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成与创新
——从《读易大旨》看孙奇逢的读《易》路径
李静雯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读易大旨》一书，可谓是孙奇逢的人生体验与易学思想相结合之精华。他的读《易》路径如同他的学术大旨一样，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读《易》学《易》时，他传承了明代学术的余绪，并为其注入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使之与时代相贴合。他身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对他读《易》路径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此外，将孙奇逢与同时代的黄宗羲、李二曲的治《易》方式及易学思想特点进行对照，有助于直观地把握他的易学体系，在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中，掌握和体会他的易学思想及其价值。
关键词： 孙奇逢；《读易大旨》；学术史；社会史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钟元，畿南容城县人。他是明清之际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因满清入关，田园被圈占，只得迁徙河南辉县夏峰村，于此居住讲学，又称“夏峰先生”。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将他列为清儒首位，他在同时代及后世的影响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孙奇逢于顺治七年六十七岁之时开始研究《易》，师从三无道人李崶，撰写《读易大旨》也就自此开始。李之鉴运用马克思主义观来解读《读易大旨》，为理解孙奇逢的易学思想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途径。近年来，学界对于孙奇逢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理学与实学之思想，对于其易学思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拟从《读易大旨》一书出发，试结合《日谱》《孙夏峰先生集》《理学宗传》等作品，联系当时具体的思想史语境，重点在对孙奇逢的易学思想做学术史的考察过程中，通过了解他的易学内容来认识其学《易》途径，然后与同时代的黄宗羲、李二曲的易学思想作比较，从而明了孙奇逢学术的大致定位及其意义。
一、继承与发展：学术史层面孙奇逢的读《易》路径
我国易学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系辞下》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179随着朝代的更替，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形成自己的易学特色，当今谈到易学，绕不开汉易、宋易两大系统。两者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实不相同：汉易重象之研究，宋易重数之探讨。元明两代沿袭宋易，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象数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义理易则相对薄弱。
到了清代，学者开始对前代的易学思想进行总结，同时对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改造，将当时所流行的“实学”观念渗入其中，“所谓实学，是针对宋学言义理、轻训诂，甚至以己意解经的流弊而发的”[2]208。孙奇逢的易学思想就产生于这样的学术史阶段中，带有深刻的人生体悟与时代变革烙印。以下笔者将分别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他的易学思想，以期了解掌握其学术史体系下的读《易》路径。
(一)读《易》用《易》：专责人事的倡导
通读整部《读易大旨》，字里行间都在传达着孙奇逢有意地将《易》与人生实际联系起来的思想。在其重要著作《日谱》中，他就多次谈到学《易》的经历或与此相关之事。孙奇逢曾于顺治六年(1649年)己丑四月十六日与李霞表谈论《易》，于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十四日写道：“《易》学已探千圣秘，麟编独凛一王尊。”[3]89孙奇逢晚年读《易》时与孔子的“韦编三绝”所流露出的刻苦精神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对《易》一书的重视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君子”和“小人”之辩素为儒家论争不止的一个命题，其定义亦诸说纷纭，本文囿于篇幅，兹不赘述。孙奇逢认为《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夫《易》之道，不独令小人不得毒君子，且欲化小人为君子。”[4]10《易》乃是教人改过之书，指导人们如何在世事变幻中独善其身，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社会中，君子与小人都是存在的，究竟是成为君子还是小人，这关乎个人的行为选择。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两者的存在形态影响着社会风尚及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反之，社会环境又起着指导作用。同时，孙奇逢还认为《易》主要是研究天、地、人三道，天道、地道最终目的也是服务于人事。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或教授子弟时，或与朋友往来中，都可以看到他对易学思想的践行。如在《日谱》中记载，顺治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初二日道：“人人有亢而悔之时。一言之亢，即招尤也。一事之亢，即招悔也。”[3]321意思是说在为人处世时，可能都会有因冲动而悔恨的时候，应多一些理性。孙奇逢在对比卦进行解释的时候引用了《六代论》的例子，曰：“譬如芟刈股肱，独任胸臆，浮舟泛海，捐弃楫棹，观者为之寒心，而始皇自以为万世之业，岂不悖哉。”[5]2275孙奇逢用始皇骄奢淫逸而亡国的事例说明了过犹不及的道理，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却不知聚民心，与民休息，因此到了秦二世统治时期就走向了灭亡。孙奇逢在解释遁卦时用了汉元帝和桓灵时期的例子，点明了审时度势、明哲保身之道，与《易》通篇所说的“及时止损”的道理契合。
