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原貌的传记——现代小说演变的理论描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貌论文,传记论文,理论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2)04-00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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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或纪传体作品是叙事的基础，并形成了叙事作品特有的形式。我们可以把小 说视为近现代社会里的纪传体。早期的叙事作品通常是一种人物传记或纪传体，即某人 的生平事迹的记述。这些人物传记通常与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集团的编年史相统一。这 是一些特殊的人物：民族英雄、英雄祖先、文化英雄，他们是国王、先知、宗教导师、 圣徒或高僧。这些人物传记构成了经书、史书和史诗类作品的主体，正像同样的人物传 记构成了编年史的主要内容一样，比如在《史记》、《旧约》、波斯人的《列王记》等 叙事作品中。近现代以来的小说仍然是一种以人物传记为基础的叙事形式，只不过其中 的人物大大地降格了。他们或她们是世俗世界中的凡俗人物，没有通神的魔法或魔力， 也没有伟大的英雄业绩，甚至也没有高尚的功德。小说虽然是传记体的另一种形式，但 其传主(或者说人物)却已大为贬值了。吸引我们的恰恰是其罪孽和堕落，是他或她的充 满欲望的心，充满诱惑力的故事。正是这一切形成了我们所欣赏的文学人物的个性。
在所有这些事实的后面隐藏着社会的一些重要情况：早期叙事作品还不十分关心人所 生活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事实方面的问题，对人或者说对人物的描绘成为叙事作品的主要 特征。但早期叙述作品中的人物又并非是近代小说里的私人或个人。正是个体与社会关 系的冲突越来越变为一种普遍性的状况，才缓慢地导致文学对个体性格描述的兴趣。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对个性或“典型性格”的强调意味着叙事作品中 的主人公与他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分裂。只有在人与他的生存环境的尖锐对立与冲突中， 在主人公与世界的深刻的分裂经验中，其性格和个性因素才会出现并且作为一种具有价 值和意义的要素为我们所关切。在个性和性格具有突出意义的社会里，个人与世界之间 的一致性已经成为一个疑问了。与之同时，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像史诗中的主人公那样 代表着民族灵魂或者宇宙命运，恰恰相反，他仅仅代表着个人与这个曾经是整体的而现 在是则破碎的世界之间的分裂状况。史诗的主人公深怀着一个确信去行动，而支配小说 主人公行动的却是怀疑。因而他的行动所代表的也不再是一种辉煌的人类业绩，而仅仅 是一种个人的体验，并且带上了堕落的印迹。
在《小说的兴起》中，瓦特非常具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个人主义的形成和小说的兴盛之 间的密切关系：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经验的传统和把个人经验作 为理解现实的权威仲裁者的趋势，日益增长，并构成了小说兴起的近现代总体文化背景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瓦特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小说的文化内涵。一是“现实主义”在19 世纪以后开始获得了它的现代含义，“现实”不再被理解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一般 的、普遍性的和抽象性的存在，开始意指一种通过知觉得到的个人对现实领悟的信念， 从“本初就已存在的”转而意指“无来源的、独立的、第一手的”等含义：“现实”意 味着特殊的、具体的感性知觉的世界。据此，第二方面紧接着的就是，对现实或对真理 的追求被想像成完全是个人的事。
与此同时发生的哲学上的相关命题是：笛卡儿和洛克使其思想产生于与意识最为接近 的事实之中，使性格特殊化的探讨变成了为个体的人下定义的问题。哲学家和小说家都 对特殊的个性产生了兴趣。“专有名称”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地位被确立起来，也许这可 以看作是“专有名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投射。在这个时期，小说成为 最充分地反映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富于革新性的重新确定方向的文学形式。因此，人物 的性格塑造和现实环境的逼真展示成为小说的一个通例。瓦特写到：“笛福始创了虚构 故事中一种重要的新倾向：他的情节对自传体回忆录这种模式的完全屈服，这种强调在 小说中个人经验应占首要地位的主张，如同哲学上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一样富于挑 战性。”[1](P8)当然，在故事的叙述或本身并不新鲜的情节描述中，诱发出个人的模 式和富于现实感以及当代性的意蕴，并不是一次叙述形式的演变就可以完成的事业。
