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平过剩的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低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低水平过剩的短期因素分析
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从1997年下半年转平，1998年上半年物价开始持续走低，其他重要指标也渐次下滑，逐步具备“紧缩”或“衰退”的特征。但是，更深入的分析表明，这种经济状况不仅具有衰退和短期性特征，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矛盾积累的结果，所以不能忽视长期因素的作用。本文称这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衰退为低水平过剩，以表明这种衰退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衰退是有区别的。
人们对形成当前低水平过剩局面的短期因素的认识可以集中概括为两种：
第一种认识把低水平过剩的形成主要归因于经济运行的实体层面。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企业逐步形成了高负债经营的格局，我国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0%～80%。在良好的投资回报率引诱下，金融机构通常也愿意满足企业的贷款需求，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也随之走高。但是，随着国家采取从紧的经济政策，投资的边际收益不断下降，企业取得高利润的预期开始动摇，为了偿还债务便竟相抛售资产，从而引发商品市场的价格大战，使价格不断走低。与此同时，企业亏损甚至倒闭的现象随之出现，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萎缩导致市场饱和，产出滑坡，贸易下降，失业也不断增加。在企业效益下降的影响下，金融机构出现不良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经济环境的恶化，其规模不断增加。面对金融机构大量出现的不良资产，银行系统内部形成了信用紧缩的明显倾向。一方面，为了防止不良资产派生信用，避免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加强了贷款规模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将贷款规模控制在存款规模以下，强行减慢货币流通速度；另一方面，处于商业化改革中的银行，在其预算约束不断硬化的作用下，为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贷款更加谨慎，甚至出现“惜贷”现象，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贷款规模的收缩，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放慢。与此同时，名义利率全面下降，实际利率不断上升，受此影响，企业效益进一步下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从银行渠道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行动受阻，通货紧缩日趋严重。
第二种认识则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分析讨论。这种观点从以下几方面说明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与低水平过剩的关系：
1.在同一时期反向运用不同的货币工具。1996年5月到1998年6月期间，中央银行一方面在幅度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目的是诱导存款者从银行分流出资金，并将这些流出的资金用来增加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基础货币，尽管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际上从原来的20%降到了8%，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资金减少， 商业银行可以独立运用的资金增多，但是，货币净投放一直很紧，流通中的现金增长速度下降。在减息过程中，每次减息时中央银行总是强调“减息不是放松银根”，一再重申连续执行了几年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不变。1998年年初制定的M。增长率计划数为15%，但是，到6月末，这个指标的实际值只有6.6%，不到计划数的一半，所以， 中央银行在这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是：一只手放松息口，另一只手将货币发行的闸门拧得很紧。结果，两只手的力量被抵销了，作为货币政策放松重要手段的减息，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应。
2.投资渠道狭窄。由于工商注册等方面的限制，行政约束过多过严，个人投资渠道狭窄，品种很少，到目前为止，家庭和个人投资最容易的领域是证券市场，是对债券、股票和规模不大的基金的投资。从1995年底到1997年底，深、沪两市股票流通市值从938亿元增加到5178亿元， 增加4.52倍，股民由1230万人增加到3300万人，增加1.68倍。在国债投资方面，1995年国债发行只有1550亿元，1996—1998年共发行过8000多亿元，年均发行2660多亿元，年平均国债发行速度超过了35%。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政策当局实施减息期间有大量个人资金流向股票和债券市场。在收入增长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家庭和个人对非实业性证券投资的增加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消费需求减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社会总需求不足；二是企业资金扩张，社会潜在供给增加。第二种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居民从银行分流出来的存款投向证券市场后，上市公司要将资金再投向生产。而且，1997年1月1日取消信贷额度控制，使企业获取信贷资金更为容易，全社会的资金供给更为充足。在资金供给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消费倾向降低和投资倾向提高这两重效应累加，使企业有资金、愿生产，但是无需求、无市场，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的供求缺口扩大，资金投入越多，企业生产越多，过剩越严重。
3.财政政策调整引起政府有效需求不足。在1996～1998年间，政府在减轻企业税负上采取了不少措施。加之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几年下走，导致政府税收来源减少。两者的合并效果使财政收入下降，结果影响政府有效需求的形成。另外，近年来机关事业单位的集团消费减少，从而政府的日常性开支减少，这会影响市场购买需求。而且，这几年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扩张基本停止，1998年3 月以来政府机构实行大幅度精简，实际上抑制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总额的增长，表现在财政方面是经常性预算开支收紧，这也对政府总需求造成影响。
