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统一
——关于建设“大美学”的初步思考
胡家祥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摘 要 ：生态美学注目于必然，文艺美学倾心于自由。借庄子的话说,二者分别旨在“邀食于地”和“邀乐于天”，难免存在某些观念冲突，重叠则互损，分区则共荣。若在自然哲学意义上阐述生态美学，在精神哲学意义上阐述文艺美学，它们其实可以且必将走向统一。这样美学的外延就大大拓宽，宜界定为探求人类的理想生存的学科，包括个体精神家园和群体生态家园的完满与和谐。美是对象合乎人类理想生存的尺度而不限于“自然的人化”。从中国哲学角度考察，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都建基于天地之道，要求人们 “与天地合德”或 “以天(性)合天(道)”，因此，潜在地贯穿着共通的逻辑。
关键词 ：生态美学; 文艺美学; 大美学; 哲学基础；逻辑统一
当代的生态美学的新视角和新观念对传统主要着眼于文艺活动的美学理论形成强大冲击，二者观念的差异甚大。但是，二者都有存在的理由，这就亟需当代学界扩宽视野，予以协调乃至会通，最终实现整合。若能达成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统一，美学的疆域就大为扩展，内在蕴涵也更为丰富，为区别于传统观念，笔者姑且称之为“大美学”。
一、建设“大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应该说，中西方的传统美学观念都主要建立在艺术活动的考察上。这里所说的艺术活动最好理解为艺术掌握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四种基本的把握方式之一(1) 即理论(或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笔者管见，如此区分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共识”(请参阅拙著《文艺的心理阐释》第二节)。 。在这种意义上，即使是非艺术家身份，同样拥有这种掌握方式。高尔基说过：“照天性来讲，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1]383克罗齐更是直接提出，“诗人是天生的”这句成语应该改为“人是天生的诗人”。
一些论者认为，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美”的阐释上。应该说，这种分歧只是表象，其实质是两种把握方式的差异，所争论的问题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如审美活动的自由问题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功利性问题，还有是否应该排除人化和幻想等问题。举例来说，按照朱光潜先生的理解，“自然美”并非指自然物本身具有的美——它只是“物甲”——仅为形成美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再加上欣赏者的“情趣”而形成的“物的形象”或“美感对象”(“物乙”)才可称之为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朱光潜先生合乎逻辑地断定：将“自然美”与“艺术美”进行比较简直不伦不类，因为“自然美”本身意味着已将自然物艺术化。应该说，如此立论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无可挑剔。如果哪位生态美学研究者指责朱先生“固执”，想必会被朱先生指斥为“歧出”。这是因为双方虽然采用的是同一名词，但其实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其所指大相径庭。
笔者认为，美学建设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因为视角不同而产生的相互排斥的有害竞争，积极探寻各种有自身合理性的矛盾观点的共存空间。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看，生态美学可能接近于理论(科学)，很难与文艺美学平列，只有在关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才可与文艺美学平分秋色。既然如此，依据生态学的高斯原理，生态位相近的两种生物在同一地点共存，由于资源的限制必然会产生相互损害的排斥性竞争，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为何不能变相互厮杀的竞争对手为共享资源的合作伙伴？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划分出各自的界域，以期成为互利共生的学术群落。简言之，重叠则互损，分区则共荣。
生态美学要真正得以成立，首先是在文化领域中获得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并能与周围的学科和谐相处。其次是完善自身的观念系统，从而形成壮实的体格。这两项任务虽有内外之分，其实相辅相成。第二个问题留待第三节讨论，这里先审视第一个问题。
当前，生态美学建设紧迫需要的是找到自身特定的生根位置和生长空间，并与其他相邻学科一道协同进化。具体一些说，是要实现由美学研究者关注生态问题而发声向美学学科基于自身发展逻辑而滋生扩展疆域需要的转变。
我们知道，黑格尔将艺术归入精神哲学考察的对象，认为它是绝对理念借以表达自身的最早的文化形式，与宗教、哲学构成同一序列。在精神领域，“自由”可以视为人的最高本质，因此，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可以说是追求精神“自由”(2) 应该说，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都坚持这一观点。 。我国当代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视“美”为“自由的象征”，是一种颇为深刻的观点。
相对而言，生态美学宜归入自然哲学领域。它是从生态学孽生出来的一个学科，而生态学(ecology)与经济学(economic)紧密相联，在西文中二者甚至源于同一希腊语词根“eiKos”(家务)。因此，生态美学不能满足于 “画饼充饥”式的精神慰藉，停留于对审美乌托邦或艺术白日梦的赞赏和解说，更要求落实于人类现实生存状况的实践改良。由于客观条件的刚性限制和功利考虑的全面渗透，更要求主体服从客观世界之“必然”，相对限制人类活动的自由(3) 当代学界对“生态”一词的运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泛用于生物界、人类的文化世界(包括社会组织)诸领域，后者则仅就地球上的生物圈而言。相应地，“生态美学”也有广、狭二义，本文取狭义。 。
