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思想内涵与实现进路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 要: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日益变得共生共存共荣，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一国能独善其身，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向全世界提出了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现代弘扬、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友谊交好的历史传统、是中国一以贯之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是应对全球问题加强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活在地球的人们，基于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在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人种等基础上结成的利益相通、命运与共的有机共同体,具体包括打造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大共同体。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着力于四个方面的努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厚植共同利益;倡导和弘扬共同价值;培育和传播共生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文化；全球治理；共同利益；生态文明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空前紧密，利益共生不断深化，面对挑战，没有一国能独善其身，需要各国和衷共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呼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展现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彰显了中国对人类整体前途命运的关切。因此，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在“同利”的基础上，共建利益互通、成果共享、命运共生的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一)文化逻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弘扬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根源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性张扬。
纵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我们会发现，以“天下情怀”打造一个命运共同体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美好愿景。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就有共建和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期盼，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处处都凝聚着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济世情怀、共享理念和平等观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技术状况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先人很早就意识到了个体力量的弱小和有限性，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建区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人为人处事也就更多地带有整体意识、系统思维，这鲜明体现在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中，它超越了国家甚至种族的界限，具备全球视野，表达了对整个人类命运前途的关切。
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并深深地熔铸到民族性格之中。关于到底什么是“和”文化，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但概括来说，其核心内涵不外乎两个概念：一个是“和而不同”，另一个是 “和实生物”。对此，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解释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2]也就是说，“同”指的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和”则意味着有差别的统一，“和而不同”讲的是在承认事物存在矛盾和斗争的前提下，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而不“苟同”，达到总体上的平衡、和谐状态。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将“不同”的事物在“求同”而不“苟同”的基础上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和合体中，使之在对立统一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才能达到功能的最优组合，发挥出最大效能，促进新事物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具有极强的开放包容性，几千年来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中获得丰富、完善并得以继承流传。
“和”文化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多样而丰富多彩的，当然也存在着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我们不能因为矛盾的普遍性而将你我他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的存在更不能以消灭另一方为前提。要在矛盾中看到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要在“和而不同”中生存，进而在“和实生物”中得以发展。在当今世界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独有的主权利益界限，而且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出现竞争和矛盾也是正常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尽量避免矛盾对立激化为对抗冲突，要将其控制在萌芽状态。国际关系中的矛盾和竞争是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协商、互谅互让、互补互济来实现和解，最终获得合作、互利、发展、共赢。因此，世界各国既应承认相互不同又应该相互尊重、互鉴互赏、互学互补，使自己用巨大的包容性、内聚力增强发展的原动力。
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广义界定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7]37总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打造的既是“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既考虑当代人发展也不危及后代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共同体”；是在超越了国家、民族、文化、人种等基础上结成的命运与共的有机共同体，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四位一体”的共同体。
(二)历史逻辑——与周边国家友谊交好的历史传统
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共同利益是世界各国在国际交往中能够参与国际合作的客观基础和最主要的动力，因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培育和厚植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使各国在国际交往中能够形成共同意愿，达成合作共识，在全球治理中能够齐心协力同行，实现互惠共赢。
2．部分从农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不愿土地信托流转。部分在外经商或务工的人士，他们原在家乡承包了部分土地，现在他们收入较高，有些都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土地信托流转收入对他们来说，就是在外少吃一顿饭或少抽几条香烟而已，他们根本不在乎土地流转这点收入，有些宁愿抛荒也不愿信托流转土地，如果他们在思想上不配合土地信托流转，就是把土地信托流转收入提高好几倍，土地信托流转也难以顺利进行，这是土地信托流转的一个难点。