这样我们有了一种小说的社会学的定义：“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卢卡契称之为‘恶魔般 的’)追求的经历，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然而又是以另一种激进程度，以另一种方 式对真实价值的追求。”这是戈尔德曼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的定义。这样小说在某 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传记，和与个人传记相关的社会编年史。这是一种特 殊类型的个人传记。戈尔德曼说：“小说的恶魔般的主人公是一个疯子或罪人，无论如 何像我们所说过的是一个有疑问的人物。在一个随波逐流的和服从惯例的世界里，这个 人物对真实的价值进行堕落的、因而是不真实的追求，便构成了作家们在个人主义社会 里创造的新的文学体裁。”[2](P3)对这种特殊的境遇，卢卡契将其称之为“讽刺”， 吉拉尔称之为“幽默”。无论是讽刺还是幽默都体现出小说家超出小说的主人公的意识 领域。
在戈尔德曼看来，与小说的主人公有关的堕落，主要是通过价值的“中介化”与贬值 ，以及这些价值作为明显的现实而消失来表现的。小说形式被认为是在“市场生产所产 生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日常生活在文学方面的搬移。”这种分析可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经济生活中，人与物在“质”的方面的一切真实关 系都趋向于消失，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在被一种“中介化”的关系所替代， 即一种纯粹是“量”的“交换价值”的关系所取代。卢卡契和戈尔德曼将之称为“堕落 的关系”。经济社会是由倾向于“交换价值”的人们所共同组成。而其中的一些倾向于 “使用价值”的个人，便成为置身于社会之外或者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成了一些“有疑 问的个人”。
这种社会学分析事实上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即有关商品拜 物教和物化的理论。这一发现事实上包含着如下推论：在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 ，集体意识逐渐丧失了一切真实性和有效性。一切其他价值要么已毫无意义，要么只有 通过交换价值才能被认同。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一些有疑问的个人，他们 的思想和行为受到“质”的价值或真实价值的吸引，但又不能摆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具 有普遍支配作用的中介。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社会里，仍然有一种共同的价值目标，这就 是被竞争市场的存在本身所制约的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派生的人权、人格 、个性的发展等概念。从这些价值出发，“个人传记”式的小说形式便发展起来，它构 成了小说的重要因素，即有疑问的个人或有疑问的主人公的形式。
这些分析主要还是在小说的“内容”方面，而小说社会学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的形 式本身和使它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即小说的形式因素和现代个人主 义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戈尔德曼的进一步分析显得更为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在竞争 的自由经济被垄断经济所取代而趋向消失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目睹一场与小说形式平 行的变化：现代小说形式使具有个性的人物即小说的主人公逐渐解体并消失了。戈尔德 曼写道：“在第一个过渡时期里，个人的重要性消失了，引发了某种企图，即用产生于 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来取代作为小说内容的传记。”[2](P19)在西方社会里，这些意识 形态价值，比如社会集团、阶级、革命等显得过于脆弱，未能产生特有的文学形式。但 在革命产生了政权的社会里，这些意识形态成了集体的现实。革命重新使集体意识成为 一种有力的、自主的、直接的现实。它在文学领域内倾向于复活一种业已失去原貌的英 雄史诗。而革命自身就像是一场失去了原貌的英雄史诗。这个“原貌”是指一种不可再 现的中古背景。文学中的主人公再次转而成为与世界，即与阶级或集体现实具有深刻一 致性的英雄人物。个人作为个人的重要性降低了，重又成为与一个超个人的世界相融合 的存在。“成问题的主人公”再次成为承担“集体”、阶级或历史问题的主人公。