生态美学紧密联系着自然哲学。当代科学的自然观在西方学界看来正在发生剧变，即更多回应了东方传统哲学的有机自然观，尤其在生物化学领域的诸多发现催生了将传统的生物进化论扩展为宇宙(特别是地球)的进化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就提出“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以解释地球的生物圈。他认为：“生物圈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实体，它能通过控制化学和物理环境来维持我们的星球保持健康。”[8]换句话说，地球是一个超级生态系统，它具有无数相互作用和反馈环，可调节极端温度，保持大气化学成分和海洋的相对恒定。它有力地揭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自修复功能(8) 据此人们可以推知，在长江和黄河的出海口，一定有许多生物在为净化污染而辛勤劳作，犹如现代城市的环卫工。经科学家们实地考察和研究，情况确是如此！ 。这种自然观应当构成生态美学立论的基础。正如曾繁仁先生所指出的，这种自然“复魅”是“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有助于“打破对于人的能力的过分迷信，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9]。
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虽然分属不同领域，各有不同宗旨，但二者完全可以和谐相处并协同进化。
其一，就人类生存而言，二者恰好形成互补。人类生存正如庄子所言，一方面当“邀乐于天”；另一方面也须“邀食于地”(4) 郭象《庄子注》中将“邀”作“遇”解；对照前后文，似作“游而求”解更切合庄子原意。 (《庄子·徐无鬼》)，这一内在的基本矛盾正好决定了传统的文艺美学与新兴的生态美学均有存在的合理性。正如世间万物都包含内在的矛盾一样，美学学科包含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对立不仅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还应该看作是本学科更趋成熟的必然。一般而言，“邀乐于天”适用于精神世界，“邀食于地”涉及的是物理世界，人类既需要仰望天宇，也应当俯瞰大地——在拉斐尔的《雅典学园》中，刻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俩各有关注的形象非常具有典型意义，既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况，又适于解释文化的发展状况。
其二，传统的以考察艺术活动为基础的美学理论偏重于关注个体精神的自由和完满，尤为适合于“独善其身”。生态美学放眼人的族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供给，更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参照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前者专注于“内圣”，后者更扩展于“外王”，二者既有分立的理由，又存统一的必要和可能。
其三，再深入一些考察，传统的艺术美学与新兴的生态美学其实系“同体而异用”。所谓“同体”，是指二者都蕴涵植根于理念的理想；所谓“异用”，是指分别适用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必须遵循“必然”，精神生活通常指向“自由”。人无论个体还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自由与必然(中国哲学的乾、坤二元与之相当)之间穿行。
美学最为关注人类的完满生存，如果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建设生态美学，在精神哲学意义上建设文艺美学，二者就可以并行不悖，终将形成互利共生的“大美学”生态系统。
大肠杆菌的基本特征：肠埃希氏菌通常称为大肠杆菌，是 Escherich在1886年发现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被当做正常肠道菌群的组成部分，认为是非致病菌。直到20世纪中叶，才认识到一些特殊血清型的大肠杆菌对人和动物有病原性，尤其对婴儿和幼畜（禽），常引起严重腹泻和败血症。
There was a lack of surgery standardization (there were no clear criteria for splenectomy or spleen-saving dissection of the 10th LN group, instrumental or manual anastomosis, etc.).
实现二者的综合绝非易事，但值得研究，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迄今为止，学术的进展通常都遵循综合创新的路径。如张岱年先生曾大笔勾勒中国哲学史的嬗变历程：孔子为正，墨子为反，其合是孟子(如孔子重仁，墨子重义，孟子则兼重仁义)；儒墨为正，道家为反，其合为荀子；孟子是正，荀子为反，其合为战国末期或周秦之际的儒家；中国固有的思想为正，外来的佛教思想为反，其合为宋明道学[1]383。
这种综合创新其实普适于各个学科，因为它合乎人类认识行程的一般规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总是趋向于寻求更高的统一性。如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之后，寻求它与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论的统一，于是经数年积思，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其晚年又鉴于科学界对引力场、电磁场、强场和弱场的阐述各自为政，观念纷杂，因而致力于“统一场论”的探究，虽然有生之年没有成功，但是其努力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找到生态美学和文艺美学二者共同的哲学基础，能在逻辑上一线贯穿相关内容，也就是将似乎对立的各种观念纳入同一有机系统。借鉴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结构，“同体”之“体”当溯源于贯穿自然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普遍逻辑，它蕴涵基元性质的信息，可能在根本上发挥着“自组织功能”，制导自然物和精神文化总是趋向完满与和谐。有鉴于此，笔者尝试结合中西方传统的思想遗产和现代科学新发现阐述一点猜测，但愿能供后来者参考。
