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与资本主义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2-0001-08
时代的发展和巨变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复杂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时代，不能以自己的意识为根据，而应当以历史的发展为根据。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适用的。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回到历史，切实地重新考察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演进，以便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
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著名原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应当从分析马克思的时代开始，以便首先弄清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存在”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意识”。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时代作出了大量论述，它们给我们以重要的启发。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够原封不动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一时代的认识，而应当根据从那时起至今100多年中大大丰富起来的历史经验，来重新认识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人类在重大技术革新基础上阔步迈进到工业社会的时代，也是尚未成年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是一场决定性的历史大变动，它的影响远不止于使用机器、改进工艺、建立工厂等等，它还是一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观念的全面革命。它打破了农业的统治地位，确立了近代工厂制度，奇迹般地建立起巨大的城市；它根本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不可阻挡地摧毁了一切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历史后果，把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动荡不已的、永远以追求变革为目标的时代。
在这场革命中首先获利的是新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的拥有者；他们挟工业革命之势到处扩大市场，聚敛财富，在经济上愈来愈占据优势，同时也就在政治上愈来愈强大，从而能够不断地从国王、贵族、教会等旧势力手中夺得权力。在这一资产阶级发迹、封建势力衰微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比起封建主义社会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不但给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且为废除等级特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全新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当时简直就是一场社会大灾难。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批工厂、矿山、铁路建立起来，先前安谧的农村为喧嚣的城镇所代替，居民们从闭塞停滞的生活中突然被抛了出来，一下子卷入动荡不已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一个新的阶级——雇佣劳动者阶级出现了，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为生，收入微薄，忍饥挨饿，生活恶劣。当然，有证据表明，随着19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如工作、生活和卫生条件等比起以前毕竟还是逐步改善了而不是更恶化了，死亡率也随之下降了。然而，跟先前农夫虽然贫穷但相对平静松弛的生活比起来，工厂工人的劳动更紧张更不安全，更消耗人的精神和耐力，他们的饭碗更无保证，更有可能随时被抛入失业大军，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相联系，在工业化中骤然崛起的工商业资本家同广大雇佣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别给人以深刻印象。一边是不可思议的财富积累和穷奢极欲，另一边是触目惊心的贫困、愚昧和粗野，这种巨大反差造成了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各派思想家的深切关注。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起，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对工业革命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命运感到关注。1845年，年轻的恩格斯写了一本后来被公认为产业工人问题研究开山之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大量触目惊心的材料描写了工人劳动、生活、教育、卫生状况的恶劣，并预言这种状况一定会引起深刻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恩格斯警告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1](P278)
那么，在如此尖锐的问题面前，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应当说，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中，只要是具有诚实的理论良心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手造成的根本矛盾去解决。资产阶级当时基础未稳，实力不足。增值资本、扩大市场、推销商品、积累财富，是它的压倒一切的追求；冷酷的利益打算，肆无忌惮的剥削，是它的唯一的手段。它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的。正像恩格斯所说的，“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原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1](P412)
既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无法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那么，这样的方案就一定会以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形式，由它之外的政治力量提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对社会矛盾的反应，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而出现了。它产生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即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起初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小思潮，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到马克思恩格斯登上社会主义思想家舞台时，它已经扩展为引人注目的力量，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上层”，成为西欧学者书斋、社交厅堂中的经常话题。
社会主义起初具有浪漫主义的历史倒退色彩。在早期社会主义者(莫尔、摩莱里、温斯坦莱等)那里，往往充满了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进步，对工业化准备过程的控诉与诅咒以及对昔日停滞保守生活的向往与美化。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进，社会主义思想也在向前发展，它开始使自己与时代进步融合起来，努力把自己建立在严谨的论证基础之上。这时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接过理性主义的武器来揭露资产阶级和宣扬自己的主张。这个特点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都用人的天性的名义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早期社会主义的那种禁欲的、怀古的倒退色彩，注意到了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并使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建立在工业进步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这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力图使自己具有科学的形式，其做法是尽力利用学术界的最新思想成果来支持自己。例如，圣西门已经表现出力图使自己的主张立足于科学认识之上的倾向；而“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则直接利用当时经济学的最高成就——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从中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总之，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开始模糊地追求“科学”了。
