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明斯基与大衰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斯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整合马克思和明斯基的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揭示大衰退发生的根源并质疑当前主流学说。马克思反对将危机归结于金融投机或个人理性的缺失。他认为投机、恐慌可能只是危机的诱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真正的根源存在于实体经济之中。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源自货币的固有属性，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经济使买卖行为在时空上分离。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源于以货币增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危及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危机通常表现为货币或流动性短缺的金融危机。
明斯基也反对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个人决策错误。他认为在一个资产私有化的复杂金融结构中，经历长期的繁荣之后，金融结构有从对冲性融资到投机性融资甚至庞式融资发展的趋势，金融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并最终危害实体经济。
马克思与明斯基的理论在概念范畴上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把货币视为价值的社会表现形式，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强调，货币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矛盾以一种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矛盾不是由货币创造的，而且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基于凯恩斯的原创思想，明斯基否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将金融不稳定性归因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属性，认为金融会抑制生产、脱离生产和破坏实体经济的运行机制。然而，如果对金融系统进行控制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根本弊端就会得到有效的克服。他尤其强调，可以通过“大政府”和“大银行”来遏制经济危机。
今天，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同内部的金融化相连，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一、马克思论货币、过度积累和危机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商品的内部矛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货币的存在使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够在时空上分离。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由货币生产经济和金融系统构成的不稳定的辩证统一体。货币二重性(价值尺度与流通媒介)奠定了一种基本矛盾，即作为社会劳动价值化身的基础货币与作为债务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及金融系统之间的矛盾。金融系统拥有信用货币的再创造能力，并且不断试图从基础货币中分离出来。从经验上讲，这是一种超越社会产品价值的信用生产过剩的形式，其程度有时会非常大。但是，信用与金融又不可能完全分离。基于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原理，复杂的信用与金融系统建立在基础货币之上，所以信用货币如果不能被社会劳动产品所验证，就仍然是一种幻觉，这个事实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展现出来。
银行系统——货币形式的制度性组织——表现出并且放大了商品的内在矛盾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毫无疑问，前者经常是危机的中心。在一个基于信用货币的生产系统中，对信用流量的任何重大破坏都注定会诱导一场危机。乍看起来，所有危机呈现出来的仅仅是信用以及货币的危机，但是这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因为货币恐慌经常先于商业危机和产业危机出现。在商业危机中，商品形式的资本丧失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功能。虽然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但其根源位于流通领域之外。商品生产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过度积累)的征兆，资本盈余的形成又与使用资本的环境相联系。危机还有可能是由没有实现产品的交换引起的，原因是缺乏“货币”。然而，真正缺乏的是“货币”，而不是流通的媒介物。货币作为人类劳动的具体化，其自身拥有价值。在危机中，“替代物”不会起任何作用，货币必须是一般等价物，是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现成的商品交换才能完成。
二、明斯基论金融不稳定性
明斯基认为标准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第一，没有将货币与资产融入到经济分析中；第二，不能对金融不稳定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明斯基的理论是对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演变。在明斯基的理论中，投资需求是由对资本存量与外部融资成本的估值以及投资产出的供给价格共同决定的，资产价值的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明斯基将资产价格的下跌及投资的波动归因于债务结构和金融系统。在他看来，经济个体的收入——债务关系分为三类：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对冲性融资在债务人的债务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即债务人从融资中所获得的现金流(利润)能够覆盖利息和本金。投机性融资中债务人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庞式融资所生成的现金流既覆盖不了利息也覆盖不了本金，债务人需要再借新债来履行支付承诺，但如果他们不能借来新债，就只能出售资产来偿还债务。将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不同阶段进行特殊组合，反映出经济的历史性发展并且改变了人们的长期预期。随着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在总负债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经济也对利率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更加敏感，不稳定性也随即产生。一旦债务人的融资链断裂而失去偿债能力，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系列“杠杆效应”，其结果是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
