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20世纪的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20周年。20年前的一场讨论，揭开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宣告了一个完整准确地用科学态度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的来临。从那时起，实践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实践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
实践精神做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理论界在20世纪末期的发展需要和理论发现，这一精神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19世纪。20世纪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宣称，只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正是西方人类自我迷信精神鼎盛之时。作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一种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却跨越世纪的鸿沟，成为20世纪人类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潮，这说明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问题，仍然是20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就是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世界的问题。马克思不赞同旧哲学一味地解释世界，这并不是说他不想解释任何问题，而是说他对旧哲学把人和外部世界分开，看成彼此独立的两种存在，然后再用人性或理性之类的神话把二者捏到一起的思维方式不满。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是这样的。人是作为实践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作为实践的对象、结果，人和外部世界通过实践发生冲突和联系的。因此，解决哲学基本矛盾——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核心任务，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实践矛盾。
以实践为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预示着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重大转折。近代人类自我迷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把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视为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探索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的目的，固然是反宗教神学的，是人性的复归，但是，自然本性和根据与对象都不在人自身而在人之外。承认自然本性，无非是说人和自然的同一，并不能把人作为独立的自我；理性虽然体现了自我的特点，但它是静观，只能认识世界，不能改造世界。在理性关系之中，世界仍然是外在于自我的对象。黑格尔意识到了这种外在性。他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的本质归结为宇宙精神。
实践的优越性在于它所承担的是人与自身活动成果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矛盾。实践克服了理性主观性的弱点，使人的自我意识获得了客观的形式。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通过活动，在实际上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这样，实践提出的问题就从人与外部世界的一般关系深化成了人与自身活动成果的关系、人与人自身的关系。
立足于人与人自身的关系，马克思又触及到了卢梭曾于朦胧之中感受到的关于文化的否定性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劳动既有对人的肯定的方面，又有对人的否定的方面，既劳动异化问题。他认为，实践既然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那么，就存在着对象化了的人类活动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不受人的控制，反转过来却控制人的可能性。这就是劳动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分离：劳动者对劳动工具只能使用不能占有，所以无法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统一。这一矛盾实质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文化结构。文化作为人的活动结果，应该具有肯定人的性质。但是，如果文化结构不合理，实践活动的结构也不合理，由此产生的结果就会对人起否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就是解决人和自己创造成果之间的自我矛盾，是对人的自我异化、文化否定性的抗争。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分离的结构。因为，在这种结构下，文化就不会以否定性为主，而是以肯定性为主。如果劳动者不夺回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合理的文化结构就会吞噬掉劳动者自身，而寄生于劳动阶级之上的剥削阶级，也会因劳动阶级被文化否定性压垮而自取灭亡。这样，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崩溃。所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马克思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转折。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实践问题绐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特别是近年来，人们甚至从“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已经对马克思的实践观一览无余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仍需人们认真思考。
第一，外在的实践和内在的实践。
人们一般认为，实践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践的实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这仅仅是外在的、生存的实践。实践还有内在的、发展性的一面。毛泽东同志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改造自己的实践，就是内在的实践。自我是一个灵与肉、主体自我与对象自我的统一体。自我一经产生，就以自体成果的积累——文化为表现、规定和发展自身的对象，而不是以纯粹的自然为对象。自我是由对象规定的。以自然为对象，自我就由自然规定；以文化为对象，自我才由自己规定，才能成其为自我。
因此，在外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在实践的要求和矛盾。为了与人为改变的自然相对应，人必须改变自我，以保存、扩大改造自然取得的成果。这样，就形成了人与文化、主体自我与对象自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为内在实践的基本任务。与外在实践相比，内在实践是实践的深化和发展，是人的自我完善。任何仅仅停留在外在阶段、不能引起人内在改变的实践，都是盲目的、缺乏主体性的实践。片面的外在实践，只能造成“饮食动物”和“经济动物”。奴隶劳动和守财奴都是缺乏内在实践的外在活动。奴隶不能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建立联系，以发展自我；守财奴只能从自然中摄取财富，并不用财富来完善自身。人之为人，仅有外在实践是不够的，人要发展，必须转向内在实践，解决人与文化的矛盾。
第二，实践的主体性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实践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实践的主体性即能动实践是人有目的地改变客体的实际过程。这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全面的。马克思所言的实践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Practice，即通常所说的改变客体的活动，二是指Praxis，即人类自我完善的创造性活动。这两种实践是辩证的统一过程。
Practice是最基本的实践，体现着人和自然之间最直接、最普遍的联系。这种实践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例如，劳动可以出于表现自己的能力的需要，也可以是被饥饿被环境所迫所采取的行动。自有史以来，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都是被动的。这种实践虽然也具有有目的地改造客体的特点，但其目的仅仅产生于环境的压力，并不是自主的活动。这种实践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重复性的。
