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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世纪吗？
1997年2月7日，《美国太平洋论坛》上发表了鲁尼坚的文章《下个世纪是亚洲世纪吗？》作者写道，很多人倾向于根据宏观经济数据去进行预测，而忘了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E.PORTER（《竞争战略》、《竞争优势》等名著的作者）所说的：“竞争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可是迄今为止我还不曾看到哪个国家不拥有强大的公司却能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的。日本已经自成一家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公司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公司。韩国步日本后尘也建立起了强大的全球性公司。但是从微观层次来考虑，华人所拥有和经营的企业在今天的世界上却不见得具有那么大的竞争力。鲁尼坚咄咄逼人的问道：但是中国人所拥有和经营的公司在以后几十年间具有必要的成功条件吗？在未来几十年间，亚洲人会有使他们稳操胜券的技术吗？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挑战
2-1.竞争将更加激烈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今后将有更多的外国产品和厂家涌入我国市场。目前“三资”企业不仅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正在大规模地进入家用电器、饮料、医药、化妆品等一般性行业，并以其资金、技术和经营经验等优势，对我国工业企业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迄今中国电子工业100强的总和，只及IBM公司的1/5，美国的电子工业占其总产值的1/3，而且还在迅速地增长。为了寻找和发展更大的市场，发达国家精心策划了全球电信私营化与信息产品零关税即ITA，目的是要长驱直入发展中国家，以便长期占据世界市场。中国年轻的信息产业将面临狂风暴雨，清醒的企业家决不能高枕无忧。
世界各国的经济正在不断走向国际化，这一趋势在二十一世纪必会加速发展。美国的跨国公司今后必将更多地从全球角度来考虑生产和贸易的问题。这样将会给美国本国以致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据美国劳工部预测，到200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是10.86万亿美元，最多是12.25万亿美元，中间方案是11.03万亿美元。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预计数字是10.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占1/5多一些。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按照世界银行方法计算，199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比1990年增长67.6%，达到620美元，但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80美元，发达国家平均为24980美元，发展中国家为1090美元，毫无疑问，中国仍处于低收入国家。
2-2.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
1.国有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只有5%，债务负担沉重。1994年，国有企业帐面资产平均负债率为75%。如果把已查明的资产损失和损失挂帐考虑进去，实际资产负债率高达83.3%。1996年，国有独资企业与国家控股企业在考虑资产重估、股份制改造、拨改贷、贷改投、土地折价等因素后，实际资产负债率仍然在70%以下。
2.国有企业需要安置的富余人员有1700-2400万名，每年需要2000亿元用于富余人员的工资与福利。离退休职工有2000多万，企业及社会的直接间接支出估计要达到1000亿元左右。
3.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占资产总量的25%左右。
4.重复建设导致开工率不足。美国评论世界开工率最低的是中国，总的开工率平均不足60%，有的还不到40%-50%。
2-3.国际竞争的新格局：大企业竞争和高科技竞争
1994年中国500强的总销售额达12986.10亿元（折合美金1527.77亿元），比1988年500强总销售额2924.67亿元翻了两番，年增长率达28.2%。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是1994年世界500强中的第一位，日本的三菱“商事”财团，其销售额为1758.36亿美元，比我国500强销售总额多230.59亿美元；即便是世界500强中位居第五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94年销售额为1549.51亿美元，也比我国500强的销售总额多21.74亿美元。这个问题既说明了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又说明了为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4年世界500强中居38位的意大利的工业复兴公司（IRI伊利公司），是钢铁类企业，其销售额为453.86亿美元，居钢铁行业首位。我国宝钢、鞍钢、首钢三家最大的钢铁企业1994年的销售额为71.45亿美元，只及它的15.7%。伊利公司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有造船公司及电子、航空航天工业等多角经营的大集团，还控制着意大利的三家重要商业银行。这说明一业为主，多元发展，跨国经营是世界一流大型跨国企业的方向。
宝钢的目标是在2010年跻身世界500强。可是，1994年排名世界500强第432位的韩国浦项钢铁公司（1994年销售额为90.64亿美元），其奋斗目标是2000年进入100强（按1994年标准，销售额在246亿美元以上）。同时，韩国的大宇集团，1994年排第52位，他们提出的“五年宏伟的世界化目标”确定五年内销售额增长550%，到2000年达到1720美元。无疑这是向我们提出了一项无声的挑战。
大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优势的竞争，效率的竞争，而不是规模的竞争。如果把几家大企业“拉郎配”式地兼并重组，只能变得臃肿，而不是变得壮实。一个公司即使没有整体竞争优势，它可以通过少数几个关键技术和少数几个知识领域而成为最好的获得成功的公司。其核心竞争力是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创世界一流水平的能力。企业如果没有核心竞争力，可以通过培植，创造这种能力；但如果不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是以自己的劣势与别人的优势去竞争，去对抗，那么其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三、中国的对策：知识经济和科教兴国