这两种分析各有所长，但都立足于凯恩斯理论框架，实际上都是短期分析。这种短期分析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忽略结构变动的影响；其二，假设制度既定。然而，我国的经济领域无论在结构方面还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均处在剧烈变动时期。所以，这种短期分析虽然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却不是全面的、深入的。正确认识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还必须进行结构的、制度的长期分析。
二、当前低水平过剩的长期因素分析
从根本上看，我国当前低水平过剩的形成，是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制度性矛盾演化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的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资源组织方式和管理制度，最终演变成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二元经济发展格局。这种二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经过长期积累，又一度得到强化，现阶段其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工农关系失调，产业关联脆弱。我国工业化长期依靠从农业部门获得积累，导致农业自身积累能力不足而自我发展受阻。我国工业产值累计增长一度是农业产值累计增长的近20倍， 年均增长是农业的4～5倍。增长率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两大产业供求关系失衡， 产业关联程度低下。农业的低速增长意味着较少的农业产品供给和较小的工业品需求市场，这必将制约工业的增长水平。在这种农业资源被大规模强制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外来干预，农业的萎缩是必然的，而且，农业的萎缩还将不能满足高速工业化对农业部门提出的要求。为此，政府曾采取各种措施，以刺激农业的发展：向农业投资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国家向农业科技事业拔款，支持农业技术进步；低价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强制农民进行活劳动积累，等等。这些措施的实施确实对稳定农产品的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过度从农业转移资源，返还又不足，造成农业长期入不敷出，自我发展能力脆弱，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后，国家只得通过进口农产品来弥补农产品供求缺口。我国粮食进出口的历史变动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50年代我国还是粮食净出口国，1953年净出口粮食149.3万吨，1959年粮食净出口474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进入60年代， 情况发生了逆转。从1961年起，我国变成粮食净进口国，进口数量逐年加大，60年代时每年净进口粮食在157—471万吨之间， 到90 年代末期已高达914万吨。农产品进口的不断增长占用了大量外汇， 使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无法及时进口，直接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另外，从工业品市场需求方面看，长期以来，农业低速发展对工业品所产生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而且这种有限需求还紧紧地依赖于政府对农业用工业品的低价供应。这样，经济发展依靠农业扩大市场需求的希望变得很渺茫。
第二，就业结构转换严重落后于产业结构转换。我国经济在结构转换中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与产值份额下降速度为1∶1.64， 工业劳动力份额与产业份额上升速度为1∶2.87。同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 我国劳动力结构转换比产值结构转换要慢得多。例如，英国在1801—1960年间，农业劳动力份额和农业产值份额下降速度之比为1∶1.01， 美国在1839—1965年间同类指标为1∶1.06，加拿大在1870—1965 年间该指标为1∶1.04，日本在1900—1930年间的这一指标为1∶1.34，1930 —1955年间为1∶0.26，1955—1960年间为1∶0.73； 日本的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与产值份额上升速度比在1930—1955年间为1∶0.02，1955 —1960年间为1∶0.86，韩国在1962—1972 年间农业劳动力份额与农业产值份额下降速度比为1∶1.19， 第二产业劳动力份额与产值份额上升速度比为1∶2.03。以上资料表明，这些国家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 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速度要比我国快得多。我国劳动力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是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大量流入重工业的结果，因为重工业的资金密集程度高，其扩张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而较低（有计算表明，每亿元投资所吸纳的劳动力，轻工业是重工业的3倍）。这样， 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将大量的劳动力排斥在第二产业之外，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严重抑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造成农产品商品率不能迅速提高，整个社会的农产品供给得不到保证，也就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工业化，或者说产业结构转换，与该国的城市化程度密切相关。工业化程度越高，城市化的程度也越高。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把大量积累集中投向生产性建设方面，许多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住宅、医疗、环保等等，却因资金短缺而得不到建设，致使城市承受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弹性非常小。为了减轻城市建设的压力，政府采取了严格户籍管理、定量供给食品以及相应的医疗、住房制度，强制推行城乡隔绝政策，限制城市就业，控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进程受到人为阻滞。城市化滞后的后果不仅是大量人口享受不到工业化带来的文明成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非农产业发展的空间小而且分散，规模效益无法形成，使得经济发展的物耗增加，成本上升。