马克思恩格斯是上述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继承人，但他们已经站在更高的基地上，融合更新、更有力的思想来支持社会主义了。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有意识地使社会主义与道德批判脱钩，转移到科学基地上；他们为社会主义找到的，不是哪一种学术成果，而是那一时代最有力的思维方式。
19世纪是思维方式大变革的时代，科学地思维成为思想的主流，而这正是对那一时代科学技术已经全面显示其威力的特点的反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和发现，推进了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促进了工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力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思想。它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无比的信心，对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进行科学探索成为热切的追求；通过科学的认识将会更加理智地安排自己的一切成为坚定的信仰。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在此以前，理性主义是在反对中世纪神学式盲目信仰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曾在资产阶级战胜中世纪封建势力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但当它把理性本身看做是社会和自然立法的最后审判官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致命的弱点，因为理性本身如果不能得到科学的论证，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19世纪科学和工业的勃兴为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那就是理性主义必须以科学为支柱。从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到19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发展的进程。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是理性至上论者，19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趋向于寻找思维着的理性背后的更深刻的东西，他们要求给理性作出明确的规定，确定合理的界限和基础。这必然引导到把社会当作科学认识的对象去研究，在马克思学说产生之前，欧洲的社会思想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即开始趋向于寻找社会现象之中的规律了。
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发展造就了马克思学说。一边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尖锐劳资对立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所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边是近代西欧思想中孕育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方面为马克思学说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批判地继承、改造和发展所有这些思想成果，比以往更彻底地运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去把握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即是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追求。
二
作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更合理社会的一种理想，马克思学说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是相通的，但它在方法上却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他们的学说不是用从头脑里构思出来的理想去代替现实，而是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对现实社会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之纯科学的、纯经验的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的理想不是“发明”出来而是“发现”出来的。他们确信自己的任务不是要迫使现实按照头脑中设想出来的原则去发展，而是要使头脑顺应现实去确定原则并依靠现实条件所能够切实保证的物质力量去实现这些原则。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学说是前所未有地把人类理想与现实主义结合了起来，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结合了起来。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叫做科学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术语中，“科学的”这个形容词有什么含义呢?
在今天的汉语日常语言中，“科学的”这个词已经泛化了，差不多已同“正确的”画上了等号。凡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就给它戴上“科学的”头衔，反之，则称为“非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这个词在他们那里的含义，必须与19世纪的语言习惯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理解。当时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正在兴起，它意味着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即主张从能够用事实支持的确定知识出发，通过实验的、分析或归纳的手段，对观察到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理性的解释，并从中建立起由若干定律所支持的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方式使“科学的”与“情感的”、“宗教的”、“信仰的”等认识方式区分开来。由此可见，“科学的”一词在这里具有“以科学和理性方法进行缜密研究的”含义。在19世纪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中，这种用法十分普遍，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是在这种含义上使用“科学”或“科学的”这两个词的。例如马克思曾说他希望以《资本论》一书“为我们的党争得科学上的荣誉”；又如恩格斯在谈到他的《反杜林论》时说，这本书是一部科学著作，不适合给普通工人看。在这里，“科学的”都与“学术的”、“学理的”等意思相近，而与“非学术的”、“情感的”意思相反。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形容词“科学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情感的、道德的、凭空设想的——总之，非科学的，而他们两人则是抛弃了这一传统，建立了一整套符合科学要求和规范的批判理论体系，把社会主义从愿望的领域转入了知识的和理智的领域。马克思本人说过，“‘科学社会主义’
，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
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2](P290)。这
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科学的”表示的只是一种不同于“空想的”的方法，并不意味
着自诩绝对正确。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因为“空想的”涉及的只是主观想象
的领域，是无须用科学方法去论证的；而一旦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之后，它所涉及
的就是对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了，判断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也正是要求人们根据事实去检
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经得起科学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宣布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的，另一方面又承认：“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2](P426)这正是遵循了科学的态度。因为，所有科学的本性都是借助于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在这方面，任何科学方法都不能保证科学家的工作必定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家们也会经常犯错误，他们的成果会被后来所发现的事实所证伪，他们的定理会被后来的经验所推翻。由此便不难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不能保证自己是一直正确的，但仍有足够理由称自己是“科学的”。
根据这一认识重新检验马克思学说，在我看来，在它的理论中既有对自己社会和时代的正确而深刻的把握，也有今天可以清楚辨认的失误。
