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育论文,行知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学理论与实践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在教育实践中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经过几十年的不懈探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放光彩，并且对日本等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行知从深厚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出发，抱着教育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希望，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因此，他的理论反映了中国人民大众争取解放和创造自由幸福生活的思想，是以“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为目的的教育。
我们知道，陶行知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平民教育，想以此实现他的教育理想。而平民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普及识字读书教育。他亲手编辑的《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以及他苦心创办的平民读书处和积极倡导的小先生制，都是为了实现他的远大的教育理想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将会得到很多收获，不仅能够看到陶行知这位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站在整个教育的山巅来鸟瞰语文教育的系统理论，而且还能够发现他在具体实践中所迸发的光彩夺目的火花。
陶行知语文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毋庸讳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根源于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只有先清楚了这一理论，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和系统地分析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
陶行知认为“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生活和教育原本是没有界限的，应该是一个统一体。因此，他提出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我们知道，这种教育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原始社会，教育与生活密不可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教育逐渐脱离出来，从内容到形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组成部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是在这同时也产生了教育与社会生活渐渐脱离的弊病。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弊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使教育被少数人所垄断，完全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正如陶行知所言，教育成为一种贵族式的“小众教育”，只有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小姐才有资格上学读书。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向生活回归。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教育与生活在更高的状态下结合。只有这样，教育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使走入低谷的教育，重新充满蓬勃的生机，获得发展的动力。
“以生活影响生活之教育”，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主要内容。为了实现生活教育，就必须使“生活和生活磨擦”，“拿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以生活来改造生活，这是因为“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自觉的生活才能踏进更高的境界。”
“为着应济生活需要而办之教育”，这也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陶行知认为教育的目标是为了改造生活。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所培养出来的人，不仅能够在社会中更好的生存，而且要通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前进。陶行知提出教育所负担的使命是：教民“造富”、“均富”、“用富”、“知富”、“拿民权以遂民情而保民族”。这里的“富”是指经济，他认为要把政治、经济、教育三者在“遂民之欲达民之情”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其中教育是保证这种结合以及结合程度的关键。
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
从生活教育理论出发，陶行知认为学生语文是为了“向前向上的”生活，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学习具有生活的内容，运用符合生活的方法。只有这三者完全的统一起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
一、学习语文是为了“向前向上的”生活。首先应该明确，陶行知所说的语文是指话语和文字。“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大众文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文字。”进而强调“大众语与大众文必须合一。”从表面上看，他的强调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却有其深刻意义。这是因为文和言原本是合一的，从《论语》等著作，可窥其一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和言日益分离，到一定程度，文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所以“五四”运动才否定文言文，大力提倡白话文。但是，陶行知又敏锐地感到，现行的白话文和大众所说的话语还存在着一定距离。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只是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换成了‘的吗啊呀’，夹了一些外国文法和一些少爷小姐、新士大夫的意识造成的。”他在《堕落的白话文》一诗中批评说“白话文，教人聋，读起来，听不懂。”尽管这样的白话文已不像文言文那样，严重阻碍着语文的学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陶行知认为，只有语文成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才能保证语文快速地被大众掌握，进而为大众的生活服务。
