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李聪
（泰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摘 要］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论研究是解决社会形态演进动力的必要理论资源。学界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化”、“民族国家”和“社会思潮”三个视角。国外学界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研究随着吉登斯学术思想的嬗变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评析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廓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很多根本性概念，强化对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的再思考。
［关键词］ 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评析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把哲学史看作是充满哲学家尸骸的思想战场①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人类思想史的演进是后来的思想会替代之前的思想，后来的思想家“杀死”前面的思想家，思想战场是一个“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的死亡了的系统”。 ，波普尔把这种思想战场称为科学命题先后相继的不断“证伪”，库恩则称之为不同科学“范式”的不断更替。在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左翼政党在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和丹麦纷纷失去执政地位，“粉红色”的欧洲不复存在，加之2016年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纷纷登场，“第三条道路”破产，基于这些现实政治实践的挫败，作为左翼思想家，曾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仿佛成为一个“过气”的学者，既然如此，笔者为什么还要选择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呢？这需要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种话语模式谈起。
一、评析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缘起
总体上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具有三种主导性话语模式：“政治话语”、“信仰话语”和“学术话语”。这三种话语形式的关系错综复杂，按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有机知识分子”学说，任何一种话语都是一种阶级立场上的无意识言说，所谓不偏不倚的理论话语，本质上都是“政治话语。为了实现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有机团结，主导性言说必然是意识形态建构，即“政治话语”；而在群众的视野范围内，精神意识一旦经过某种“政治话语”的建构，就会成为与“信仰”关涉的集体无意识。人类发展史表明，“政治话语”和“信仰话语”需要的不是理性的审视，而是通过一种政治宣传和偶像崇拜，进而建构成某种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历史上，“政治话语”曾被法西斯军国主义利用得淋漓尽致，“信仰话语”曾引发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和惨绝人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不管是“政治话语”还是“信仰话语”，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曾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而“政治话语”和“信仰话语”是两种非理性话语建构，而一旦运用理性思维对其进行审视，另一种话语形式势必产生，那就是对“政治话语”和“信仰话语”带有批判和解构色彩的“学术话语”。“学术话语”在人类思想史上不断对“政治话语”和“信仰话语”进行除魅和解构。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理性精神对基督教的持续质疑，发源于英国和法国的“双元革命”促使科学和民主蓬勃发展，以理性精神为内蕴的“学术话语”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甚至形成话语霸权。总之，一个思想体系从宏观上看，一般都是由“政治话语”、“信仰话语”和“学术话语”三个维度组成，其中“政治话语”表现为意识形态，“信仰话语”表现为偶像崇拜，“学术话语”表现为真理探索。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适合以上规则，马克思主义自从产生之后，就面临着三种话语形式的错综复杂的内在纠葛。马克思主义既是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极具革命性的政治实践，同时还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们的精神信仰。但是马克思在生前，因为担心自己的思想如同黑格尔的思想一样，由于沦为“国家哲学”而丧失自己思想本身的“精神创造的本质”，特别针对当时很多人对自己思想的误读，马克思竟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一封信中也提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垄断化并使它成为一种国际宗教，就意味着卡尔·马克思精神的死亡。”① 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在2016年第6期《读书》杂志（第74-75页）上叙说了在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访学过程中所收集到的最新资料表明：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中国学者原来一般都根据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认为这句话是批判法国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而言。经过聂锦芳的最新资料表明，这句话其实不是针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而是针对当时马克思特别担心自己的学说会沦为政党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说的。 这些论述其实也佐证，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还健在的时候就面临着“政治话语”和“信仰话语”对他思想的误读和错解。
如何真正“回到马克思”呢？这是对学者一个巨大的智力和能力的挑战。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试图在“理解马克思”的基础上，力图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内容的社会形态演进动力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学界传统观点一般是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归结为两种动力的辩证统一，简单地说就是“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的有机结合。“根本动力”是指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看作是社会历史演进的根本性动力，起第一推动力的就是以科学技术为其主要元素的生产力；“直接动力”则是在阶级社会中，基于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形成的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推动社会历史演进的最直接动力，理论界通过“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之间的“辩证”方式，就处理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模式显然存在两个无法逾越的困境：一个是理论困境。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于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推动历史发展和诉诸人的主体性进行社会革命之间，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表明是“根本”和“直接”的区别，而是把两者作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共同的动力来使用，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比如在“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和1848年前夕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就特别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巨大作用；而当青年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客居英国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马克思又特别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种铁的必然性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来推动的。