首先，今天仍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极其深刻准确地触摸到了近代世界历史运动的脉搏。他们把近代历史看做是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进程，并认为这一进程必将使各民族从彼此隔绝的状态走向联系程度愈来愈高的世界整体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充当了使这一历史进程得到实现的历史工具，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又只能是暂时性的过渡社会形态而不是永恒的社会形态，当它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都达到超出自身所能容纳的高度时，就将被更适合新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而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只能是对私有制的扬弃和对社会公共所有制的确认……所有这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对总体趋势的把握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100多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在工业化、现代化推动下全球逐步实现一体化的过程；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中既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同时也不断地实现着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从而向着19世纪“古典资本主义”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方向迈进和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大致上又正是指向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测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准备物质和精神基础的方向。由于这些原因，今天仍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马克思学说具有高度的历史预见性，由于这种预见性，100多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有关的所有讨论，全都绕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如同美国学者米尔斯所说，所有这些全都变成了与马克思的对话。
但另一方面，100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把资本主义送进坟墓。资本主义继续表现出强大的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尽管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人们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从而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形式和进程的预见，都存在着很大偏差。总的说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尽管他们的方法要求严格忠实于现实，尽管他们对现实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经验性研究并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纠正自己的认识，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高度的判断在总体上仍然大大超越了实际情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十分有限，所以尽管他们看出资产阶级取代中世纪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当时尚未结束，但他们却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行将耗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已经指日可待了。这不能不说是判断上的很大失误，与事实有很大差距。事实是，不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西欧没有出现预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迄今也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革命。当然，历史并没有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而是大踏步地前进了，但却是在资本主义自身范围内大踏步前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预料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的那些社会进步，后来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身的不断改善中出现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料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处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矛盾，许多都具有资本主义早期的形式，表现着早期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根据100多年来的经验我们今天可以断言，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还只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开始，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私人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生产管理权合一，资本家在他的工厂里形同君主。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没有改善劳工阶级处境的动力和所必需的物质力量，也缺少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意识的管理和控制——这些条件是要到后来在生产力和社会体制、社会道德的进步中才能逐步获得的。然而从那时起，科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波接一波连续不断的浪潮，直到当代能源、信息、材料、生化、宇航等等领域的技术革命，人类正是在这些技术革命中实现着自己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进步，直到进入当代人们所称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按照20世纪中后期不少国外研究者的看法，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概念已经基本失去意义。这种看法对我们来说很难接受，因为即使“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但它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20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剥削加强、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资本主义，那么这毕竟是已经大大改变了的资本主义。根据这一点，回溯历史，就不能说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接近于自己的顶点，而只能说当时它还处于自己的早期阶段。所谓早期，证据如下：首先，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当时以蒸汽机为核心的工业革命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直到19世纪晚期才接近完成。这次工业革命所能支配的生产力，在那个时代看已经相当惊人，但从今天的高度看，对社会的改造能力和对世界市场的扩展能力都还十分有限，不可能一下子使资产阶级完全取得领导权。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许多方面都还处在并存和重叠中。与此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正在一步步地与封建王权贵族势力争夺权力，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才大体接近完成。而当这个过程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又向着更高的阶段，即由私人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及20世纪中后期“社会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向发展了。其次，从社会结构特征看，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尚未成熟，仍处于其早期的不稳定阶段。社会组织如同任何一种系统一样，在其形成初期由于尚不具备各种必需的能量和资源，而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衡、自修复机制，这就导致它缺少对自身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使系统内部的矛盾经常处于尖锐的失控的状态。