第四，二元经济结构使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消费需求无法迅速提高，整个经济发展缺乏消费需求的推动。从人均收入水平上看，我国仍处于低收入国家之列。这种收入水平的低下，一方面表现为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经济发展速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城乡消费差距过于悬殊。在低下的收入水平基础上，城市居民将收入的40%—60%，农村居民更把收入的50%—70%用于食品消费。这种低层次的消费需求结构很难对产业结构转换形成较强的推动力。尤其是占我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这一巨大的消费者群体的需求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不紧密，与产业结构转换脱节。
第五，企业生存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银行和企业预算硬约束机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结构性矛盾的尖锐化，在失去了市场、失去了银行信贷支持以后，一些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重复布点的企业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企业的亏损面不断扩大，破产、倒闭的企业越来越多，并最终引发了我国的债务危机。
应该说，是这些结构性、制度性的矛盾在周期因素和宏观环境（主要是政策环境）等短期因素的催发下酿成了当前的低水平过剩局面。
三、政策设计：在制度建设中扩大国内需求
在出口下滑，而且短期内出口需求低迷的状况很难改观的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具体来说，1998年上半年主要是通过金融政策的适度放松来刺激需求，下半年则把扩大内需政策的重点放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上。金融政策的松动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其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则正如上面分析过的，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结构性、制度性矛盾日益显性化和体制改革尚未最终到位造成的，金融政策的松紧微调对纠正供求失衡的作用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到1998年年中，经济增长没有象预期的那样迅速回升，反而是继续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当局开始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仍然需要相应的市场条件，主要是足够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与相应的消费品供应结构之间的较好衔接。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边际消费倾向的适当提高，以及消费结构、消费品供应结构的进一步合理化，都需要制度改善或深化改革的支持。所以，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扩大内需的努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反周期措施的运用，而必须将反周期措施与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足够的内需支撑。具体地，立足于政策的积极性，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这种政策组合：
1.推行积极的消费刺激政策，为了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要进行多方面的消费制度建设。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新的消费热点短期内在我国还难以形成，相当一部分城市中等收入者和富裕阶层，由于体制方面的影响以及金融制度的约束，潜在的消费需求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如许多步入小康层次的家庭在吃穿用得到较大满足后，“住”和“行”成为其迫切的需要。住房货币化的推进缓慢制约了住房需求的扩大；而国家对汽车销售价格的限制政策及高关税政策，使汽车的销售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而金融机构重生产信贷轻消费信贷，造成了消费信贷大大落后于生产信贷，严重阻碍了住房、汽车以及其它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在消费热点难以形成的同时，由于前面所述的深层矛盾的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近年还一直处于下降中，由1993—1995年的超过80%，跌至1996年的73%、1997年的58%，以至于1998年的50%左右，这使得基本消费品在国内严重过剩，强化了生产的低水平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
所以，从消费方面看，我国当前既存在消费结构的失衡问题，也存在消费品供给的总量过剩问题，同时，这两个问题间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解决这些问题，从以下三方面做工作应该能够奏效：一是推行消费退税制度，鼓励全社会增加消费。个人消费到一定金额，在城市返还一定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在农村则返还一定的农业税，而无论个人收入所得税还是农业税，其返还部分均不兑现现金，而是经过一定的手续由税务部门开据凭证，个人再执凭证到消费品市场上选购与退税等额的消费品。二是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三是采取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继续扩大住房消费信贷规模，同时放宽住房信贷的限制条件，适当降低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甚至在降到同期存款利率以下时考虑由各级财政补贴其存贷利率差。为了促进居民对家庭用小汽车的消费，也应加大对个人小汽车消费的信贷支持。
2.推行积极的结构调整政策，并且依靠制度改造和制度建设来实现结构调整。这里有三层含义：
其一，注意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益。在推行积极的投资政策时，要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大力引进外资，大力扩大民间投资比重；要在政府投资中继续扩大农业投资比重，大力加强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要强化投资对消费的传导机制，尤其注意改善农村市场的消费环境；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要注意防止项目的小型化；要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实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投资效益。