凯恩斯认为他的政策建议会使经济中不再出现寻租者以及低能投资者，而明斯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明斯基对永久潜伏在这种寻租驱动经济中的危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另外一场大萧条是否会发生。
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导致了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衰退。在一场深度衰退中，起初的收入下降或特殊资产价值下跌会引发资产价值的整体下跌，这导致了经济个体间的债务拖欠。在一场中等衰退中，价格紧缩会被限制在特定的资产中，这就避免了一系列效应。衰退的类型又由金融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其中包括经济个体、金融媒介以及特殊政府机构例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及联邦住房授权公司所拥有的资产与债务。后者预先假定政府会通过增加赤字以及货币供给来降低衰退带来的损失。所以，金融的脆弱性不仅包括对冲性、投机性以及庞式融资在债务结构中所占的相对比例，还包括权威机构对经济个体进行短期再融资的意愿和在市场发展缓慢中维持总利润与工资水平的能力。
明斯基将利润水平的维持视为避免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他建议要以“大政府”与“大银行”为中心——两种在危机中稳定利润水平不可或缺的部门——来避免另一场大萧条。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反周期性支出作为预算结构的固有特征，并通过自由选择加以补充；其次通过低利率政策以及通过美联储的“最终贷款人”功能进行调控。衰退是经济周期中一种固有的且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只要“大政府”以及“大银行”发挥其功能，危机的程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内和国际根源
此次大衰退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而金融危机又源于美国巨大的房地产泡沫。1992-2006年间，美国居民投资以及住房建设经历了战后长期快速的增长阶段，住房价格以及成交量更是不断突破历史记录。2000年至2006年间，住房平均价格大体翻了一番。美国标普10城市房价指数在2000年1月徘徊在100.74点，而在2009年5月达到226.8点的峰值。2003年至2006年间，美国每年平均销售115.6万套新增住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0、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每年新增住房平均销售量分别为655200、609000套以及698309套。乍看之下，美国房地产危机的发生过程与明斯基对危机的解释不谋而合，投资需求是由预期投资收益与外部融资成本共同决定的。社会对住房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推动了借贷以及居民投资的发展。经济的证券化以及多种金融工具的使用扩大了次级抵押市场，进一步推动了住房的供给与需求。信贷扩张以及信贷环境的宽松哄抬了房价，并且推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杠杆工具的使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的膨胀。
然而，明斯基仅仅抓住了危机的表面现象，没有解释危机的深层根源。他的核心观点是：金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在金融系统的内在运行之中不仅会产生金融危机，还会产生实体危机。明斯基认为美国历次深层次的衰退都伴随着金融危机，然而，在近期历史中，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深层的衰退。在描述金融行为的巨大变化以及金融系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方面，明斯基的理论是非常模糊的。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最初阶段表现为金融稳定以及相对“平静”阶段。随着利润的提高，公司开始通过借款增加投资以进一步提升利润。最后，借款风险加大与债务的扩大逐渐超过了收入/利润的增长，改变了经济个体的债务结构。明斯基认为银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他看来，银行是追求利润的投机性企业，它不仅表现出投机性融资的特征，同时还作为其他机构进行投机性融资的连接枢纽。一方面，银行资产的到期时间(展期贷款)通常长于银行其他债务，这对银行产生了一个再融资成本，推动了银行的“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银行鼓励其他经济个体将短期债务替换成长期债务。然而对银行来说，以一个可以维持利润的成本来获取资金是必需的，金融创新又可以进一步提高利润，例如，金融创新可以增加货币的周转率，这不仅可以确保给定数额货币的流通，还不会改变利率。
明斯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受到两方面的质疑。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长久性失衡”的背景下，明斯基并未对平稳阶段出现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除了将其理解为投资者的“乐观主义”以及“盲目自信”外，膨胀以及金融不稳定性的根源尚未明确。其次，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是基于经济个体行为的微观分析，即个体企业在经济周期过程中不断增加他们的债务以及提高杠杆比率。然而，杠杆比率在经济扩张过程中一定会提升并不符合经济规律，实证研究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任何有关融资模式以及总体债务水平的研究都应该涉及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以及政府的债务与赤字，对于金融系统来说，这两个因素是外生的，但对其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多评论家将大衰退的主要根源归结于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这种对衰退的解释仍然具有局限性。2001年1月至2002年1月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以及贴现率从6%降到了1.25%，并且在一年内维持这一水平。格林斯潘因其对利率的灵活调控在任期内饱受称赞。然而在房地产危机后，人们普遍指责是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金融创新带动了多重信贷，从而创造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而，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并不仅在于金融部门与国内政策的失误，还与美国的国际资本积累体系有很大关系。
