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绿色政治学：范式变化与理论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政治学论文,化与论文,前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绿色政治学的形成
绿色政治学的形成首先是对长期以来人类活动所致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政治回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济在经历了战后短暂的黄金发展时期后，开始步入滞胀的泥塘。与此同时，带有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灾难时有发生，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酸雨增多、水资源恶化、土壤资源退化、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毒害物质污染与越境转移等从多个方面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西方社会开始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未来观。1972年《增长的极限》以及其他同类研究报告的爆炸性出版，更把这种悲观情绪推向新的顶峰。因而，反思现实社会的管理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
从总体上看，全球绿色政治浪潮的兴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生态运动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一些国家的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不力，并很快发展成为基于“平民运动”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这场运动随后遍及欧美各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早期的生态运动目的相对比较单纯，活动常常是围绕某一具体环境问题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如反对修建核电站、提倡利用太阳能等。随着生态运动的深入，特别是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危害性认识在7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的范围，生态运动的目标出现了多元化趋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运动成为集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为一体的全球性群众性政治运动。90年代以来，生态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公众关注环境问题转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公众参与有极大的提高。进而影响公共决策、政治过程的“绿化”。1990年4月22日，全球共有2亿人参加了“地球日”活动，充分显示出生态运动的活力与影响。
二是绿党异军突起。第一个绿党（新价值党）于1972年成立于新西兰，瑞士绿党于1979年成为欧洲最早进入全国议会的绿党，而德国绿党长期以来一直是最有影响的绿党组织。绿党声称，他们是市民运动（生态运动）、反对核力量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运动的政治喉舌。1994年德国绿党领导人约施卡·菲舍尔出任施罗德政府的外交部长，绿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并使欧洲政坛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红绿”联盟。到90年代中期，欧洲主要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全国性的绿党。绿党的国际力量不断在加强，欧洲议会第一个绿党跨国党团“彩虹党团”1984年选举时获得20个席位，1989年绿党党团获得29个席位，目前，欧洲议会内欧洲绿党／自由联盟(GR/EFA)占有45个席位，欧洲联合左派／北欧绿党(GUE/NGL)占有44个席位。1999年2月，欧洲28个国家的30个绿党聚集巴黎，目标在于建立“绿党国际”。
三是非政府生态环境组织的崛起。跨国性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兴起，是当代全球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现象，许多人确信在此基础上必将形成一个“国际市民社会”，进而改变传统国际政治与过程特征。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也促使大量非政府生态环境组织的产生，尽管不是每一个非政府组织都产生于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但几乎所有的非政府组织都将国际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据联合国环境署1976年统计，全球共有532个非政府组织从事环境保护运动。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非政府生态环境组织数以万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支持的环境联络中心，就与7000个非政府组织有联系。有的组织力量强大，支持者人数众多，甚至可与有些国家的人口相当，如世界自然基金组织成员超过500万人，绿色和平组织成员超过600万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并不是想成为国际性的外交家，而是成为合作性的决策者。（注：希拉里·弗伦奇：《消失的边界：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地球》，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到会参加的非政府组织达3000多个，这次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突破性地提出“发展权”概念，为建立新的平等关系上的全球环境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非政府生态环境组织的崛起，作为一个整体推动了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绿色政治运动。
尽管很早以前人们就已在考察生态环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如在治国模式上，有老子的“小国寡民”、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近代的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更是考察了地理环境对民主制度的作用，但直到面对风起云涌的全球绿色政治运动，并从政治层面进行理论解释和指导成为时代所急需，才真正促进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绿色政治学的形成。
欧洲绿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率先鲜明地提出绿色政治学(green polities)的概念及理论框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沿着马克主义政治学的逻辑与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同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相关政治思潮，如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等等。绿色政治运动对各国执政党的纲领“绿化”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欧洲社会民主党就相应提出了自己的生态环境政治理论。80年代后，一些交叉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产生了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生物政治学(biopolilics)等学科。虽然这些理论思潮和研究的视角、观点各有差别，但研究的主题基本相同，主要集中在人（生物）的权力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西方的民主模式与工业文明发展道路的反思、国家与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作用、政治发展与新型国际关系、克服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方案等政治主题。
