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民党论文,中华革命党论文,草案论文,宣言论文,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是第三党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组织名称。1928年6月， 谭平山代表中华革命党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以下简称《宣言草案》），1930年8月9日，“临委”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以下简称《政治主张》），它们分别是中华革命党和“临委”的政治纲领和行动准则，反映了第三党初创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主张，特别是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对第三党后来的政治纲领的制定及其组织的发展变化均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对中国其它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也有相当的影响。比较研究这两个政纲对于第三党研究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均有一定的意义。
一、两个政纲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近代以来，凡是革命政党，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消除内乱，完成民主革命，振兴中华民族，都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第三党在当时是仅次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党。该党一成立即公然申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尽可能解答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途径以及革命前途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分析与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
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实质。《宣言草案》认为：政治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有计划的利用新旧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之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经济上，中国原滞留于千有余年的半封建社会，“因外资侵入必然的结果，近代劳动技术与生产方法的浸染，促起土著资本主义的诞生，于是古香古色的中国社会，渲染了一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但是半封建式的政治与生产的方法，仍广植于社会的骨子里”。〔1〕
《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然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2〕
以上这些分析虽然有的不尽准确，仅仅停留于触及反映中国社会性质真相的表层。但是，它们基本上说明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既然《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较为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一致认为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们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劳动平民阶级领导的、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于一身的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
在革命前途问题上，《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从分析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已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人类社会历史已经进入“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处在科学生产技术十二分发达的时代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不允许中国搞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既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抗争，反而屈服在它们脚下相依为命，也无法领导中国人民扫除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又“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反国际资本主义运动之一部”，所以，中国革命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无疑，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不独在例外”。〔3〕
在判断革命动力和对象的问题上，《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也较为一致。《宣言草案》认为革命的动力是广大的劳动平民：工业的劳动者——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农业的劳动者——雇农和佃农，商业的劳动者——店员与小贩，同时联合小手工业者、小自耕农、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和劳动平民化的教员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知识分子以及无产者士兵，但必须以劳动阶级为中心和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封建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
《政治主张》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和“直接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过程的分子”，“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和“被官僚军阀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但必须以工农为重心。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资本阶级”。〔4〕
《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把握生产资料占有者和非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得出劳动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并联合其他虽占有小部分生产资料却受反动阶级压迫的阶级或阶层以便扩大革命阵线的结论，并坚持必须以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工农大众为中心的观点。但是，它们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忽视无产阶级特有的先进性和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等量齐观，以致不承认或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言草案》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式的政治与生产的方法仍广植于社会的骨子里，仅渲染了一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结构分垒尚未明朗化，中国社会阶级复杂异常，因此，“中国还没有广大的产业工人，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性格”。〔5 〕《政治主张》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业手工业生产，“产业工人的数量，连煤矿工人及码头工人计算在内也不过占全数人口0.5%”，〔6〕因此，“工人独裁政权”，即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根本与平民革命挂不上号。总之，它们轻视中国无产阶级，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关于革命的途径，《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一致认为必须用革命的、剧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切反动官僚买办统治势力，建立平民革命政权，进而实现社会主义。
