言对量词的需求与量词发展滞后的矛盾，但它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失去了范畴化等功能，因此在唐至五代量词系统成熟时完成其使命而基本退出舞台。
3.“个”本是“介”的变体，产生于先秦，源于其“单独”义，适用范围亦很广；“個”产生于汉代，是其后起字；“箇”源于“竹枚”义，产生不晚于汉初；魏晋时期三者合流，最后书作“个”。汉魏时期语义滞留原则决定了“个”在和“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唐以后随着旧质的“枚”的紧缩，为适应语言中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个”迅速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
4.“枚／个”作为泛指量词的时代是互补的，以唐为界。二者兴替的动因在于量词分工的发展和人们对泛指性量词需要之间的矛盾：随着量词系统的发展，分工的细密，为解决量词短缺而兴起的“枚”迅速收缩；但量词分工的过度细密，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语言中仍然有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于是在词汇更新机制的作用下，“个”迅速成长为新的泛指量词。作为泛指量词兴起动因的不同决定了“个”与“枚”不同的发展趋势，既不会像“枚”一样日趋收缩，也不会彻底取代其他量词。语言表达明晰性和趋简性的矛盾决定了量词丰富多彩与“个化”的对立统一。
一 量词“枚”的语源与历时发展
关于量词“枚”产生的时代，孙锡信[5][p280]、陈绂[6][p34]、王绍新[3][99]等认为先秦已见的观点还可商榷。从传世先秦文献看，仅《墨子》有8例，但王力先生指出：“（这些篇目）非墨子所作，当系后人所伪托。”[7][p35]李建平考察了出土先秦文献，仅1见，书作“坆”：[8][p46]
(1)《仰天湖楚简·遣策》15：“一坆韦之
。”
饶宗颐先生认为：“坆通枚。……一坆殆指一枚。”[9]但该简文字多无法辨识，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量词“枚”在先秦已产生，作为适应能力如此强的量词，不可能仅见于《墨子》，且又仅见于存疑的篇目中；反之，如果从汉初量词“枚”的广泛应用看，恰恰说明这些篇目的成书当在汉初。
量词“枚”产生于汉代是没有疑问的，但两汉400多年，似嫌过于宽泛。张万起据《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量词的广泛应用推断：“汉代中期量词‘枚’用法已相当丰富，决不是处在产生的初期阶段，它的产生时间当远在汉初或更早一些。”[4][p210]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综合考察，可以确定其产生的具体时代就是在西汉初年。
从传世西汉文献看，量词“枚”的使用频率仍然不高，我们考察了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说苑》、《新书》、《新序》、《盐铁论》、《法言》、《新语》9种文献，其中量词“枚”仅6例：②
(2)《史记·货殖列传》：“木器髹者千枚。”
(3)又，《扁鹊仓公列传》：“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4)又，《龟策列传》：“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
(5)又，《田敬仲完世家》：“若寡人之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
(6)《太平御览》卷五百引《新序》：“昌邑王治侧铸冠十枚，以冠赐师友儒者。”
(7)又，卷七百十引《新序》：“昌邑王征为天子，到营阳，置积竹刺杖二枚。”
传世东汉文献用例仍不多见，《论衡》中仅有2例；到写定于东汉末的《东观汉纪》中用例方始稍多，也仅9例；此不赘列。
但是，同时代的简帛文献中量词“枚”却已非常常见，写成于文帝至景帝时期的《凤凰山167号墓汉简·遣策》中即有37例，如：
(8)简18：“柯二枚。”又，19：“酱杯卅枚。”又，20：“盂四枚。”又，21：“炙卑