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降低了贷款准入门槛。但是，银根的松动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这主要是因为：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货币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一种被称为“金融化”的过程)。制造业的衰落和从60年代起海外竞争的加剧，连同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因为它拥有兑换黄金的特权)，共同推动了美国企业生产外包的浪潮。在美国国内，大批量生产开始减少，经济朝以服务业为基础转型，这些共同改变了工作与工资的关系。职业保护的消失在增加了低收益工作的同时还带来了经济风险。企业持续将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以及国内工人工资增长的停滞，使得国内高水平的个人消费只能依赖于信贷的扩张。个人信贷门槛的降低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低息贷款已经成为美国的“新型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一些边缘国家出口带来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汇储备的膨胀与美国消费者债务的膨胀具有深层次联系。在格林斯潘时期(以及近来的伯南克时期)，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很大程度依赖于边缘国家工人的努力工作、外向型政策以及中心国家银行与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运作。有证据显示，大量国外资本投资美国国债会持续抑制一些关键国债债种的利率，例如美国10年国库券的利率。进一步讲，政府公债的国外需求、担保债券凭证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经济证券化进程空前高涨。
明斯基认为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是与金融的全球化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他还预言全球化金融融合很可能是资本主义扩张在下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为金融的不稳定与国际间债务的萎缩埋下了伏笔。然而，明斯基并没有认识到全球金融系统和全球生产系统在资本积累日趋不平衡中存在共生关系。马克思在150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的形成来源于资本的概念本身。因此，马克思观点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他可以用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来解释当前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生活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资本的国际化还仅仅局限于商品资本的转移(国际贸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经济全球化扩大了货币资本的转移。二战后，生产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工，70年代的深层结构性危机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资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危机起到缓解作用：一是国内以及全球劳动过程的重组，二是生产与交换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将强调边缘国家外向型经济中的工业化与中心国家经济金融化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引发争议的美国金融化过程不能同美国生产资本的外部扩张相分离，其有机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共同加强了两者之间的反馈效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边缘国家逐渐参与到国际“商品链”、“价值链”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之中，打破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中心国家通过资本有效控制劳动的能力严重下降。然而，在边缘国家也出现了过度积累现象，它们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还加剧了全球制造业产能过剩，挤压了全球商品价格与利润。例如，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过度投资之后，作为边缘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典范以及全球制造业加工车间的典范，中国已经陷入到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公司的盈利能力必须通过加大劳动的强度以及挤压工资来维持。因此，在许多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大体在55%到65%之间波动，而在中国，该份额从1996年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0%。边缘国家在获取超额利润的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中心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参与，这一进程推动了跨国公司的金融化，这种特征在美国最为明显。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两类连续产生的资产泡沫(网络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这中间还夹杂着巨大的信贷驱动消费泡沫。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表现在许多不同方面，如全球金融市场的融合、机构投资者地位以及股东价值的日益提高，还有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的增加。
