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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思想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个体为核心，强调人是体育的出发点。它追求人的身心健全、人格完善，满足个人的需要、兴趣。从实质上讲，它强调体育对于发现人的价值、开发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方面的价值（可简称为“本体论”）。另一种是以社会为核心，强调体育必须为社会需要服务，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它实际上是把社会需要对象化于人身上，强调了体育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工具价值（可简称为“工具论”）。这两种观点所引伸出的目标取向，在西方体育史上都曾占据过主导地位。古希腊表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种体育模式：雅典体育模式和斯巴达体育模式，正是这两种目标取向的实践表述。它实际上成了指导西方体育发展的两个基本原则，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二次大战”后，也有学者用“工具论”与“本体论”，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来指代东、西方体育目标取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目标取向不仅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且反映在决策者所制定的体育发展规划以及体育方针、政策之中，它被视为不同的出发点，甚至作为不同体育理论的历史起点。千年更替在即，反观建国以来体育目标取向，并尝试对其发展趋势作探讨，是深化体育改革，加快体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1 体育目标取向“工具论”的思想根源
综观建国以来体育思想发展的阶段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来的价值基点是以“社会需要”为本位。尤其是引进前苏联体育思想后，“工具论”实际上成了中国体育价值取向的基本模式。这里所说的基本模式，不仅是从内容上讲，即确定了体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地位；而且是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即比较注意从体育与外部的关系上阐述体育的规律与作用，从社会政治、经济实际状况中找方向、找任务，比较注意体育的功利性和效益性，这些成了体育价值取向的基本思维模式。一句话，就是较多地从“工具论”来考虑体育的发展。作出这样的价值选择，并非偶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近代，西方体育引进时，正值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家民族危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构成中国革命的主旋律。此时人们是以国家民族为中心，从保家卫国这一角度出发，认识体育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民族富强的渴望，使得近代体育思想中功利主义勃兴，立足社会现实，从振奋民族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指出讲功利、求富强的必要性。于是，本世纪初军国民体育思想一经提倡，立即受到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的响应，并将之吸纳到国家教育宗旨的制订之中，使体育的社会地位以法定形式得到确定。再从近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关注体育、阐述其体育主张的基本出发点看，首先是为了强种保国、民力强大，并把体育与振兴国家，实现政治目的联系起来。例如，严复之所以主张“鼓民力”，仍是“今者论一国家富强之效，而以期民力之手足体力为之基”。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开篇即“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尽管本世纪初有学者系统地引进西方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体育思想，代表了“本体论”思想，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文化生活”这个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同那血与火交织而成的民族救亡相比，毕竟显得缺乏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相反，体育救国论与民族体育观却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它总是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相联，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倡导抵御外侮，重振国威之声不绝于耳之时，就有相应的高涨。可以说，中国近代体育兴起和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之一是“工具论”，近代社会的体育价值重心是在“工具论”上，这和近代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历史地位是一致的。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人接受西方体育首先是为了御侮救国，缺乏内在的思想准备，所以，在接受时往往要进行“实用”的取舍，对于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有立竿见影之成效的制度、思想优先被注意和采用，强调工具价值。
新中国一成立，面对异常险峻且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增强国家实力，理所当然地以当前的政治、经济需要为出发点。引进前苏联体育思想后，“工具论”的价值取向有了完整的理论依据成为“经典”。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一种思想能否成为主流，起支配作用，还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当时的社会心理，能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工具论”之所以长期来起主导地位，就是因为它符合了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中国现代史学者认为，50年代末，在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较广泛地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1]换言之，急于求成的心理在当时已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心理， 有一个共同而又急切的心愿，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尽快地赶超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体育事业大跃进”正是急于求成社会心理的产物与体现。1958年3月1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体育工作也来个大跃进”，提出体育大跃进包括：体育运动更广泛地普及到群众中去：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10年左右，主要项目赶上世界水平。它主要是将体育同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与“国家地位”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体育大跃进中急躁冒进的做法，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制止，但从心理学上讲，某种社会心理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即使社会存在的性质和状况已经改变了，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们有关的一些社会心理却沿袭下来，形成传统习惯和风俗，牢牢地控制着个体和群体。急于求成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同样亦是如此，表现出极大的惰性。60年代体育发展抉择将重点转移到竞技体育上，乃至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体育发展抉择还是将重点确定在竞技体育，这都同急于求成这种社会心理的惰性有关。“急于求成”的核心就是赶超，必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功，证明自己的力量，竞技体育的“赶超”特点和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的趋向性特征有十分近似的关系。所以，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每一个突破和每一个胜利，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将之视为展示民族、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表征。弄清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期以来体育价值取向一直以社会为本位，其原因之一，就是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为“工具论”，提供了土壤，而“工具论”的选择又易于满足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
建国以来，“工具论”的价值选择，也表现出积极作用，使我国体育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较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竞技体育突飞猛进更为世人所公认，并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国家凝聚力之所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目标取向从具体内容到思维方式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社会服务主要局限于为政治服务，忽视了为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二是忽视了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似乎形成这么一个观念，个体发展的需要是资本主义社会范畴，社会需要才是社会主义社会范畴。显然，在今天这一目标取向需要完善和发展。