二、建构“大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审美其实是一种典型且简易的“即用即体”、“体用不二”的活动，用庄子的话说是“目击而道存”(《田子方》)，取禅宗的体验，是“青青翠竹，尽是真如”(《五灯会元》卷十五)，最富于理论色彩的是黑格尔的界定，即“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142。因此，探寻艺术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统一，有必要首先探寻能够贯通二者的哲学基础。由于二者分属自然和人文两大领域，故需要结合科学与人文文化相关成果，一方面从中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经典中汲取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当与近代以来科学的进展结合起来。单纯着眼于文艺活动，可以只考虑心灵之“体”，扩展于地球的生态圈，就有必要更进一步“究天人之际”——形成天地万物之“体”(5) 对于“体用”之“体”，西哲常称为“理念”，中哲常称“道”或“太极”,印度佛学或称为“真如”。 。一贯崇尚科学精神的歌德曾谈道：“在理论上能否承认绝对物的存在，我不敢说什么；可是，我认为，承认绝对物存在于表象世界中，并始终把目光放在绝对物上的人，会从这种绝对物那儿受益匪浅。”[3]
牟宗三先生曾借鉴《周易》的话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为“圆而神”，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为“方以智”，概括精妙。“圆而神”具有“云”状的特点，“阴阳不测之谓神”；“方以智”具有“钟”式的特点，讲究判断的确定性和表述的明晰性。在科学领域，如果说牛顿力学展现的是“钟”式的世界图景，那么量子力学更多揭示了世界“云”状的一面。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予以折衷而写道：“有许多事物，自然过程与自然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摆在左边的云与右边的钟这样两个极端之间。”[4]也就是说，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世界，都宜看作是“云”与“钟”的统一。
无论是我国的生态美学家还是西方的生态学家，都倾向于以生存论为哲学基础。西方的生存论哲学在中国哲学中通常归于人生论。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166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要求人们“与天地合德”，亦即要求人类的作为要合乎天地之道。如《周易》的《象传》强调，既然“天行健”，那么理想的人格(君子或大人)就当“自强不息”，而效法“地势坤”，理想人格就当“厚德载物”。这是就个体人格而言，从更广阔的范围看，就像《老子》所言：“道成之，德蓄之，物形之”(第51章)，世界万物莫不“负阴而抱阳”(第42章)。且《周易》的宇宙观的核心是“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传》)，“两仪”或“阴阳”普适于万事万物而不只是人类。
虽然华夏先哲对于天地之道有亲切的体认，但是对于事物的结构法则和变化规律一般停留于“阴阳不测”之类模糊的描述，今天我们必须借鉴西方先哲寻求确定性把握和明晰性表达的优点予以补充。
尼采以音乐为酒神艺术的代表，雕塑为日神艺术的代表，是难得的公允观点(而以悲剧为酒神艺术的突出代表则有偏颇)。如果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音乐和舞蹈应该是最早的艺术形式，因为二者无须借助外在的物质媒介而直接表现心灵乃至生命之所期，且有动物祖先“莺歌燕舞”的遗传，可视为艺术之正题(16) 笔者赞同苏珊·朗格等的观点，音乐与舞蹈与人类同步产生。 。当初民有能力和需要描摹外在事物(像“镜”)，于是形成绘画、雕塑等门类，宜视为艺术的反题；人类进一步发展而有了语言，除了满足日常交流信息之外，随后也用于辅助“手舞足蹈”以表情达意的旨趣，形成了文学。语言的能指(音响形象)近于音乐，所指构成画面，近于绘画，所以文学可视为二者的“合题”(17) 黑格尔《美学》表述过这一观点。 。在文学中，最先应该是与乐、舞一体的抒情诗，其后才出现鸿篇巨制的史诗，最后发展出融抒情、叙事为一体的剧诗或诗剧，同样可以发现其中遵循“正-反-合”的演变规律(18) 黑格尔的巨著《美学》将绘画置于音乐之前，叙事诗(史诗)置于抒情诗之前，拘于西方的史学习见，在逻辑上难于成立。 。在艺术品种、艺术体裁这种实体层次的艺术形态，不断的综合还在持续进行中，如现代的电影、电视乃至网络艺术等。
西方科学界的宇宙观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宇宙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百音盒”，它的本原是“数”，其中最为值得推崇的是“10” (1+2+3+4=10)。据传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得尔福的神谕是什么？圣十。”(6) 转引自戴维·欧瑞尔《科学之美——从大爆炸到数字时代》，潘志刚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页。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之一狄拉克也认为造物主是一位极高段位的数学家。 其后柏拉图游历意大利南部，深受这一学派思想观念的影响，且恰好与其提出具有几何性质的“理式”说甚为吻合，据传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园”的门口就张挂一块牌匾，上写“不通晓几何者勿进”。普遍重视数学包括几何的传统是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繁荣的基础条件。著名科学史家亚·沃尔夫写道：“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精神。哥白尼和刻卜勒(即开普勒——引者)尤其如此，而伽利略和牛顿也大致如此。”[5]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们同样是如此。如爱因斯坦就曾自述其毕生致力于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化而易领悟的世界图景”，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家”。