元明之际的程朱理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受此影响，孙奇逢的学术最初以程朱为宗。他于三十岁的时候接触到王阳明的《传习录》，且受到好友鹿伯顺的影响，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夏峰先生年谱》中记载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先生初守程朱甚笃，鹿先生讲次，每举姚江语，先生因读传习录知行合一，躍然有得，自是寝食其中焉。”[6]9可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后半生的学术历程都是宗王阳明一派的。王阳明在易学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心学解《易》，将“心”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心与生活中的道德问题关联，与阴阳消息、天地万物等息息相关。同时，借此来解答易学中的基本问题，成功地将易学纳入了心学的体系范畴。
综上，孙奇逢在读《易》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并不拘泥于理论上的知识，而是力求这种思想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他并不仅仅是用易学思想来指导个人的修身成才，还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统治者能够正确地运用易学思想，于治国平天下都是大有裨益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有利于构建“父慈子孝”“夫健妇顺”的良好的伦理秩序。总之，他将《易》看作是宇宙世间万事万物的反映，将学以致用的思想一以贯之，这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稍后的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导向的颜李学派。
(二)调和程朱陆王：心与理体系的构建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办发【2010】43号”和“川办发〔2011〕41号”文件精神，推进四川省家庭服务业发展，四川省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联席会议办公室于2017年9月5日召开了全省发展家庭服务业视频会议。会上，张晋川副秘书长代表四川省联席会议办公室做了工作部署；四川省发改委、财政厅、商务厅、总工会、妇联、团省委等成员单位做了发言，对本部门本系统如何贯彻落实“两办”文件精神，支持和推动家庭服务业发展，做了安排部署。
孙奇逢是在理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的，他认为《易》虽是模写天地间万物事理的，但仍归于心之上。在这一点上，与陆王的心学思想一脉相承，实际上，这也突出强调了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此看来，《易》虽然统领天下之道，但易道的承载者并非为《易》一书，而是在修习易道的个体。这与孙奇逢易学思想中鲜明的经世致用的观念联系在了一起，即作为个体的人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期更好地领会“吾心之易”的含蕴。同时，他特别看重人心中“诚”的特质，曰：“易道最重诚，所以乾坤首言存诚。立诚纯乎天理，方可言情。稍涉人欲，便入于伪。人心原只有诚，无伪情方可以言易简，伪即不免为险阻矣。”[4]138他认为“诚”是最重要的特质，唯此方能领悟到《易》中的道，掺杂过多别的情感则会适得其反。
结合负荷增长情况，至2025年负荷为95 MW，考虑岛内最大一台单机容量或直流单极容量的备用容量后，总需求为135 MW(备用柔直单极40 MW)、137 MW(备用单台气电42 MW)、155 MW(备用柔直单极60 MW)；至远景2030年负荷为145 MW，考虑备用容量后，总需求分别为185 MW(备用柔直单极40 MW)、187 MW(备用单台气电42 MW)和205 MW(备用柔直单极60 MW)。根据上述需求分析，拟定方案及投产时序如下：
此外，孙奇逢还看重的是心所具有的“敬”的特质，这里的“敬”强调更多的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他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1]22一爻来总括易学思想，在心学体系上来构建自己的理想与道德目标。他赞同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心的本质为善，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而造成心的恶则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重新转换为善的，强调心、性、理三者的统一。总而言之，孙奇逢易学思想当中心学体系的建构，显然也是明代易学中的心学一派在清代的延续。宋代经学大师朱熹解《易》时，点明要经由象数来求得易理，将义理学与象数学统一起来，推动了宋代易学的发展。自古人们讳言《易》为卜筮之书，实则忽略了易的本来面貌，未掌握本义而对《易》进行阐发，很难掌握经文的本旨。这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看待易学问题的角度略有区别，程氏解《易》重义理，认为义理的地位远大于“象”与“数”。同时朱熹提出了著名的“易学发展阶段”说，主张在研究《易》时应经传分离，绕开注的干扰，直达经文本义，在对卦爻辞的解释中求得易理。