四枚。”又，24：“小脯检一枚。”又，26：“三斗壶二枚。”又，28：“墨杯廿枚。”又，29：“小杞一枚。”又，32：“大柙一枚。”又，39：“一石缶二枚。”又，40：“浆罂二枚。”又，41：“灶一枚。”又，42：“囷一枚。”又，43：“盎二枚。”又，44：“酒罂二枚。”又， 45：“釜一枚。”又，46：“甗一枚。”
写成于文帝至武帝间的《凤凰山8号墓汉简·遣策》已出现了称量有生之物的用例：
(9)简158：“鱼五枚。”
王力先生认为：“在起初的时候，‘枚’字似乎只指无生之物。……后代一般仍指无生之物。”[7][p35]但《史记·龟策列传》可以称量“龟”，汉简中可以称量“鱼”，可见汉初“枚”用作量词已较成熟，并不限于无生之物。但是，并不能由此推断其产生时代更早，我们对秦以前的传世和出土文献的全面整理考察中，并未见确切用例。
“枚”作为量词的语源，亦聚讼纷纭。《说文·木部》：“枚，榦也。”其本义是“树干”。王力先生认为：“枚字的本义是树干，引申为单位词，树一棵为一枚。……而现存的古书中，没有树一棵为一枚的例子。”[7][p35]“枚”用作“树”的量词并非不存，只是很罕见，张万起举出《汉书》、《后汉书》中的4例。[4][p210]从出土文献看，两汉简帛文献亦有3例：
(10)《未央宫汉简》35：“业柏树一枚。”
(11)又，50：“□□有柏树二枚
”
(12)《居延汉简》240.4：“□树一枚。强□园少半□”
但汉初“枚”作为泛指量词已相当成熟，而两汉称量“树”的用例却如此罕见，故其是否源于称量“树”的单位从文献用例中得不到参证。从汉代简帛用例可以看到，“枚”在产生之初适用范围就很广泛，既广泛适用于无生之物，也广泛适用于有生之物，也就是说量词“枚”产生伊始就是泛指的，不存在从专用到泛指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赞同刘世儒的观点，量词“枚”并非源于其本义“树干”义，而是源自其引申义“算筹”。[10][p76]《尚书·大禹谟》“枚卜功臣”，孔颖达疏：“今人数物云一枚两枚，则枚是筹之名也。”“枚”由名词“树干”义引申为计数的工具，再由“算筹”之义引申为量词。由于“枚”作为“算筹”之用，是计数的辅助工具而不区分具体事物，所以具备了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而这一语义基础决定了“枚”在产生伊始就是一个泛指量词。
两汉时期，量词发展仍不成熟，很多事物还没有专用量词来表示，但量词的使用却逐渐变得必不可少起来，例如成书于汉初的《马王堆3号墓汉简》中有称数结构524例，使用量词的“名·数·量”结构和“名·量”结构总计320例，占总数的61%；我们对成书时代明确的其他23种汉简的称数结构做了全面统计，其中使用量词的597例，不用的594例，二者平分秋色。③语言对量词的需要和量词发展的滞后之间产生了矛盾，迅速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是采用拷贝的方式，但如李宇明所论，拷贝型量词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另一方面，大量的同形同音现象不仅模糊了名、量两类词的界限，也不合一般的语言听感。[11][p31]另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采用一个泛指量词，而“枚”由于其特殊的语义基础，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满足了语言交际的需要。这种“填空子”的性质在汉初简牍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凤凰山8号汉墓与167号汉墓墓葬时代均为文帝至武帝之间，8号墓《遣策》共有简176枚，现代汉语中当用量词的情况凡96例：其中16例使用了传统量词，有“乘”（2例）、“匹”（3例）、“艘”（1例）、“合”（9例）、“枚”（1例）5个量词，80例不用量词；而有趣的是，167号墓《遣策》此类情况62例：17例使用了传统量词“人”（12例）、“乘”（1例）、“两（辆）”（1例）、“匹”（1例）、“合”（2例），8例不用量词，其它37例均用量词“枚”。可见在同时代的同类文献中，有的不用量词，有的则可以用量词“枚”。这一方面说明“枚”填空子的功能；另一方面说明“枚”在汉初就是适用范围极其广泛的泛指量词，但还未被时人普遍接受。
时代稍后的《居延汉简》（包括《新简》）凡179例，《敦煌汉简》凡15例，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自由应用于无生、有生之物，无生之物包括各种器皿、席子、皮革、木制品、钱币、兵器、衣物、封签、绳索等等，有生之物既包括树木等植物，也包括狗、鸡、鱼等动物。无生之物用例传世文献常见，此不赘列；有生之物用例如：