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绿色政治学进行了30多年的探索发展，不断系统化、学利化，形成了自己独特范式，目前已成为发达国家一些高校的课程或专业。绿色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一开始就表现出学科的交叉性与开放性，特别对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研究更是出现了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乃至精神分析等学科、分支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多学科式的探索同时也促进了绿色政治学范式的悄然变化。欧洲绿党提出的“绿色政治学”可视为当代绿色政治学形成的标志，但是，绿色政治学决不等于绿党的政治学，随着学科发展，它的研究对象、理论范围变大得多。有学者认为，绿色政治学理论与诸多绿色思潮也是有区别的，一方面，多数绿色思潮以生态环境问题为中心，而绿色政治理论并不只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或社会与自然环境的联系，而是涵盖了所有规范性主题的范围；另一方面，绿色政治学理论以当代绿色思潮的思想构架为起点，但并不局限于这些构架所要表述的问题范围。（注：JohnBarry,Rethinking Green Politics:Nature,Virtue and Progres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9,P5.）不过，为区别于绿党的“绿色政治学”，有些学者在理论综合时采用“生态政治学”或“环境政治学”来命名绿色政治理论。
二、激进绿色政治理论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绿党新西兰绿党成立之初便提出了一些反传统政治的生态原则，后经欧洲绿党特别是德国绿党的努力，而形成了绿色政治学的早期范式。由于绿党坚持激进立场，因而这一理论模式也被称为激进绿色政治理论。绿党认为，绿色政治学与传统政治学是对立的，传统政治学漠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不顾人与生物圈相互关系平衡，不惜以破环自然环境来追求片面和短期的政治利益，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最终会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绿色政治学包括以下理论支柱：
1.生态学原则。绿色政治理论使用的生态学概念有好几种含义，但这些含义都与70年代流行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有关。深生态学所研究或是所关心的，不只是对生态现状的维护或修复，还包括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之中。绿色政治学强调世界统一于一个有机整体，不需要对各组成部分划分主与次，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各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的，承认并尊重非人自然的价值独立性。这就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政治传统相区别，这一原则是绿色政治学价值核心。
2.社会责任感。绿色政治学强调社会责任感，并将此等同于社会正义。绿色政治学认为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与人类组织联系在一起。因此，生态平衡原则必然影响社会平衡原则。绿色政治学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要求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以此实施社会正义，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剥削和压迫的关系。
3.基层民主。绿色政治学认为，现行的西方民主模式并不民主，反而在许多方面制约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因，应把基层民主作为优先考虑的原则。基层民主至少包含以下方面内涵：第一，实行直接民主，让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由于代议制民主实质上只是政党斗争，从而导致公众对参与政党活动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厌恶情绪”。只有实行直接民主，才能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更好地为保护生态平衡而服务。第二，提倡政治权力分散化，反对权力集中。绿色政治学反对建立等级结构，反对权力集中在多年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少数人之手，提倡建立自治性的基层权力组织。通过权力分散化，来体现社会公正、平等。第三，建立新型的政党结构，这种结构是“以不可分割的基层民主和分散化概念为基础的结构。”绿色政治学认为：“缺乏这种类型结构的党，就不适用于令人信服地支持议会民主制内的生态政策。”（注：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新型的政党结构中，党内权力实行分散化，党的职责是在各级议会中充当市民运动和普通公民的喉舌，并及时向基层传达来自权力机构的消息。第四，政治轮换原则。为避免权力集中及把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绿色政治学提倡政治轮换，认为官员（包括党内）任期过长会使信息和权力集中，每一个官员在一定时期后必须实行轮换。
4.非暴力。绿色政治学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因此，绿色政治学反对任何暴力手段，而提出非暴力原则，并且认为“非暴力是生态社会的一种基本组成成分。”绿色政治学的非暴力概念包含二层意思：第一，非暴力意味着终止暴力，人们的极端的、暴力的行为将受到反对；第二，意味着终止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暴力和压迫，绿色政治学把这种暴力称为“结构的暴力”。“结构的暴力”概念意思十分丰富，国家通过暴力机关进行统治、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压迫、雇主对雇员的剥削等等都可划归为“结构的暴力”。
5.分散化。分散化主要是指政治权力的分散，包括二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政治结构上反对过分官僚化的等级结构，主张基层自治，并主张“小就是好”；二是在政治权力上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公共管理权分散化、管理单位分散化和简单化。分散化原则运用到国家观上，绿色政治学提倡较小国家，反对民族国家，主张建立生态和文化共同区。绿色政治学认为，民族国家因拥有巨大的、集中的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用于进行经济竞赛、军备竞赛、大规模剥削以及战争。
6.女权主义。“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色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德国绿党领导人之一佩特拉·克吕就说过：“在我看来，女权主义就是生态学，生态学就是女权主义；这是观察事物的一种整体方法。”（注：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绿色政治学认为现行制度是一种对妇女进行剥削的家长制，因此必须打破，取而代之以后家长制，在这一新制度中，没有性别歧视，女权将受到高度尊重。
7.精神。精神是绿色政治学中颇具哲学意义的政治原则。绿色政治学借用德国社会哲学的“精神”概念，认为工业化社会出现了“精神衰退”和“精神贫困”，因此，应该通过教育等手段，重建符合生态学要求的“精神”，通过改变人们的心理结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促进更多的人加入到生态运动中，壮大生态运动的力量。绿色政治学认为生态运动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运动，它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转变观点，通过强调重奉献轻索求来医治人们“病态”的心灵，聚集建立绿色社会的精神力量。