个人 问题的叙述变成了集体命运的叙述，一种“准史诗 + 抒情”的叙事形式取代了成问题 的主人公的个人传记形式。“小说”被权力叙事“史诗化”了。在革命现实主义领域内 ，它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过程相反，一切凡俗的事物都具有崇高化的特征 。在西方小说经历了“低模仿”之后，革命意识形态崇尚一种神话化和史诗化的“高模 仿”。这个时期的文学把史诗作为它的叙事楷模，并具有史诗世界的一切特征：英雄与 恶魔的二元对立，个人命运与民族或宇宙命运的息息相关，以及集体目标和人类历史目 标的实现。真实的英雄史诗只能产生于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或“封建时代 ”，英雄史诗产生的条件不仅要把世界分为英雄和恶魔，还要区分成英雄和人民，而英 雄是永远高出于人民之上的救主。史诗在价值和价值主体上是一个两元对立的世界，而 且与英雄人物相伴随着的是体现英雄气概的暴力，一种战争价值观成为史诗世界所代表 的道德价值，或实现这种道德价值的必须方法。史诗世界的英勇、荣誉原则，决定了一 个尚武的、好斗的、是非决断的没有生活的中间地带的世界。
在现代世界史上，也仍然有着个人或集团对英雄史诗时代及其行为的模仿，这些模仿 不免总要带上些中古时代的专制君主制的味道。不幸的是，史诗所具有的声威仍然会给 具有集权倾向的、专断的个人行为带来历史叙述上的个人光晕。这是一种史诗化所遗留 下来的带有负面影响的遗产。史诗幻觉使得人们忘记了这些模仿者的个人行为模式的古 老和专横，忘记了对这种行动的历史作用的反省以及个人动机的省察，加之生活在合理 化社会里、循规蹈矩的现代人，仍然或更加喜欢原始的英雄文化和英雄故事。当然，任 何模仿行为本身都带有喜剧性。市场社会也总要把一个仿史诗的世界拉回到一个世俗化 的社会生活中去。如今，在文学叙事上，随之而来的辛辣的嘲讽已将之无情地分解。现 代世界史上的这个模仿中古英雄史诗的历史，既像是世俗化进程或合理化进程中的一个 意外的插曲，也像是一个复古行动，又是那些本身仍然没有与中古时代断掉脐带的社会 中的一场两个时间层次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戈尔德曼认为，“第二个时期大约从卡夫卡开始，直到当代的新小说，而且尚未结束 ，他的特征是放弃用另一种现实来努力取代有疑问的主人公的任何尝试，以便写作没有 主体的小说，其中不存在任何正在进行中的追求”[2](P20)。传统的小说是用一种没有 疑问的文学形式来表达小说人物的有疑问的追求，或者说表达写作者的疑问。“而本世 纪的小说则尝试取消小说内容特有的两个基本因素：有疑问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他恶 魔般的追求的经历”。小说人物失去了专有名称、个性和社会身份，同时作为个人传记 必不可少的年代和确切的日期也变得模糊了，不重要了。
在传统小说或者说在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是一个个性突出、性格鲜明、富于 戏剧性的人物，他或她以其充分的活动所构成的事件展示了个性的文学魅力。在文艺复 兴时期剧作家创造的主人公中，大多数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是罪人、杀人犯和疯 子，他们全都置身于社会规范的允许之外，与中世纪的虚构叙述人物很少有相似之处， 表现了与后者的决裂。这些有罪的人物在现实主义阶段已经取得了文学社会学的合法地 位。而这个个性化的人物又是十分社会化的，他或她总是处在具体的、个人可以感知和 能够把握的生存环境中，他们生活和活动的背景总是清晰可辨的，他们随身携带着确定 的身份、家庭和家族关系。以个人活动为主体的个人传记的小说形式，反映了个人在经 济社会里的作用日益增长的过程。这种个人传记式的小说形式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 识到的价值观所构成的文学表现形式。这些价值包括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个性的自由 ，以及对财富、爱或色情及权力的渴望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个人的激情和社会常规之 间的戏剧性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叙事的基本情节。小说主人公和小说家一样，面 对着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中产阶级寻求改善地位而引起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从另一方 面看，在个人——现实主义的黄金时代，个人的私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具有了潜在的一 致性。