(13)《敦煌汉简》1168：“不移转牛凡三百廿九枚，见二百枚不付。”
(14)《居延汉简》274.26A：“出鱼卅枚，直百。”
(15)又，5.12：“入狗一枚。”
(16)《居延新简》EPT2:31：“鸡一枚。”
可见，泛指量词“枚”在汉初已广泛应用，汉代中期臻于成熟。
魏晋至唐，量词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规范，我们考察了目前已公布的8种魏晋简牍，其中《旱滩坡晋墓木牍》、《南昌晋墓木牍》、《南昌吴高荣墓木牍》总计有称数结构196例，均为“名·数·量”结构，无一例外。④可见，使用量词在魏晋时代已经成为一种规范，如刘世儒所言：“汉语名量词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10][p4]但量词产生并普及的速度显然还不能完全满足语言对量词的需要，因此泛指量词“枚”的使用频率在魏晋达到了顶峰，如南昌吴高荣墓《遣策》木牍，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量词“枚”来称量：
(17)正面：“故练褖一枚；故绢褖一枚；故绢褖一枚；故练褖一枚；故练褖一枚；故练緮裙一枚；故绢緮襙一枚；故练两裆一枚；故练单襙一枚。故绢单襙一枚；故半
緮缚一枚；故半緮一枚；故练緮缚一枚；故练緮缚一枚；故练小缚一枚；故练緮褖二枚；故练緮绔一枚；故緮裳二枚；故緮襙一枚；故早丘单一枚；故丘单一枚。故绢绶丌两枚；故
属一枚；故早
一枚；故绢綅缚两枚；故帛越褠一枚；故绪布褠二枚；故麻踈单衣一枚；故麻踈褠一枚；故麻布单绔一枚；故麻布丘单一枚；故绪布丘单一枚。故绪布单绔一枚；故紴一枚；故练紴一枚；故青布紴囊一枚；故青缘一枚；故帛布二
二枚；故帛布手巾三枚；故帛布□四两；故帛纑不□一量；故絮巾二枚；故厨巾五枚。故粉囊两枚；竟一枚；聂一枚；
二枚；香囊一枚；
发囊二枚；青发囊两枚；故青緅头八枚；故缚头五枚；故帛繴□头两枚。”
该木牍79个称数结构中，使用量词“枚”达到了75例之多，占总数的95%。“枚”在当时的适用之广泛可见一斑，只是不能称量人类而已。但这一时期“枚”的发展是既有扩张也有缩小的，扩张指的是使用频率的提高，而专属量词的大量出现则标志着其使用范围的缩小。
唐至五代，量词系统进一步发展成熟，分工也更为细密，于是泛指量词“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用范围开始紧缩。泛指量词“枚”使用范围的演变在吐鲁番和敦煌出土文书中最为明显，洪艺芳对此作了全面考察，[12][p183]从其《名量词与名词对应表》可以看到，量词“枚”在3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3世纪中叶到4世纪中叶的吐鲁番文书中“枚”所修饰的中心名词有39个，4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则达到了58个，但以6世纪中叶为分水岭而骤然下降，6世纪中叶至于9世纪中叶“枚”所修饰的中心名词仅有9个，而且其中8个仅有1例，1个有2例，使用频率也很低。其主体成书于8世纪中到10世纪的敦煌文书中使用频率也很低，只有7例。张万起则查阅了唐代王勃、杨炯、卢照邻等30位诗人的诗集作品，仅王梵志诗中有2例。[4][p213]可见，量词“枚”的适用范围在进入唐代以后迅速紧缩，其原因一方面是量词分工的细密，另一方面则是量词“个”的扩张以及语言词汇的选择机制。
宋元以后“枚”的使用频率一直很低。成书于南宋的《朱子语类》，口语性很强，凡230余万字，而“枚”仅有4例，只能用于钱、印章等圆形或小物品。张万起考察《元曲选》中的30个剧本凡50余万字的语料，只有4例，称量对象为针、钿盒、翠珠囊、玉螳螂，均属器物用具之类。[4][p213]可见，宋元时代“枚”的适用范围已经同现代汉语基本一致了。
二 量词“个”的语源与历时发展
量词“个”在古汉语中有“个”、“箇”、“個”三种字形，《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司马贞索隐：“箇、个，古今字。”刘世儒等均采纳了这一观点，把三个字看作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而未加分别，[10][p82]陈绂亦认为“个”是“箇”的重文，又写作“個”。[6][p35]洪诚提出它们最初并不是一个词，其来源不同。[2][p139]结合出土文献中的情况看，洪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至于它们各自的通行时代，翟灏《通俗编》卷九：“‘个’属古字，经典皆用之；‘箇’起六国时，‘個’则用于汉末，郑康成犹谓俗言。”吕叔湘云：“就近代的文献来说，唐宋时多作‘箇’，元以后‘個’更普遍，‘个’的确已被认为简笔字，虽然宋元以来的俗文学印本里还是常见。”[1][p145]