3-1.人力资源的潜力—真正的优势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上占绝对压倒的优势，但不是真正的人力资源优势。人口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体。按照“人口压迫生产力，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即使是作为生产者的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纷纷寻找出路，乡镇企业成了半壁江山，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成了工人，同时也争夺了市场，城市国有、集体企业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多就业”，“3个人的饭5个人吃”，结果导致低效率，许多企业存在程度不同的“隐性失业”，通过改革，“落潮露石头”，潜伏在问题显露了，“隐性失业”变成了一大批职工“下岗”。所以“下岗”问题是结构调整和“隐性失业”的双重结果。用战略的观点看“下岗”，应该看作是培训中国人力资源的一次机遇。就是说，以此为契机，抓紧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劳动者进行一场空前的大培训，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完全可能使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形成良性循环。而这正是中国的真正优势所在！
3-2.创新——最优的选择
爬着走的，始终是猴子；只有打破常规，敢于创造，站起来的，才成了人。人就是靠创造而诞生、而生存、而发展的。假定，一个人工作40年，每年工作2000小时，一生一死不过8万小时。如果只知埋头苦干，所能处理的信息量，只等于一部普通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的4.8分钟；如果用3亿次的巨型计算，还不到一秒钟。但是，人永远能战胜计算的秘密在于掌握了创造的方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杨国桢提供了一组数据，反映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的新的“瓶颈”制约：目前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7位，增幅是世界第一，但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从1994年起已连续下滑3年，由世界第23位下滑到第28位。反映知识创新能力的专利指标和基础科学指标分别居第21位和第32位。我国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比较低，在关键性、先导型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不多，引进的技术多，自己独创的少。现在科技成果的平均转化率不足6%。
古往今来，不能创新的经营者，终将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喜新厌旧，这也是世界的普遍规律。所以，最有效率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最有效率的经济是创新经济，最有效率的管理是创新管理，包括策略创新、沟通创新、制度创新等。
3-3.把知识入列生产函数
人类社会的每场变革，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国的研究资料均显示，未来20-30年间，科学技术将会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导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指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体系中考虑，即把知识列入生产函数。而对知识生产的投资不仅能增加知识的积累，还能增加其它经济要素的生产能力。知识资本将继续升值，它具有连续增长，回报递增的特征。
但是，知识要实现其价值，有个过程，要有“催化剂”，“孵化器”才行。这个“催化剂”、“孵化器”就是社会环境，包括体制、机制、政策、措施。1996年5月，华龄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趋势》，其中论述了我国知识升值的十大趋势，包括：
1.应用技术首先升值，依靠出卖专利和技术诀窍或知识产权致富；
2.1992年由珠海开始的重奖知识分子，表现出企业界对应用技术的重视，“三资”企业、乡镇企业早已开始重金聘请技术型知识分子；
3.一批已经致富的企业家或老板，开始表现出对知识的兴趣，有的重新进入高等院校读夜大学，或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4.稿费的增长超过了物价和平均收入的增长；
5.知识作为无形财富直接入股；
6.知识名人发财，专家学者预期看好，知识界的“马太效应”最为突出；
7.重金获取文凭已成为社会风气；
8.严肃艺术、基础科学和教育事业，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资助和社会支持；
9.信息正在加速升值，一大批靠咨询、出点子起家的知识分子已经发了大财；
10.知识直接进入了拍卖市场。
市场经济的规律表现为知识先贬值后升值，应用性的知识易升值，基础性的知识难升值。政府的职能就是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运用政策推动知识的升值。特别是要采取措施，鼓励和扶持基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3-4.科技产业与技术市场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生产企业不可能同时又是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也不可能同时又是生产企业。科研生产一体化的高科技企业毕竟总是少数，特别是大量的基础研究，不可能在生产企业进行（如果那样事实上也不经济），这就要求培育和开拓技术市场，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一般的产业自然可以吸纳劳动力，有利于安置就业，但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有以科技知识为主要资源的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现在出口的商品仍在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为主，人家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可以抵我们好几艘集装箱船的服装。所以，在美国市场上现在到处能看到中国货，甚至有人在《今日美国》上发表文章，描述从早到晚人们接触和使用的日用品大多是中国货，据说也有人“提醒”美国国会要“注意”，但国会的回答是，请放心，只要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些外国的初级产品充满美国超级市场也可高枕无忧。的确如此，人们总以为黄金最值钱，孰料1克黄金也只有100多元人民币，而1克促红细胞成素(EPO)在国际市场的售价高达900万美元！