8.和平政治。在国际关系与政治领域，绿色政治学提出和平政治理论。和平政治理论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主张销毁核武器，建立安全无核区。还应重建联合国，使它成为一个尊重所有人民自决权、最少集中化的组织。第二，发展社会防御。和平政治理论反对武装防御，主张发展社会防御。社会防御即通过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提高占领者（入侵者）的占领成本，降低居民受损害度。第三，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人民建立伙伴关系。和平政治理论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主张发达国家，在不附加任何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只有发展中国家真正获得发展，才能最后实施和平。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以来主导生态运动的“深生态学”遇到了“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挑战。“社会生态学”批评“深生态学”概念含糊、不成体系且自相矛盾，虽然它用“社会的话语”来阐释自然与生态问题，但它却不去从社会及社会问题中寻找生态问题的直接根源。（注：Alan Carter.A Radical Green Polit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9,P352.）事实上，“社会生态学”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80年代绿色政治学范式构建的思维变化，即从一般价值指责转向社会历史分析。在绿色政治理论的探索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始终独树一帜，8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绿色政治学范式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为绿色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传统，力图找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经济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就已开始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问题。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等书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实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分离，增强了人控制和支配自然的权力，但这并没有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而在另一方面加剧了人同自然的异化。马尔库塞对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展。他认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臂”。在马尔库塞看来，绝不能将生态问题单纯看作是生态问题，而应把生态问题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注：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129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绿色政治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生态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采取了“异化消费”的方式，以貌似丰盛的消费前景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以此解除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力。但是，当代西方社会这种高生产、高消费的生产方式，引起了资源极大浪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接连不断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使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且直接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因无能力向人们提供充分的消费品而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这种“生态矛盾”看作是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首要的“内在矛盾”，并且，资本主义危机已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已取代了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成因主要是技术统治与异化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中立性”已不存在，技术已演变成“极权主义者”，它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工具，塑造出符合统治要求的整个物质与文化形态。技术统治的方式表明，对人的统治必须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因为这样才能把社会对人的“攻击性”粉饰成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才能减轻技术统治的“有罪感”。因此，马尔库塞认为，生态危机是由技术统治而引起的危机。本·阿格尔等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有以下特征：第一，人们获得商品的过程不是根据需求寻找商品的过程，而是根据商品来调整需求的过程；第二，即使人们调整需求去适应商品，通常也只是去“适应某种商品名称的产品，而不是‘纯’产品本身”。因而，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第三，人们把消费当作满足需求的唯一手段，人的满足几乎完全等同于消费。（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5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其公共合法性，办法就是向个人消费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但是，这种办法只能借助于加速工业的增长，这无疑将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直至产生生态危机。
不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关键在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途径有二：一是技术分散化，二是克服“异化消费”。具体而言，技术分散化就是要发展一种促进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的“分散”的技术，来保护自然，让自然自由发展。同时，技术分散化意味着权力的分散化，通过技术（生产）过程的分散化以及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使公众可以民主的组织生产，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方式，进而合理利用技术，克服生态危机，相应地建立起分散化、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而克服异化消费，靠的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即对消费引起人们满足的方式的否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辩证法”，反映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动力，可以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变革有效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跟踪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新社会运动等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而不断发展。一方面，对理论和实践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进行了区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着重于从理论上概括，其实践活动更多地以“生态学社会主义”来命名。（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另一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探索，提出以生产性正义替代分配性正义、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在激进绿色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阐释以及它就业已存在的极度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方案中，我们将听到更多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声音。”（注：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9页。）