个，不见于《说文》，徐铉将其列为俗书讹谬字是正确的。段玉裁据戴侗《六书故》所引唐本《说文》，将其当作“箇”的重文，王引之力辨其妄，《经义述闻·通说》：“‘介’字隶书作‘
’，省丿则为‘个’矣。介，音古拜反，又音古贺反，犹大之音唐佐反，奈之音奴个反，皆转音也。后人于古拜反者则作‘介’，于古贺反者则作‘个’，而不知‘个’即‘介’字隶书之省，非两字也。”又云：“矢一枚曰一介。《大射仪》：‘搢三挟一个’，郑注曰‘个犹枚也。’其为介字无疑。《荀子·议兵篇》：‘负服矢五十个’，亦介字也。”从简帛文献看，王引之说精确不可易。介，楚帛书作“
”，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简91作“
”；个，武威汉简《仪礼·有司》简62作“
”，《泰射》简60作“
”；显然二字在汉代还没有完全分化。
《广雅·释诂三》：“介，独也。”《集韵·黠韵》：“介，特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养老疾，收介特。”孔颖达疏：“介亦特之义也。介特谓单身特立无兄弟妻子者。”可见“介”字古有“单独”之义。“介”之所以成为量词，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发展起来的，例如：
(18)《尚书·秦誓》：“如有一介臣。”陆德明释文：“介，字又作个，音工佐反。”
(19)《左传·襄公八年》：“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一介，独使也。”
以上各例中的“介”仍有“单独”之义，但却处在量词的语法位置上，“介”也正是在这一语法位置中逐步语法化为量词的。
在量词和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单独”这一语义基础对名词没有太多要求，因此量词“介（个）”一经产生就是泛指的，并没有经过专指到泛指的过程，既可以称量无生之物，也可以称量有生之物，例如：
(20)武威汉简《仪礼·甲本有司》62背：“乃
干鱼、腊柤，柤［舍］三个。”
(21)又，《甲本泰射》72：“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但决述，执弓，晋三挟一个，出。”
(22)《仪礼·檀弓下》：“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郑玄注：“个，谓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
(23)《国语·齐语》：“鹿皮四个。”韦昭注：“个，枚也。”
——以上为称量无生之物用例。
(24)《国语·吴语》：“譬如群兽然，一个负矢，将百群皆奔。”
(25)又：“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随诸御。”韦昭注：“一介，一人。”
(26)《战国策·秦策五》：“大王无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
——以上为称量有生之物人及动物用例。
量词“介（个）”在先秦用例较多，而成书于两汉魏晋的简帛文献未见。
箇，《说文·竹部》：“竹枚也。”由此引申为称量“竹”的量词，相当于“枚”，《方言》：“箇，枚也。”无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早期用例多是称量“竹”的，例如：
(27)张家山汉简《算数书》71：“八寸竹一箇，为尺五寸简三百六十六。”
(28)又，129：“一日伐竹六十箇。”
(29)《九章算术·粟米》：“今有出钱一万三千五百，买竹二千三百五十箇。问箇几何？答曰：一箇，五钱四十七分钱之三十五。”
(30)又：“今有出钱五百七十六，买竹七十八箇。欲其大小率之，问各几何？答曰：其四十八箇，箇七钱。其三十箇，箇八钱。”
张家山汉墓墓葬时代为西汉早期，《算数书》的成书当在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之间，简文用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正如翟灏《通俗编》所言“箇起六国时”，但两汉简帛仅此2例。⑤