孙奇逢于七十岁时思想再次发生转变，开始有意识地偏离陆王心学的“空疏”弊端而回归程朱，这与他之前的心学体系无疑有相矛盾冲突的地方，但总体来说，其心学体系包含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内核，是心、性、理三者的统一。
文化限制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和文化承载两个方面。语言文化主要指的是语音语调和词汇的使用上。文化承载则包含了诸如俗语、典故、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内容。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在电影字幕的翻译中，势必会产生分歧。因此，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所带来的影响，选择最合适的翻译方法，让观众可以很好地欣赏电影，同时又能感受到两种文化的不同。
二、时势与际遇：社会史方面孙奇逢的读《易》路径
孙奇逢在对事物的体验当中体悟到了易理所在，于感性中包含着理性的思考，把对个人命运遭际的思考延伸到整个社会生活上来，使得两者充分杂糅在一部《易》之中，这也是他读《易》路径形成的一个关键点。总而言之，在上述两方面原因的驱使下，他的易学思想消融了门户之见，兼取各家所长，同时，个人独特的人生思考与看法也包含其中，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方面，从社会时势变革方面来说，嘉靖年间，明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就表现得十分尖锐，内在的政治危机向外蔓延扩展为民族危机。天启年间，宦官专政的局面达到巅峰，1625至1626年间大肆诛杀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一大批仁人志士遭到迫害。在此期间，孙奇逢将个人生死置之于度外，与友人鹿伯顺、张果中一起，积极参与营救东林党人的行动，其义行在当时无人不知。
清人入关取代明朝进行统治后，孙奇逢选择避世隐居，全心投入讲学著书中，《读易大旨》《书经近指》《四书近指》《理学宗传》等均成书于这段时期。经历过晚明各种内部斗争的残酷再到国破家亡带来的伤痛，孙奇逢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传达出来的易学思想中找到了契合点，当时的形势与易理中所蕴含的“求变”“时中”等概念相一致，风雨飘摇、世事变迁下孙奇逢的心灵选择与归属在这里找到了支撑点。
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教学结构中，人们大多将知识内化不足归因于学生过度依赖教师讲授，普遍认为是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薄弱，致使课程设置脱离现实应用、授受形式缺乏更新，以及课程知识滞后社会发展。因此，“人工智能+教育”课程设置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大数据跟踪技术扁平化连接教育资源以实现国际共享，进而设定动态开放的课程结构，以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实现这样的课程设置，才可能实现国际化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
另一方面，人生交际对个人的发展起着塑造作用。作为北方学术的一介鸿儒，其渊博的学识及高风亮节吸引了一大批人的追随。其门人魏莲陆、耿极、赵宽夫等人，追随左右受其教诲，于学识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魏莲陆编成《北学编》，汤斌编撰成《洛学编》，大致且有条理地勾勒出了北方学术的脉络流传。孙奇逢认为要在具体的书中认识无形的“理”，这是他易学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也明确践行在他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他曾说：“百年之历可以观智，千年之历可以观圣，屯、蒙而下，两济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状，可谓备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诗者，鬼神之吟咏歌啸其事也，诗与春秋递为爻象，以图天地。”[7]329他于阅书过程中将感悟与易道结合在一起，有所感而书写之。《读易大旨》中“八卦之性情”与“人心之体”互为指向，将孙奇逢的读《易》路径回归到日常生活中，他平时不光指导学生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告诫弟子为人处世之道，认为易道“成之不言”，存在于个人的德行之中。举例来说，他认识到谦虚的重要作用，与《易》中的谦卦融会贯通，不仅仅用来约束自己，还用来教导学生，《日谱》卷十八记载康熙元年(1662年)：“尧、舜、禹以一中相授受。中，即所谓天理也。危微精一，是尧、舜、禹之自己体贴处。孔子至圣，而生平好古敏求，不知费多少体贴。”[5]718显示出孙奇逢真正将“随时随处体认天理”的易学理路践行到底。
试验设备为自制的单螺杆挤压膨化机(如图1所示)，生产效率为100kg/h，它由组合套筒和螺杆组成， 螺杆转速为0～1 200r/min，无级可调。套筒温度为0～300℃连续可调，配有温度数显仪表闭环自控系统。挤压机模孔孔径有级可调。
此外，对孙奇逢的读《易》路径造成影响的，还包括与之交游的友朋弟子诸人。《读易大旨》中多次引用他人话语来帮助阐释，包括张湛虚、杨敬仲、胡云峰、金伯玉、来矣鲜、崔铣、邓潜谷、吕祖谦等人。据《清儒列传》载，与夏峰交游的还有刁包、魏裔介、张沐、杜越、许三礼、胡具庆等人，《与金伯玉》《寄张蓬轩》《赠三无道人》等文章都展示了他们之间交往的内容。
孙奇逢与黄宗羲、李二曲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三人都专心致力于学术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分别对北方、南方、关中地区学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观其为人，三位大儒在民族危机来临之际，都有过身体力行试图挽救国家危亡的举动，彰显了鲜明的民族气节。在明了复国无望后，面对清廷的征召均不出仕，而是隐居山林潜心向学，为明、清两代的学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由明入清期间的学术转型中，对理学的批判与反思乃是重要的命题之一。《易》一书因其“变”的主题思想，契合了时代的要求，对三人的生活以及看待时事的态度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三者对经学的研究过程中，对《易》一书都有相关的体悟，在读《易》学《易》的过程中既有共通性，也有关于易学思想的独特性，下文将分别论述之。
