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同质论文,倾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受“个人化写作”思潮和电子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21世纪之后，从“40后”、“50后”、“60后”到“70后”、“80后”、“90后”，数代作家济济一堂，创作阵容相当庞大，作品数量蔚为壮观，热点现象层出不穷。笔者曾将这种现状概括为：“传统作家与网络写手齐头并涌，严肃创作与市场写作各求其趣，文坛宿将与文学新秀争智斗力，本土作家与海外作家相互激励，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客观景象，也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①但是，面对这种繁芜斑驳的现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事实：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仍然难以克服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无法摆脱产量极高却精品难觅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是作品数量急速膨胀，另一方面则是优秀之作依然稀少，这无疑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按理，中国作家队伍庞大，且十分勤奋，既不缺智慧，也不缺眼光，完全有理由创作出数量可观且各具特色的优秀之作。但是，在我们的日常阅读中，无论是实力派作家的某些新作，还是文学新人的潜心之作，大多只是“尚可”而已——有些小特点，有些小想法，却缺少内涵丰实且又耐人咀嚼的审美特质。很多作品，无论是审美内涵还是表现形式，常常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审美感受，折射了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日趋明显的“同质化”倾向，凸现了作家在艺术原创性和开拓性上的不足。 所谓“同质化”，主要是指不同特点的个体事物，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彼此的本质特征逐渐趋于一致，形成相互融合或彼此替代的倾向。它是以消解独特性和异质性为标志的一种事物变化状态。“同质化”原本是用来表述商业产品的某些特点，如某些产品之间的差别不易分清，特色不明显；销售模式、服务形式基本一样；产品品质、技术含量和使用价值大同小异，类似功能的产品之间甚至可以相互替代。就市场发展来说，“同质化”无疑是商业发展的大敌，它严重阻遏了异质化所需要的创新思维和开拓能力，也使各种“山寨”产品广为流行。但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同质化”现象已经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商品生产，从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到新闻出版、教育结构，都开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同质化”倾向。像如今的高等教育，从学科布局到专业设置，几乎每一所综合性大学都高度相似；所谓的学校“特色”，其实只是该校中少数学科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罢了。可以说，“同质化”现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并严重阻碍了人们对现代创新型社会的建构。 这种“同质化”现象，也同样蔓延到文学创作领域。它所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作家的个人创作，不断出现内在的自我重复；一些作家对某些现实热点现象，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群体追捧，形成模式化的经验书写；不少作家对文化消费的嗜好，进行不加甄别的迷恋式取用，导致雷同化的审美表达；诸多作家对特殊生存群体的存在境域，进行单一化的经验处理，等等。这种“同质化”的创作潜流，在不同的审美范畴内不断循环，从整体上看，似乎并没有影响文学多元化的基本格局，但在文学的“每一元”之内，却又显得彼此似曾相识，趋同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譬如，21世纪以来的网络小说，其创作类型极为丰富，从穿越、盗墓、玄幻、悬疑到后宫、仙侠、耽美、职场，不同类型的作品差异十分明显，其叙事理想和审美趣味也各不相同，共同建构了异常繁复的网络小说。但是，如果深入到某个类型内部，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作品不仅故事结构极为相似，连人物个性和命运走向的安排也相差无几。比如大量的穿越小说中，女主人公穿越到古代之后，不是成了公主(或格格)，就是变为王后，在尽享奢华生活的同时，也玩尽各种权术甚至诡术，而男主人公穿越到古代，要么成为王爷或驸马，要么经过必要的磨练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这类小说读多了，人物、情节常常发生相互混淆，极易张冠李戴，说明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几乎没有差别。 从通常意义上说，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产物，也是作家个体审美思考和艺术实践的话语行为。