正因为这些人物与社会事件、道德或刑事案件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阅读经典现实主 义的小说才给人一种“像在法院宣读证词”的感觉。对当事人及其事件的详尽报告这一 要求，形成了现实主义小说叙述技巧的总和。瓦特这样写到：“据此，小说对人类生活 的模仿要遵循哲学现实主义在力求查明和报告事实真相时所采用的传统作法。这些传统 作法决不限于哲学；事实上，只要是涉及到一件正在考察的事件的报告的现实关系问题 ，都要遵循这些传统作法。因此，小说模仿现实的方式，按照另一批认识论专家的传统 作法，也同样可以得到概括。这些专家就像是法庭上的陪审团，他们的期望与小说读者 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碰巧一致，二者都想知道一个已知案件的‘全部特殊性’，包括案件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二者都必定在了解当事人的身份之后才能满足，——他们也期望证 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事实经过。事实上，这个陪审团采用的是‘详尽的生活观’ ，T·H·格林发现那正是小说的独特观点。”[1](P27)
20世纪初，小说的叙述方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被称作现代主义时期的小说中的主人 公不约而同地失去了鲜明的个性。这些人物丧失了行动的空间和可能性，也丧失了行为 的意义，只剩下感觉、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然而，这些感觉不再是一个真实的行动者的 感觉和意识，而是一个没有行动和不可能有行动意义的人的感觉和思想。主人公与世界 的分裂与对抗只剩下一种激烈的内心过程，也正是这种激烈的、生动的、更加细腻和尖 锐的心理过程和内心经验，使人物具有可以辨识的标记，并保持着人物所具有的激烈的 批判性和反抗性。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不再能够体现在人物的外部行动领域，但这 种个人价值和主体性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表现为一种激烈的内心过程。个人的激情内 在化了，难以构成与社会常规的可见的戏剧性冲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进程，越 来越成为与社会常规不对称的力量。比之对社会事件当事人一样的主人公，比之一种详 尽的生活观式的报道，这个隐秘而激烈的、或细腻而生动的内心过程成了更为重要和迷 人的生活秘史。一种“详尽的生活观”的报道变成了一种“详尽的内心生活史”的陈述 。由于构成外部事件的刑事案件失去了一部分、甚至是“本质性”的现实性，那些不构 成外部事件的内心事件具有了叙事的意义。
这是人们所说的20世纪初以来文学走向了“心理现实主义”，或者“意识流”的大量 出现所显示的变化。但这一变迁的意义常常被低估了。现实主义叙事转向心理的过程， 感觉不是附丽于行动而是完全被内在化的过程，并不是或不但是一种文学内部的流变： 它是与人文主义的个人以及经济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衰落相关和同步的一个过程， 也是与社会的合理化进程相伴随的一个过程。
“意识流小说”的命名通常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了，使人以为这是文学叙述的一个新 方法而已。但为什么小说的叙述形式会从人们已习惯于接受的“行动流”转向叙事性很 弱的“心理流”?事实上，只要承认心理和意识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性无疑等于承认：在 现代社会，人的行为的真实性已经丧失，真实而有意义的行动的可能性正在消失。人的 行为体现人的个性说变成了一个神话，因为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些价值——人的自由、自 主性和主体性变得可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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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传统的或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个性和性格的关注和对主人公的富于戏剧性行 动的描写的关注，现代小说更为关注的是一个丧失了行动能力和行动意义以及行动可能 性的激烈的内心过程和病理性的内心经验。这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到 加缪的《流放与王国》、《西西弗斯神话》和萨特的《恶心》所加以表现的经验现实。 尽管人物失去了行动能力、行动的意义和行动的可能性，但行动的缺失或行为意义的阙 如，并没有使人物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和人类情感减弱，它反而使这种情感更加强化 ，更具有反叛性和批判力量，并通过激烈的心理过程的表现来把握人类生活的基本现实 。在这些小说里，不仅是旧有的叙述结构成了问题，而且叙述的主体地位也早已随着全 知的叙述人的消失而变得不可靠了。现代小说的叙述人不断地对他的叙述和话语产生疑 问：“现实”可能随时或已经处在关于现实的叙述之外，关于“现实”的叙述话语可能 随时与真实的“现实”相脱节。叙述模式的解体或变得不可靠或不现实，作为行为主体 地位的人物的消失或主体性的危机，使得小说难以发展它既有的叙事程序。叙述的危机 是同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危机一同到来的。