关于孙奇逢的学《易》缘由，《孙夏峰先生年谱》一书中记载道：“五月，来苏门，同三无老人问易于闻啸楼。”[6]37在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他多易其稿，又经门人耿极等人校订，光绪年间《孙夏峰先生全集》得以整理并加以重刊。深入考察《读易大旨》成书的思想史背景，通过分析涉及的社会史内容来全面了解孙奇逢其人及易学思想。以下拟从社会时势变革和人生遭际两个方面出发，具体分析社会史对孙奇逢读《易》路径的影响。
三、比较与反思：清初三大儒读《易》路径之异同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或恢复建立共青团的目的在于使共青团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就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以组织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共青团的角色牢牢地定位在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上。可以说，政治性自共青团诞生之日起，一直都是共青团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属性，是共青团的立团之本，发展之本。脱离了这一属性，共青团组织必将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就其共通性而言，三人治《易》都强调将其中阐发的易理应用到具体的社会人事当中，在解《易》的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义理为主的立场。以大儒黄宗羲为例，他在治《易》的过程中同样提倡天道，但并非程朱所谓的飘渺高远的“道”，而是能够帮助人们时时补过、趋吉避凶的。这一点与孙奇逢是相通的，即把义理当作指导人生的工具与范式。同样的，身为关中大儒的李二曲在对传统的理学进行温和的反思的基础上，也主张将易理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相结合，反对明末学术风气中“空疏”的弊病。他们都看到了易理中蕴含着的经世致用的功能，能够对陆王之流弊进行积极的反思，不固守一家之言，对程朱、陆王两派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和，摒除落后的因素，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加以改造，使之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以期了解孙奇逢的读《易》路径在学术史层面的体现，孙奇逢易学思想包罗甚广，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易学里面常见的象数和义理的问题，这也是千百年来汉易、宋易争论的焦点所在。随着朴学的兴起，两派逐渐形成对立的形势，以学术的眼光来看，这是很不利的。孙奇逢解《易》虽以易理为主，但能够做到兼及象数，他认为离开象则不能说明易理，强调在解《易》过程中象的重要性，促进了义理易与象数易研究的统一。实际上，宋易之后，易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对象数的研究，这点在当代易学研究中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著名易学家潘雨廷在其作品《易学史丛论》中反复强调了当代易学研究中数字卦的重要性，认为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割裂开来，唯其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易学研究。大体言之，孙奇逢的学《易》途径从学术史方面来看，与陆王为一派，兼及程朱，但他对两者并非有些学者所认为的简单的折衷调和，而是在吸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易学体系。
纵览三人的学术路向，不难发现在学《易》读《易》的过程中，体现了各自鲜明的风格与特点。黄梨洲对阳明心学更多的是反思与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运用历史事实解读经书，将王学历史化。这与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首章就提出的“六经皆史也”[8]1的观点相一致。他还强调通经在为学当中的重要性：“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学。”[9]126这种方法接近于传统的治《易》之法，但兼有史书的智慧，这影响到了后来浙东学派的产生与发展。黄宗羲著有《易学象数论》一书，共分为六卷，集中体现其易学思想。梨洲先生仍然为主“义理”的一派，但他与夏峰先生的不同就在于孙奇逢在陈述义理的同时，对于象数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倾向于认为义理与象数的统一才构成一部完整的《易》。而《易学象数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图书之学的批判，在书中，黄宗羲依次对《易》一书的象数体例进行了驳正与反思，这无疑开启了清代批判图书象数的先端。他的这一举动有助于还原《易》的真实面貌，廓清了加在其身上的神秘化外衣，对于区别儒、道两家的学问和“象数”“义理”的边界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黄宗羲往往借天文律历等知识来解释卦爻辞，对《易》中构建的各种易理体系进行核实。黄宗羲在解释卦爻辞以及天、地、人三道时都援用了经史考证，他对天道颇有研究，但认为三者的重心最终要归诸于人道，此举之目的也在于密切联系人事。相应地，孙奇逢在治《易》时对易理的感悟更多的是个人体验式的，阅读他的《读易大旨》及《日谱》等著作可以知晓他更加看重的是个体的修身养性，并践行于一事一履之中。与黄宗羲读《易》时兼用多种方法，偏向于实证性的手段不同，孙奇逢主张从一事一物中体会并反求诸易理。