可见，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这种“行动”和“结构”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中徘徊，时而侧重选择“行动”作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时而选择“结构”作为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张力后来就形成马克思主义诠释史上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误解、曲解或肢解，使本来无比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约为几条抽象的规律和教条，这甚至导致马克思自己就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序言中，讽刺德国人像“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1］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看法，如同马克思所嘲讽的当时德国人对变化的世界置若罔闻一样，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会有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只能虚假繁荣和教条主义盛行。“批判的武器”和“改变世界”必须在重新理性审视的基础上再出发。所以，重新审视就意味着在怀疑中发现新意，在解构中孕育重构，就如同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如同中国传统曲艺评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借助于报纸、电台等大众媒介的传播，评弹成为受众面仅次于电影的文化娱乐方式”，而到了解放后的十七年，“评弹艺术逐渐被改造成‘文艺战线的轻骑兵’”［2］，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新时代继往开来、返本开新。
国内学术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吉登斯的思想研究就已开始。早在1993年，梁光严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2期上就吉登斯的现代性观点进行了介绍；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通过“评传”的方式，对吉登斯的生平简介、学术思想、现代性批判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① 黄平首先是在199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著名哲学家涂纪亮任总主编、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任“社会哲学”部分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一书中对吉登斯进行了系统介绍；另，黄平在1996年《读书》第6期发表《解读现代性》；在2000年《社会学研究》第3期发表《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札记之一》两篇论文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以及“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1998年，北大教授王铭铭组织翻译了《社会的构成》（由李康和李猛翻译的这本经典著作已在2016年出版了修订本）、《民族——国家与暴力》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部吉登斯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王铭铭教授还专门为这三部书写了长篇“译序”。在“译序”中，王铭铭教授详细介绍了吉登斯的生平简介及其“结构化理论”，通过王铭铭教授的“译序”，可以对吉登斯思想的全貌尤其是其现代性批判理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王铭铭教授把吉登斯的思想发展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20世纪60—70年代，吉登斯在分析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古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结构化理论”；第二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吉登斯开始用自己的理论分析现代社会并提出自己的反思现代社会的相关观点。除了以上对吉登斯思想进行的较为综合的研究之外，国内学界主要是从政治层面对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展开了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而将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专题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内关于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视角：
考察整个西方思想史演进，尤其是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史，其中所凸显的主体和客体、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历史演进动力问题解决的关键，这种主体和客体、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历史领域则表现为“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如何突破这种要么只注重“行动”分析、要么只注重“结构”分析的二元分析模式呢？哲学思想史上的现象学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存在主义等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而哲学角度的探索都走向了一种解释学循环，是否还有从非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索呢？假如把主体进行道德化处理，把主体看作是由多种“人性元”组成的一个整体，这显然进入了一个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传统窠臼，复杂的人性和主体如何在后天环境和社会结构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反过来，如果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无限放大，夸大了社会历史结构对人的基本改造作用，这又犯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所以，在笔者的研究中出现了“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内在冲突，这也成为笔者研究中的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理论瓶颈，甚至“归而形诸梦”，凝滞成一种精神上的郁结。