19世纪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当时它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所能掌握的物质资源有限，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都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突出地表现为它无法有效地协调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资本家们为了获得利润就只能通过尽可能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甚至一有机会就使用欺诈伎俩等办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种无节制的剥削压榨把雇佣工人置于相当悲惨的境况，以致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能地充满敌对和反抗情绪。这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领域的发展能力不足，而且相应地在社会文化心理领域也缺少有效的控制力。在政治上它主要只能求助于暴力的压制手段，例如禁止工人的自卫活动，控制结社和言论自由，迫害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直至使用警察和军队对工人起义进行镇压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欧资产阶级尽管与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却仍然经常与之相勾结并求庇于他们卵翼之下的原因。这种情况并非像过去所解释的那样，是资产阶级走向反动的表现，而是它的发展还十分不足的表现。由于上述原因，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是脆弱的，还没有后来它所具有的有效的自调节能力。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是置身于一个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阶段，他们是罕见的思想天才，但思想天才也只能认识现实展示给他们的事物，而无法跳出时代所加给他们的局限。由于这种局限，他们眼中看到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征兆，而对它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严重不足。换言之，他们是把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当作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历史翻过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篇章，马克思学说也就完全过时了呢?我认为不是。早期资本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影响是双重的，它固然使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但也确实向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固有弊病。一个社会系统的矛盾，通常是在它尚未发展成熟之前表现得最突出最纯粹，最利于人们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社会分析，往往能深入地把握住社会矛盾的某些最为本质的东西，而为后来的理论所无法企及。毋宁说，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现实赋予马克思学说以深刻的分析批判力，使它能够洞察资本主义的若干重大根本缺陷，从而也就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跨越时代的长久方法论价值。运用这些方法去重新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仍然是今天认识与把握资本主义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所必需的。
三
根据上述观点，对100多年来马克思学说复杂曲折的历史发展也就易于观察了。
这种复杂曲折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学说对工人阶级的关系上。迄今为止在我们这里，马克思学说一直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在一定限度内固然是正确的，但事实上马克思学说并不是从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经验中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20世纪初已经由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透彻说明过。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论怎样深刻透彻地道出了工人阶级苦难的原因并给他们指出了出路，但它本身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它怎样才能为工人阶级所接受并与他们的活动相结合的问题。历史表明，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一种学说，并非根据它在科学上的价值，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而这种感受完全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实际需要的。
佩里·安德森曾提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结合。”[3](P9-10)这一提法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个事实，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当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学说。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形成自己的学说，把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欧洲无产阶级身上，而这个阶级其实还没有最后形成。当时除了英国工人较为成熟，已经形成为阶级并开展了自己的阶级斗争之外，在欧洲大陆各国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程度还不高，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还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接近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主要只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作坊工匠、家庭技工等，他们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受害人，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望的那种大工业无产者。一般说来他们都还缺少自己的独立阶级意识，与其说他们是阶级成员，不如说他们是受苦的个人；他们要么对大工业充满恐惧和厌恶而向往过去，要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依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英、法、德等国家中固然已经存在少数工人组织，但大都带有狭隘的行会手工业者宗派性质和密谋特点，缺少广泛的群众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参加的正义者同盟原先就属于这样的组织。这样一种阶级状况便决定了西欧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程度。1848年革命后，仅存的少数工人流亡者组织也都解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与工人斗争实践相隔绝的状态下，孤立地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的著作在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理会，更没有多少人理解。
19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西欧大陆获得了决定性的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意识逐渐抬头，争取自己利益的愿望大大加强，他们不再满足于依附于其他阶级。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工人自己的国际联合团体即著名的第一国际。这时工人们在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的斗争中不仅感到需要加强彼此的联络合作，也感到需要有理论来指导。他们邀请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家，而因此第一国际也就成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学派激烈角逐争取工人群众的场所。在这场持续多年的思想领导权争夺战中，马克思学说表明自己明显符合大工业无产阶级的需要，最后赢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从。其所以如此，在工人阶级一方主要是出于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原因，即是说，当时工人阶级需要有一种来自科学界的理论为他们的斗争作论证，马克思学说就恰好符合了这种需要。