应当明确，组织领导是进行绩效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保证，只有确保形成完善的组织形式才能够使绩效考核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形成完善的组织领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考虑到毕达哥拉斯曾宣讲过最美的平面图形是圆形，最美的立体图形是球形的观点，并且直觉到宇宙是一个球体，与霍金的天体物理学观念基本一致，我们更应该将这一圆形作为球体来理解，如下图。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食品工业的科技创新。在此时期，我国对食品科技研发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强，科技部在“863”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投入经费超过17亿元，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食品装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也在这一时期实现显著提高，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有力支撑了食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15年，我国食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11.35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87.3%，年均增长13.4%。食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0.3%。其中，科技在食品工业中的运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妙的是，任意截取这样的一瓣，从中可见丰富的具有基元性质的信息：一是证明了《周易》所论述的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乾辟坤翕而成变的思想确有普遍性。二是能解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四因”：形式与动力相对，质料与目的相对；“四因说”是亚里士多德对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发展演变过程的总结。三是与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所描绘的“资源三角形”恰好吻合：乾辟之维代表能量，坤翕之维代表信息，按照伽莫夫等的宇宙热爆炸理论，当温度下降到“大约4000度时，发生了由辐射统治的宇宙向物质统治的宇宙的转变”[7]，如上图。
也许此图不仅适用于自然哲学，还可适用于精神哲学，古希腊时代的“理性思维的英雄们”(黑格尔语)各显神通，左冲右突，终归逃不出宇宙万物内存的“自组织”的佛掌，形成了轴心时代最为健全的哲学生态系统。并且，此图与人类心灵所具有的三层面、两系列的结构图式相吻合，对于由人类心灵创造的精神文化应具有强大的阐释功能和宽广的普适性(7) 本节所述，请参阅胡家祥：《探寻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传统哲学观念与现代科学发现的汇合》，载《江汉论坛》2019(5)。此不赘。 。
三、自然哲学层次上的生态美学
从目前来看，生态美学还是一个建设中的学科。 它应该具有哪些内容单元、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概念(范畴)、怎样将这些范畴组合为一个逻辑整一的结构等问题都亟需探讨。老实说，笔者在这一领域是个门外汉，只是新近才关注生态问题。因此，提不出中肯的见解，这里仅就生态美学的立场和视角、生态美学的范畴和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关联等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当生命终结时，遗体捐献者和器官捐献者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谢幕，默默无语地继续为活着的人奉献自己的躯体，架起了医学生们通往神圣医学殿堂之桥，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公开追思“无语良师”仪式，目的在于让医学生更加尊重生命，尊重人民，也让人民更加尊重医生，让双方保存感激之情，感激对方，感激生命，感激社会。如果媒体能加以正确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也会认识到这是一项造福社会、荫及后人的善举，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殡葬改革，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生态美学应当区别于其他生态学科。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它应该建基于生态审美活动。生态审美活动首先需要确定审美主体的特质。传统美学的审美主体可以说是“自由人”，生态审美活动的主体或可称为“生态关切者”，包括生态学家、生态美学家等，只要是热心维护人类的生态家园者都可入列。而且生态美育的宗旨应该是将那些对此淡漠者甚至破坏家园者转化为热心维护者之列。这其实是人文学科的普遍宗旨的特定体现(如佛家的“普度众生”)。生态美学一方面固然要晓之以利害，像大多数生态学家都在从事的，另一方面，还应该诱之以情，激发人们内在的情怀。比较而言，前者系他律因素，后者是自律因素，生态美学不可取代的功能尤在于后者。
当前，我国高校学风总体状况良好，多数学生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端正的学习态度。但长期以来，受社会、家庭、高校和学生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学风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际上，高校学风建设从来都是一项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不同时代，针对不同特征的学生群体，高校学风建设应该构建不同的模式。因为优良学风对个人、高校乃至社会的长远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既是确保人才质量、参与国内外办学竞争的需要，也是学生实现顺利就业、参与人才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在需求。
生物个体在宏观生态系统只是一个细胞，但自身其实也是一个生态系统。它通常集中表现出生命力之美，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蓬勃生长的美和坚韧耐受之美。一株植物嫩绿的芽叶，圆润的花苞，怒放的花朵，丰硕的果实，都是其蓬勃生长的展现，总会给热爱大自然者以愉悦。正如一些颂歌所吟唱的：“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不过生物的生生不息不仅依赖内在的能量和信息，还有待环境含适量的生态因子(物质)，在生态因子相对缺乏的贫瘠地区，如沙漠，人们不禁惊叹仙人掌等的耐受性和适应力，甚至赋予其“沙漠英雄花”的称号。有意思的是，汉语的“英雄”一词的来源并非赞美人格，而是赞美生态中的佼佼者，“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刘劭：《人物志》)。
她一走上讲台，下面鸦雀无声，连窗外的吵闹声也没有了。她用那亮闪闪的大眼睛向下面望了望，开始说话了，嗓音悦耳动听，真个“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就像寂静的山林里飞进一只百灵鸟。她那优美的嗓音，恰如其分的动作，一下子慑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我暗暗对她惋惜起来：她为何不去当演员？她若当电影演员准能赛过刘晓庆。