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我们发现，中国从来没有把版图以外的民族当作敌人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主动对外侵略的动机和行为。正像钱穆先生所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 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因此，中国人对当时他们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没或消灭。”[3]这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的观察中也得到印证:“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4]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我们总是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主张“以德服人”“以文德感化外邦”。历史上的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以防御外敌入侵为目的的；汉唐时期开辟丝绸之路是为了打开通往西域的友好交往大门；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并非出于军事侵占或政治控制的动机，所到之处没有以势欺人，更不去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我们留下了丝绸、瓷器及生产技术等，最终收获了与亚非各抵达国之间和平友谊的果实。因此，渴望和平、追求和谐、与邻交好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商贸往来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形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元、明、清七个朝代，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线路全长七千多公里，贯通了亚欧大陆，沟通了中国与西亚、中亚、欧洲乃至非洲沿线国之间的交往。具体来说，丝绸之路包括陆路和海路两条，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东起长安(今西安)，通过甘、宁、青、疆，跨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抵达中亚、西亚和北非，并通过地中海联结了欧洲国家。此外，还包括“草原之路”和“绿洲之路”两条支线，前者从黄河流域以北通往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大草原，抵达里海、黑海沿岸，乃至更西部的东欧地区；后者发自华北，经河西地区，塔里木盆地，再赴西亚、小亚细亚等地，或南下南亚各地。海上丝绸之路也分两条线路: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东海起航线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周王朝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后来，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抵达日本，中日交往也开始日趋频繁。唐宋以后海上航线转向以南海为中心，由广东、福建沿海的港口出发，经南海、东南亚，过马六甲海峡，沿印度洋抵达波斯湾、红海，将亚洲沿线各国和非洲乃至欧洲串联了起来。
随着精英阶层的进入，自律、有序、组织化、高效等属性被带入粉丝社群。在精英阶层的带领下，粉丝社群的创造力被不断挖掘，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价值。
(三)实践逻辑——对一以贯之和平外交政策的承袭和延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向世界作出了即使中国发展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也积极投身其中，坚持利己与利他相融合，倡导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虽然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和封锁包围的方针，我们曾一度短时间内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但在“一边倒”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并勇敢地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展开斗争，坚持走自己的路，并提出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1953年，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在与印度代表团会谈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力排众议，唱响了“求同存异”声音。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亚非许多国家所接受，并成为各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愈演愈烈，面对这种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外交政策由“一边倒”调整为“两条线”，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到处侵略扩张、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行径，同时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团结，坚持睦邻友好，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不久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谋求日本、中国、欧洲、美国及同一条线上的第三世界各国，联合抵制苏联霸权主义。
古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先后诞生出了诸多多姿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都是人类劳动成果的结晶，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都在推动各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明没有高低之别，更没有优劣之分，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文明从来都是千姿百态的“地域文明”或“特色文明”，而从来没有过整齐划一的“世界文明”或“普世文明”。从哲学角度看，所谓“世界文明”“普世文明”属于人类文明、一般文明的范畴。而“世界”总是“具体的”，“一般”总是寓于“个别”之中；没有具体、没有个别的这一现实存在的前提，就无法抽象出世界或普世这样的范畴或概念[8]。恰恰由于这种多样性造成的差异，文明才有了比较、交融、共存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6]307，“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6]262因此，文明是包容的，不同文明之间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得以丰富，要摒弃“文明冲突论”，看到文明之间可以“和而不同”，只有在文明的兼收并蓄中才能实现“和实生物”，推动人类文明不间断的前进。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一如既往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发展的旗帜，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坚持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政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文明间的平等相待和包容互鉴，走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之路，由各国人民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一路走来，我们尤为珍惜和平，始终谨记“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5]。追忆这段历程，我们愈发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非凭空而来，恰恰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和平外交政策的承袭、诠释和延展。
(四)现实逻辑——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的现实需要
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大力推进，特别是信息技术取得突破和被广泛运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以致国不分大小强弱、地不分东西南北，统统卷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预想的世界历史已真正显形，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不再是相互隔绝的状态，相互交流、相互依存度变得较之以前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某一地方发生的某方面的事件会很快地对其他地方造成重大影响，以致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混沌理论中所讲的“蝴蝶效应”。比如2008年起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而且这场危机很快就从美国席卷整个世界，世界主要国家几乎无一幸免。而且，这种联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领域，这场危机虽起源于金融经济，但很快就从经济领域跨越至政治、安全、文化、社会等领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可谓空前。因此，今日的世界已逐渐形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立体网状结构，由于这些相互作用机制，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正日益联结为一个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