由于以上原因，到19世纪晚期，马克思学说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整个工人运动公认的权威性指导理论。马克思去世后，在晚年恩格斯和考茨基等人的大力宣传下，这一学说被整理成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体系。当时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各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主要领袖和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智慧和营养，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融为一体，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然而，工人并非天然的革命者。如果他们的直接经验和实际需要与代表他们的革命理论发生不一致，他们也会离开这一理论，哪怕这一理论确实揭示了他们的历史前途和使命。马克思并不是把自己的理论先验地指定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并强迫无产阶级去接受它；他之所以对自己的理论与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之间的必然联系怀抱信心，是因为他的经济-社会分析使他认定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将迫使无产阶级从实际生活体验中接受他的理论，从而使之落实和普遍化为阶级意识。这是一种健全合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但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身后造成了一些条件，使得这一社会的经济生活、阶级关系，从而工人阶级的大众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致使工人运动脱离了理论所预测的方向，进而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长久地发生了改变。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20世纪，起始则大致可以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决定性时期。继蒸汽机革命之后，19世纪晚期又掀起了以内燃机和电力革命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一次工业革命，它所带来的新的巨大生产力给了资本主义以新的物质力量。依靠技术的革新、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改组，资本家获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丰厚利润和雄厚经济实力，从而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实行全面改革和提高的能力。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进步过程，不是哪一个资本家或他们的聪明“代理人”用来欺骗安抚工人阶级的政治阴谋，但它的确使得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大大改变了。在西欧的主要国家里，开始从法律上和社会政策上对劳资关系实行了某些协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要不直接宣布推翻政府和现存社会，便可以被承认为合法的甚至有益的。这样一来，工人们的斗争虽然仍常常遭受失败，但依靠不懈的努力，毕竟能够在合法范围内取得许多以前所不敢想象的成功。借助于这些努力，他们的工作条件改善了，工资水平提高了，政治民主比起以前较有保证了，甚至社会主义者也可以通过选举进入国会与统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辩论了。所有这一切，使得阶级斗争的形式、内容及其后果极大地改变了。
恩格斯在晚年见证了这些变化，并从中作出了某些新的结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承认，他在1845年对英国的描写，“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4](P419)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残酷恶劣的手段有许多已经消失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了某些好转，例如卫生条件有了改善；罢工不仅被资产阶级承认了，而且有时简直被工厂主们“看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以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被废除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普选权正在实现……凡此种种，都给劳资关系以重大影响，使得“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
这些描写是非常贴切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实践一旦具有长期持续性，就必定会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培育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它会促使工人阶级群众在心理上潜移默化地由倾向于革命转移到追求改良，从而使改良主义情绪大面积地蔓延起来。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19与20世纪之交，在西欧主要工业化国家里，随着工人运动不断取得成就，工人阶级运动中普遍滋生起改良主义。普通工人乃至社会主义者日益沉湎于琐碎的工会日常活动中，对革命之类的概念丧失了兴趣。他们越来越专注于互助、济贫、发展社会保险等日常事务，对于争取工资的提高和工时的缩短，比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经济学实质远为关心。工会领导人不但惧怕革命，甚至回避罢工。当1905年俄国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时，社会民主党人发起了关于总罢工的热烈讨论，工会方面却报之以强烈反感。一位支持工会改良主义的领导人愤怒地喊道：“总罢工等于总胡闹!”相应地，在政治运动中，西欧社会主义者越来越热中于纯粹的议会选举活动，他们对拥有多少议席和选票的关心，远过于对通过议会进行革命宣传的关心。先前为人们所鄙视讥讽的“议会主义”、“议会迷”，现在逐渐蔓延开来，潜移默化地侵蚀掉了革命的精神。
来自运动下层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给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带来深刻的矛盾，引发尖锐的争论和冲突。一批反映和代表改良主义情绪的理论出现了。其中，伯恩施坦事件特别出名。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出了问题。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大大进步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等等都日益减少，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谋取社会主义进步的可能性则与日俱增。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应作重大修正。他宣布：“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5](P31)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应当转移到伦理道德上来，社会主义者只能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公正不道德的现象去反对，一部分一部分地改变其弊病，通过渐进的方式去接近社会主义的胜利。伯恩施坦的这一整套理论激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愤怒，从西欧中心城市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到处都听得到社会主义者对伯恩施坦的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也专门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谴责。然而，伯恩施坦的思想挑战拥有深厚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基础，以致他本人虽受到了严厉批判，他代表的思想情绪却在继续发展扩大。多年后，他颇为自豪地宣称，他的主张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了，但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前进着。[6](P356)
这种说法并非自我吹嘘。20世纪头十多年中，在西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中，正式的理论宣传虽然还在坚持革命主张，但运动在实践中却愈益朝着改良主义倾斜。在一次次的争论中，坚持革命的左派日益缩小为少数，改良主义实际上不可阻挡地进军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到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一趋势终于全面显现出了后果：尽管战争的破坏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西欧各国引发了动荡，但少数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号召无法激发起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革命的鼓动到处被改良主义所淹没。于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中心地区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政治危机之后，很快又重归稳定了。