陶行知所说的学习语文为生活服务，其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使语文真正成为大众生存、发展和服务社会的基础工具；二是使语文担负起培养大众具有追求民主生活、救国兴邦等精神的责任。这就是说，学习语文首先要培养人们日常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他在“《平民千字课》编辑大意”里提出这部书的宗旨是“训练处理家常信札、帐目和别的应用文件的能力”；“培养继续读书看报领受优良教育之志愿和基本能力。”当然，生活中和语文相关的常识技能还不只这两条，那其余的“只好等到编辑《平民丛书》时再分别注意”。他认为人们应该具有这些“现代社会的生活或该有的力量”，这是现代生活最起码的要求。然而，陶行知并没有停滞在这个层次上，在编辑大意里还指出要“培养人生与共和国国民必不可少之精神态度。”语文教育要担负起培养平等自由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精神这一任务。“大多数人都饥荒极了，不但肉体上，而且精神上。”于是他“担起厨子”的职务。他认为共和国的人民，要有“和衷共济”的精神，“发挥国民性的优点，补充国民性的缺点。”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公民和读书的精神合在一处”。
二、学习语文要学习生活的内容。陶行知认为只有通过学习生活的内容，才能培养生活的能力和精神。他主张“所学的，即是所用的。有用处的事物才给学生学，用处最大最多最急的事物在课程中占有优先权。”
首先，学习文字先要掌握生活常用字。在这方面，他和朱经农一起编辑的《平民千字课》所用的字，是陈鹤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经过统计，在一百万字当中使用过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他认为把这些字当作课本所用字，是“一种很好的根据”。他强调，文字是生活的符号，必须和大众的生活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字发挥作用。“要想鼓起民众读书的兴趣，必须拿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文字来教。”
其次，所读的内容必须是生活的。陶行知号召大家“读活人的书，做活人的事，过活人的生活。”他批判传统教育的“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为了识字而识字，为了读书而读书，不管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是否和生活有联系。他认为具有这种内容的书，是专供一些人“吃”的书。是那些有闲阶级，没有事情可做，整日摇头晃脑，似乎吃得津津有味，而实际上使人“始而近视，继而驼背，终而吐血以致夭折。”陶行知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教育和文字、生活三者的关系，“教育好比是菜蔬，文字好比是纤维，生活好比是各种维他命。”他批判过去以文字为中心的书，是只有纤维而没有维他命，学了之后使人“害脚气病，寸步难行。”因此，只有用生活为中心的书，使文字降低到工具位置，那么读书才能从“死的、假的、静止的”转变成“活的、真的、动的、用的。”当时由书馆编好并由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中类似于“大狗叫，小狗叫，叫一叫，跳两跳。”陶行知认为这是“有字有音而没有意义的东西。”倒不如“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这不仅文字是一流的，而且富有生活的深刻意义。
最后，所写的文必须是生活的。陶行知认为，写文章用的文字必须是大众的、生活的，这样的文章才有人读。同时，写的方式也应该是大众易于接受的。文章和说话一样，不能随便分离。他提出了鉴别文章好坏的办法，即请耳朵作先生。读完之后，听懂了，这才是好文章。但是，自己的耳朵不可靠，因为自己眼睛看惯了文字，有时无法区别古文和白话文，于是，陶行知说，请大众的耳朵作先生来指导，才最可靠。在“育才常能”里，他要求学生会写信和信封，会记帐，会报帐。这些都是生活的内容，并用生活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学习语文要运用生活的方法。陶行知认为生活方法就是教育方法，即教学做合一。“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需要澄清的是，陶行知所说的“教学做”并不是狭隘的经验论。他说，“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发生效力。”他又说，“我只说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没有说样样知识都要从自己经验上得来，假使我们抹煞别人经验里所发生的知识而不去运用，那真可算是世界第一个大呆子。”陶行知批评传统的教学，因为内容和生活脱离，必然造成采用的方法只能是教师讲学生听的僵化模式。语文教育既然是工具教育，就应该从生活中“吸取培养它自己的血液”。如果脱离生活，语文教育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头脑是空的，感情也会枯竭。所以说生活是语文赖以生存的土壤。另外，承认语文是工具，就得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仅靠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和机会，是不可能完全掌握的。在“育才初级十六常能”里，陶行知要求学生会说国语。他要求学生在演说会、讨论会、早会、晚会、一切集会与人交谈时，都要留心，仔细地听，学习那些擅长国语的先生和同学们的发音语调等，并且在适当的机会，请这些擅长国语的人在语言运用技巧方面给以具体的指导。在“高级常能”里，陶行知要求学生会临时讲演，讲演的场合包括平时各种演说会、欢迎会、送别会及指定代表出席参加社团纪念会。学校要开庆祝会，他让学生写邀请客人的信，写得不好，撕掉重写。“三封信撕掉扔进了字纸篓，一个小文书就培养出来了。”从这里可发现，陶行知充分利用、创造具体的语文环境进行语文能力训练。
陶行知非常注重切实可行有效的生活方法。一位受了八个月私塾教育的农人，原来一封信也不会写，但经过两个月的“新启发”之后，能死字活用，写出了五万字的“生活的农人文学。”陶行知在指导学生写信时说：“写信如同谈话一样，写的时候，必须要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你和他对谈。”写完后，再请耳朵作教员，“耳朵听不懂，就要改；听得不好听，也要改。”
陶行知在语文教育中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也颇引人注目。尽管他非常强调培养学生具有作国民的精神，但并不是通过国民常识的灌输来实现的。而是“用故事的方法，使平民读一课之后，看看某人很好，自己就自然而然的愿意做那人；看看某人很坏，自己就不愿意做那种人。”整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另外，陶行知还把思想教育贯穿到语文学习的一点一滴之中。当他看到他的儿子写字不认真时，他严厉地批评说：“你的字叫人看不懂，简直是浪费人的时间。写字端端正正，做人才会端端正正。”育才学校文学组的学生中，一些孩子留长头发，以文学家自居。于是他对这些学生说，“不要像旧文人那么酸溜溜、文绉绉的样子，更不该钻牛角尖。当我看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我真佩服他的博学。他在描写列文和农人收割的时候，一草一木，他都写得出名字和样子。”
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是为实现他的培养“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的目的。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从教育促进社会发展和培养全面人才的思想出发，建构起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并以语文教育实践为主要途径去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他的理论和实践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