站在生态关切者的立场上，放眼人类的生存环境，就会形成一种特定的视角，欣赏美妙的生命，乐见动植物的蓬勃生机和活力，期盼它们繁荣而昌盛。这里固然有功利的考虑，但也是一种生命本能的激活。如人类的眼睛为何喜爱绿色？因为绿色是生命之源。迄今发现，只有绿色植物或微生物才能将太阳的能量转化为生命的初级能量，所以它们是生命能量的最初生产者。人类的眼睛是从食草昆虫以至食虫动物、食肉动物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同样，人类精神可以感通生物界生生不息的信息流动。
确定了立场和视角，笔者在此不妨先借鉴较为成熟的生态学划分的生态层次系统即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景观立论，其每一个层级都有值得欣赏的美。
例如：我在教学苏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下册的《圆的面积》一课时，为了让学生可以更好地掌握圆的面积的推导过程，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首先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将平均分成8份的圆形纸片剪一剪，再拼一拼，拼成一个长方形，然后对于原来的圆和长方形的周长以及面积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圆面积的计算方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学生提出疑问，圆形纸片的面积不是完全等于长方形的面积的。为了解决这一困惑，老师可以播放一段录像：将圆形纸片平均分成16份、32份，再剪一剪，拼一拼，学生通过观察发现，当我们将圆形纸片分成足够多份时，拼成的图形就越接近长方形，同时圆面积与长方形的面积也就越接近。
同样的生物个体的聚集形成种群(PopuLation)，亦即某个特定区域的某个物种的个体群，从整体上看有单纯齐一之美。观察其内部，也蕴含两种对立趋向：竞争之美和协作之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物不免发生竞争。尽管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过于泛化，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且多为现代生物学界所扬弃(9) 著名竞争理论评论家布尔1986年写道：“在自然界的开放系统中，共存是‘普遍规则’而完全的竞争排斥则是个‘例外’。”(见于尤金·奥杜姆《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页) ，但笔者认为，仍当充分肯定竞争的正面作用，因为它是生物乾健之维的体现，具有多重生态价值：一是促进生物个体提高品质，二是调节种群的大小和密度，三是促进拓展出新的群落。在达尔文学说风靡的时代，生物的种内或种间的互利合作几乎被遮蔽于视野之外，现代生物界多有补缺。人们发现，一畦菜地，某株蔬菜若受到某种昆虫的侵害，会分泌一种物质，在空气中传播信息，告之同伴抵御这类虫害(央视“人与自然”视频)。种间互利更为显见，诸如珊瑚礁(珊瑚虫与沟鞭草)、地衣(藻类与真菌)等的形成都是互利共生体。特别是蚁穴，简直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蚁王负责产子，工蚁负责觅食且照护幼蚁，其中虽然有利益的互换，但没有一种“前定和谐”的机制而仅依靠后天的“培训”和“组织”则几乎对此无从解释(10) 工蚁的劳作得到舔食蚁王和幼蚁某种分泌物的“奖赏”，故乐此不疲。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工蚁在与蚁王分离时欠缺了某种东西，所以在生活中亟需补偿。造物者很难为每一物种如此精心地安排，因此当追溯于原始的“自组织”机制在自然而然地维系了和谐(“道法自然”)。 。
鱼粉中总磷含量与粗灰分含量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其关系符合方程y=0.005x2-0.011 5x+1.206 3，R2=0.668 7。多数样本的总磷含量小于3.0%。
不同的种群合乎法则地生活于同一个特定区域，形成生物群落(biotic community)，群落之中的不同种群构成多样性或丰富性之美，从空间上看，接近岩石层是地衣，然后长出草丛，进而形成灌木，最后生长出参天乔木。从时间上看，呈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运行旋律。在群落的小世界中，微生物、植物、动物构成生态生产链与消费链的不同环节，环环相扣，渐趋协调，多个物种经过迁移、定居、群聚、竞争、反应等环节，最后演替出和当地生态条件恰好保持协调和平衡的“稳定的”(11) “稳定的”群落亦即完满而和谐的群落。这种演替的终点也常被称为“顶级群落”。 生态系统，如没有遭到人工破坏的热带雨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等。
在特定条件下，生态美学甚至不能排除人为的成分，通常称之为景观(landscape)，指一组生态系统和人工建设一起构成的系统，是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有机统一。天然之美见诸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各层次，在天然之美基础上添加人工之美并非是多余的，人们普遍希望自己的家园姹紫嫣红，鸟语花香，中国古代园林多有成功的范例，但这只有遵循自然的法则，按照“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原则才能融入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形成更大范围的生态圈的一部分。如吐鲁番盆地的坎儿井，不仅解决了居民的饮水需要，还让戈壁沙漠形成一片片绿洲，无疑是值得欣赏的“赞天地之化育”之举。
单纯从自然哲学层次考察，确如庄子之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仪，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 对于这种“大美”“明法”或“成理”的体认和赞赏，当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内容。将对生命的赞赏同深入本源的哲思融合在一起，即有限与无限实现联结，就更富有活泼玲珑的审美趣味。宋代程颢吟咏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秋日偶成》)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适用于此，它与“以我观物”刚好构成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分野。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卷十四记述了周敦颐的一则轶事：“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这是生态美学的视界，表达人与自然有相通的生命律动，而他在《爱莲说》中称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等“人化”的描述则是文艺美学的视界。此前王维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是典型的“以物观物”方式，而当他画“雪中芭蕉”时，则又是典型的“以我观物”了。两种“观物”方式都有益于人的生存，合成人的“诗意的栖居”，不能区分孰是孰非，故都传诵至今。简言之，不加人为的想象变形，就是生态美学的论域。随心所欲地加以“人化”、“艺术化”，如想象 “朱竹”之类，则是艺术美学的论域。