这一分裂造成的生动的、激烈的心理过程，而不是传统的人物行为和人物性格以及相 伴随的情节，成为现代小说叙事的主要资源。当这一心理冲突过程不具有对于世界的干 预企图与力量时，比如在意识流小说中，在伍尔夫和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个人统一性的 经验和内心生活中的主体性便具有了自我肯定、自我补偿的意义，它因此而成为与物化 现实相对立的一种经验世界，一种作为物化现实体验的对立面的经验。面对在外部世界 里主体性的丧失、有意义行动的不可能性和个性的丧失，伍尔夫、普鲁斯特把他们作品 的世界限定在感觉和无意识记忆的领域，通过对经验的统一性的恢复、对已经碎裂的时 间片断的重新组合、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时间连续性的恢复，而恢复了个人的真实性和 自我的统一性。至少是表达了这种自我统一性的执着愿望。
现代意识流小说的产生与其说是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背叛，不如说是对现实理解的 不同。就像在乔伊斯、伍尔夫或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现代世界的人们，尤其 是城市里的“公民”越来越从他们的前辈所参与的公共空间退入自己孤独的内心世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像意识流作家或那些描写与世界脱了节的生活的小说人物一样， 沉浸在没完没了的内心独白中。他们被一种内在力量所驱使，在心中不断重申一种主体 性的信念或主体性的幻觉，固守着自我幻觉或内在真实。就像在贝娄的作品中，这种内 在力量，这种在心中驱使他们独白的“主体性”来自往日的人文主义传统，他们的内心 独白也往往是那些人文主义的经典文本的一个丰富而杂乱的“索引”，或大量来历不明 的“引文”。因此，他们在不能真实介入的生活世界里独自走来走去，进行着内心深处 的自我对话。这些没有引号的独白或对话，赋予小说人物一种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个 人的新鲜感和真切性，但他们的个人主体性却是如同一个鳏夫的孤独的主体性，是已经 被世界当作了一个客体、一个物的主体性。他们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之间的永恒冲突， 不再表现为行为上和社会公共空间、公共事务上的冲突，而是表现为内心冲突。
如果说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里，我们通过人物行动或活动来认识一个人物——如果 他们有心理活动也是在他们行为的过程中，并伴随着这种行为——我们通过“看见”一 个人来认识他，那么，在伍尔夫或贝娄式的小说中，我们是通过“听”来辨识一个人物 的，通过“听见”他或她的内心的声音来了解他的生活或“故事”。这里的内心生活独 自进行着，这是一个不能行动者的心理经验和内心感受，而不是一个行动中的人的与行 动相伴随的内心感受。这里的内在经验不是第二手的，不是对行为的回应，而是对不能 有行为的那种状况的回应。对心理现实主义小说来说，人物的现实性和小说性就是在这 里形成的。
如果从事情的另一方面看，这当然是一次内心生活的重新发现，也许是古老的“传记 ”式叙述或“纪传体”叙事的更新形式。在较早时期的史诗型的叙事作品中，所叙述的 主要是人物(通常并非是个人性的)的行动，而不是内心生活世界。在各种各样的圣徒传 记和自传类作品中以及在一部分诗歌中，开始出现了对个人内心生活史的记录。这意味 着个人体验和某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开始具有价值。它是因为个人体验和内心生活史在外 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内心生活史涉及到各种形式的宗教经验：怀疑、信仰、忏 悔、皈依和内心验证等等。随着世俗化世界的兴起，世俗状态中的内心生活和个人经验 也开始给予了重新估价：关于个人的情感生活、个人的梦幻和复杂的欲念，构成了新的 文学写作。可以说，在口传叙事时代，个人的内心经验基本没有得到过记录，那个时期 里人的内心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追忆。比之现实主义的小说，在描述人的内在经验和内心 体验方面，意识流小说可以被看作是纪传体的另一种强化形式。个人特性或“专有名称 ”变得与内在经验、内心独白密不可分，或者说，专有名称从社会化的个性符号，变成 了内心自我确证的符号，并越来越具有一种玄学性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种倾向视为： 文学家在意识到个人在社会交往和实践领域内失去主体性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个人 主体性的寻求。
对于普鲁斯特和伍尔夫等人来说，个人主体性来自于个体内在经验的统一性，而它们 取决于时间意识的统一性。瓦特曾经谈到，在哲学上，洛克把人的个性界定为长时间获 得的一种意识的一致性，个体的人通过对以往经验持续一致的记忆，获得自身的个性确 定性和一致性。这种对存在于全部记忆中的个人的一致性和个性统一性的根源的探索为 休谟所继续：如果没有记忆，原因和结果的概念及其时间的链条也就不复存在，而构成 自我和个性的正是这个链条。瓦特说：“这个观点就是小说的特征。正是由于个性被解 释为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自我意识的相互贯通，因此，从斯泰恩到普鲁斯特，许多小说家 都把对个性的探索选作了自己的主题。”[1](P15)