個，《仪礼·士虞礼》“俎释三个”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贾公彦疏：“经中‘个’，人下竖牵。俗语名‘枚’曰‘個’者，人傍着固。字虽不同，音声相近，同是一个之义。”洪诚先生据此指出，郑玄说“个”、“個”二字音“相近”，而非音“相同”，可见二字当时并非同音字，也并不是一个词。[2][p142]《广韵·箇韵》：“个，明堂四面偏室曰左个也；個，偏也。”音同箇，均为古贺切。“个”“個”同义，而“个”“箇”同音，故“（個）是介字从泰部音变以后形旁取介、声旁取箇另造的异体字，继承介字作为计数词。”[2][p145]也就是说，“个（介）”的语音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变化，故取“介”为形符，加上“箇”的声符“固”新造了“個”。“個”这一字形的出现，应当是“个”、“箇”合流的产物。“個”最早见于上举郑玄注，简帛文献未见。洪诚据郑注“今俗或名枚曰個”推断当时流行于俗语，甚至认为“是汉末社会最流行的量词”。但大量口语性很强的两汉简帛文献中竟然未见，故汉末已流行之说可能不确。
“个”产生于先秦，“箇”不晚于汉初，“個”的产生约在东汉。但从简帛文献看，两汉简帛中“個”未见；“箇”仅2例；“个”仅见于简本《仪礼》。从传世两汉文献看，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说苑》、《新书》、《新序》、《盐铁论》、《法言》、《新语》9种文献中，仅1例，书作“个”：
(31)《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
东汉的《论衡》、《东观汉纪》亦未见用例，可见量词“个（個／箇）”在汉代使用频率还很低。
魏晋以后，三个字形合流，“箇”逐渐成为唯一的正体，“个”偶尔可见，“個”在书面语中仍罕见。刘世儒说：“‘箇’在南北朝得到发展的不仅在于它也可以量‘人’，尤其重要的是它也可以前附于中心词而陪伴它了。这是在这个时代以前所罕见的。”[10][p85]但从出土文献看，唐以前量词“个”的使用频率还是很低的：魏晋简帛文献均未见用例；从东晋至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仅有3例，均书作“个”。[12][p185]
唐代是量词“个”大发展的时期。从传世文献看，王绍新指出：“在语义方面，它的适用范围有重要扩展，所量对象从普通名词发展到时空名词，从具体名词发展到抽象名词，从而一跃成为汉语中的头号量词。”“在语法特点方面，它跳出了魏晋时代才最后确立的‘数量名’格局，不但可以称量各种复杂的名词性词组或其它结构，而且在它的后面还出现了动词、动宾结构、引语以至非实体性成分，这为现代汉语中‘个’后出现形形色色更为复杂的成分打开了通路。”[3][p114]从出土文献看，成书于唐代的吐鲁番文书中“箇”27例，“个”11例，“個”3例；而中唐到五代的敦煌文书中，“箇”65例，“個”115例，“个”26例，其使用频率超越了所有其他量词，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
宋元以后，“个”的使用频率进一步增加，《朱子语类》中竟达到5000多例。到近代白话小说中，按张万起对《水浒传》量词的统计，“个”的使用达到1463例。[4][p213]可见作为泛指量词的“个”宋元以后在使用频率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大发展，并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之中。
三 “枚／个”兴替的时代及其动因
从量词“枚／个”的历时发展看，二者均在先秦已经产生，而且产生之初就是泛指性的。其它词类向量词语法化的过程中，原来的语义特征往往滞留在量词中而制约着其使用与发展：“枚”源于其“算筹”义；“个”则是“介”的变体，源于其“单独”义；二者对于其称量对象均没有太多要求，具备了成为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上文对“枚／个”的历时发展分别进行了论述，综合考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枚／个”的使用频率，统计如下表：
文献名 枚 个
先秦简帛27种