不同的作家，由于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文化积淀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创作中会形成自身独有的审美风格，也会展示自我独特的观察世界和理解生活的方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当然也不存在两位完全相似的作家；即使存在，也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长期学习和摹仿的结果。很多人都曾以鲁迅和周作人为例，说明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个体因素对作家的创作所造成的潜在规训。因此，倘若文学创作中出现大面积的“同质化”倾向，那无疑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谁都明白，一个作家的主体意识越明确，文化积淀越深厚，思考能力越强健，创新意识越突出，其创作的异质性、独特性就越明显，不太可能出现趋同性的作品。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创作的“同质化”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某些创作的共同特点。它与某些特定的审美共性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比如，代际意义上的文化共性，就完全不同于创作的“同质化”。人毕竟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任何个体都会在一种群体性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从而形成一定的成长经验和集体记忆，产生代际意义上的文化共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对作家代际差别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共同的成长环境、教育启蒙和社会伦理，都会对同一代人的精神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写作中出现某些共性特点。这种代际上的共性特征，并不影响作家个人风格的施展，但是会在历史认知或价值观念上让一代人达成相对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从文艺心理学上看，是受制于同代人共有的童年经验和集体记忆，隐含了极为复杂的主体精神建构成分，是文化人类学分析“代沟”的核心内涵，它与创作的“同质化”倾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厘清文学流派或思潮与“同质化”之间的重要区别。表面上看，文学流派或思潮都是由不同作家在创作中所形成的诸多共同特点所构成的，其创作的群体性、审美的相似性，似乎体现了“同质化”的某些因素，但从其内核上说，两者之间并不相同。首先，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以创作主体明确的建构性审美观念作为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试图展示某种特定的文学理想，或者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潮流动向的一种创作行为，它是具有共同审美观念和艺术思想的创作群体的组合，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互动性等特征；而后者主要是不同作家无目的性的思维趋同、无自主性的观念趋同，既无系统性，也无互动性。其次，文学流派或思潮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文艺理论家或作家们于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文学潮流。它灌注并体现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②也就是说，它是源于创作主体高度自觉的艺术实践，具有相对明确的理论谱系和相对完整的形态学特质，犹如韦勒克所说，文学思潮是“一种‘包含某种规则和观念’，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和它之前之后的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相比，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③但“同质化”的写作，既无理论化的意识，又无理论化的可能，完全是一种无程式、无规范的创作行为。 因此，文学创作的“同质化”，不是对具体创作中某些共性进行简单的归类并加以否定，而是对那些缺乏艺术创见、思维固化、过度依赖既定经验的彼此类同的写作的质疑。“同质化”的存在，表明了当代作家超越意识不强，开拓精神不足，思考能力不足，由此导致作品的异质性不明显，影响了精品力作的出现。 纵观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虽然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一元化式的审美趋同性，但“同质化”的潜流却越来越明显。这种“同质化”倾向，既体现在作家个体创作的自我重复上，也体现在作家群体对某些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袭仿之中。它们所造成的结果是，作品数量增速迅猛，文坛也显得颇为繁荣，然而值得人们潜心研读的作品并不多，具有经典意味的优秀之作依然稀薄，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提升并不显著。 