“民族-国家”视角。对于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分析，很多学者是从吉登斯的现代民族国家分析入手的。郭忠华教授在《吉登斯对民族国家的新思考》（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了“从公民权利、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三个维度考察吉登斯对于民族国家的思考”，这三者的关系是：“民族国家的多元政治以公民权利为前提，但多元政治的发展又形成了民族国家强大的政治监控能力，政治监控反过来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方面，民族国家塑造了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又是挑战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最持久力量。”肖滨教授在《民族主义的三种导向：从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载《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吉登斯）分析了三种不同理念导向下民族主义的不同走向: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也可能具有扩张本国势力的侵略性。民族建构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以沦为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还可以滑向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协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以及民主主义（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权）携手，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理念引导。”吴素雄博士在《从结构二重性到历史性:吉登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建逻辑》（载《探索》200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认为人的能动性发挥和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在人们日常看起来支离破碎、司空见惯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正是由于他对实践这一人类理性活动的重视以及历史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其理论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隐含着强烈的建构主义特征和主体主义偏向。”
国外学界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论的研究随着吉登斯学术思想的嬗变而呈现出不同样态。随着吉登斯学术影响的扩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对吉登斯及其社会思想的评论性著作。英国著名社会思想家戴维·海尔德和约翰·B·汤普森在1989年出版《现代社会理论：安东尼·吉登斯和他的批判者》一书中，就对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介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Turner）以其巨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为代表，在这本社会学著作中，特纳从社会结构运行过程的功能角度，将整个社会发展的进化过程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冲突等进行了阐释，特纳单独将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放在了“结构理论”版块，并以“延续的传统：吉登斯的结构论”为题目进行了重点阐释，认为“（吉登斯的）著作看上去像是超越了时间、情境、地点等基本和关键进程，因此吸引了许多读者，并赢得了尊敬”。特纳把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放在“结构理论”中虽然有失偏颇，但通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吉登斯的理论建构吸取了结构主义元素、功能理论元素、互动论特别是“戏剧理论”的元素、现象学特别是常人方法论元素以及心理分析特别是无意识理论元素。［3］特纳对“结构化理论”关键性元素的分析虽然非常深刻，但他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是怀着一种“横断科学”的方式来看待的；克拉克等人1990年编辑出版了吉登斯思想评论集《安东尼·吉登斯共识与争论》，其中对学界关于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研究进行了概括性分析；J·克拉克、C·莫德吉尔和莫德吉尔编辑出版的《安东尼·吉登斯:一致与冲突》是国外吉登斯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收集了数十位知名学者的吉登斯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阶级结构”与“阶级分析”理论、“历史和社会变迁理论”等专题，该书还通过正反对比的辩证方式收集了很多对吉登斯思想说不的文献资料，这也反映了国外学界的良好风气。该书的结尾部分还收录了吉登斯对其批评者的回应与总结，廓清了支持者或批评者对其思想的误读，通过这种方式反而使吉登斯的思想得以明晰。比如克莱伊伯（IanrCiab）的批判性专著《安东尼·吉登斯》，该书从批判的立场出发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比作一种综合了各种理论要素的“煎饼”，认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一个内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理论，并认为吉登斯的这种综合是不成功的，进而对其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和矛盾提出尖锐的批判；奥布赖恩等人编撰的《理论化现代性》也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批判，该书从一个非常宽广的视角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批判性评估，这种批判性评估包括“社会变迁过程”、“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自我认同的形成与维护”以及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等方面，该书站在与吉登斯完全对立的立场上，把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作为错误表征来进行分析，认为吉登斯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他对主体与客体关系所做的不成功的调和，并详细分析吉登斯理论体系中存在的四种矛盾。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更多关注吉登斯的现代化思想。1998年克里斯托弗·皮尔森、1999年奥布莱恩分别对吉登斯“反思性现代化”对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和吉登斯思想理论中的现代性因素做了分析研究［4］。国外通过“结构化理论”视角来研究吉登斯也是常常采用的方法。克里斯托弗等编辑出版了《对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批判性评估》一书，该书汇集了思想界著名学者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批判性评估，通过这些批判性评估，对比理解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梅斯卓韦克撰写的《安东尼·吉登斯:最后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书，则对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尤其对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相对于国内研究，国外吉登斯研究总体上较为活跃并呈现出正反对比、批判性研究层出不穷的局面，这也从一定角度凸显出国外吉登斯研究呈现出多元发展同时又各有侧重的研究态势。
微生物学：阿莫西林已被证明对下列微生物的大多数菌株具有活性，无论是在体外还是在临床感染中，如适应症和应用项目所述。
硫酸核糖霉素分子式中硫酸数目的确定及控制方法的比较……………………… 耿 悦，张如梦，侯玉荣，等（6·417）
二、国内对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评析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对人口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初步分析不良行为生活方式的相关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s回归对相关因素进一步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社会思潮”视角。国内学界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分析还集中在对“社会思潮”的介绍、研究中，这种研究角度因为吉登斯思想本身的实践性特色，尤其是布莱尔从1997年至2007年任英国首相期间，其施政纲领受到了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思想的重要影响，再加上美国克林顿和德国的施罗德等都曾受到吉登斯所谓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国内学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曾引起对吉登斯的研究热潮，通过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间接反映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学术成果开始增多。