尽管《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在上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但是，对其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提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说来，《宣言草案》在分析这些问题时较为简单化，论据不够充分，分析也不够全面透切，甚至有的提法欠缺科学的严谨性。如在关于革命前途及其实施办法的问题上，《宣言草案》仅仅指出革命成功后，“在劳动平民政权之下，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到于社会主义”；〔7 〕而《政治主张》却详尽地设计了平民革命政权建立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计划。其要点是：效仿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运用掌握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群众的国家权力，由国家去经营一切大产业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生产，并奖励公营的企业开展计划性的经济建设。同时，为了促进生产和适应广大群众的消费需要，允许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存在，但国家必须运用其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膨胀，并使其逐渐社会化。对于革命对象的界定，《宣言草案》笼统地反对中国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却较为科学地认识中国资产阶级，把它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军阀的买办资产阶级；一部分是“被官僚军阀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联合对象。
二、两个政纲的经济政策
第三党历来较为注重社会经济问题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把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可以改变社会全般结构的原则高度上认识。特别是它的领导人邓演达更注重这一点，他坚持推动历史进步的只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一元论观点。生产力发展可以形成进步的觉悟的社会意识，这个意识被人们掌握着又去推动历史前进。一句话，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8〕因此， 他们在制定政纲时把经济政策列为重点考虑对象。其经济政策有对外部分和对内部分。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它们一致认为，帝国主义是造成中国贫穷和经济落后的总根源，要解救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收回列强所经营的银行矿山铁路及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独占性大企业归国家经营，但是在如何收回的问题上，它们存在着分歧。
《宣言草案》主张无代价地没收上述独占性的大企业，无独占性的外国私人企业在遵守中国法律范围内允许并保护其经营；《政治主张》则主张有偿收回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金融机构和由外人经营的产业。〔9〕
对内经济政策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把土地国有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之一，并以“耕者有其田”作为土地国有的过渡手段，这对《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来说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但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某些细则，两者的主张却不同。
1.《宣言草案》主张“凡大中地主及政治的反抗者叛逆者与大庙寺宇教堂等所有土地，一律无代价没收，由国家给与农民耕种”，“无生产能力之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酌给以利息公债，维持其生活”；〔10〕《政治主张》认为，必须分别对待拥有大量土地者，采取没收与收买两手政策。“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以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的全部财产应没收为国有”。〔11〕其余采取收买，但必须坚持“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耕种的原则”。〔12〕
2.《宣言草案》在考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着眼于旧中国土地集中在少数官僚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土地却很少，不得不佃租地主的土地耕种，受尽地主的残酷盘剥等事实，希望通过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回来，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土地国有。虽然《宣言草案》也提出要改良农业生产环境，由政府资助农民耕作，推广合作事业，但是，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不是站在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战略高度设计的，其结果只能使农民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中简单再生产，充其量是过着小农温饱生活，无法避免一旦天灾人祸带来的破产和贫困，更无法适应近、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的要求。
《政治主张》站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实现近、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全方位地考虑设计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以及措施。它认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和农民贫困的面貌，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科教兴农。积极地利用科学方法以振兴水利， 及更新和改进一切农业设备，发展内地交通，推广农业教育及研究，办理农业调查，广设模范农场，务使各农村均能进行农业实验及改良工作。
（2）国家赞助。政府利用国内的资本广设农民银行， 供给农村以必需的资本。
（3）倡守合作，向农业社会化过渡。 政府提倡和促进农村合作，既利用生产合作，使各个农民能自由联合实行大规模的耕作，用进步的技术以改造农业，建立供销合作社以消灭商业资本的剥削，利用信用合作社以消灭高利贷。
（4）建立示范的国营农场，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国家必须办理国营农场，尽量应用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及经营管理方法，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显著效果吸引农民，使他们彻底明了大农业及小农业的利弊，使他们能逐步地志愿地由私营合作的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化的阶梯。〔13〕
平民革命胜利后，实行什么样的国民经济发展政策以便从平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一致认为：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集中资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其集中和制造国家资本的具体方案是：
1.用政权力量没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经营的大生产机关为国家所有以集中资本；2.改良耕地耕具，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业生产，以制造国家资本；3.实行土地税、房屋税、营业所得税和对外贸易税以集中资本；4.奖励农产品的输出，以吸收外汇和交换机器；5.奖励合作事业，集中私人资本；6.招集海外侨商资本。〔14〕
对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政治主张》仍然象制定“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一样，站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实现中国近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和制定具体方案。针对中国产业落后、经济贫困、新式大规模的产业十分稀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国情，《政治主张》认为，平民革命政权的国民经济所有制发展模式不能实行单一的国营经济，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辅助国营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即在“实行金融国有政策，集中资本收回外人经营的产业及本国大规模的私人企业和建设大规模的产业”的同时，〔15〕“允许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存在，”〔16〕还要在生产者及消费者中提倡和逐步推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组织，国家尽力运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扶助他们，使之养成生产者管理产业和经营产业的技能及其共同的生活习惯，为将来产业社会化的阶梯。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产生官僚主义，《政治主张》还主张适当地下放中央权力予地方一级，让它们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并给予工人及消费者参加产业管理的权利。