1(?) 0
两汉简帛53种
326 16
魏晋简8种 125 0
吐鲁番文书（唐以前）219 3
吐鲁番文书（唐） 12 41
敦煌文书（中唐—五代）
7 206
朱子语类 45000多
水浒传
3 1463
从统计表可以清晰看到量词“枚／个”此消彼长的历时演变，唐至五代是二者兴替的分界线。汉初语言的发展使得量词逐渐成为汉语称数的需要，而量词产生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语言发展的需要，因此源于“算筹”义的泛指量词“枚”应运而生，两汉简帛达到326例之多，魏晋简及唐以前的吐鲁番文书均多见。而“个”作为量词虽然先秦已见，而且也是泛指的，但先秦两汉简帛仅有16例，唐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亦只有3例，洪诚先生认为：“用例确不太多，不过要通过这些为数不多的例证，看到能以一当百的大量的语言事实。”[2][p146]但“个”在口语性很强的简帛文献和吐鲁番文书中也很少见，洪说无法解释。我们认为，作为泛指量词的“个（介）”源于“单独”义，“箇”则源于“竹枚”义，二者在向量词语法化的过程中较之“算筹”义的“枚”原词义更强，而对名词的适应性就要弱些。“个”的早期用例往往有“单独”义，而“箇”最初多用于“竹”，而源于“算筹”义的“枚”则没有限制。语义滞留原则(persistence)决定了“个”在与“枚”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而基于语言经济原则，“枚”的强势发展满足了语言对泛指量词的需要，那么“个”的发展自然就没有必要了。也可以说，“枚”的强势抑制了“个”的发展，因此虽然量词“个”在先秦就已产生，而到量词系统成熟期的魏晋简牍中“枚”有125例，而“个”竟然未见。
隋唐以后，“枚”的使用范围急剧收缩，而相应的“个”则迅速扩张，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枚”仅12例，而“个”则有41例，后者的使用频率第一次超过了前者；到中唐至五代的敦煌文书中，“枚”仅7例，而“个”则突飞猛进达到206例；二者在唐代完成了兴替。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经济原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隋唐时代，量词系统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产生了更多的新兴量词；另一方面，魏晋时代新兴的量词应用逐渐广泛。因此，量词的分工更为细密，泛指量词“枚”的使用范围迅速缩小，从传世文献看，30位唐人诗集作品，只有王梵志诗有2例，从出土文献看，成书于唐的吐鲁番文书中总计只有12例，敦煌文书中只有7例。量词分工的日趋细密使得语言表达更为清晰、形象，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语言经济原则要求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于是又产生了对泛指量词的需要。汪维辉据语言年代学推测：“常用词似乎存在着一种内部更新机制，一个词用久了以后，常常会被一个新的同义词所取代，许多词看来是这样的。这也许跟语言使用者的喜新厌旧心理有关。”[13][p413]于是在这一次的选择中，在词汇的喜新厌旧更新机制作用下，旧质的、趋于陈旧的“枚”被淘汰，而新兴的“个”取得了“新欢”的位置，在语言中取得了绝对优势，而逐渐代替了“枚”。量词“个”在成书于唐代的吐鲁番文书中有41例（箇27例，个11例，個3例），而中唐到五代的敦煌文书中则达到了206例（箇65例，個115例，个26例），其使用频率超越了所有其他量词，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