17世纪英国数学和物理学家罗伯特·弗鲁德(Robert Fludd，1574-1637年)用一个正三角形对“圣十”作了图解[6]。我们不妨尝试结合我国《周易》所隐含的太极图，将三角形置于一个圆形之中，或许更为切合大爆炸理论产生之后所展现的宇宙图景，如上图。于是，我们发现，三角形的重心或垂心正好是圆心；而十个点中另外九个点构成双层环绕：六个点以60°区隔分布在内圆的圆周上，三个点以120°区隔分布在外圆的圆周上。从中较易见出，黄金角(137.5°)与黄金矩形(约5：8)的比值作为无理数可构成有序与混沌(二者联系着必然与自由)的边界。
四、精神哲学层次上的文艺美学
如果说生态美学是欣赏大自然的“作品”，那么文艺美学则是欣赏艺术家的“作品”。大自然遵循“必然”演化，艺术家群体最为充分地体现出精神的“自由”。从生态美学过渡到文艺美学，是从自然哲学过渡到精神哲学，或者说是从必然过渡到自由。
“自由”最为简洁的解释莫过于“由自”(12) 北大熊伟教授曾谈到这一点，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涉及这一问题。请参阅拙作《“任志”才是自由》，载《社会科学》1996(3). ，所谓“自”就是心灵深层的“自己”。据笔者的多年探索，它恰好如同外部宇宙的乾辟、坤翕的双向运动，存在向外发散的要求自我实现倾向(能生)和向内收敛的要求和谐整一倾向(能摄)。在艺术活动中，由于超越直接的功利考虑，摆脱了客观性的刚性要求，便于两种对立倾向或势用的协同作用且达成和谐统一。以下主要根据笔者撰写的两本文艺美学的小书的既有观点从创作论、作品(形态)论和发展论三个方面作一概述(13) 拙作《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和《文艺的心理阐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版)。当时的立意，前者探讨纯粹的审美活动，大致相当于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的论域。后者专谈艺术问题，大致相当于黑格尔《美学》的论域。 。
从经验层次看，近代以来出现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心理学学说，一是十九世纪末叶以立普斯为代表的“移情说”，一是二十世纪中叶以阿恩海姆为代表的“同构说”。前者主要着眼于主体由我及物，如“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后者主要着眼于由物及我，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两种对立趋向的统一取刘勰的话说是“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文心雕龙·物色》)。这种现象上升于本体层次，当追溯于在西方美学界乃至整个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尼采的两种精神说。尼采将审美和艺术活动归结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共同作用，比喻为“酷似生育有赖于性的二元性”(14) 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页。学界若同意此观点，在逻辑上就应该肯定艺术活动不存在纯粹的“以物观物”方式，因为酒神精神显然是一种对象化活动。 ，观点新颖且深刻。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是强力意志的张扬，是整个情绪系统的亢奋，是“泰坦的”或“蛮夷的”，即以力量显现的颠狂状态，而日神精神则支配人们形成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赋予对象以柔和的轮廓，不容许自负或过度，总是要求优美形式恰到好处的规范。尼采的描述兼有哲人的深邃和诗人的绚丽，这两种精神取宗白华先生的切身体验可表述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10]。若干年后(1953),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出版《镜与灯》，同样提示了人类心灵源自天地之道的乾辟(灯)与坤翕(镜)两种对立倾向。
由“镜”与“灯”两个日常概念，较为方便人们理解人类文化的三大领域。科学致力于寻“真”，要求心灵像“镜”一样如实反映外部世界；宗教致力于持“善”，要求心灵像“灯”一样照亮人生征程，为族类自身立法，我国禅宗的系列“传灯录”就是明证(15) 其综合即《五灯会元》。 。艺术则致力于求“美”，指归人的理想生存，在寻真与持善对峙的鸿沟中架设起桥梁(康德观点)，甚至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实现真与善(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水乳交融”(黑格尔观点)。
审美和艺术活动最能体现人类生存的“理念”(自由和完满是其题中之义)。这种具有基元性质的信息决定着艺术世界的形态构成和嬗变规律。
2.教学模式先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多媒体运用到高职韩国语教学中，教师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课前备课上，将有更多的时间深入钻研教材，把课堂还给学生，想法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黄连解毒汤的KEGG通路富集结果表明，其绝大部分基因富集在核糖体通路、乙醇代谢通路、细胞循环通路、前列腺癌通路、雌激素信号转导通路、卵母细胞减数分裂通路、甲状腺激素通路、神经营养素信号转导通路、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号通路、DNA复制等通路。表明黄连解毒汤的可能通过上述信号通路在高血压疾病中发挥治疗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初步揭示了其在高血压疾病方面的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协同作用的复杂机制过程，以期为寻找其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审美和艺术活动是表现(包括宣泄和升华)情感的王国。