无论如何，这样两种类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没有了人物的可以辨识的外部 行为和性格特征，但仍然具有一种主体性的内心世界。他们都力图在内在世界恢复人在 外部现实失去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生存的意义，从内在性出发恢复人与世界的联系。无 论是伍尔夫和普鲁斯特赋予事物以感觉化的诗意，或赋予回忆性的内涵，都在重新赋予 事物一种经验的深度，给予事物在物化世界早已被剥夺掉了的价值，从心理经验中把人 与事物的分裂弥合起来。即使萨特的《恶心》表现的是看似相反的对物的经验，但对物 的世界的被强调了的厌恶感、无聊感仍然是一个内在主体的经验，和一种主体性的体现 。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是主体性在外部世界的被剥夺和被压抑，但并不是主体性的彻底丧 失，也不是人物的解体，而是行为意义和行动的可能性的丧失，是人与世界的分裂与对 抗，他们在心理现实的意义上把人的存在从外部行动的世界移入内在世界。
在我们谈到一种叙述模式的解体或叙事的危机时，是不可能离开人文主义价值的解体 或危机经验的。从史诗到小说叙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价值领域里的“语义”结构和 叙事的情节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史诗世界的两元对立世界、英雄和恶魔或善恶二元论 的“语义”结构，支配着史诗事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二元论的语义结构也是 民间故事和意识形态叙事的前提。善与恶的对立冲突、英雄对恶魔的胜利，一开始就在 二元论的语义结构中体现出来，其情节就受到这个语义结构的支持。现实主义以来的小 说叙事的确可以视为没有神(以及神对人类事务的介入情节)的世界里的“史诗”。成问 题的小说主人公或个人传记式的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史诗世界的二元论的语 义结构及其世界图景。虽然这个二元论世界变成了世俗化的，可仍然具备二元论的语义 构成。个人的激情所体现的自由意志及其行动意志与社会常规之间的情节冲突，仍然是 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二元论的语义范畴为基础的。
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对这个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现实叙述的偏离，在某种意义 上是这个从史诗到意识形态的二元论的语义结构的失范。现代主义时期的小说叙事，使 意识形态的二元论的语义对立及其相应的叙述模式成了可疑的形式。它开始发现价值的 双重性、多元论、相对主义和叙事的复调结构。旧有的二元论的语义结构及其叙事程序 成了滑稽模仿和讽刺的重要手段。小说叙事再也不是表现被再现的现实，而是建构现实 的某种可能性。现实及其表现现实的方式也不是只有一个语义逻辑和推论结构。
如果说现代小说家在以不同的方式描写人，这不是他们不惜一切的形式创新的需要， 而是他们所面对的现实已经改变了性质，同时也改变了叙事作品的结构和现代社会的基 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小说家们在私人情感的领域里，在情感的模式里，发现了卢卡契、 戈尔德曼等人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发现的问题：外部世界不再表现为人的直接活动的结果 ，生活世界的直接可理解性的丧失，以及物具有了自主性、稳定性、现实性，而人或人 物却逐渐丧失了这种自主性、稳定性、现实性，而人或人物却逐渐丧失了这种自主性和 稳定性。这也是马克思(1859)研究经济社会的出现和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结构的主要 变化时所指出过的。正像戈尔德曼所假设的那样，在一切文学形式中，小说形式与狭义 的经济结构、与市场产品的交换结构的联系是最即时和最直接的。如果说现代小说越来 越难以描绘人物的社会活动、人物的经历(像现实主义小说)，人的心理感受和内心世界 (像浪漫主义作品或后来的“意识流”小说)，这不仅仅是因为巴尔扎克、斯汤达、福楼 拜或普鲁斯特已经描绘过，而且是因为现代作家生活在一个与他们不同的经验世界中。 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基本结构关系中，在这个总体里，这样的个人，他的个性、性格、活 动、经验，以及他的心理，都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并降低到了生活轶事和社会新闻的 水平上，一句话：他的个人传记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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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德曼的文本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在物化结构的历史和小说结构的历史之间，存 在着一种可理解的或同源性的关系。