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与新路的打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路论文,历史论文,到十二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4-0004-08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两年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次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①。十二大进而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任务，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全面展开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这8年间的历史，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约略说来，这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即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4年；十二大以后至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创新局面的前两年。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未能抓住开创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机遇，提出“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进而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设置了障碍，带来了阻力，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徘徊与曲折。所幸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重要历史关头拨开迷雾，指明方向，引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短短两年间，开始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办了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和“三种人”；恢复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工作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活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推倒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倒文艺战线上的“黑线专政论”，一大批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重见天日；召开科学大会，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在经济理论上正本清源，理直气壮地论述发展商品生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接连不断地派高级别的代表团出访日本和西欧诸国，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学习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对外开放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探讨怎样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改革开放，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展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解放思想，推进了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等。事实说明，虽然由于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倾错误，中共十一大又肯定“文化大革命”，造成这两年间的徘徊和曲折，但由于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的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和胡耀邦等老革命家的努力，也由于华国锋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其错误，因而这两年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前进，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的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做准备的两年。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②
实现历史转折、打开新路的四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在政治方面，首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邓小平及时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总结，既严肃批评了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又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它的通过标志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第二，继续深入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清理“三种人”，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在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及时地把新老交替的任务提上日程。采取切合实际的过渡措施，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从组织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政治保证。
第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平反了天安门事件。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在此前后，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得到平反的总数约为300万人，经复查改判纠正的刑事案件中的冤假错案30万余件。
第四，全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并改正了占98％以上的被错划者；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还落实了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五，民主和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普遍实行了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逐步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并决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加强了党规党法的制订和施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全党施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在起草，拟交付十二大讨论通过。
第六，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确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保证之一。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科学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设是基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等起主导作用。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培养有理想、有知识、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在经济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提出并坚决地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坚决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了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达到了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要求，使经济工作走上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轨道。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指导下，加快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工业内部结构朝着合理协调的方向发展；结合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了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城乡流通体制等改革；通过拟定试行办法、进行不同规模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制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达到小康水平的长远规划；广开就业门路，发展了个体、私营经济，解决了大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下放居民回城的就业安排问题；农村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了自留地，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连续增长；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倡导下，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的规模和步伐，在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资金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陆和港台民族资本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荣毅仁创设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的霍英东到大陆投资发展旅游业，带动了港台的大量投资。所有这一切，使中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增长5.5％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的改善。
在外交方面，经过这4年的工作，奠定了我国外交的新格局。1979年实现了中美建交；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就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表明态度，促进中美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国与朝鲜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把中朝传统友谊推进到新阶段。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合作继续增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48个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外交活动，为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
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是对这4年最扼要、最恰当的概括。
开创新局面的前两年
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胡耀邦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任务。十二大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全面展开。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稳步、快速发展。
1982年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六五”计划。其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计划要求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做到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同步发展，经济建设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4％，争取达到5％（统称“保四争五”）。
为此，采取了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切实保证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通过调整和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等措施。同时，着重抓好改革：一是进一步发展农村的改革，一是对城市经济体制实行初步改革。
在农村，1983年和1984年连续发表中共中央1号文件，要求稳定和完善以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两年间着力进行了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农村供销社体制进行了改革，试行了多种经济方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和减少流转环节的“三多一少”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大力发展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打破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垄断的局面，把商品流通放开搞活。把“文化大革命”前后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改名为乡镇企业，大力倡导，出现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喜人景象，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新道路。
在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调整了所有制结构，确立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个体经济为补充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企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扩权让利，试行利改税的办法，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实行“党委集体领导、职工民主管理、厂长行政指挥”的企业领导制度，放开搞活国营企业；对计划体制进行了改革，既加强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指导，又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国民经济步入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的轨道；对商业流通体制进行改革，疏通了流通渠道，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对财政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改革，正确处理中央、地方、企业、职工的关系，克服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端，更好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对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拨改贷”，提高了资金的效益；对银行进行改革，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包括四大专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在内的新的金融体系，较好地发挥了贷款和利率的杠杆作用，对国有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进步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对乡镇企业、城镇集体与个体工商户各农民家庭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等等。改革由点到面逐渐铺开，改革的程度也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开放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对外贸体制的改革扩大了地方和部门的外贸权，增加了出口，加大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力度。继办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之后，又开放了上海、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并开始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70.6％。