作家个体创作的自我重复，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较为突出的现象，并非21世纪以来才出现的痼疾。在个人化写作风格的笼罩下，一些当时颇有影响的作家，都曾出现过创作上不同程度的自我重复。像陈染早期小说中对女性私密经验的反复临摹，苏童中短篇里对香椿树街少年的不断书写，周梅森长篇小说中对官场风云的一次次叙述，看似故事各不相同，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同质化”倾向。21世纪以来，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不仅实力派作家不断陷入自我重复的泥潭，一些文坛新秀在冲到一定高度的写作之后，也开始重复自己。譬如，在实力派作家中，叶广芩、刘庆邦、何顿、刘亮程等人的很多作品，都在自我创作中彼此相似。如果单独阅读他们的某部作品，人们都会觉得有一定的意味，故事也不乏新意，但是如果将他们近几年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细察，就会感到故事的营构方式、叙事语调、人物的性格面貌、作家的审美思考，几乎没有变化，不同的只是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像叶广芩的《豆汁记》、《状元媒》、《太阳宫》等对北京旧城往事的书写，从母亲、女佣到邻居或亲戚，很多人物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故事情节也一律舒缓散淡，叙事语调则始终保持着某种自我陶醉式的优越感，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似度极高的审美形态。刘庆邦一些“底层叙事”的中短篇也是如此。这些小说的通常模式是，一对夫妻或者兄妹、父女，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件产生情感隔阂，最终爆发冲突，由此凸现底层百姓生活的无奈和无助，其中的惯性化叙事经验和作家情感几乎成为一种不变的模型，让人无法看到创作主体的思想变化和自我超越的意图。何顿早期的一些小说中，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叙述语调等，常常如出一辙，像《告别自己》中的雷铁、《喜马拉雅山》中的“我”、《生活无罪》中的“我”等，都是辞去中学教职后闯入商海的淘金者，他们都在世俗的欲望中起起落落，一方面似乎看穿红尘，另一方面又拥抱红尘，对拜金主义充满了缱绻与决绝。说实在的，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几乎可以相互置换，阅读也极易产生彼此混淆，自我重复的“同质化”特点尤为突出。曾因《一个人的村庄》而蜚声文坛的刘亮程，其后来的散文创作也一直盘旋在早期的经验书写中，像《虚土》、《风中的院门》等散文集，仍是对早期散文的自我复制，包括虚拟的乡村幻境、超然的生活姿态、都市的欲望解构……作家的思考力度、艺术思维和审美方式，几乎没有变化，看不到作家自我超越的痕迹。 年轻的作家同样也是如此。像叶弥、朱文颖、路内等作家，刚开始写作时起点颇高，很多小说让人耳目一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重复也日趋明显。如在叶弥的《明月寺》、《桃花渡》、《香炉山》等一些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总是一位无所事事的单身女性，路过或来到某个江南小镇，在几天的小住中，她们又总是遇到有点特别的人，然后发生一些情感上的小摩擦，产生一些心灵上的小波澜。虽然在每篇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体验颇为细腻、真切，但将这些作品整合在一起，便觉得只是一篇作品的不同翻版而已。朱文颖的一些中短篇里，常常出现的也都是一个情感虚空、心无着落的单身知识女性，她们总是迷恋某些略带封闭的环境，在幽静的氛围里自我怀伤；作家的情感、语调以及对人物生活氛围的营造，几乎没有变化。因《少年巴比伦》而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路内，对青春的叛逆、迷惘以及青年“亚文化”精神质地有着特殊的表达，但在随后的《云中人》、《四十乌鸦鏖战记》、《花街往事》等作品中，这种延续性的主题并没有得到深化，只是通过不同的故事情节将之重述，形成十分明显的自我重复。滕肖澜和张怡微对现代平民市井生活的微观叙事，细腻、鲜活，洋溢着日常生活的审美质感，但是读多了便觉得审美格调一样，思想情趣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模式化的产物。即使像马金莲这类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也开始出现不断重复，如中篇《长河》与短篇《口唤》，都是叙述有关宗教死亡的人生命题。这些重复，表面上似乎建构了作家的个人风格，实际折射了一些作家对既定叙事经验的不断复制以及艺术思维上的惯性特征。 除了自我重复之外，这种“同质化”写作，还集中体现在一些作家对某些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盲目追捧上，由此形成一种作家相互袭仿、作品严重趋同的现象。最突出的体现在反腐小说、底层写作和网络类型小说三个方面。有关反腐小说和底层写作的“同质化”问题，笔者曾在专著《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以及《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等文章中进行过较为翔实的论述，并始终认为，“反腐小说”中确实有一些优秀之作，在揭露权、钱、色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同时，展示了邪不压正、贪婪必毁的正义伦理。但是，也有不少作品则一味地沉迷于人性欲望之中，将权、钱、色之间的隐秘纠缠演绎得惊心动魄，甚至奉权谋、诡术为人生智慧，视欲望为人生信念。