其二，联结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上的工业化进程，淡化乃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使两个工业化层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实现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协调发展，有三个基本政策目标：城市工业向高级化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整体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历史进程，并让出一般的传统工业领域；城市工业让出来的一般传统工业向农村转移，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增长空间；农村加速实现工业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中最为关键的方面是城市工业向高级化发展，把一般的传统工业从城市剥离出来，向农村转移。这也是工业化发展中不同产业层面梯度推进的一般趋势。日本在60—70年代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传统产业向亚洲“四小”转移，亚洲“四小”又在80年代把这些产业向泰国、菲律宾、中国东南沿海等地区转移，都走过了这一过程。经过这样的转移，城市工业从而为国家总体产业发展实现向高级化、高附加值化方向发展，开辟了新的增加空间。
就城市工业高级化这一目标来说，目前除了继续强化市场竞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外，还要积极推行以下政策：第一，扶持战略性产业。城市工业高级化要依靠主导产业部门的牵引和关联影响。为此，政府可以通过金融、财政、贸易、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政策，对主导产业部门加以扶持，充分发挥其技术潜力和关联作用。第二，推进技术进步。城市工业高级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过程。技术创新往往带有较大的风险，而且有些大规模技术开发项目也不是单个企业所能独立承担的，政府应有扶持政策或直接组织开发再向企业转让，同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改善我国的工业技术结构。第三，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城市工业在高级化过程中，企业往往面临资金不足、风险过大、失业增加等具体难题。对这些问题，政府需要在政策上予以帮助，比如设立专项贷款，给予贴息优惠，或在升级换代期间给予企业以税收优惠，等等。
就城市传统产业向农村转移这一目标来说，建议推行以下政策：第一，对城市传统产业向农村转移予以引导。限制在城市发展技术档次低、劳动密集的产业项目，将这类产业的增量部分和主要满足农村市场的产品生产向农村转移，同时，适合在农村发展的其它项目也逐步转移。第二，区别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实行差别政策。以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主要标准，把农村区分为工业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两类。农村工业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不仅面临城市工业升级前形成的传统产业层面的竞争，也面临着主要还停留在传统产业层面上的工业发达地区的竞争。事实上，农村工业发达地区已经具有城市工业的特征，也有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因此，应把农村工业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加以区别，对农村工业发达地区采取与城市工业类似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村工业发达地区把现有的传统产业向落后的农村转移。第三，多种政策手段综合运用，促进产业转移。对于适合向农村转移的产业和产品，政府应通过制定差别税率和实行差别利率等政策，形成农村同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其中一些特别适合农村工业化发展要求的产业和产品，也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明令在农村生产。
其三，在积极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扩大内需。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新生产方式即现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产值结构中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明显上升；随着产值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即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随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变动也相应上升；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特别是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其核心是城市化水平随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而相应提高，以形成“集聚效应”。国际经验表明，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程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基本上是同步的，与就业结构中非农产业比重变化相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其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速度快于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提高的速度。所以，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高质量，而且还要保持其连续性，就应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应该尽快放松并最终取消对农业人口城市化的政策限制，同时采取一些鼓励中小城市扩容的政策措施。同时，在新的财政公共投资中要加大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份额。这一方面将直接扩大城市的投资需求，并能间接带动地方政府对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大大缓解二元结构矛盾，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改变其生活方式，扩大其生活及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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