由于按照十二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农、轻、重协调发展，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高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增长，1982年比上年增长8.7％，1983年增长10.2％，1984年增长14.2％。列入“六五”计划的65种主要产品的产量到1984年已有43种提前达到1985年的指标。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198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比上年增长12.5％，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这4年经济体制初步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进行城市改革的新方案奠定了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总纲；恢复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并更加切实、具体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加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人民公社体制终结，恢复了乡镇政府；将审计监督制度确定为我国的国家制度，规定设立独立的审计机关。总之，新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突出地体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人民民主，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实际情况，是一部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成为新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的里程碑。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
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内容、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之一。它包含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方面。教育科学文化是基础，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等起主导作用。
第四，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通过中英谈判解决“九七”收回香港的问题，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迈出坚实的一步。
1982年新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为“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宪法依据。根据“一国两制”方针，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在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同英国政府主要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了会谈。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国收回香港后的管治权和是否在香港驻军等方针政策问题，及过渡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协议。这个协议的签订，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中英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为中葡两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范例，对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具有深远影响。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新局面。
中国领导人冷静地判断中美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不怕破裂上，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纺织品等贸易上同美国的限制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加之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关系虽有曲折，但总的说来，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科技以至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还是得到了加强和发展。1984年上半年实现了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的互访。从中美建交至1984年初，两国贸易额以年均45％的高速度增长，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稳居第三位；两国企业界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达100多个，美方在华投资额1983年底达到将近9000万美元。
中苏关系在苏联对我国提出的主动解决三大障碍、消除对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条件作出正式回应后，启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外交磋商。双方均表示希望改善关系，并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体育等领域扩大了联系和交往。随后中方又两次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恢复了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触，为推动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1984年12月，两国之间签署了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技术合作和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三个协定。至此，两国经贸和文化、科技交流增加，两国关系由缓和向着全面解冻的方向发展。但由于苏联未能排除三大障碍，故两国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只能有待于往后的岁月。
中日之间不仅实现政府首脑互访，1984年还建立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同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了中国。中日友好关系的顺利发展，带动了两国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1984年，两国贸易额高达12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学术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对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篡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的事件，中国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严正的交涉，并警示人们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的主权归属的争端，中国政府一方面严正声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无可争辩；另一方面又提出归属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应通过谈判寻求解决，并提出搁置争端、共同开发的主张，避免这一分歧干扰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我国在改善和发展大国关系的同时，注意全方位发展对外关系。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拉丁美洲国家积极建立和发展关系，同西欧国家的关系稳步发展，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公正与和平解决地区冲突方面积极发挥推动作用。到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时，中国已经先后同12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中国进一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广泛的国际经济、文化、科技合作与交流，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八年的成功经验
综观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8年实现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从解放思想到拨乱反正，进而改革开放、打开新路，再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了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新轨道，向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的目标阔步前进。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积累新经验，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创造了新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日后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的理论，经过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总结，1982年十二大的概括，以及十二大以后历次中央全会和1987年十三大的阐述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整。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这8年实践，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有哪些主要的理论成果呢？
第一，必须明确地提出具体的目标，作出切实的部署，动员和组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结奋斗。邓小平和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既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又主动地把握世界局势，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均GDP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同时又提出先解决温饱、再达到小康、后谋求发达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还作出了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图振兴的安排。
第二，必须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事求是为指导，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新路、十二大以后开创新局面的实践中，又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
第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首先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肯定并推广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然后又及时将农村的生产责任制推广到城市，推动了经济领域工商、交通、建筑等各行各业，生产、流通、财税、金融、基建和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实行全面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乡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户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经济的活力，探索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社会安定。对外开放由点到面逐步扩大，从设立4个经济特区，到确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进而实行沿海和内地的开放；从吸收先进设备和技术，学习管理经验，到大量引进外资，直至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创办。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使整个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带来了中国的繁荣昌盛。
第四，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1979年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及其对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严重破坏，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及时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后，又指出必须克服党在思想战线领导的软弱涣散状态，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又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通过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五，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大大加强了人民民主。制订了民法、刑法、诉讼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并逐步进行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实行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基础，卫生事业是人民健康和民族繁盛的保障。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信念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达到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征。
第七，必须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要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维护祖国统一。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必要的支援，研究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增强其发展活力，促进其经济繁荣。
第八，必须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逐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通过中英谈判解决“九七”香港回归祖国问题，是运用“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开辟了一条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通道。
第九，必须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8年间实现了中美建交、中日签约、中苏缓和，实现了对外关系的全面调整和全方位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从而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十，必须增强党的统一和团结，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这一时期，一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另方面通过作出《历史决议》，分清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全党的团结，健全党的组织；同时，通过制订新党章，规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员和党的干部提出严格要求，确定行为准则和规范，严肃党的纪律；通过整党，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三种人”等问题和改革开放后带来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清理党的队伍，提高党员觉悟，纯洁党的组织，整顿党的作风；积极改善党的领导，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交替，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成千上万地培养和提拔中青年干部；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提倡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与坚强的领导。
综上所述，从1976年10月的胜利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上阔步前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实了内容，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邓小平：《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②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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