在这些小说中，很多人物的人生志向，就是为了玩转各种厚黑学——他们要么巧言令色以笼络下属，要么俯首帖耳以谄媚领导，要么暗度陈仓以诋毁对手，要么巧施诱饵以玩弄异性，要么精研诡计以求加官晋爵……这类小说读多了，我们会发现，不仅故事大同小异，极似早期的黑幕小说，而且叙事格调也十分平庸，无非是以“反腐”为幌子，兜售各种人玩人的“诡术”。同样，在“底层写作”大潮中，很多作家写到“男底层”便是杀人放火、暴力仇富，写到“女底层”常常是卖身求荣、任人耍弄，不仅人物命运模式化，故事情节粗俗化，而且人物性格也是扁平的，不见温暖，不见尊严，一律大苦大悲，凄迷绝望，鲜有十分丰饶的精神质感。如果将这些写作倾向视为一种“新人民性”的追求，这显然是对底层平民生存状态理念化、片面化的图解，至少，它失去了“新人民”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④ 其实，不仅仅是反腐小说和底层写作中呈现出“同质化”倾向，即使是对某些特定阶层的人物形象塑造，也同样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的特点。譬如，对当前高校教授形象的艺术塑造上，很多作品都将之处理成虚荣、卑琐、弄虚作假、追名逐利的欲望之徒，犹如鲁迅《肥皂》和钱锺书《围城》中人物的翻版，而且叙事语调也基本相同，都是戏谑加讥讽。像张者的《桃李》和《桃花》，邱华栋的《教授》，阎连科的《风雅颂》，曹征路的《大学诗》，史生荣的《所谓教授》、《所谓大学》、《大学潜规则》，倪学礼的《站在河对岸的教授》，等等，都是如此。尽管这些小说在处理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时并不一样，叙事的艺术水准也各有千秋，但是，作家在面对高校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时，都呈现出一种比较明确的价值理念——教授多半是“叫兽”，只活在欲望中，与精英无关，所以在叙事过程中作家都是极尽讽喻之能事。这些教授形象，似乎天生就没有学术操守，没有求真意愿，从不对真理负责，更无家国情怀和知识分子担当，只是一些纵情欲海的超级选手。他们或嫖娼乱搞，生活极端腐败；或利用专业优势，四处捞钱；或蝇营狗苟，跑官谋权；或抄袭剽窃，争名逐利。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基本伦理。这些作品不仅在故事营构上具有极大的类同性，对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也过于脸谱化、戏谑化，而且非常突出地展示了作家对当今高校教授生存状态及其内心困境的浮浅认识。其艺术形象“同质化”的背后，隐含了作家对笔下人物粗暴而草率的价值判断。 我们再看看近些年极为流行的网络类型小说，这种“同质化”现象同样非常突出。在很多类型小说中，只要某个类型中出现一两部走红的作品，该类型便在转瞬之间涌现出大量的争相效仿者，且绝大多数作品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审美意图上都基本相似，很少有能够将一种类型不断丰富和提升的异质性作品。如《鬼吹灯》、《盗墓笔记》一炮走红之后，便迅速涌现出《鬼打墙》、《盗墓之王》、《密道追踪》等众多类似之作，这些作品完全袭用了《鬼吹灯》中探险、玄秘、传说等基本元素，且均未超过它。《诛仙》成功之后，也旋即出现了《极品邪帝》、《剑心焚天》、《仙道雄心》、《盖世狂仙》等各种情节大同小异的仙侠小说。最具代表性的，或许是《杜拉拉升职记》的畅销，它引爆了职场小说的巨大空间，使这类小说风起云涌，出现了《步步惊心》、《圈子圈套》、《职场小虾变身记》、《浮沉》、《米娅，快跑》、《做单》等大量类似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基本内容都是将职场、商场、情场、名利场一锅煮，传达出来的生存伦理也都是同事之间的相互设套和彼此提防，只有利益，没有友情和信任。这类小说虽称“职场小说”，却极少关注职业操守、职业伦理，人物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目标就是位置和收入，或者说是“管别人”还是“被别人管”。它从价值观念上透露出一种奉“诡术”为“智慧”的人际逻辑，不仅折射了创作主体的价值误区，凸现了作家精神格调的褊狭与低俗，还体现了作家艺术思维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思维，驱使一些作家将某些有违人类基本伦理的生存手段，盲目地奉为新的生存经验和人性面貌，并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所谓的“艺术重构”。其结果，必将使读者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良知和信念产生怀疑。 新世纪文学之所以显得日趋“同质化”，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市场化、信息化的文化环境和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为从根本上说，“同质化”意味着作家主体意识的孱弱，自我挑战、自我超越意识不强，知识更新和文化储备有限，艺术创新能力匮乏，致使自我重复和彼此袭仿成为写作的常态化行为。它折射了当代作家在主体精神建构上的自觉意识已日益淡漠，精神惰性和思维惯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写作的主要支撑。 市场化和信息化给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秩序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虽然尚未有人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但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是思维方式。