Praxis是在Practice基础上发展了的实践，体现的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而是二者之间的区别。这种实践是主动的。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进行生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所谓“真正的生产”，就是人以表现自身的力量、完善自身发展为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说，这种实践的目的不是自然给人提出的，而是人自己给自己指出的。因此，这种实践才是主体的。这种实践不是重复性的，而是创造性的。
Praxis和Practice是能动和受动的统一过程。Praxis是能动的实践。能动的实践不仅是主观改造客观，而且是主体创造自身的活动。Practice是受动的实践。受动的实践不仅是客观决定主观，人在活动中证明自己是客观存在物，而且是客观强制性造成的活动。能动的实践必须以受动的实践为基础和前提，以受动的实践为实现的手段。人的自我表现、自我完善、自我创造，只有在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外部环境允许人存在的条件下才能生成，也只有在改变客体的活动中才能变为现实。因此，受动的实践和能动的实践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两种关系。受动的实践是原初的实践，而能动的实践则是发展了的实践。
第三，实践的两重性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实践具有两重性，既有主观能动性，又有客观强制性。因此，有人得出结论，不能用实践取代客观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和核心概念。应当承认，这种两重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仅仅是受动的实践的两重性，而不是能动的实践、主体的实践的两重性。
主体的实践的两重性，是主体的自我肯定或自我否定的矛盾。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的劳动观时指出：“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0页。）实践作为“人的自为的生成”，超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依存关系。因此，人是自我完成，自己造成了自己的现实存在。这样，人的活动性质就没有先天的保证，可能对人毫无意义，也可能对人有意义；可能对人有积极意义，也可能对人有消极意义。
实践的积极意义即人的自我肯定。自我肯定是指人通过实践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完善自身。就目的而言，自我肯定是实践的理想目标：人无需自然力量，通过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希望成为的理想存在；就结果而言，自我肯定是实践使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人的变化。人通过实践，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了客观条件。
实践的消极意义即人的自我否定。人的自我否定对人是具有双重意义的。积极的自我否定是指人通过实践改变自身，使之日臻完善。消极的自我否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践仅仅停留在受动状态，即仅仅是被动的，重复的。这种实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人的发展与完善。它的消极性主要表现在造成人对自然或某种既定的生存方式的依赖上。由于缺乏创造性和主动性，人的发展僵滞在某种既定的模式之中，导致人的发展的停滞。一旦生存环境发生突然的剧烈变化，这种僵滞的主体性就会随之丧失。二是创造性的实践导致与原初目的相反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实践的异化。异化是指实践的结果成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力量，是人对自己活动的结果失去控制造成的。在活动失控的情况下，人的创造力越强，创造的结果对人类的破坏、否定的可能性也越大。
第四，实践的批判性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实践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就是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去批判理论，批判客观世界，但是，这并不是实践的批判性的全部含义。实践的批判性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是一种自我批判。
实践批判的外在性即指实践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批判。实践对主观世界的批判即实践对理论的扬弃。理论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理论内容的客观性的程度，只有经过实践变成客观现实，才能得到验证。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批判即实践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是人意识到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实践的目的就是使环境按照人的意志改变形态，以满足人的需要。这两种批判之所以是外在的，都是因为这些活动不是以实践自身为对象，而是以实践的对象为对象的。
实践批判的内在性是指以实践自身为对象的自我批判。实践的内在批判取决于实践自身的两重性。既然实践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就要求人们对实践本身采取行动，努力使实践向积极的、肯定人的方向发展。实践批判的内在性决定了人对实践不应该采取自我崇拜的态度，而应该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实践的自我批判即人对实践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自我反省是指精神领域的自我批判，是对实践两重性的自觉，是对人类自我中心论、自我迷信的批判；自我控制是指现实领域的自我批判，是对实践的消极意义、异化的抑制机制，是人对实践的自我调节。
实践的批判性是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内在批判是由外在批判引起的，外在批判是内在批判的基础。失控、异化，都是创造活动的后果。由于创造引起了新的矛盾，所以才需要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外在批判是内在批判的实现手段。人只有通过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才能实现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内在批判决定了外在批判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只有自觉的、受控制的实践对人才是有益的；失控的实践不但不会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反而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因此，人类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加强内在批判。
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马克思才提出了实践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确立，标志着人类主体意识的重大转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主体性不是先天的，而是人自己创造的。人的实践活动既可以把人创造成为主体，也可以把人的主体性否定掉。因此，在主体性的问题上，人不应该自我迷信和自我崇拜，而应该代之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这一结论宣告了近代精神的终结，预示着现代精神的来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成为跨越世纪的哲学的主要原因。
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信进入了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
无论从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看，都充分体现出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控制的实践精神的迫切需要。当代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创造能力，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核污染和核威胁问题、高科技带来的潜在危险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紧迫问题。要发展，更要有所节制；要创造，更要注意合理。科学的、合理规划社会发展，已经提到了人类社会的议事日程。继自然之后，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文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实践精神所昭示的走向21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