遗憾的是，由于情感天然地与理智存在冲突，所以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致有些论者称情感领域为“黑暗的王国”。其实，通过艺术品切入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在艺术中，以从文学切入较好，因为文学不同于音乐、绘画，能直接借助言语“说了出来”。在文学中，又以从抒情文学切入为优，因为抒情作品直接表达创作者的情感而不矫饰。另外，人类的情感表现极其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突出表现为“云”状的特征，需要选取其中具有深刻性和纯洁性的一类才便于进行考察。这种具有深刻性和纯洁性的情感即是柏拉图“马车”喻中的“白马”(激情)，朱光潜先生将黑格尔《美学》中此词译为“情致”，突出其高洁的一面。在这里，取柏拉图哲学中“白马”喻体的通译“激情”(与黑马“情欲”相对)。黑格尔指出，激情“是活跃在人心中，使人的心情在最深刻处受到感动的普遍力量”，“是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基本内容”。它是艺术的生命所在，“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激情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2]295-296。黑格尔还公允地指出，“属于艺术的激情”的范围是很窄的，他以歌剧为例，指出其中总是重复着一套老调，诸如恋爱、母爱、子爱、友谊、荣誉、英雄气质之类的成败所引起的哀乐反复地出现。笔者20年前曾为把握激情的种类煞费苦心，最后取经验综合的路径通过检阅中外抒情作品而归纳为英雄的、爱恋的、感伤的和讽刺的四类[11]，至今仍未发现有修改的必要。一方面，这种区分吻合一个民族、时代乃至个体由兴到盛、由盛转衰、由衰到灭的必然历程。另一方面，它在逻辑上合乎对立统一的普遍法则，其中英雄的与感伤的相对，爱恋的与讽刺的相反。
由四种激情决定着一个时代或个体一生的作品呈现四种“神态”或“风貌”的嬗变：英雄激情占主导地位一般为壮美风格，如高适等的“边塞诗”；爱恋激情主导的为优美风格，如白居易的“闲适诗”；感伤激情主导的或当称之为“弱美风格”，如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讽刺激情占主导地位则为“喜剧风格”，如皮日休等的讽刺诗。事实上，在我国古代，“风格”与“气韵”是可以互换的艺术和审美范畴，唐五代时荆浩更是将“气韵”拆分开来成为两个艺术范畴。笔者发现，气与韵刚好吻合《周易》揭示的“乾辟坤翕”的普遍法则，可将上述四个审美范畴简要表述为：壮美是气盛韵弱，优美是气爽韵雅，弱美是气弱韵显，讽刺或喜剧(丑)则是气乱韵无。四者的演替恰好解释了中外艺术史家不约而同感悟到的“艺术发展周期”(19) 我国唐代画论家张彦远、明代诗论家高棅，西方古希腊艺术研究家温克尔曼、曾任巴黎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艺术史家热尔曼·巴赞均表达了艺术发展周期的四阶段说，描述了相似的形态嬗变，仅用语不同。 。这种形态的嬗变基于艺术形式的生命历程和艺术激情的时境嬗变，无疑具有普遍意义，印度传统哲学曾揭示，世间万物都会经历“生-住-异-灭”四劫。
虽然本节所述见诸笔者的系列文稿，但那些论文或专著并非是某种“应用的逻辑学”。它们内在的逻辑贯通简直是潜意识的产物。在此信笔梳理，更坚定了笔者近期形成的人脑具有先天的自组织功能的信念。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诫过我们：“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12]。也许，让我们头脑中先验(先于经验)的逻辑理路明晰起来，是我国当代学界从事伟大的文化复兴的当务之急。
人类头脑中先验的逻辑理路可能是宇宙演化、特别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产物。若果真如此，超越传统的艺术美学视野，建构兼容生态美学观念的“大美学”理论便具有天然的通道。
五、人类的理想生存呼唤“大美学”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科学界提出“大科学”的崭新概念，意指社会规模巨大、科学技术一体、不同学科交汇而趋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科学新时代的到来。我们不妨予以借鉴，将传统的文艺美学与当代勃兴的生态美学统一起来的基础理论称之为“大美学”。显而易见，一种兼容生态美学的基础理论较之传统美学的论域或版图已大大扩宽，内涵也相应发生变化，为避免概念的混淆，需要适当的冠名。
从艺术美学、生态美学到大美学，具有一以贯之的基本特性。其核心是理想。美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理想之学，笔者一些年前从事美学基础理论研究，深切感受到研究之难“集中体现于把握理想之难”[13]。我们知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专列一节探究“美的理想”，指出美的理想植根于理念，且以具体的形态而呈现，“意味着一个单一存在物、作为符合某个理念的存在物的表象”，“在个别的描绘中表现出来”[14]。身为艺术家的席勒也写道：艺术家 “把理想铭刻在虚构与真实中，铭刻到他的想象力的游戏里以及他的行动的真情实意中，铭刻在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形式里并默默地把理想投入无限的时代中”[15]。至黑格尔，其《美学》更是将“美”、“艺术美”和“理想”三者视为可以互换的同义词使用。
理想意味着完满与和谐。“完满”是指凡所应有的无不具备，因而具有内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和谐”是指其丰富、多样的元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达到完美的统一。汉语的“完美”“美满”二词最适宜于形容理想或理想的事物。在西方，人们常常基于美的完满特性而将它归因于神，如米开朗基罗认为，美“是神的形象的反映”[16]。法国十九世纪哲学家库申曾如此推论：“人越接近理想，理想又不断地后退。它的终点在于无极，也就是说，在于上帝。”[17]关于和谐，如果不从根源上肯定有特定的信息存在，实际上无从解释为何世间万物都保持或趋向于和谐。库申对于理想的完善性根源的推论其实也适用于和谐。几百年来不少只重视经验实证者轻视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可是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提不出更好的解释。而如果承认宇宙和生命的本根即是和谐的，其分化的林林总总的现象界的和谐的来由便迎刃而解。本文第二节的图示蕴涵和谐的信息，权且作为一种管窥蠡测奉献给世人。