明斯基对“货币资本主义”的理解侧重于研究寻租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在明斯基的分析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可以理解为是从企业获取生产利润到寻租阶层获取金融利润的再定位过程。后者凭借与金融部门的特殊联系，通过发放贷款来获取收益。金融化的延伸不仅与金融部门规模的扩大有关，还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紧密相连。很多研究表明，在美国，所谓的“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过程”直接导致了资本投资率降低以及资本积累速度放慢。这种趋势与一种全球化生产相联系，其特征是一些低工资国家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例如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98年的56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663亿美元，2009年需求的降低使其减少为2268亿美元，在美国总贸易逆差(5036亿美元)中占45%。在2010年，该数字重新回到2731亿美元，其增长率在2011年第一季度继续攀升。据中国官方统计，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0%。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美国跨国公司推动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从中获取附加利润。生产成本的下降使美国的重要企业在没有提高产品价格的前提下，保持甚至提高了成本加成和利润率。这一点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首先，在进口商品价格没有提高的前提下，美国实际收入的停滞不能抑制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加；其次，进口商品在消费中占有很大比例可以稳定国内物价水平；最后，生产的外包促进了公司利润的膨胀，在提高股东价值的同时还提高了国内收入水平以及扩大了就业。
世界经济复苏的模式已经表明，边缘国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低迷中，全球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为1.114万亿美元，下降了37%，流出为1.101万亿美元，下降了4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入发展中国家FDI下降了27%，比流入发达国家FDI的44%的下降幅度要小很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FDI流入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些国家现在吸收了全球一半的FDI流入，同时中国在美国之后成为了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国。还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影响全球范围内生产与交换条件的平等性，而是加深了其差异化，因为这种资本的国际化使工业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扩展到了全球范围。
总之，生产的全球化同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美国跨国公司在生产外包与金融运作中获取了巨大利润，这种商业模式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与金融资产的增值；其次，边缘国家出口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间接拉动了美国国内的消费，扩大了居民信贷支出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两方面通过金融市场与中间商相联系，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信贷运行机制以及债务体系。流动性的缺乏使美国经常性项目账户赤字在2006年达到了8035亿美元的历史高峰。所以，大衰退的根源并不是美国债务泡沫的破灭，而是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
四、“它”是否会重现：从投资的社会化到资本的社会化
学术界对明斯基理论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解释能力提出了质疑。当今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以及金融化过程已经同明斯基理论中所描述的情形背道而驰，在后者中，投资需求是公司利润的决定因素，而公司利润又用于再投资。银行贷款主要出现在商业中并且服务于同金融相关的活动。金融投机行为通过哄抬资产价格并使其超出公司未来利润的承受能力而影响经济。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住房泡沫的供给方，却不能解释其需求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投机者”的普通家庭，那么住房泡沫也达不到如此庞大的规模。明斯基认为工资收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在战后被严重削弱，同时他还认为普通家庭的超前消费与住房贷款是典型的对冲性融资。显然，明斯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家庭已经逐渐开始用投机性融资以及庞式融资进行消费以及购房，而所支付的价格却超出了未来收入的承受能力。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加深的背景下，明斯基将商业投资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观点已经很难解释过去10年的现实。美国居民建设的净投资率从60年代就开始保持停滞或者下降趋势，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得到短暂缓解，在此期间，利润率也同净投资率一同下降，尤其是在过去10年中，公司利润逐渐开始由政府以及居民债务来维持。事实上，在过去30年间，银行以及金融服务的巨大变化使人们对私人债务的上升习以为常。许多大公司对市场金融化的重新定位刺激了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开始直接从私人劳动收入中获取金融利润。这种过度金融化使得金融不稳定性的大小、范围以及强度同时增加，并且对经济的威胁现在已经永久性地潜伏在其中，而此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加大财政支出。所以令人质疑的是，不断加深的政府“庞式化”可以在多大范围内以及用多长时间抵消掉私人经济的“庞式化”。
这一疑问引发了对明斯基理论的第二个也是最大的质疑，即其放大了政府债务式货币政策在消除经济弊端中的作用。依据明斯基的理论，经济周期中包含了投机性膨胀的根源，而这种投机性膨胀会吸收闲置的流动性以及将金融系统推向萧条之中。私营经济债务结构的转换伴随着“最终流动性”(资产拥有固定价值且没有违约风险，包括国库通货、硬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基金以外的国内政府债务”)的收缩。因此，化解一场危机需要增加最终流动性或者可以“杠杆化”的政府债务(作为借款的担保)，以防止资产价格、利润以及投资的崩盘。自从2007年衰退以来，大政府以及大银行通过财政政策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如对大量濒临破产企业的紧急救助，两次量化宽松，对于不良抵押债券的回购以及对会计准则的放宽，这些都旨在阻止资产价值下跌以及使公司重获利润。2009年夏季，据一项研究估计，政府支出、借出以及赞助的总数已经达到12.8万亿美元，而据另一项研究认为，该数额已经达到23.7万亿美元。政府支出帮助大企业重获利润，但是并没有遏制公司丧失抵押赎回权的趋势，也没有降低失业。股票市场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并没有达到先前的高度。除了高失业率外，政府支出对复苏房地产市场的效果也并不明显。政府主导的项目，例如放宽贷款条件以及对买房者实施税收抵免，并没有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复兴。美国标普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2011年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房价比2006年4月的峰值低31%。公司对抵押赎回权的丧失将会给未来住房价格带来更多挑战。
