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性：食品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学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为一个论文,议题论文,社会学论文,食品安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0）02-0141-05
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震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再一次把食品安全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标志着我国进入以立法的形式保障食品安全的阶段。《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能起到规范市场、减少企业不法行为的作用。但本文通过对西方现代社会食品安全公共性格局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的考察，结合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认为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问题，多元主体积极协作的新公共性的构建，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终化解从而形成良性秩序的基本途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公共性格局经历了不断地转化和完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公共性供给格局已经初露端倪。作为一个公共安全课题，食品安全问题的最终化解，同样有赖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新公共性格局中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
一、食品安全的社会学进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食品安全的研究，这些研究从现代经济、科技、管理、医疗等各领域回应了食品安全问题，既有宏观的市场制度和物流管理方面的考察，也有具体的技术细节方面审视。然而在社会学领域内，却只有不多的几篇文章关注这一重要公共议题。虽然这些研究颇有洞见，但遗憾的是，均没有形成较为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在《透视转基因：一项社会人类学视角的探索》一文中，郭于华教授从知识—权力的角度阐释了现代知识体系与人特别是作为消费者的人的疏离，现代科技并没有屈尊服务于人，而是傲慢地演变成“符号暴力”，这种符号系统完美地剥夺了普通民众的选择能力。因为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能够作出自主选择的前提是有一个多元的、多样化的社会，该社会中就某一新事物的性质和意义存在多种不同的声音。公众在基于对信息的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恰当的选择。在郭于华教授看来：“这正是我们的社会所缺少的。处于知识—权力场域之外的普通公众是没有选择的。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而在其中公众不可能达致真正知情，或者说他们的信息、经验和知识是支离破碎的，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他们在面对一种具有相当不确定性的陌生事物时的不知所措，正是知识—权力宰制的体现。”[1]实际上，郭于华教授将公众自主选择的希望寄托在信息多元的社会，这难免让人同样忧心。从科学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知识、信息、专家意见，在现代社会不仅越来越与公众疏离，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知识话语往往被利益集团所掌控，普通公众则由于失去了选择的能力而在消费活动中被“去主体化”。这可能是知识—权力思考中更为深层次的含义。
如果说符号暴力是一种对公众去主体化的过程，那么五光十色的消费文化则进一步将公众的行为选择依据变得扑朔迷离。郭于华教授在另一篇文章《社会变迁中的儿童食品与文化传承》中指出：“代际之间文化传承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变化，与食物和进食有关的话语发生了转变，原来的道德教化和革命教育的内容正逐渐被市场导向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所取代。”[2]如果说知识—权力结构和消费文化足以使得食品安全问题显得扑朔迷离，那么对现代性深层结构的探讨，则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思带入了核心。在《这是一个相互投毒的社会？》一文中，郭于华教授借用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概念对食品安全危机作为现代性痼疾作出了鲍曼式诊断[3]。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只是作为一个学术随笔，无论从篇幅还是资料引证上都显得有些单薄。
对于知识—权力结构的分析、消费文化的考察，以及现代性隐忧的审问，都指向了同样的后果，即人的主体性丧失。然而，在日渐丧失主体性的公众中，却也不是每个群体都遭遇同样的风险。风险这个恶魔向来都是对弱势者更为残暴。“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严重缺乏自我实现的社会资本，同时他们的自我保护系统十分脆弱，需要时时刻刻并小心翼翼地防范外部世界的威胁，以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风险。”[4]因此，景军教授指出在思考风险的社会管理时，有必要关注其社会分配逻辑。
公众主体性丧失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恐惧文化”（culture of fear）大行其道。《恐惧》一书的作者、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先生为我们讲述了恐惧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公众心理。即我们在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几乎无能为力，我们并不确切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人类面临着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强大破坏力”[5]1。诚如埃利亚斯所言：“恐惧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结构被传递给个人心理功能上。”[6]“一旦恐惧成为普遍存在的心态，问题和困难就会被过分夸大，而可能的解决办法却被忽略。驱动恐惧和恐慌的机制是一种本身自会成为事实的预言。”[5]6恐惧的力量张扬恣肆，成为一种普遍心态的恐惧足以毁坏社会良性运行的环境。而一个自信的社会只能在社会结构本身中寻找，这须要给社会赋权，让社会力量理性而有序地加入到新公共性格局。
“食品安全问题”换种表述方式，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为“现代食品体系风险”。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出色研究，在解释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甚至可以方便地奉行“拿来主义”。与贝克的发现毫无二致，食品安全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奇妙的是，在传统社会中，虽然有集体生活，风险却具有个体性的特征，即个体生命与自然直接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更多建立在感性而非科学之上；恰恰相对，现代社会不断呈现出个体化的特征，而食品安全的风险却是人类性的，甚至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之范围。
二、食品政治与食品的公共性