3-5.走出所有制的怪圈
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生产的集中与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因此，一般来说，公有制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生产方式的。公有制可以实现高效率，但是并不是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我们曾经搞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事实证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公有制发生变异，变为不讲核算，不计盈亏的“大锅饭”，那么就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一阵子，西方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我国也有人认为低效率的根子是公有制，认为应该私有化，或者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所有制。于是一会儿搞“承包制”，以为“一包就灵”，一会儿搞“股份制”，以为“一股就灵”。其实，无论是“承包制”也好，“股份制”也好，如果不辅之以严格的责任制，都不能改变低效率的局面。回顾中国1949年以来所有制改革的历程，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有失败的教训。总之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一定要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程度相适应。
3-6.责任制：管理的灵魂
新华社记者王文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多么贵重的东西，只要一沾公有制的边，就要倒霉，就要“贬值”，人们毫不吝惜地糟践、损坏、浪费和丢失它，这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通病。然而一旦加强责任制，谁出了事故由谁负责，损失浪费记在个人头上，企业的损失浪费首先追究领导的责任，看谁还敢这样胡作非为？！“败家子”当家，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结果都是以惨败而告终。所以，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强责任制，而不是笼统地说成是所有制。如果不加强责任制（这是管理学上的问题），而仅仅企求改革所有制（这是经济学上的问题），恐怕是难以奏效的，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即使每个职工都入股，如果不加强责任制，那么，总还会有人认为，反正大家有份，损失浪费又不是我一个人。
由此可见，若要真正调动劳动者（包括经营者、领导者）的积极性，根据的问题是要把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正如调查报告的作者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只是笼统地强调了对公有制生产资料“共有、共管、共用、共享”，即“一大二公”。而对共有的生产资料怎么管、怎么用、怎么想，没有进行具体的过细的落实和化解工作，这些显然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人们的思想觉悟。结果使公有制变得很抽象（患了公有生产资料“悬空症”），说起来大家都是主人翁，却又都不象主人，谁也没有具体的责任，所以谁也可能不负责任。
正确的结论应该是，改革的关键在于责任制，而不是所有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制关系实质上是产权关系。产权关系归根结蒂表现为利益关系。如果不是从利益上考虑，即使企业资产有他一份，他也不会去精心经营；相反，如果从利益上考虑，即使产权不属于他，他也会尽心尽力地生产，千方百计地经营。这个论点可以从许多私营企业中被雇用的公司经理的行为中得到验证：尽管产权不属于他，但他的经营得失与他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他对经营负有责任。
这说明，利益关系最终又归结为责任关系。
四、结论：效率经济：制度创新的最优选择
国外有的学者把现存的经济制度归纳为三种类型：自由企业制度(THE FRE E ENTERPRISE SYSTEMS)，社会主义制度(THE SOCIALISTIC SY-STEM)和混合制度(MIXED SYSTEMS)。自由企业制度以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所有权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政府占有或控制经济资源为特征；而混合经济制度既不是纯粹的自由企业，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例如，加拿大主要倾向于自由企业经济制度，但是政府也管理控制以至占有公共生产机构，而前苏联在一些经济事业中也运用和贯彻市场机制。
这种“混合制度”颇能给人以启迪。事实上，几乎没有一种经济制度是纯而又纯的，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按照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即使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尽管各有特殊性从而构成其对立的一面，也总有普遍性或共性构成其统一的一面。如果我们从生产力而不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和分析一种经济模式，就会发现有一种东西是任何经济制度所共有的，那就是效率。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制度注定是低效率的，那种制度注定是高效率的。
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导向，引导商品生产者主动关心市场，能够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主动地调整产品结构，并不断地提高盈利水平。
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并不是天然的高效率经济。