戈尔德曼把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区分为两个不同的 阶段(不算自由经济时代)，即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的“帝国主义”时期，和此后的现代 资本主义时期。前一时期表现为个人的逐渐消失和物的独立性的相应增长；后一时期则 表现为具有自身结构的物的世界，人们在其中丧失了作为个人和作为人类集体(或阶级) 的一切基本的现实性。戈尔德曼的发现是：现代小说形式变化的历史与此有着两个相关 或相应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小说人物的解体，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等人的 作品，以及萨特的《恶心》、加谬的《局外人》和萨洛特的作品都属于这一阶段；第二 个阶段只是刚找到文学的表达方式，“新小说”是其真正的代表。这个阶段是物的自主 世界的出现，它有着自己的结构和情节展开方式，人类现实也只有通过物的自主结构才 能在某些程度上得到表现。
戈尔德曼认为，对于格里叶来说，人物的消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其小说所表现的是 人物已经被另一种自主的现实即物化的世界所取代。通过对格里叶的小说《橡皮》、《 嫉妒》、《窥视者》等作品的分析，戈尔德曼说，他的小说的主题是个人的行动失去了 一切重要性和行为的意义。社会的自动调节和个人的不断增长着的被动性，使现代社会 里的个人形成了“窥视者”的特征，即不是主动地参与生活、介入事件。尽管格里叶也 探索过一些心理学的现实，但这种心理现实已经被纳入了对物的现实和与人无关的自主 世界的范围内。因此世界只是由一些被动的窥视者所构成的，他们既不打算、也不可能 干预社会生活，使它产生质变，变得更加人道。这种状况被一些社会学家描述为“非政 治化”、“非人道化”和“物化”，被另一些社会学家描述为“非神圣化”、“非神话 化”和“合理化”。在格里叶的作品中，已经看不到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或加谬 、萨特那里的人物的反抗性或不适应性心理，而是人物与这个物化世界的一致性和适应 性。
由于格里叶作品的情节结构与现代社会的自主结构的同构关系，或者说是以一种新的 方式表现了当代社会的同样的现实特征，戈尔德曼认为格里叶的作品是“最现实主义的 作品”。但戈尔德曼的现实主义概念显然是非批判性的，也就是说叙事作品的结构成了 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复制，而不是一种“互文性”关系。
虽然戈尔德曼在小说社会学批评上继承了卢卡契的思路，但在对现象分析之后所作的 判断却不相同。在卢卡契看来，这是把一个在社会意义上正确的主题同一个故事的创造 混为一谈。“把主题同故事情节混为一谈这个事实，或者不如说，把属于主题的一切事 物加以素材上完整无缺的描写，以代替故事情节这个事实，正是自然主义的主要遗产” [3](P80)。在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向现代小说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到小说人物逐步丧失 主体性、自主性行为和性格特征，变得内在化。人物的真实世界退回到心理感受中，通 过一种激烈的心理经验(加谬、萨特发现了现实的荒谬与恶心经验)，或者一种重新弥合 经验分裂的诗意化的心理过程(普鲁斯特、伍尔夫等人发现了时间与叙述或文体的意义) ，仍然保持着内在性和心理意义上的主体性，保持着自我统一性。小说人物在卡夫卡那 里变得更加抽象化和“物化”，他们失去了自我的最后的堡垒，失去了自我统一性的内 心经验的尝试，也失去了反叛的心理冲动，只能被动地、恐怖地接受现实。或者说，这 是一种失败的尝试和绝望的反叛。这是从成问题的主人公寻找“真理”、“真实”到寻 找“法”的一个失败的历程。但叙述人仍然保持着与小说人物态度之间的张力。而在格 里叶的作品中，叙述人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张力消失了。
价值的双重性、语义结构的多义性和多元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的虚无或“无差异 性”。对古老的史诗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意识形态二元论及所表现出来的“绝对真理”的 怀疑，对语义对立结构的消解，也和一切语义的无差异性迥然不同。价值的无差异性和 虚无化，可以视为市场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形式。强调意义的否定和语义的无差异性， 不过是强调社会上所流行的老一套。它是市场的交换结构所产生的价值的无差异性。正 如齐马在分析格里叶的小说《窥视者》时所说，在无差异性的背景下对一切意识形态的 否定在格里叶那里却不产生任何探索，接受这种无意义，不仅仅排除了对现存事物的批 判性的超越，而且包含着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确认：“这样的小说在排除意义问题(探索) 的同时，正是确认了某些现存的社会关系和陈词滥调：小说里女人被简化为一个性欲的 对象、并且始终显得被动、驯服、软弱和屈从于男性的欲望，我以为不是偶然的。”[4 ](P228)齐马的分析表明，在无差异性和认可现状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正像20世纪9 0年代以来“新人类”的小说一样，模仿市场的无差异性、渴望意识形态中立的话语里 已经渗透了消费神话、流行成见和市场意识形态性。齐马说，罗伯一格里叶的小说“以 非批判的方式再现了消费社会里的某些商业神话”。彻底消除了意义或语义结构的结果 ，只不过是确认了与文化价值无关的市场交换价值的绝对性统治而已。