台湾心理咨询师陈志恒介绍了一个方法：将同理心用在自己身上。他认为，同理心是心理助人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技巧，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下，主动将对方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情绪低落、沮丧的人时，往往有相当大的效力。而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效果卓然。因此，当负面情绪袭来时，别急着告诉自己“冷静”，或者“这种情绪不对，我得克服”，而是先找个地方，沉下心来，静静地感受自己的内心状态，低声对自己说出自己的情况，告诉自己：
但是，当前这个人类共同体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共同威胁，亟需国家间提高共同治理的能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和缓解，反而变得日益严峻。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毒品泛滥、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此外，诸如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水资源匮乏、荒漠化加剧等生态危机以及艾滋、埃博拉、禽流感等高传染病毒肆虐全球，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等问题，不仅变得日渐严峻，而且也成为各国和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独善其身，谁都不可能逃脱，谁也不可能幸免，必须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而且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人们的前途命运逐渐被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命运攸关的共同体，要么同舟共济，要么玉石俱焚，世界真正进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顺应全球化趋势和潮流，真心关切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号召所有国家将实现合作共赢确定为国际交往的根本目标，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6]330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正通过一个个务实行动切实履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提出打造“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成立丝路基金，设立亚投行；在联合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等等。中国的种种言行一致的行动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诚意和无私。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
可以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化“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以“和”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张扬。
(一)坚持包容、普惠、共享和绿色发展，共建经济命运共同体
人类因发展而联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而这个命运共同体也只有在继续发展中才能实现永续存在。因此，发展依然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首要的基本内涵。当然，这种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内涵开放、包容、共享和可持续的发展，旨在实现和谐世界、美丽世界，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旨所向。首先，包容的发展，就是要求一国的发展要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寻求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实现“利本国”和“利他国”相统一的“利益共同体”。决不能走“国强必霸”的霸权和强权主义之路，更不能将他国的发展视为对自身发展的威胁，要彻底摒弃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部效应”[7]357。其次，普惠的发展，就是要求在追求发展进程中，一国的发展不能以掠夺和侵占他国资源条件为前提和基础，更不能借势打压他国，而是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合理关切他国利益，遵循公正合理的国际交往秩序和规则，使各国能共享发展机会、共享资源，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再次，共享的发展，就是要倡导各国无论大小在发展中共享自然、共享机会、共享优势，让发展成果惠泽每个国家。我国古代先贤主张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西方思想家主张的财产公有、人人幸福等，无不标示着人类对“共享”的推崇。最后，绿色的发展，就是要求世界各国都要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走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和绿色发展之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既考虑当代人的发展也照顾到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旨在实现发展的长远性与持续性。
(二)追求求同存异基础上的和平发展，共建政治命运共同体
当今时代，虽然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但和平与发展依然还是时代的主题。历史上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也让世界各国人民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合作共享、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实现各国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虽然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基本国情，不同的国家必然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也有着自身独特的主权利益需求。但在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的趋势下，国与国之间正日渐变得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际冲突导致的结果对相关方人民来说都是两败俱伤，只有合作才能两利。虽然各国之间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理念分歧、利益冲突等问题，但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却显得更加突出，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大气污染等攸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都要求世界各国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应对，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走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之路，结成一个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如果没有长久持续的国家合作，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在目前是很难实现的。而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就要避免一些国家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通过平等对话、协调沟通、互补互动解决争端，化解分歧，在共同发展中利益互通、成果共享。一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要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构建“命运与共、唇齿相依”的共同体。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在求同存异基础上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增强互助合作的过程。
无论是运用各种交互媒体，电子白板或是增强现实技术，还是新型教学模式的出现例如翻转课堂、创客教育等，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者的交互从而提高学习能力是追求的最终目标。近年来，视频网站增加一种新的交互评论模式——弹幕。网站用户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交互方式如评论、留言、转发等，而是实时通过弹幕发表自己的观点。将弹幕利用到课堂教学中，既可以打破多媒体单向传输的弱点，又可提升课堂师生交互的频率。