郭忠华教授在《吉登斯的社会主义观评价》（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一文中，从吉登斯的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论述入手，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和重建是吉登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吉登斯）把社会主义划分为革命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类型，并且指出……两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都已变得保守和有问题……提出了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郭忠华教授认为吉登斯的理论思考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但同时也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资深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殷叙彝教授则认为，吉登斯在对比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时认为“社会主义变得保守了，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了”，殷叙彝教授在《吉登斯<超越左与右>一书评价》（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一文认为，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所体现的中间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综合。至于这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是激进中派还是温和中派，还要等实践来检验和证明。”但是殷叙彝教授认为吉登斯的这种综合带有一定的空想性或者乌托邦性。当然，“第三条道路”不是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思想核心在于“结构化理论”基础之上的现代性反思，这种反思展现了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高度理论自觉与批判性反思，这也是一个社会思想家良知和科学的完美统一。另外，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进行的综合性分析国内学界有多篇硕博士论文需要引起注意：一是天津师范大学长期致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庞卓恒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张凡的硕士论文《吉登斯社会历史理论批判》（2005年），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吉登斯社会历史理论批判研究的学位论文，这篇硕士论文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三本著作进行了研究，该文的选题独到，论述充分，不管是从史学角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的现代国家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种精神郁结直到笔者了解到了吉登斯的相关研究才得以缓解，在笔者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中，对于“行动”和“结构”的关系问题，从帕森斯-默顿的结构主义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到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都有对这个问题的相关论述，但这些论述都无法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相提并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演进动力论的关键问题——“行动”和“结构”的关系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结晶，吉登斯借助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研究，这就如同休谟打破了康德的“独断论”迷梦一样，吉登斯破除了笔者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进化论思维定势，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性研究，给笔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间。关于“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吉登斯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一书中，做了这样评价：“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主义的遗产、积极意识的弦外之音和历史主义的自我来临与行动者为历史规律所驱使的决定论主张，以一种紧张而无法调解的方式混杂在一起。”［2］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行动”和“结构”的关系真的如同吉登斯所言，充满“无法调解的方式混杂在一起”吗？这就是需要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深入分析，进一步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和批判意识。
“结构化理论”视角。学者于海早在1998年就在《社会》杂志第7期发文着重介绍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内涵；杨善华和谢立中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中，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思想都做了详细阐述；郎友兴于2000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解读；2002年，复旦大学陈学明、马拥军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走近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吉登斯的思想体系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认为吉登斯的思想经历了“清理和综合”、“创建新理论”和“策略分析”三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建伟研究员认为：吉登斯是在基本完成了其“结构化理论”的建构工作之后才开始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工作的，而其“结构化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吉登斯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解释社会学的实证批判》和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这两本书之中；2008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小红著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一书，具体分析了“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研究和全球化分析的内在关联，同时对“结构化理论”的局限性及全球化分析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吉登斯研究专家中山大学郭忠华教授，在对吉登斯学术思想进行全面解读的基础上，对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早在2004年，郭忠华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题目，对吉登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同时，郭忠华教授发表的《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与“重建”》（载《现代哲学》2005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吉登斯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化约论”、“进化论”和“功能论”三大缺陷的观点，并指出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和“重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此外，一些学者结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围绕中国现状，在“理念指引”与“实践应用”两个向度进行了思考，这些思考对于现在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三、国外对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评析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可实现能源梯级利用，具有效率高、污染少等优点，可满足岛内用电、冷、热水等需求[8]。目前气电三联供系统中主要应用的发电机包括燃气轮机、燃气内燃机和微燃机等[9-10]。根据天然气电厂占地面积、经济性、调峰能力等因素，本文以技术成熟、应用广泛的6B、LM2 500和J920三种容量不同的机型[6]为例，对岛内建设天然气电厂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参考国内已投产的项目情况，上述各类机组单机容量和平均造价如表1所示。