由市场化所培植出来的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核心文化，也是我们解析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的重要依据。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不再过度迷恋商品内在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竭尽所能地促使商品符号化，增加商品在符号层面上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使商品符号具有巨大的表意性功能。在消费文化中，生产商、广告商、媒介人等众多关联角色，都会充分利用符号的表意性功能，将各种意义符码融入商品的设计、生产、制作和宣传中，以满足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文化欲求，刺激消费者的内在欲望。对此，费瑟斯通曾分析道：“在鲍德里亚看来，面向大众的商品生产运动的重要特征，是在资本主义交换价值支配下，原有的‘自然’使用价值消失了，从而使商品变成了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可以任意地由它在能指的自我参考系统中的位置来确定。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应主要看作是对记号的消费。”⑤正是在这种消费逻辑驱动下，“在百货商店与市中心营造出的‘梦幻世界’中，广告与商品陈列，利用商品记号的逻辑来逾越以前被屏蔽的意义，创建新商品与众不同的纷呈并置和排列，从而有效地改变对商品的命名。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原来的用途或功能则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⑥ 消费文化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商品的存在价值将更多地依附于符号内涵的不断拓展和象征意义的不断升级，并由此带来创意性符号的疯狂增长。“虽然消费主义带来了商品的过度膨胀，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圣性被遮掩覆没了。若我们能注意到在实践中的商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事情就一目了然了。”⑦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任何商品符号的象征意义在消费过程中，并不需要消费者动用理性的探索才能获得，而只需要在感官化的直觉接收中即可满足。也就是说，商品的符号意义是一种直供式的、被商家精心打造的。在这种文化境遇中，文学创作首先被自然而然地纳入文化产品之中，不再成为作家仅仅服膺于个人审美理想的精神劳作，而是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作家的创作都将受制于大众化的市场消费趣味的影响。它意味着，愈是艰深的、具有开拓性的、小众化的审美创造，将愈被消费市场所拒绝。由于商品消费的符号化，文学作品内在的实际审美功能，尤其是它的思想内涵及其审美价值，将不再成为消费的核心价值，而是更多地被其表象化的符号意义所取代，读者作为消费者也很难再积极扮演文本意义的建构者，很难成为文本再创造的有效参与者，更难自觉地接受那些只有通过挑战性思考才能捕获审美意义的作品。而“同质化”的作品，由于缺少独创性和开拓性的艺术特质，是一种审美惯性的产物，在消费过程中不需要颠覆读者的阅读经验，因此更有利于大众的文化选择，这也是为何畅销书通常都是快餐文化产品的缘由。 除了市场化之外，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同样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尽管人们对信息时代的主要文化特质尚在探讨之中，但有一点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以理性为统摄地位的现实伦理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最高的知识与理性为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其无心之果竟是最极端的(也是信息性的)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⑧所谓“非理性的充斥与超载”，其实表明了信息时代本身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撑，在现代媒介的急速扩张中，不断吞噬着人的理性精神和价值规范，使个体的人在泛自由主义的冲动下，催生了非理性的感性欲望，失去了必要的精神深度和对生存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索。就文学来说，它直接导致了作品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是以取消理性在场的自觉行为为代价，强化了感性阅读的合法性地位。 在信息时代之前，文学传播和阅读都是以纸媒为基本载体，并由此建构了一种以理性为支撑的接受体系。波斯特就认为，“启蒙主义的自律理性个体理论从阅读印刷文章这种实践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并得到强劲的巩固。……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体站在政治、宗教相关因素的网络之外独立阅读独立思考。