(三)主张文明的和而不同与交流互鉴，共建文化命运共同体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我国适时调整外交政策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0世纪末期，“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概念的相继出台，进入21世纪后，又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些都彰显了中国始终如一爱护和平的外交传统。日益发展的中国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的传统模式，以自身成功的实践向世人表明，中国强大了不仅不会对外搞扩张，还会给世界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中国始终坚持在国际交往中努力寻求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在利己的同时也能利他，充分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四)高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共建生态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多次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这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份关切人类前途命运的“中国方略”，也体现了我们对人类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景。但从愿景到现实，既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合作共建的实践过程。
除了搜查之外，《监察法》还对查封和扣押过程的录音录像作了要求。查封和扣押都是对实物证据进行封存、扣留、提存的强制性措施，查封一般适用于不动产，扣押针对的是动产。由于查封、扣押与搜查比较接近，都是对财物、文件等实物证据的收集工作，有关查封和扣押进行录音录像的必要性可以参照搜查的有关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丝绸之路推动了人类几大文明中心的相互交融。中国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流域，除中国以外，在北非尼罗河中下游流域诞生了古埃及文明，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两河流域文明，在南亚印度河流域发展出了古印度文明。在这些古文明中心之间，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地理条件和交通技术条件的限制，交流不易。而丝绸之路的开辟除了推动中国与欧非地区的商贸往来和技术交流，同时还首次贯通了几大古文明的交往渠道，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交流交融。中国也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铸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共同开创了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辉煌历史。可以说，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与亚非欧各国人民友谊交好的历史见证，也给今天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成功的示范。因此，中国与周边国家友谊交好的几千年历史奠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根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进路
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大气污染物的超量排放等都使得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环境污染日渐严重，生态系统恶化加剧，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这种生态危机具有普遍性、无差别性，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要还在地球上就无法避免，都必须正视和面对，各国已成为唇齿相依的生态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还关系到子孙后代，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发展的同时，对内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坚决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彻底转变观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贯穿到整个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过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生产方式转型，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节约资源，自觉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立与环境相协调、低能耗的消费体系，提倡适度、健康、低碳、绿色等消费方式。对外则必须携手共建，同舟共济，加强全球治理中的合作，真心负责，避免搭便车行为以及“公地悲剧”的出现，更不能独善其身，应群策群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正如习近平所说：“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9]
(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厚植共同利益，做到合作共赢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反映到对外关系中就是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我们历来主张以理服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行王道，反霸道，“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主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通过建立互信关系共建和谐有序的世界。这种“和”文化不但规范着中国民众的行为，而且指导着中国历朝历代的外交行为。
人类社会天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来，马克思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也同样深刻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历史上的世界各国都有着自己明确疆域界限，完整和独立的国家政权以及特定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交往中，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维护和实现本国国家利益作为其从事外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并在国际交往中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惜打压他国、损害乃至侵夺他国利益。一旦当所有国家在国际交往活动中都矢志不渝地向着自己设定的最优目标迈进时，就会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最基本的信任与安全感，最终很可能就会加剧国际社会矛盾，爆发国际冲突，甚至发生战争，最终受损的还是各国人民的利益。历史上一幕幕血与火的教训让人类社会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天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虽多少都有矛盾和分歧，但也存在共同利益，各方都要学会宽容，包容对方，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使他国的发展也能有利于本国发展，实现共生共存共荣。纵观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也形成了很多大小不同、区域不一的各类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诞生并发展，就在于结成共同体的人们认识到了相互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只有“合”才“两利”、共赢。因此，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趋势下，要不断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增信释疑，建立互信的安全观，最大可能消除合作的疑虑与障碍，寻找利益的汇合点，不断厚植共同利益，促进国家间的共同行动。
在项目建设中，河南省编制完成了79个县级预案，774个乡级预案，11 191个村级预案，925个工矿企业、学校等防御预案，明确了危险区和安全区的位置以及人口财产分布状况、临界雨量或警戒水位、不同级别预警信号的形式和发布程序，落实了人员转移方案，细化了各类人员的责任，建立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无缝覆盖”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体系，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迎战“7·5”暴雨洪水中，叶县、南召等地在组织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时，各村组有条不紊，急而不乱，按照预案中的转移路线组织群众撤离，避免了人员伤亡。
