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交流：解释框架与研究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议题论文,框架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及其互动交流
当今社会日益表现出网络化的特征。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网络化组织”、“网络组织形式”、“企业间网络”、“组织网络”等术语被频繁使用。它们喻指组织间的协调，并以与组织的内部官僚结构和正式契约关系相反的有机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系统为特点。这种形式的组织间协调称为“网络化治理”，它是与市场和科层制形成鲜明对照的协调相互行动的独特形式。很多学者对网络化治理这种特定的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实际上，这些定义通常是使用不同的术语做出的部分界定，且主要围绕着两个关键概念展开：(1)交流和关系互动模式；(2)独立单位间的资源流。强调第一种概念的学者侧重于横向交流模式、产生相互依赖性的长期反复的交流、非正式的组织间合作以及沟通的互惠路径。而强调第二种概念的学者则注重由合法的独立单位构成的非科层化的组织集群的资源流，而且他们强调相互作用的部门之间的独立性。考虑到这些研究倾向，我们寻觅这些倾向中有利于我们的研究且与当前中国现实相一致的关键性表述来整合我们对此的具体看法，并试图包括这些定义的要素，使之更全面、更具体。
我们认为，网络化治理是指具有持续性、结构化和独立自主特征的特定组织(包括公共的、私营的以及其他的)在具有社会约束力的社会治理关系中致力于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适应、协调和维护各方之间的互动交流，应对各种高度复杂性事件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在这一描述中，“特定”表明网络成员并没有遍布整个领域，相反，它们形成了一个小集群，在这个集群中频繁地互相交流，但较少与集群以外的他者进行交流。例如，在公共事业部门，可以发现有些机构与其他集群之间的联系远不如与其内部成员间的联系紧密。不同集群使用不同的协调模式以实现不同的目标。“持续性”意味着网络成员多数时间从事着大量的工作。可以说，网络结构促进了共同工作的互动交流，反过来，互动交流又创建或重建了网络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化治理是一个组织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采用网络化治理而不是网络组织来表述这一社会治理现象，主要是因为许多学者是在管理意义上定义组织的，或者明确地将其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组织研究只是社会学家用组织一词研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①，而治理更准确地捕捉到动态的组织过程和交流方式。“结构化”表明，通过“一系列规则或资源”“被不断地组织起来的”②网络，参与各方的互动交流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同一的，但却反映了伙伴关系和劳动分工，反映的是资源的组成规则和组织化程度。“独立自主”则突出了网络的每个元素相对独立，当然并不排除业务单位可能共享所有权或直接相互交错。“具有社会约束力”是指适应、协调和维护各方互动交流不是来自其与权威机构的命令—服从关系。“社会治理关系”则表明，在工作开展之前，治理主体需要和他者紧密合作、相互适应和彼此沟通。因此，网络化治理的工作任务需要作为独立实体的自治组织联合行动，并在共同的任务中加强合作。社会治理的网络形式更依赖于社会协调和控制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
根据现有理论，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决网络化治理理论化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比如，交易成本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评估可替代性治理形式的比较框架，使我们能够超越对何处产生了网络化治理的描述性观察以及识别何处可能出现网络化治理的预测条件。这些研究虽然重要，但很少界定什么是网络化治理，也没有显示其如何应对协调和维护等互动交流问题。此外，这些研究通常关注着交流的某一方，而非整个网络结构或系统，没有提到网络中其他节点的性质以及它们是如何配合的，也没有充分显示网络结构是如何影响互动交流的。威廉姆森也承认，“网络关系被忽视了”③。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解释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的框架。为此，我们将治理形式看做一种交流机制，而这种交流机制的条件决定了哪种治理形式是更有效的。比如，复杂性触发了适应的问题，因为环境很少是稳定的、可预见的。交流资源的专用性涉及完成互动交流的各方所持有的独特设备、条件或知识，这加剧了各方之间的协调难度。事件的频繁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1)频繁性促进定制交流中隐性知识的转变，特别是转化为专门程序或知识。(2)频繁性为与结构镶嵌相关的互动建立了条件，从而为社会机制协调和维护互动交流提供了有效基础。(3)在采用专门的治理结构时，频繁的相互作用获得相应的效益。
多元主体各方互动交流的形成条件
对于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来说，它只有解决适应、协调、维护等互动交流问题，才能比其他治理形式更有效。因为低效率的治理和组织方式处于相对劣势，并在长期的发展中被淘汰。然而，有三种方式可以令我们超越现有的理论框架，实现互动交流的良性运行：其一，辨别出形成网络化治理的不确定性和资源专用性的具体形式。其二，通过将任务的复杂性融合到治理形式的解释中，使交流从仅仅双方交流中超越出来。第三，频繁性概念提供了一个由社会网络和结构镶嵌构成的链接。因此，网络化治理各方的互动交流有四个必需的条件：(1)供求关系网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2)定制交流中的高度资源专用化；(3)时间维度下任务的复杂性；(4)相关方之间交流的频繁性。