政府的危机管理政策实际上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资产价值的下跌以及维持公司利润。然而，与明斯基(还有其他学者)的观点相反，维持公司利润并不必然稳定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公司在危机中的行为更多地验证了马克思的预期，即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削减工资以及解雇工人来平静地度过危机。在2009年，劳动生产率增加了3.5%，并且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1.6%，这是6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时，总工资议案在2008年与2009年间削减了2500亿美元。马克思将危机作为资本解决其自身矛盾的途径，而且这种观点基于财政部门以及货币部门的资本管理政策的合力之上。虽然资本管理政策可以通过统一财力的方法“成功地”将美国的金融巨头以及大商业集团凝聚起来，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成功”可以维持国家未来的金融以及社会的稳定。
明斯基的理论大多数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战后前30年的先进资本主义阶段，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随后被归纳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般基础。因此，明斯基自始至终都在重复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在50年内不会出现类似于1929年到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因为有“大政府”的存在，利润流就不会彻底断裂，资产价格就不会崩盘。稳定利润意味着稳定投资产出与就业。但是，这些政策已经不能像早些阶段一样发挥作用，因为美国潜在的结构条件已经改变，且与先前最大的不同是，战后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结构依赖于更大的生产性基础，而这已经不复存在了。
明斯基认为，非金融企业依赖于“外部融资来促进资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金融不稳定性的关键来源。这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一种重要依据，大政府可以通过稳定总利润水平来维护金融稳定性。但是有证据显示，近来大公司的投资决策并没有受限于外部融资的高成本，而且公司本可以合理使用其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是它们并没这样做。1980年到2004年间，美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变现率提高了129%，这导致了平均净负债的下降，并在2004年变成负值。大公司的现金高持有率已经同其资本支出呈现负相关关系，而目前形势并没有好转。一些大企业收入的很大比例来源于海外，并且持有大量的现金。然而这些公司没有将资金用于扩大或者改善国内资本基数，而是选择将其贮藏起来或者分发股利与收购本公司股票。这种“离岸金融化连锁”效应使非金融部门在2008年危机后恢复经济发展的能力降低。这就是通过稳定金融资产价格的方法来稳定公司利润并不能促进国内就业以及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
鉴于以上分析，对明斯基理论的最终质疑涉及稳定金融的社会含义。凯恩斯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两大主要缺陷：一是资本主义不能长期维持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均”；二是有效需求不足。明斯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凯恩斯观点的继承，他致力于同时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与金融系统的稳定。明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存在不平等与低效率。但是，这些缺陷如贫困、权利分配不均以及低效率的垄断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与生俱来的，同时并没有科学规律以及历史经验表明，一种经济秩序必须存在评价效率与平等的标准。然而明斯基的观点有一个问题：稳定金融系统的过程会加剧社会不平等与低效率。明斯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抑制金融的社会缺陷。他承认政府干预可以有效阻止萧条进一步加剧，却不能维持就业、经济增长以及价格的稳定。经济会陷入极端萧条与极端膨胀的恶性循环之中。缓解危机的行为会带来通货膨胀，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又会引发危机与萧条。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体系永久徘徊在萧条与膨胀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平等与低效率的话，那么人们就应该仔细考虑维持这种体系的收益是否超出了这一努力的社会成本。
明斯基的理论为人们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如金融系统的运作和惯用做法、资产泡沫的动力、不确定性以及债务水平的提高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然而本文着重强调的是，引发近来危机的实体根源是全球资本积累系统的整体失衡；在研究全球生产危机的深化以及美国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联系时，马克思的理论更有说服力。金融化仅仅是美国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中的一个表面现象。依赖于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的传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更不可能为美国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
本文原载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3年第1期(第45卷)，译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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