今天，能否激发起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关键和核心还在于世界各国都能精心培育和呵护共同利益，使之能够稳定增长和扩展，让投身其中的世界各国自然地利益相同、命运相连，进而凝聚起携手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行动。当然，培育共同利益也只是第一步，真正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国各民族能否基于共同利益，采取行为目标一致的共同合作的行动。而这种共同合作的行动只有当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相应地调整本国内外政策以后才有可能实现。正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的目标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因此，各国能否实行恰当真实、互利互惠的政策，将成为决定共同体落地生根的关键[12]。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催生了这样一个现当代有深远影响的大艺术家，又是谁在何种情境下置其于绝境？看完展览人们不能不发问，但也只能得出语焉不详的结论。
(二)倡导和弘扬人类共同价值，在包容互鉴中筑牢共识根基
共识是主体间共同行动的基础，而共识能否达成的前提和基础则在于主体各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一套共同的价值理念，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件之一。因此，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倡导和弘扬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以各国普遍信仰的共同价值来维系和支撑国家间持久稳定的合作。
因此，寻找、培育和普及人类的共同价值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共赢体系、形成全球人类共建命运共同体的一致行动具有特别基础的作用。一方面，由于现实中的世界各国都是有着自身独特利益的主权国家，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从事国际交往活动时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定的自利性，以寻求和扩大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为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国家利益的相互损害，导致分歧、矛盾和冲突的出现。因而在国际交往活动中要化解国家在国际行为中的自利性，就必须通过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和内化，不断去扩大国家在国际行为中的公共性，也只有世界各国都能认可、接受和信仰共同价值，并以其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种下互信的种子，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现国际合作，最大限度地为实现人类的公共利益而共同行动。另一方面，人类共同价值一旦被人类普遍接受并内化为内心理念后，就会发挥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对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过程提供正面、积极的方向引领和动力激励作用，使各国看问题办事情都能从全局出发，自觉地为实现人类共同最高目标而努力，并在一定条件下能抑制妨碍共同目标的个体自利性目标。
而所谓的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不同国家、民族在历史演变进程中为了生存与发展所逐渐认可的共同价值要素与共同遵守的价值准则，也就是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性中提炼而出的“最大公约数”。简单来说，就是被各个国家和民族所认可并作为行为准则而共同遵守的“同理”及共同追求的“同利”。二者是一体的，各国各民族只有在国际交往中共同遵循“同理”，才能在共同目标引导下通过共同行动最终获得“同利”；只有各国各民族都认可接受共同的最高目标并期望通过合作共赢获得“同利”，才能达成各方均认可的“同理”。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被世界各国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同理”和“同利”在内涵上是丰富多彩的，在内容上也是有层次的。尤其是在当前的多元化世界，这种“同理”在内容上应该是最基本层次的价值准则，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同利”也应当是所有国家在遵循“同理”的共同行动中都能获取的国家和民族利益。
水墙是大型汽船航行的起点，从这一处起点开始，明尼进入了蜿蜒的河道。它探访了多处新的湿地和岛屿，更多的龟蛋在一个个夏季被它留在了新挖的巢穴里。不安分的灵魂总是把明尼带回到密西西比河中。虽然它努力抗争，并像其他鳄龟一样在春天奋力地朝上游移动，却又一次被交汇的春洪吞卷着强行南下。河水在崖壁间来回激荡，明尼就像激荡的河水一样奋力与命运抗争，但它用到脱力的腿最终还是服从了大河，于是它近乎欢欣地越过大坝和翼坝，以匆匆如流水般的速度掠过了一处又一处地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冒险……
当然，人类的共同价值必须在民族交流、文化交融中才能得以实现。价值共识不是脱离各个民族的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共相，而是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的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认可；它是有条件的、历史的、变化的[13]。不同时代的价值共识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其前期的共同价值和今天也是不一样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若再奉行个人利益为先，人类社会将难以为继。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依托。
(三)培育和传播共生意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共生”最早是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而出现和存在的，反映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以及不同的生物有机体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关系，尤其特指两种不同生物缺此失彼都不能生存的一种关系。借用生物界的这一“共生”概念来分析和审视整个世界，可以发现，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都普遍存在着共生关系，这种共生性也是构建一切共同体的基础。
一方面，要培育和传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识。马克思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是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中，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更具有基础性作用，因为没有人类自然依旧可以存在，但人类却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的，并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而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衍。但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却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虽然人类在技术的进步下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也带来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并通过生态危机不断向人类敲响共生的警钟：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以及全球大气污染等问题，不仅威胁着沿海地区人民的人身生命安全，也同样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各种健康威胁；过度的资源开采和消耗使世界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日渐削减，资源短缺已成为众多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发展困境。可以说，这些全球问题的出现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极端重要性。