环境的不确定性指涉的是个人或组织在预测未来事件上的无能为力。对于社会治理主体来说，不确定性可能源自公共部门、公众、企业、监管机构、工会或者市场。认识不确定性的来源是重要的，因为其影响到以何种方式来协调和维护治理主体的互动交流。即使公共产品或服务需求是可预见的，适度的供给不确定性会诱发组织的纵向一体化，而公民需求的不确定性使组织的纵向一体化因折旧、更新或变化而面临风险。在公众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公共部门主要通过外包或分包的方式分裂为各种自治单位。这增强了公共部门的弹性，提高了回应广泛范围突发事件的能力，因为部门间的资源可以快速而成本低廉地重新分配，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在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中资源往往会面临需求的不确定性。它所产生的未知的和快速改变的公众偏好，让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者都弄不清楚什么能让公众满意，似乎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公众想要的。政府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选择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使命，尽管无从知道或无法确信其所选择的究竟是不是公众想要的。知识或技术的迅速变化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信息快速传播，从而造成了需求的不确定性。季节性变化影响了公民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和部分资源供给的变化，并使纵向一体化效率降低，从而也造成了需求的不确定性。在本质上，需求的不确定性与稳定的供给、适当的网络以及政府与市场间的良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
定制造成了互动交流各方的相互依赖性。例如，如果公众不去消费或享用公共产品或服务，那么政府就不能使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获得实现。这些定制的产品或服务增加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协调需求。与需求不确定性相关的定制在两个方面增加了行为不确定性：(1)相关方在定制什么的交流上可能持不同意见；(2)在情况已经改变后，相关方在是否能够履行其初步商定的义务上可能持不同意见。定制公共产品或服务常见于政府、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特定网络中。在定制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交流中，相关方可以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依赖。然而，这种形式的定制涉及人力、物力、财力、文化、技能、程序等多方面的资源控制能力，单凭网络中的某一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交流各方以对他者的强烈依赖性为基本前提。
高度资源专用化的定制交流要求一种组织形式，以便加强合作、反复交流，并实现相关方之间隐性知识的有效交换。合作各方之间的交流对于必须共同努力获得隐性知识的相关方来说是必要的。除非有用资源的持有者退出了或减少了他们的努力，否则他们就更依赖于彼此间的合作，以完成交流。反复交流让短期相互作用无法同化的隐性知识随着时间的延长而被吸收。皮萨诺的研究发现：“某一特定伙伴以及伙伴间如何合作体现了其与专用性资本的重要关系……这使得包括多个项目的比那些涉及单一项目的合作安排更为深入。”④高度资源专用化的定制交流是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有效协调的，它需要科层制或网络的协调功能。如果说，需求不确定性推动组织走向解体，那么，资源的定制交流加强了各方之间协调和整合的需求。网络化治理通过促使隐性知识在组织边界内迅速传播来平衡这些竞争性的需求。在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中，网络促进了隐性知识的快速配置，刺激了新的创新和供给平衡，创造了新的公私合作方式，并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
任务的复杂性指的是完成一项公共产品或服务所需的专门投入的数量。任务的复杂性产生了行为的相互依赖性，并加剧了对协调活动的需求。更多的活动范围、多项业务功能的需要、创造产品的数量或不同服务的数量导致不同的专家和资源向网络系统输入。同时，由于在迅速变化的供求关系中减少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时间的需要，或在竞争激烈的资源配置中降低成本的需要，形成了一定的时间压力。任务的复杂性与时间压力促进了团队协调和团队成员技能多样化，团队通过相互调适(如水平的信息流和小组会议)来协调彼此的活动，从而加速相关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并减少完成复杂任务的时间。
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网络化治理有利于整合多样化的、独立自主的、技术成熟的多个相关方，共同生产或提供复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对于网络中的各方来说，加速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以满足公众需要是一个关键问题。例如，在城市地铁的修建中，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一方面地铁修建造成了对现有交通的影响；另一方面越早修建好城市地铁，就越早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以满足公众对城市便利的公共交通的强烈需求。缩短时间和降低成本是公共产品或服务供给的根本要求，而网路化治理各方的互动交流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有效路径。
频繁性关注具体相关方与他者进行互相交流的频率。频繁的交流不仅证明而且还确保了网络作为治理的一种替代形式是可能的。频繁性不仅允许资源专用性从“边做边学”中发展起来，而且还在不断相互作用中加以深化，从而提高相关方之间的隐性知识的转换。频繁性也改变了相关方对于非正式信息的控制。威廉姆森指出，“个人与组织边界的多次接触支撑了相关方之间某些最低层次的礼貌和关心”，“阻碍了在任何特定交易中寻求勉强优势的努力”。⑤此外，“互惠性交换涉及一方单方面给予另一方以资源，但是对回报存有希望”⑥。互惠性将单方面供应转变成双边供应关系，并产生“共同利益”观念。频繁性和互惠性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如何对交流实施非正式控制为交易成本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找到了共同点，虽然这个共同点很少得到承认。然而，不同的是，网络社会理论往往将社会结构作为既定的，而交易成本理论的兴趣在于确定采用可替代性治理形式和社会机制所需要的条件。因此，通过整合既有的理论，可以深化对促进网络化治理各方互动交流出现的结构镶嵌和社会机制的起源和持续性的理解。
网络化治理互动交流的关键研究议题