以页面文字所具有的物质性与口传文化中言辞的稍纵即逝相比，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⑨这也就是说，纸质媒介对人类理性启蒙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弘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的自觉，使一切重要的人文科学在不断走向自律的过程中，获得了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就文学艺术而言，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学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在客观上控制了文学作品的粗制滥造，为文学走向经典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信息时代却让这一情形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当互联网已逐渐赢得“元媒介”地位之后，固态化和稳定性的纸质媒介开始走向边缘。一方面，网络不只是向我们提供纯粹的休闲和娱乐，而且已广泛“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⑩将一切严肃的话语进行娱乐化处理，表面上看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和美学趣味，实际上是削弱或取消广大受众的理性思考，因为它们并不关注你在“看完”之后能够获得什么，而只是关注你是否在“看”，“看”的过程远比“看完”之后的思考更重要。另一方面，当动态性的“读屏”成为人们审美接受的主要方式，也就意味着理性的在场性大受影响，对文学作品反复揣摩和细细品味被浏览所取代，直接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和经典的匮乏。 在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社会的整个文化环境已出现了质的改变。理性衰落，感性兴盛；精英边缘，大众抬头；经典淡出，快餐流行。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一些作家主体精神的自我建构，因为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试想，从传播与阅读方式的改变，到文化消费市场的走向，都不再强烈召唤那些具有原创性、深邃性和经典化的文学作品时，作家作为一种日趋边缘化的社会存在，追求“独善其身”的理想热情也会减弱，其主体意识的衰退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一旦主体意识不突出，对人类生命存在的境遇及其可能性状况的探索能力驻足不前，一种既定的惯性心理便会主宰作家的创作。所以，有很多功成名就的作家，虽然在年复一年地发表他们的新作，但其中所包含的写作技能、审美思维乃至思考力度，并没有呈现出明确的超越姿态，只不过是创作主体在既定经验上的惯性滑行罢了。这种惯性化的写作，借助自身拥有的文学地位和商业上的符号化包装，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给文坛带来一些活跃的成分，但最终还是在“同质化”的路途上渐行渐远。 “同质化”的写作，就是一种消极的惯性写作，要么自我重复，要么盲目袭仿别人，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这种写作没有多少重要的艺术价值。它既不能提供文学史意义上的标杆式作品，也无法有力地呼应并展示这个时代的人们内在的生存真相及其精神困境。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还是有一些非常成熟的作家依然保持着自我挑战的激情，极力杜绝创作上的自我重复。他们的每一部新作的问世，总是能够对人生、历史或现实提出新的思考，对表达形式进行新的尝试。像韩少功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一路写来，每部作品都大不一样，且每部作品都体现作家自我探索和创新的姿态。史铁生、王安忆、余华、格非、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也是如此。这些作家，有的创作数量极丰(如王安忆、迟子建)，但很少有自我重复的倾向，更不可能去盲从他人。对于那些在“同质化”轨道上不断滑行的作家，笔者以为，这些作家或许是一种重要的借鉴。 ①洪治纲：《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②席扬：《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6页。 ③席扬：《文学思潮：理论、方法、视野——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若干问题》，第7页。 ④有关详细论述，请参见拙著《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以及《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的相关章节。 ⑤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⑥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24页。 ⑦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77页。 ⑧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⑨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⑩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艳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