例如在教授三视图的画法的时候，首先不要直接将三视图的画法灌输给学生，而是利用小正方体让学生搭出一个立体图形，然后让他们分别站在正面，左面来看，再从上面俯视这个图形，这样我们不仅理解三视图的画法的由来，也完成了从实验操作转化为抽象的数学思维的过程，从而使学生的思维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另一方面，要培育和传播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意识。如果说人与自然的共生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基础，那么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则是人类发展的社会依托。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是以一种鲜明的共生形式即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着的，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不仅个体难以生存，人类社会也不复存在。尤其是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生产关系的日渐丰富，人们的关系围绕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而变得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性也越加鲜明。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被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共生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诸如环境保护、大气污染、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强化了各国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一旦受损，不仅会加大国际社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还会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甚至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在这种情形之下，相互依存的利益各方就成为命运攸关方，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有着共同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命运，各国发展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不能“各扫门前雪”，必须携起手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四)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绿色发展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生态文明理念，首要的是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生命共同体，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要依靠自然界生存与发展。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人口比较少、生产力和技术不发达，人对自然界的利用率比较低，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也非常少，对自然界的破坏也就比较小，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及自然界的自我修复和再生能力，人与自然从整体上维持着相对平衡的融洽关系。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机器的普及、使用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消耗，生态系统不断恶化并日渐失衡。因此，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倡导绿色发展，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世界各国都要大力倡导和树立绿色文明理念，让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认知；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与环境唇齿相依，离开自然，人类就不能生活与生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自觉传播、实践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实践中，世界各国都应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自觉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之路，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坚决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勇于通过优化生产生活方式开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新路；积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适度、健康、低碳、绿色等消费模式，引导人们在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此外，各国还应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同理”，主动承担生态责任，通过全球合作治理，共享生态“同利”。
面向企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工程技术人员上岗认证和职业技能鉴定。承接区域内兄弟院校学生的实验实训，为企业技术革新和升级转型提供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机会。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还要实现文明的包容互鉴。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和谐”，这就要求在全球民族文化交流中，坚决摒弃“文明冲突论”的错误认识，推动不同文明通过包容互鉴取长补短，汲取营养。当然，我们倡导人类文明的包容互鉴，并不是说要使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最终形成一种单一化的、同质化的文明状态。我们要客观认识到，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但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向所要形成的人类文明是文明的一种综合形态，而不是单一的文明形态。……它不是一国文明，也不是世界文明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文明的独特性、奇异性，而是不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互动性、互惠性、互赢性[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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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ZHAO Guoyi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Faced with global challenges, no country can stand alone, and all countr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Against such a background, China has propose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is concept is the modern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armony" culture,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a′s consistent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and the realistic need to strengthen glob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global problems.In fac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n organic community of people living on the earth. Based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 transcends national, ethnic, cultural, racial and other foundations to form an organic community of interlinked interests and common destiny, specifically including the building of four major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mmunities.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mmunity,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four aspects: fostering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dvocating and promoting common values; fostering and disseminating common sense; and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Chinese "harmony-centered" culture;global governance;common interest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18JD710100)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国营(1981—)，男，山东临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9.08.001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85(2019)08-0001-08
[编辑 郭海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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