这些变迁在戈尔德曼的小说社会学的描述中，都被视为对逐步加深的物化现实的表现 ，因而格里叶的小说才被视为现实主义的作品。在卢卡契的小说理论中却包含着一种不 同的价值判断：即对经典小说叙事方式的维护。对于卢卡契来说，这种价值判断一方面 是他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表现出他对“叙事”的维护，即坚持对无论如何变迁 的人类生活讲出故事来。无论在早期的《小说理论》，还是后来的《历史与阶级意识》 ，卢卡契都详尽而深入地论述过人的物化、个性的丧失、主体性的失落、自主行为和有 意义行动的缺失等现代社会状况，所以他并非不知道在小说理论上对个性、情节的要求 与他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之间所具有的矛盾。孚希特万格曾这样谈到他的小说《犹太人徐 斯》的一个现代主题：“几年前我有一次想到要指出一个人从行动到不行动、从活动到 观察、从欧洲的世界观到印度的世界观的道路。我觉得可以从现代史中来塑造一个人的 发展的这种思想……”自然卢卡契并不欣赏这样的哲学：从欧洲式的行动的历史哲学逃 向东方的、冥想的思想深处，在那里，行动和历史都已经化为乌有了。
那么，对卢卡契来说，对叙事性的强调，对讲故事的维护，并不是对一种所谓的现实 主义的叙述方法的重视，而是他把叙事看成是一种具有社会伦理功能的艺术形式。文学 写作也许并不是适应现实的一种妥协手段，而是一种抵抗形式或批判形式。对卢卡契来 说，小说叙事形式向一种“冥想”形式，或黑格尔所说的文学向哲学、向“纯粹精神” 形式的转变，不是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恢复，而是自由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丧失 ，是历史生活的可能的丧失。对卢卡契来说，纯粹精神或纯粹思维，作为认识现实的一 种手段，永远没有绝对价值，相反，叙事对他才是绝对的。纯粹思维并非一种长处，它 消除一切形式上的可能的叙事，就像社会合理化进程正在消除一切可能的叙事一样。自 然，对卢卡契来说，叙事的纯粹形式是史诗形式，因为史诗是表现人类生活和历史连续 性的方式。现代小说是对史诗叙事的一种替代形式。正像本雅明把叙事形式的存在视为 一种“否定的”神学形式一样，卢卡契把小说家的叙述活动看作是“无神时代的否定的 神秘主义”。而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之后的小说家的叙事，讲述的正是叙事的失败的故事 。
因此，对叙事的维护，对故事、行动和情节的维护，并不是文学上陈旧的观念，而是 对个性、主体性的维护。是对人文主义的个人价值的强调。他这仍然是向文学叙事要求 一种个人的行动能力和个人的主体地位，而文学叙事中的这些方法，是个人重新拥有在 历史中的主体性、恢复自身的历史行动能力的一个“希望原则”。
“因此，小说具备伦理意义。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亦即意义与生活的 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不过这样的语言是抽象的，乌托邦不是一种观 念而是一种幻象。因此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具体的叙事本身，才是一切乌托邦活动的检 验场。伟大的小说家以自己的物体和情节本身的形式组织，对乌托邦的问题提供一种具 体展示，而乌托邦哲学家则仅只是提供一场苍白而抽象的梦，一种虚幻的愿望满足”[5 ](P147)。但是，我们不知道，小说家的叙事是不是一种“梦”，而我们已经讨论的叙 事作品大多是这样的人类“梦想的编年史”。自然，这里也不难看出卢卡契的希望原则 的历史观，和把文学视为一种乌托邦力量的最后的希望原则。在卢卡契那里，体现着一 种特殊的现代文学性的深刻冲突，也是一种世界观的冲突。文学叙事作为现实的反映， 作为批判，并最终作为一种与现实“互文性”的“史诗力量”而发生作用。
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卢卡契对叙事的维护，不仅仅是对叙事的结果，也在于叙事的兴 起或起源：如果叙事仍然是可能的，那就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将变得是有意义的，无论是 在心理层面还是在行为的层面上。人类或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可以叙述的。其中的每一个 叙事的可能性都必须从被程序化的生活所消除的存在物开始。
收稿日期：200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