单个条件并不能推动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的出现。相反，具体条件的结合才是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产生和发展所需要的，并为网络化治理提供优于市场和科层制的比较优势。这主要包括：因多变的产品需求带来的高适应需要；因在复杂的任务中整合不同专家引起的高协调需要；因在定制交流中监督和整合各方的利益所产生的维护需要。维护需要和协调需要阻止了各方运用市场机制满足复杂的定制任务；适应需要抑制各方采用科层制方式，即使科层制能够促进复杂的定制交流。我们的观点是，网络化治理平衡了这些交流条件相互竞争的要求。互动交流研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确定网络的成员。从研究的角度看，网络成员是通过组织与网络中其他组织间的交流关系来加以操作化界定的，而不是依据组织本身属性，如大小、分类或地理位置等。在网络社会分析中，这相当于以写实的方法而不是唯名论的方法来具体化边界。“普遍的身份和类型之间的差异都不可能固定不变，事实上，它们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⑦由于网络化治理是由具有持续性、结构化和独立自主特征的特定组织承担的，因此，在没有确认组织间的交流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完成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中如何发挥作用时，将某个部门或领域称为“网络”显然是不足够的。
就互动交流未来的研究方向而言，我们确定了几个关键研究议题。第一个研究议题涉及宏观文化及其内容和发展。互动交流的宏观文化研究内容甚少，但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贡献，如引导网络参与者的关键价值观、规范以及假设等。虽然网络领域需要越来越多的比较工作来确定价值观、目标以及假设的异同，但一个相关的问题指涉如何识别互动交流过程的社会化，以及网络的这些不同领域的多样化特征是如何影响各方互动交流的。
第二个研究议题关注的是互动交流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网络规模。正如交易成本理论研究治理时所考虑的那样，互动交流研究需要考虑如何权衡并优化网络规模。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它需要更多、更加多样化的资源，并为其提供更大的适应性，然而，更大的规模带来了更大的协调和维护问题。因此，网络的规模和结构镶嵌有可能是负相关关系，即如果要保持一定程度的镶嵌性，网络的规模就不能太大。网络的规模是在寻求网络化治理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经验性问题。今后，治理规模的影响、单个组织的绩效以及对网络的评估等，都将成为研究网络化治理各方互动交流的关涉网络规模的重要问题。
第三个研究议题是互动交流关系中的权力及其运行。关于社会结构的任何讨论都提出诸如社会结构如何促进或限制权力的使用的问题。由于任务的复杂性和资源高度专用性，需要对网络中的权力加以制约。由于这些任务需要解决问题的高度创造性以及加强合作而非对抗的知识和努力，使得那些通常最有效的网络参与者也变得依赖于他者来完成其任务。同时，为执行复杂任务而形成的网络结构使得某个依赖于他者的参与者从更强大的参与者那里获得与第三方相互交流的契机，从而改变了权力结构关系，提高了各方参与复杂合作的能力。这其中的影响力可能限制了那些处于更强地位的参与者充分发挥其权力的可能性。此外，输出需求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权力，即权力可能是短暂的，因为今天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明天的成功当时是不清楚的。
第四个研究议题是确定网络及其互动交流是否是由效率研究或管理潮流和体制导致的。虽然我们的论点是基于效率考虑的，但并不排除采用其他原因的可能性。在某些同步的但孤立的行业中出现网络化治理，是部分学者反对将潮流作为网络化治理及其互动交流的原因的依据。在其他行业寻找这种网络化互动交流模型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最近潮流和体制似乎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最近流行的一些文献中主张，组织形成网络化治理不必辨别网络化治理发展需要哪些条件。我们认为，这种过程可能导致在各种行业中出现许多网络化治理实验失败的案例，根据我们的理论，除非必要的交流条件和社会机制发挥出解决适应、协调和维护互动交流问题的作用，否则互动交流及其所依托的网络化治理的失败也就理所当然了。
网络化治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虽然我们所确定的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及其条件可能会使治理的网络形式看起来似乎难以使用，但实际上，网络化治理可能因这些交流条件变得更加普遍。一些学者指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组织做出更加迅速灵活的反应，这意味着互动交流的出现和发展所需的条件将越来越普遍。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实践重要性。网络化治理确实可能带来诸多优势，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互动交流及其协调和维护，网络化治理在实践中就可能遭遇挫折。而且，随着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关键研究议题的开展，网络化治理多元主体间互动交流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了解。
注释：
①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②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
③Williamson,O.E.,"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In Smelser,N.J.& Swedberg R.,Ed,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85.
④Pisano,G.P.,"Using Equity Participation to Support Exchange:Evidence from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1989,5(1),p.116.
⑤Williamson,O.E.,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p.107.
⑥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册)，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⑦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