至于李二曲，他一生颠沛流离，处于艰难的困境中仍然矢志不渝，自学成材，成为一代关中大儒，推动了关学的发展进程。二曲在十九岁至二十三岁之间对《易》有所研究，并著有《易说》《象数蠡测》等相关书目，后来均被付之一炬，不复流传。关于二曲之学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发生在他三十岁之时。是年，他于病中悟道，著有《悔过自新说》一书，自此以“悔过自新”为代表的学说成为他学术的代表性观点。翻阅《二曲集》，可以发现他论述易学的专门文章可谓少之又少，二曲为学主张静坐，以此回归本心，在看待“过”的问题时他强调“敬”的功夫，认为日常人伦中的乐趣是通过“敬”得以实现的。他对程朱、陆王的调停并不像黄宗羲那样难以摆脱固有的立场，与孙奇逢的体验式学理不同，二曲在学习的过程中运用了中医诊病的方法，于两派纷争中见仁见智，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及时进行司法确认，为调解提供法治保障。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确认是当前诉调衔接机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枫桥经验”实践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要求。全市法院着力规范和细化司法确认程序，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和保障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以增强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强制力。司法确认工作既给选择非诉途径化解矛盾的当事人吃了定心丸、为民间调解协议加了安全锁，也为基层矛盾的自我化解构筑了法治保障。
尽管二曲的易学思想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但其得意弟子王心敬著有《丰川易说》一书，在解《易》的过程中他坚持象数与易理相结合，无所偏废。王心敬易学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将“悔过自新”说与对易理的理解联系了起来，将易学中重要的“时中”观念与儒家人伦道德理论有机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易理应与人事观念相契合，具体应用到实践中。关于这一点，梁启超评价道：“他绝对不作性命理气等等哲理谈，一力从切身处逼拶，所以他的感化力入人甚深。他自己拔自疏微，所以他的学风，带有平民的色彩。”[10]47王心敬还认为包括《易》在内的儒家经典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应该割裂来看。孙奇逢的易学思想中虽然也对“过”这一概念有所关注与感悟，但只是浅尝辄止，与二曲相比较不够深入，二曲将“悔过自新”说更加系统理论化，并应用到学科的诸方面中。总之，《丰川易说》固然有王心敬自己对于易学的独特思考在内，但也处处彰显了其师李二曲的学术影响，因此，二曲的易学思想概况可透过王心敬的《丰川易说》窥得大要。
《读易大旨》一书闪耀着思辨与理性的光芒，本文从学术史、社会史、与他人的比较三部分来分析孙奇逢的读《易》途径，正是上述这些，构成了他易学思想的特点。总之，孙奇逢以体验式的易理，将其对个人修养身心的指导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调和程朱、陆王与义理、象数的矛盾等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中构筑起自己的易学体系，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但考虑到时代发展等因素限制，这样的理解在当时已难能可贵。近年来，学界在孙奇逢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众多，但关于其易学思想特别是学《易》途径的研究相对较少。系统地掌握孙奇逢的读《易》途径对深入了解他的易学思想大有裨益，也有利于把握清代易学乃至易学史整体的面貌，从中也可窥得由明入清的一批学者的傲岸人格及高远卓识。
综上所述，社会的变动给孙奇逢的学术带来困境，《读易大旨》全书将易理的掌握归诸于心，认为易理只存在于一个“心”字。在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反思批判阳明心学的大背景下，这部书无疑是一部对心学的回归之作，与他的另外一部作品《理学宗传》所流露的思想是不同的，这种学术的过渡与转向也是值得探究的。同时，将孙奇逢与其他几位大儒的成就相比较，可探得当时整个中原文化呈现出衰落的状态，而江南地区却是蓬勃发展，学术与人才培养的前景也呈现出分化与差异，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原因也引人深思。孙奇逢的易学思想在清代众多的易学大家中稍显平淡，但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与号召力为后世的学者亮起了一盏明灯，其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与争议也不断为当今学界注入新的活力，指引着思考的智慧与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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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060( 2019) 05-0052-05
doi: 10.3969/j.issn.1673-6060.2019.05.010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孙奇逢文集整理与研究”(2019-cx-011)，主持人：杨亮
作者简介： 李静雯(1994―)，女，河南三门峡人，儒学高等研究院2018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