2 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双重奏的趋向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体育的个体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1982年胡晓风提出用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来解释体育，论证了体育发展离不开人和社会的需要，认为体育应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其中包括个人的才能和个性的发展，纠正了过去不讲体育也是一种享受活动的误解，为确立个体价值的合法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2] 而后的体育文化研究，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的介绍与研究，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体育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体育中，人本身就是目的，是自己行动的主人……人意识到自己血肉之躯的所有感觉，体会到了自己的力量、情感、意志和主体意识，从而找回了自我”。[3] 提出体育“决非仅仅是简单地强化人的体质和体能”、“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和谐、平衡的发展，无疑是其更本质、更深刻的目标所在”。[4]不仅理论界学者们在呼唤体育的个体价值， 而且近来也得到体育行政决策者的关注。1996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在论述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时，提出“必须要把人民的利益和需要摆在第一位”，“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并将之提高到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高度。[5]所谓公民体育权利， 它是社会个体作为权利主体对体育相关利益的追求和维护。使用权利一词，就包含着承认个体价值的正当性，以及要维护个体价值的必要性。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0次会议颁布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序言中，就阐述了保护体育权利的思想，“有效地行使人权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每一个人应能自由地发展和保持他的身体、心智与道德的力量，因而任何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均应得到保证和保障”。
关注体育的个体价值，并非创新之说。卢俊就在“天赋人权”的社会政治观支配下，提出儿童中心的观点，倡导自然体育。30年代引进的美国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其价值取向就建立在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人格发展方面，强调体育要适应人的生理及心理本性，从“个性自由”、“个性发展”出发。认为“体育活动之价值，即体育对于品性与人格教育之价值也”。今天重新关注体育的个体价值，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向30年代自然主义（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复归，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体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表明为无数生命个体有目的的活动。尽管个人的目的往往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一定时时一致，但无数有目的的个人活动所构成的合力，恰恰表现着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任何生命个体的活动都必然具有个人目的性与社会必然性两种性质。一个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他的目的是维护自身及家庭的生存，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作为文化活动的体育也同样是如此。体育活动的主体是人，以人的需要及其活动为内在依据，它一方面与个体的需求、目的相联系因而带有个体特性，一方面又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相联系因而带有社会特性。从价值论角度看，体育价值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体。体育的个体价值代表着体育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价值则代表着体育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
具体说来，体育的个体价值，代表着个体内在本质力量丰富性的充分实现和展示，它至少反映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认识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自然进程赋予人的各种潜能素质，都被从“沉睡”中唤醒，使天赋“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产生创造性的表现，从而不断挑战与超越极限，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所谓自我实现，就是生命个体通过全身心的努力，使自身的能力体现于某一活动过程及活动结果之中。由于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的素质、积累、兴趣爱好不同，因此主体能力也就不同；具有不同主体能力的人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方式也会有差别。既可以在简单的活动，也可以在复杂的活动过程中满足自我实现。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儿童反复用积木搭各种各样建筑物，虽然在行为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模仿性，但就其活动的潜在动机而言却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起作用。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既可体现在活动过程中，也可体现在活动结果中。在竞技体育追求中，主体生命的价值具体表现为对一个又一个极限的挑战与超越，“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奥林匹克格言，充分表达了不断超越的追求。在群众体育或健身活动中，同样也存在挑战与超越极限，正如有学者所提出：“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讲，也有相对于自身的各种各样的极限，比如体质状态的极限，生存时间（寿命）的极限等等。群众体育所反映的正是每一个个体对自身极限的挑战”。[6]
第二，是满足情感舒泄与升华的需求。对于情感压抑与情感舒泄问题，心理学上有较深入的研究，表明人处于强烈情感压抑状态到一定时间长度时，就会出现生理学上的变化，并产生疾病。精神病学更早已证明，人的心理变态、精神病与情感压抑有直接关系。由于这些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原因，舒泄被压抑的情感乃是人的精神系统和生理系统自我保护、自我调节的方式。因此，人人都有情感舒泄的需要。体育运动不仅使人的情感积累得以舒泄，而且又使情感的内涵和性质得到升华。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优势兴奋中心是一种展示自身的体验，其他各种时时困扰人的思绪、观念、意愿等等都会悄然退去，进而激发起精神上的振奋、昂扬之情，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因而，这种情感价值是慰藉人们疲劳的心灵，培养自由的品格，且又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未来的。
体育的社会价值不仅是与社会对体育的需求直接相关，而且还反映出体育的发展规律。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涵着两部分内容：一是体育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相互关系，构成体育发展的外部联系；二是体育内部诸要素、结构之间，特别是体育同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体育发展的内部联系。从体育的外部关系来说，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既给体育发展提供一定条件，又制约着体育的发展，还对体育发展提出一定的要求。遵循体育发展规律，体育就必须面向社会、服务社会，主动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体育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服务，是体育发展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根本上说，体育的社会价值是特定社会集团利益和愿望的转换形式，其中，政治需要是极为敏感的方面。这是因为政治意识在整个意识形态系统内最具功利性，它对体育的制导作用并要求体育为其服务的特别强烈。而对政治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往往直接影响甚至转化为对体育的社会价值的认识。
从上面对体育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我们把体育作为一种活动来看待时，它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满足个体的需要；当我们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时，它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满足社会其他系统的需要。二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体育的个体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个体价值是体育的本体价值，亦即体育的最基本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本体价值的社会表现或外化。同时，二者的关系还表现在社会价值对个体价值的渗透上。这是因为，不存在离开社会的纯粹生命个体，个体的需要本身就带有社会性。就拿在国外被称之为“第二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众体育来说，导致健身需求高涨的社会根源之一是人力资本学说，体现了社会的经济需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论证人力资本投资时，把“延长公民的寿命和增进他们的体质”的保健措施列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首位，他认为这些保健措施“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数量，也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7]
3 小结
综上所述，体育目标取向，无论是仅仅依托于社会价值，还是仅仅依托于个体价值，都必然是片面的。只有承认体育价值的两重性并充分注意到两种价值之间的密切联系，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建立一种全面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在充分发挥体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服务的价值的时候，必须始终不要忘记满足人的需要这个更为根本、长远的价值；而满足人的需要，必须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逐步逼近直至最后实现。
收稿日期：1999－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