在社会科学的视野中，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缘起于食品行业与不可见的微生物世界、化学添加剂以及集约化生产的复杂工业设计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缘于现代社会中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复杂利益博弈，而且后者构成了理解该议题的核心维度。
纽约大学著名营养学家玛利恩·内斯特尔教授在其大作《食品安全》和《食品政治》中指出：即使被誉为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美国在百余年间也面对着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已然成为左右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力量。内斯特尔教授指出食品安全（包括广义而言的公共安全）从来就“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7]13。作为政治问题的食品安全包含如下的五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联邦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环境保护局、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和美国农业部职权的分散、重叠、混乱。第二个主题是食品企业正在以损害民众健康和安全为代价来促进其自身发展。第三个主题是企业将科学视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的工具。第四个主题是消费者保护组织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如大公司的自利行为，大公司和公众利益的不平衡，政府政策和商业利益的相互勾结。第五个主题是由于科学家和民众对食品安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引起的问题[7]13－15。
内斯特尔教授给我们展现了美国食品安全令人遗憾的局面，长期以来我们依靠科学的手段去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然而由于食品企业利益与政治体系的微妙关系使得安全食品供给的诉求仍然遥不可及，在“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7]引言。食品安全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纯粹的科学话语，而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问题。“涉及庞大的和有影响力的食品行业的利益：他们用尽各种手段争取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而不管其所作所为是否有益于民众的健康”[7]引言，食品行业与其他行业并无不同，股东们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食品企业同样“能够也正在运用经济手段阻止政府制定影响其利润的立法，在政治方面他们也置公众利益于不顾”[7]引言。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政治性过程的消费团体，与食品行业巨头相比“没有同等充足的资源和获得足够的公众关注的能力”[7]引言。
在内斯特尔教授对食品政治解读的背后，我们看到在美国社会左右食品安全的公共性格局是高度失衡的，食品的公共性格局中，市场权力一家独大，政府丧失了捍卫公共利益的独立性，而社会力量处于一种行动力不足的原子化状态。本文所言的新公共性格局呼唤的正是超越了这种失衡局面的均衡、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公共秩序。
三、新公共性的理论构架
所谓公共性，就最简单的理解而言，指的是一件社会事务牵涉到大范围的公众利益。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内，或许没有哪个词汇能包含比公共性更为广阔的内容，可以说不仅近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整个社会思想史也都是围绕着公共性展开。本文无意梳理自古希腊以来的公共性思想史，仅从现代社会与公共性议题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角度来探索公共性格局的生产与运转。
伴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说率先提出了其公共性主张。延续荷兰政治思想家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的启示，经济学理论期待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推动公共福祉的进步，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20世纪初期，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百余年的黄金增长期，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然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财富增长的同时是社会贫富分化。波兰尼于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逐渐脱嵌于社会运行的过程，这一过程自其起点就是社会解组并伴随自由主义高歌猛进而出现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今田高俊教授准确无误地指认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反公共性的力量”[8]，使得中间群体瓦解，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个体接受了“市场社会”的逻辑，耽于消费社会的享乐，而对公共事务日渐冷漠。克制“自我调节市场体系”对社会解构力量的是波兰尼所言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包罗丰富的内涵，如作为社会自组织的志愿者团体、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以及政府干预。当然，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1944年，波兰尼所看到的主要是政府回应社会自我保护诉求而对经济活动展开的一系列政策干预，如保障工会权力。
近年来，全球社会发展的一些最新进展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重视，新公共性的议题开始逐渐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主张一种兼顾“公私”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公共性[8]；田毅鹏教授对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9]。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坚持如下关于新公共性的认识：即与古典经济学宣称的理性经济人自利行动推动公共福利增进，凯恩斯主义以政府干预纠正市场负外部性保护社会，以及形成与国家和市场对立的公民社会运动等公共性主张有所不同。新公共性认真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这三方面，主张一种协商、合作、兼顾的公共性，而非一家独大或者彼此对立的公共性。此外，新公共性还主张，不存在普世的公共性格局模板，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主义还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法团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公共性还是社会主义体制中的公共性，都不能成为一个通行天下的普世模式。新公共性既回应全球议题，主张以共同行动应对人类安全的种种威胁，又与特定历史传统、文化结构、社会风貌紧密相连，主张以文化自觉的力量，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回归人的尺度。