综述国内外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做的诠解，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研究广度偏狭。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的分析，从广度上缺乏对吉登斯思想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深入的分析。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对吉登斯思想缺乏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总体性”① “总体性”研究方法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总体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进而恢复了黑格尔的总体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的作用，这便破解了僵化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主体能动性的束缚，从而突破了“第二国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 研究。吉登斯的思想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吉登斯提出了侧重点迥异的各种理论，但它们之间决不是等量齐观、没有重点的，而是贯穿着一条连贯的线索，其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着这一线索而展开的，而很多分析就某种观点分析某种观点，缺乏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外在产生机制的总体有机分析，不能形成对吉登斯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和理解性认识。郭忠华教授的博士论文虽然对吉登斯思想进行了非常好的“移步换景”的全息有机研究，但这个研究是以文本为基本主线，相对忽略了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更深入分析。
合金中加入Cu元素后，Cu会以颗粒状化合物形式存在于铝基体之中或者固溶于铝基体，显著提高铝合金的强度和硬度，但会使铝合金的伸长率有所降低；Cu在Al-Si合金中会形成强化相 Al2Cu 及 Al4Mg6Cu4Si4，这两种强化相有助于提高合金的强度[6].在Si，Mg，Mn三种元素的质量分数分别为10%，0.1%，0.1%的条件下，铸态下不同Cu含量的合金显微组织如图7所示.由图7可知，随着Cu含量的增加，条片状Si相减少，细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分布逐渐变得不均匀，大部分Si相呈现聚集倾向.
第二，研究深度不够。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进行的分析仍缺乏一种政治哲学维度的更深入的挖掘。比如，吉登斯在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的同时，提出作为现代性标志的“监控”的重要作用，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分析的论著或论文，就缺乏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吉登斯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内在根据。另外，吉登斯的批判者常常指责吉登斯在行动与结构问题上依然存在偏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效用性不强、概念庞杂等，而在指出这些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偏差的同时，却没有找出这些偏差得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追根溯源，这种状况的出现，就在于这些分析缺乏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进行的深度的政治哲学维度的诠解。
第三，研究方向单一。所谓研究方向单一化，就是学界缺乏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三部曲进行整体性诠解。很多研究要么专门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进行研究，突出其中第一、二章中特别强调的“结构化理论”；要么专门就吉登斯所认为的现代性得以存在的四个维度中的一个维度进行专门研究，这样的结果就导致这样一种状态：从总体上来看，有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也有从吉登斯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入手来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还有对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但就是缺乏从整体上对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分析的相关成果，这直接导致对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进行的诠解呈现出碎片化和原子化不良倾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
［2］金坡.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书目研究（1949—1966）［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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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62.
［5］Edited by Martin O’Brien，Sue Penna and Colin Hay:Theorizing modernity:reflexivity，environment，and identity in Giddens’social theory［M］.London:New York:Longman，1999.
A Review on Giddens'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 Cong
（School of Marxism,Tai Shan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21）
Abstract: Giddens'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author to solve the motive force for social formation evolution.The study of Giddens'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cademic area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perspectives:structuralization，nation-state and social trend of thought.The study of Giddens'historical ma⁃terialism abroad is different as long as the evolution of Giddens'academic thought.A review on Giddens'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ll help to clarify many basic concepts in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trengthen the re⁃thinking of the motive force of social formation evolution.
Key words: Gidde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590（2019）02-0062-07
［收稿日期］ 2018-12-27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15CSZJ42）、山东省教育厅高校科研计划项目（J15WA02）阶段性成果；泰山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科研基金项目（Y-02-2014011）。
［作者简介］ 李 聪（1975-），男，山东东平人，泰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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