联邦德国经济部的一位科学顾问在1978年的一份有关《在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的专门报告中，告诫人们不要把在市场经济制度中获得好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不要认为人们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局部地方开刀而不会危及日益增长的福利和自由活动。谁不允许有作为刺激生产效率的盈利的话，谁就会破坏生产效率。谁用公共资金来“挽救”每个无利可图的企业，到头来这些无利可图的企业也无法自救。谁认为可以长期地把房租维持在住房成本费用以下，那么他最后就会得不到住房。这位科学顾问还提醒人们：谁要求有新的经济体制，谁就应该考虑考虑别的体制是否因此也会带来其它严重的弊端。对比东方和西方的计划经济不是为了模仿。
由此想到，我们可以在探索前进中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效率经济。这种效率经济以高效率为目标，众采各家之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美国的电脑+日本的汽车+法国的高速公路+加拿大的……＝效率经济。”东效西颦，至为可悲，但若东施根据自己的体态，吸取西施的长处，红妆素裹，不就变得更美了么？
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如果仅仅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考察，就会一言以蔽之，他们实行的是什么制度，但事实上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无论是二次大战后经济腾飞的日本或联邦德国，还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美国及加拿大，都很难说它们是同一模式。美国和加拿大是北美的近邻，从表面上看，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比较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它们的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等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透过这种种差别，我们着眼于生产力，着眼于管理，着眼于科学技术，又能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我们把这叫做效率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效率经济的科学概念比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等术语更能说明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更能概括经济腾飞的基本原理。
纵观世界上各种类型的追求高效率的国家的普遍经验，可以总结效率经济的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发挥优势，扬长避短。也就是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这里说的优势，不仅是指原有的天然优势，而且是指新创的派生优势。有些国家自然资源短缺，但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丰富，抓住这一特点，大力发展“高精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优势是相对的，可塑的动态概念，人们可以变劣势为优势。
第二，强烈的竞争机制。由于整个社会充满着竞争，促使人们具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观念，形成“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百舸争流”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保护竞争，鼓励竞争，支持竞争，使竞争机制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上学，就业，晋升，深造，申报科研项目，承包建筑工程，参加国际比赛等等。任何人要想在竞争中保持优胜，必须时刻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不肯稍有懈怠。许多追求卓越的公司把竞争机制作为核心的管理原则。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从1930年起就正式采用了内部竞争的政策：斯隆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在通用汽车公司实行内部竞争。竞争出效率，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也就没有活力。
第三，立足教育，靠科学技术起飞。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几乎是经济崛起国家的共同经验。无论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教育立国”，还是联邦德国迄今实行的义务（强制）教育，都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一旦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就能插上科学技术的翅膀。在技术结构上，表现为高技术领先；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先，所以总处于“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优势地位。
第四，面向市场，面向消费，面向世界。生产讲究实效，为消费而生产，在生产领域精打细算，刻意求工；在消费领域豪华气派，追求享受。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生产刺激消费，消费促进生产。于是，生产活跃，资金周转加快，新产品不断开发，新技术不断推广。与此同时，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打进国际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称雄。
第五，效率管理。其核心是严格的经济责任制。人人负责，层层负责，有严密的控制系统和监督系统，不尚空谈，重在执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把责任，权利，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效率经济实质上是发挥优势，集各家之长的优化经济。不仅工业发达国家可以发展效率经济，而且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发展效率经济，事实上也更应该发展效率经济，然后才谈得上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