美的和谐是多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是艺术美还是生态美，首先是外观与内容(此指内在规定性)的统一，生态美虽不溺于声色之娱，但不排斥欣赏鸟语花香。其次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一点生态美较之艺术美表现更为直接。最后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现象是个别而有限的，本根则是普遍而无限的，艺术家或许经常体验到“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生态关切者理智一些，但也未必否定现实生命紧密联结着本源——如不至于否认个体的每根毛发隐含同一DNA。
灰度共生矩阵通过计算图像中相应距离和相应方向上不同两点灰度之间的相关性，来客观反映出图像在关于方向、变化幅度、相邻间隔以及快慢的问题上的综合信息[10-11]。本文利用灰度共生矩阵提取干制红枣图像的多个纹理特征参数，选取不具有相关性的纹理特征参数作为分类算法的输入。
取 0.4，0.6，1.0，1.4，1.6 g（鲜重）的胚性愈伤组织捏碎分别接种到150 mL广口瓶中，加入50 mL液体MS培养基，每4 d测细胞的重量，直至细胞停止增殖。绘制不同接种量的变化曲线，确定悬浮培养的适宜接种量和最佳继代时间[8]。
由此，我们相信，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有着同一哲学基础，取中国哲学的语词即追求“人与天地合德”，只是文艺美学偏重于精神上“以天(性)合天(道)”，生态美学偏重于在现实生活中践行时做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综合艺术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大美学”必然可以找到贯通始终的逻辑脉络。事实上，在前面第三、四部分的分述中蕴涵同一的逻辑——客观法则见诸主观思维。为直观起见，可图示如下：
从文化发展嬗变的一般规律看，在美学领域最先出现的艺术哲学或文艺美学是其正题，尽管在这之外出现了众多名目的“生命美学”“身体美学”之类分支，却都不足以构成辩证否定的环节，唯独生态美学有条件构成这一领域发展的“反题”——由崇尚“自由”转向遵循“必然”，犹如艺术门类从表现型的音乐、舞蹈转向再现型的绘画、雕塑。随着“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我们可以将它界定为“有关人的理想生存之学”，显而易见，人的理想生存不仅涉及精神家园，而且应该且必须涉及物理家园。只有兼顾二者，人们才能真正达成“诗意的栖居”。与文艺美学比较，生态美学的视野更近于道德领域，诚挚的生态关切者往往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而艺术的审美活动要求恢复自由人的身份，所以通常引导人们“穷亦乐，通亦乐，无往而不乐其乐”。个体作为一种具体的感性存在，日常生活正好需要忧与乐互补，编织出绚丽多彩的人生。
人类生存总是渴求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欲)。由于地球资源的再生相对于人口的增长日见匮乏，生态美学倡导“适度消费”的原则是适时的。不过若停留于训诫或劝导，收效未必能如所期，而辅之以文艺活动在精神上的宣泄和升华功用，“节欲”的实现就更为自然顺畅。两千年前，荀子的《乐论》就看到这一点。于此也可见生态美学与文艺美学的相辅相成。
就指归之所而言，生态美学在文艺美学之后诞生和发展，意味着人类的视野由个体精神生存的和谐与圆满扩展于个体乃至族类物理生存的和谐与圆满，二者的合成才真正是人类的理想生存——或称人类生存的和谐与圆满！
许多科学泰斗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是按美的法则构造的，人类追求与天地合德，就当以美为自身活动的指路星。这样无论是维护生态环境还是创造艺术作品，都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一个学科的建设也是如此。马克思曾谈道：“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8]数学是最接近逻辑的学科，它既有抽象的普遍性，又有内在结构的严谨性。本文仅从宏观的逻辑的角度尝试勾勒出一幅“大美学”的草图，协调当代美学理论中文艺美学(似“云”-自由)和生态美学(似“钟”-必然)的对立，还有系统内部的诸多要素(范畴与命题等)的层次方位和相互关系需要一一厘清，要完满完成这一工程，达到数学般的谨严，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55.
[4] 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19.
[5] 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9.
[6] 戴维·欧瑞尔.科学之美——从大爆炸到数字时代[M].潘志刚,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7.
[7] 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M].曾国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3.
[8] 尤金·奥杜姆.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M].何文姗，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54.
[9] 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
[10] 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56.
[11] 胡家祥.从抒情作品看艺术中激情的种类[J].汕头大学学报,1999(6).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1.
[13] 胡家祥.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0.
[14] 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8.
[15] 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63.
[16]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53.
[17] 北大哲学系美学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4.
[18] 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 2019) 06- 0114- 09
收稿日期 ：2018-12-18
作者简介： 胡家祥，男，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学。
(责任编辑 王 平)
标签：生态美学论文; 文艺美学论文; 大美学论文; 哲学基础论文; 逻辑统一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