鉴于世界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时代，而中国产业技术落后，资金贫乏，《政治主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主张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具体措施是：国家可以“设置特许的租营制度”，允许外国专家和投资团在一定的年限内在中国经营各种产业和组织生产。国家还必须开展国际贸易。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汲取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训，绝对不能放任帝国主义在中国任意横行，造成中国经济落后受制于人的惨剧重演。规定外资企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及其它有利中国财政及工人的政策，绝对承认中国政府对其有完全的制御权。
三、两个政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态度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人的指导思想，它有新旧三民主义之分。大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信念和追求目标。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国民党右派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目的需要，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它搞得支离破碎。用什么态度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呢？这是每一个忠诚孙中山的革命继承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一致痛斥一切违背、歪曲和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思想的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右派，公然宣布第三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并与国民党右派誓不两立。虽然《政治主张》没有象《宣言草案》批评指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缺陷和声明他们继承的是“孙中山先生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及一切革命行动”。〔17〕但是，《政治主张》特别强调必须继承发展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并赋予崭新的时代意义，使之“更加具体化”，“更加切实的适应大多数平民群众的要求”，〔18〕把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真相”——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实现社会主义，作为“临委”的奋斗目标。《政治主张》和《宣言草案》均扬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不合理成份，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思想。
1.在民族问题上，《政治主张》对当时国际上存在着的政治势力做具体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上存在4 种政治势力：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社会主义苏联势力、第二国际领导下各国社会党的势力、被压迫民族的势力。其中，第一种势力是“我们的敌人”；第二种势力客观上是“我们的朋友”；第三种势力应该提防并攻击他们的政府的反动政策；第四种势力是“我们真实的朋友”。因此，《政治主张》扬弃了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的不分压迫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制定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总方针。
2.在民权问题上，《政治主张》接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真正的主人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扬弃孙中山有关英雄史观、阶级调和和全民政治等学说，确立以农工为重心作平民革命政权的基础，确定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与压迫阶级斗争的总路线。
3.在民生问题上，《政治主张》不满足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等民生政策，制定了既详细又与前者有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政策：在以工农为重心的平民革命政权领导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国营工农业建设，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逐渐进入社会主义。
四、两个政纲对中共的态度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大革命时期联合一道从事国民革命。由于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相继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志士，导致了大革命的挫折。此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独立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以推翻国民党右派的南京反动统治。由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失掉组织关系、一时对革命动摇而脱党和被中共错误开除的党员以及其他革命志士组成的第三党也继中共之后擎举同样革命目的的大旗。按理说，这两个革命政党应当发扬大革命时期精诚合作的精神，携起手来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开战。可是，初创时期的第三党与中共的关系却犹如水火不相容。当然，发生两党交恶的主要责任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左”倾教条主义者来负。如果说《宣言草案》在针对中共指导机关在大革命挫折后所犯的“突击的左倾策略”上批评指责之余还能主张联合，那么，《政治主张》则不加分析一味批评攻击，只字不提联合，产生这种结果是有具体客观原因的：第三党成立以来即遭到共产国际和中共“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猛烈攻讦，被视之为“豪绅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工具”和“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19〕1930年5 月邓演达从国外到上海后主动找中共商讨联合反蒋遭到严厉拒绝。本来，第三党成立以来已经受到不少刺激，而现在中共又拒绝合作，邓演达联共反蒋之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第三党对中共的认识，并助长它对中共的敌视。这种结果不久又改变了，邓演达在制定武装起义计划时曾对罗任一指出“失败上山可找中共联合”。〔20〕
总之，《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是第三党承先启后的政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能取得一致的看法，特别是后者把第三党政治思想理论推向了高峰。但是，在个别重大问题上和一些重大问题的细枝末节上仍存在差异。如果从两个政纲的总体比较起来，前者革命原则坚定性有余而策略灵活性较为不足，考虑问题也多有不周详之处；后者考虑问题的策略灵活性较为周全，革命原则坚定性则稍嫌不足。《政治主张》和《宣言草案》一样，抽象地理解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以致在“农工”或“工农”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阶级上兜圈子，不敢鲜明地、前后一致地承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领导权。《政治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如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和社会化大生产等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为保证。第三党无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无论是《宣言草案》还是《政治主张》，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
注释：
〔1〕〔2〕〔3〕〔4〕〔7〕〔10〕〔11〕〔12〕〔13〕〔14 〕〔15〕〔16〕《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辑，1981年8月版，第21、65、65、69、19 、47、88、89、44、83、84页。
〔5〕《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第2章，《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辑，1981年出版，第132页。
〔6〕〔9〕〔18〕《政治主张》，《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第192～193、201、198页。
〔8〕邓演达：《致丘哲信》（1929年6月30日），《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129页。
〔17〕《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第6章，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辑，1981年出版，第149页。
〔19〕参见《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64页。
〔20〕罗任一：《邓演达回国组党》，《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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