马尔丁内(A.Martinet)提出，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是“语言经济原则”，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14][p156]量词“枚／个”兴替的动因还在于人们交际、表达需要的发展和自然惰性之间的矛盾，经济原则要求二者达到一种平衡，但绝对的平衡却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两个方面只能在适度的平面上摆动。语言表达的明晰性要求量词系统分工更加细密，于是随着量词系统发展的成熟，“枚”作为泛指量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随着量词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当量词的分类、修饰等功能获得了长足发展而表意也更加形象明晰的时候，过度繁多的量词也使人们背上了记忆的沉重包袱，因此经济原则必然要求将这种不平衡拉回到平衡状态，于是，新的泛指量词“个”在语言经济机制和词汇更新机制的作用下，在宋元以后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直到现代汉语中所谓“个化”现象的出现。
泛指量词“枚”在魏晋时期几乎可以取代其它所有量词，那么“个”会不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完全取代其它量词呢？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原因在于二者广泛适用的动因不同。“枚”在魏晋广泛适用是由于量词系统不成熟而起“填空子”的作用，而“个”在唐以后泛化的原因在于解决量词繁多带来的记忆负担问题。“个”同“枚”一样在广泛适用的过程中也失去了范畴化等其他功能，从而导致了表意的不够明晰，打破了语言表达明晰性和趋简性之间的平衡，经济原则必然会将其拉回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因此，一方面，由于表意明晰性的需要，在量词系统完备的情况下“个”不可能彻底取代其他量词；另一方面，为解决量词过于繁多的需要，“个”也不会像“枚”一样日趋收缩，而仍将广泛使用。语言表达明晰性与趋简性的矛盾和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决定了量词丰富多彩同“个化”的对立统一。如刘世儒先生所言：“从历史上看，汉语量词是遵循着两条道路发展下来的：一条是由简到繁的路，一条是由繁到简的路。所走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围绕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语言的结构更加精确、鲜明、完善。”[10][p2]量词“枚／个”的兴替也正是在语言机制作用下，沿着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道路发展的。
注释：
①陈绂曾对“枚／个”的演变作了初步比较，但对吕叔湘、洪诚、王绍新、张万起诸先生文均未参考，亦未利用出土文献，讹误较多，对“枚”产生时代、语源的论断尚可商榷，对二者兴替的动因也未能作出解释。
②对于量词使用频率的统计，《史记》、《春秋繁露》、《淮南子》、《说苑》、《新书》、《新序》、《盐铁论》、《论衡》、《东观汉纪》均据刘殿爵、陈方正主编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新语》、《法言》、《汉书》据四部丛刊电子版。
③23种汉简为：焦山汉牍、萧家草场汉简、未央宫汉简、清水沟汉简、高台汉牍、古人堤汉简、甘谷汉简、邗江汉简、平山汉楬、花果山汉简、海州汉牍、胥浦汉简、东牌楼汉简、罗泊湾汉简、大坟头汉简、上孙家寨汉简、孔家坡汉简、凤凰山8号墓汉简、凤凰山9号墓汉简、凤凰山10号墓汉简、凤凰山167号墓汉简、凤凰山168号墓汉简、凤凰山169号墓汉简。
④其他五种魏晋简牍中《走马楼三国吴简》多为黄簿民籍、钱粮收支及赋税和田家莂；《甘肃高台晋牍》仅1枚，文字多磨灭；《鄂城吴墓木刺》内容为问起居；《南昌火车站晋牍》多为名刺；香港中文大学藏晋牍为“松人”解除木牍；由于简文性质的原因，自然单位量词均罕见。
⑤《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箇”下初始例均引《礼记·少仪》：“其礼，大牢则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则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则以豕左肩五箇。”但惠校、阮校宋本及陆德明释文均作“个”。《礼记》凡5例，除此3例外，《檀弓下》2例均作“个”；武威汉简《仪礼》亦均作“个”，故可知今本《礼记》作“箇”者当为后人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