具体到食品安全的议题，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食品安全事故不断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危害着公共福祉，而一个逐渐能拱卫餐桌、保障食品安全的新公共性格局亦在逐渐生成。接下来本文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着食品安全的公共性格局生成演进的历史为线索，勾勒出一个呼之欲出的食品安全新公共性格局的轮廓，以资借鉴。
四、现代社会食品安全公共性格局
食品安全首次进入现代社会的自我反思系统可以追溯到1875年。是年，记者拉菲卡迪欧·赫恩对金特尔和琼斯屠宰场的一篇报道首次将食品加工企业黑暗和肮脏的画面见诸报端。报道很快引起了消费者的谴责和恐慌，并演化为食品加工业整个行业的危机。对此，食品加工企业如肉制品罐头厂率先作出反应，自发地建立了监管程序。随着危机的持续，肉制品国际贸易业受到了相当的影响，国会迫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压力于1890年出台了《肉类检查法》。该法令的出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消费者的焦虑，食品市场的秩序亦有所恢复，当然，政府恰当地介入也挽回了一些国际贸易的损失和公众的信任。1904年社会党人辛格莱尔在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进行了为期7周的实地调查，写就了The Jungle一书，书的主旨是以一对立陶宛夫妇带着美国梦来到芝加哥和最终美国梦幻灭为主线，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7]20。然而这本多家出版社拒绝刊印，但最终于1905年在一份发行量达几十万份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诉诸理性》上连载的书，为公众所熟知是因为书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芝加哥屠宰场肮脏恶臭的生产环境、混乱的生产秩序和无精打采的工人。屠宰场无意之间成为食品行业混乱状况的隐喻。1906年，国会通过了两项改革法案：《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和《肉类检查法》修正案。国会将食品安全视为联邦政府的责任，并将监管的职责交给农业部，而把《肉类检查法》的执行权交给了畜牧工业部。罗斯福新政期间，相继又有多部法令出台，并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27年国会通过决议建立食品、药物、杀虫剂管理局，1930年改称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由农业部管理。1940年转由联邦社会保险管理局管辖，1953年后为新建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下属机构。至此，美国食品安全的公共性格局初步成型[7]25。
乐观地看待这一过程的话，我们会发现企业出于理性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主动地采纳了监管程序，间接推动了公共福祉；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推动了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对市场的外部性恰当地干预；而社会也以公共领域的手段和“弱者的武器”捍卫着自己的利益，并推动了公共性秩序的初步确立。然而，这一过程中同样也呈现出值得警惕的一面，原子化的消费者以拒绝、对抗的消极手段捍卫自身利益，虽然最终推动了公共性格局的生成，但这个过程却是代价沉重的。一方面，消费者或忍受着食品危机的恐惧，或健康已然受到侵害；另一方面，市场陷入瘫痪，企业蒙受重大的损失；此外，政府公信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公共性格局无论从建立的过程，还是之后的走向来看，都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危机确实还在延续。
危机延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科学知识也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则在于公共性格局中各方能力的不均衡和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就后者而言，政府和企业处于知识结构的优势地位，并且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手段，而消费者因社会原子化状态而带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原子化状态的直接后果在于不信任感的弥散和非理性维权的发生，二者对于基于合作的新公共性秩序都是否定性力量，并产生了诸多无论是对于公益还是企业与个人利益而言都是负面的耗损。
社会原子化的危机以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方式得到持续地（但又只是部分地）化解。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一部分的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通过社会自组织的方式拱卫公共利益。如在战后日本即颇为流行的“生活协作社”。该组织起源于一些家庭主妇出于寻求安全奶制品的诉求。社员通过该组织与奶牛养殖场直接联系，并部分监管养殖场的日常生产；此后，组织不断扩大，不仅社员数量增加，而且涉及生活的更多方面，以社会力量保卫公共利益，据称每六个日本公民就有一个是“生活协作社”的社员。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力量，“生活协作社”不仅保护了社员的利益，而且也推动了食品企业生产管理的变革，成为新公共性格局的重要内容。此外，还有一些非营利组织活跃在强化消费者知识水平、维权能力等各个方面。
五、以新公共性拱卫食品安全
可见，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发育对于新公共性格局来说至关重要。新公共性是基于合作、协商、互利的积极秩序。如果说公共性的实现手段有赋权和抗争两类形式而导致了相互加强和相互削弱两种结果的话，新公共性则主张通过给社会赋权扭转公共性格局的失衡局面，这样不仅是对公共利益最直接的保护，也能为市场发展和公权力稳定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以食品安全的公共性格局为例，如果社会处于原子化的状态，则不仅导致了公众利益受到伤害，同时也使得市场环境逐渐恶化、整个行业面临危机，以及政府公信力的流失。相反，社会力量得以组织化，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释放，则会出现共赢的良好局面，对于促进公益大有裨益。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给百姓生活和市场环境均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积极通过立法、监管的方式纠正一些企业的不当行为，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食品安全困局的超越还有赖于新公共性格局的不断完善。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的食品生产行业也逐渐走出了单位体制，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共同构成了新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高流动性社会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第三部门却发育滞后，公共性格局处于失衡局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实现公共性的重要手段，在新公共性格局中，社会力量将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武器。不仅要提升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和效率，同时也要给社会赋权，将社会力量培育为新公共性格局中重要的积极力量。
收稿日期：2009－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