上面所描述的这些现象，还只是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历史发展行程的先声而已。20世纪资本主义尽管危机重重，其间还经历过像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空前灾难，但总的看来，是不断在自我调整中完善发展着自己。与此相伴随，工人们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认同态度，他们的运动被逐步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过程，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反馈、纠错和修复功能。这一事实反映在左派理论家的头脑中，便有当年列宁、布哈林等人所谴责的“上层工人的贵族化”，卢卡奇所抱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迫变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从属的受束缚的角色”，葛兰西所分析的“屈从于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以及后来马尔库塞所称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从一部分工人的“贵族化”到整个工人阶级的“一体化”，左派思想家的这类批评确实反映出了西方工人阶级与现存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路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动荡，危机频仍，西欧工人阶级还部分保留着先前阶级斗争的传统，临到历史的紧急时刻，他们中至少还有一批人揭竿而起愤而战斗，用英勇行动演出几幕与资本主义抗争的悲壮史剧。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还有相当影响。然而决定性的时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来了。此时西方社会在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诸领域的变化，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置于委靡无力甚至日益萎缩的境地。由于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工业部门大大衰落，一系列对知识技能有更高要求的新兴产业相应兴起；现代银行信贷、股份公司在满足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要求时，使得货币资本与职能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开来……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使得“管理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了早先个人或家族统治的资本主义，并导致传统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与此同时，一个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白领”为主的新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主流最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向政治上的完全的改良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伦理主义和思想上的多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好几十年中，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入阁执政，全面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有效地促进了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的建设。在此期间，劳动者普遍中产阶级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通过民主选举影响国家政治，通过“三高”政策部分参加资本利润再分配。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指望他们超越自己的日常经验范围去响应革命的号召的。到20世纪末叶，这个过程更加加强，在苏联“现实社会主义”解体和资本全球化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自由主义化，不但完全放弃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旨，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彻底摆脱传统左派政策”的主张，只满足于尽量在现有的政党政治框架中维持优势地位，仅仅通过实施中左政策保留一些自己的“身份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那种由具有理想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早已不存在了；老实说，在现时期的西方，只有针对某届政府、某一政策或某一事件的偶尔的、小规模的下层即时抗议活动(所谓新社会运动多半即属此类)，而没有以往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目前固然还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学院式探讨中保持着活跃的势头，然而这些思想活动在形式上虽然可以非常激进，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性，却往往只是纠缠于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矛盾，这与当初马克思恩格斯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本问题，在深度和高度上是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发展，本质上是由于它能够在经济领域不断克服自身的矛盾，使矛盾转化为发展的必要动力，而资本主义最终能否存在，也要取决于这种经济发展能力是否会达到自己的极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思想文化批判哪怕再尖锐再机巧，也是不深刻的，无济于事的。而这种理论上的退步，又从根本上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具有强大延续能力，以至足以抑制针对它的批判这个事实。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是不可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资本主义批判大师的，托洛茨基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只能在社会动乱、与传统习惯彻底决裂的时代形成。”[7](P180)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以上这种情况，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根本改观。我们决不要用虚构出来的乐观景象欺骗自己，而要敢于承认客观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在长达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未能得到它所指望的阶级的响应，这对它自己当然不能算做令人愉快的事情。然而对此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方法解释清楚。归根结底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进入自己的成熟阶段，自调节能力加强，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宽广发展余地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话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P33)根据这个原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能为它内部的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余地，马克思学说所预言的那种革命时代就不会来到。那么，资本主义究竟能否和何时达到自己的极限，以致再也不能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呢?这是一个需要随着现实发展进程不断观察并通过缜密的经济-社会分析去研究的课题，目前只能做到从逻辑上大致作如下推论：要么资本主义终将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极限，于是迎来革命的时代；要么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自我改良在无意中实现自我否定，以至像顾准所断言的那样，“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9](P342)。前一种趋势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似乎颇难得到证明，后一种趋势则越来越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它在过去的100年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验证。也许，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社会的发展最后不是通过阶级决战，而是通过自然的演变而达到未来的高级阶段。
收稿日期：200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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