四、全球化时代的绿色政治学
客观地讲，在绿色政治学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理论构建上处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并表现为政治立场上的激进主义，不仅反对工业化，而且也反对全球化，甚至追求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因而，这一理论甚至难于对现实政治变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与政治实际相脱离，这就降低了理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制约了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也影响到在绿色政治学指导下的政治实践。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绿色政治学的发展因应形势的变化也出现了新的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四个转变上：
一是从社会批判转向社会参与。传统的绿色政治学把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主要归因于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认为在现有的主权国家模式中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也反对利用现有的国家来解决问题，同时，它坚持深生态学的立场，反对科学至上主义和技术中心论，这一系列理论的逻辑结论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指向“反对现代化”、“反对现代文明”。由于现有社会生产模式必将导致“增长的极限”，所以，传统绿色政治学还带有“反对社会进步”的隐喻。当然，这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立场与绿色政治运动早期所处的地位和绿党的在野党身份是有相当大的关联的。随着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概念大放异彩，人们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更新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发展与现实活动无法割裂，以及绿党开始成为执政党，绿色政治学不在单纯地“反对社会进步”，而是转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确立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美国的环境保守主义者更是提出，只有现实社会的发展并带来富裕，也才能有能力保护生态环境，“是富裕，而不是贫穷，提供了保护野生生物、森林、海岸和大洋的手段。”“富人通过质量，而不是数量来保证他的后代。”因此，富裕是绿色的，而贫穷不是。（注：彼得·休伯：《硬绿：从环境主义者手中拯救环境·保守主义宣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二是从分散行动转向共同责任。在绿色政治学的基本范式中，强调分散化的生态自治原则一直处于核心的地位。早期的德国绿党把这一原则作为理论的“支柱”之一，并认为建立由生态的和文化的（如语言、风俗习惯等）标准来决定较小的“居民单位”，才能保证世界安全与和平。就欧洲而言，可建立若干“生态文化区”，如弗里斯兰地区（德国与荷兰之间）、佛兰德地区（比利时和法国之间）、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和法国之间）、德雷克兰德地区（德国、法国和瑞士之间）。绿党据此提出以不结盟的“分成为地区的欧洲”，来取代现存的欧共体组织，并希望这一模式能最终成为“全球模式”。（注：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长期以来，“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这句口号，几乎已成为绿党的标志。但是，这种理想化的“乌托邦”显然与现实民族国家的利益、传统和格局相矛盾，并造成了绿色运动的错折。80年代，德国绿党因坚持反对建立统一的德国而失去选民的支持，90年代初欧洲绿党也因反对欧洲一体化而一度落入低谷。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成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潮流。在绿色政治学内部，单纯反全球化的声音日渐减少，更多地是进一步承认全球合作或全球管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在谋求多样化的基础上强调“全球责任”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并在区域化的基础上重塑全球秩序。
三是从价值绿化转向政策绿化。“核心绿色价值”(coregreen values)是绿色政治学理论来源中重要而具特色的部分，早期绿党大都通过一系列“核心绿色价值”来表明自己的纲领和立场，这些“核心绿色价值”包括“生态智慧”、“草根民主”、“个人与社会责任”、“非暴力”、“分散化”、“社团经济”、“后男权价值”或“女权主义”、“尊重多样性”、“全球责任”、“关注未来”等等。然而，这些价值因为过于抽象，而被人们认为仅仅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绿党的形象也因为缺乏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而常被描述为“不负责任的反对党”。（注：Jon Burchell,The Evolution of Green Politics:Development and Change within European Green Parties.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2002,P130.）随着绿党越来越多的进入议会并成为执政党联盟的成员，绿党内部也充分认识到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含糊的意识形态口号更加重要，因此，绿党根据形势尤其是选举形势开始考虑更为灵活的政策，并将视角从生态问题扩大到范围更广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提出了诸如具体到如何缩短工作时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之类的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并没有脱离“核心绿色价值”，政策由于反映了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诉求并包含着政党对政治辩论中所提问题的态度，而成为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理论，是政党的“信条”(doctrine)，那些核心价值倒是类似于“假设”(postulates)，它们处于抽象层次，是“信条”的基础。绿色政治学理论事实上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核心价值在深化，作为理论具体化的政策，其范围在扩大，适用性在加强。90年代以来绿色政治学的重大转变并没有发生在激进意识形态范式的根本转变上，而是出现在宽泛的政策领域中，这说明绿色政治学的整体说服力已得到大大增强。可以说，从价值绿化转向政策绿化是绿色政治学理论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四是从“非左非右”转向合作对话。早期绿党宣称，自己是“既非左，也非右，而是向前进”的政党，它反对现存的一切的政治制度和政党，甚至把政党之争视作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生态运动中有不少人反对结党和参与政治，绿色政治学也极力探索一条能“免疫”于传统政治学影响的道路。但是，事实上这种自我封闭的做法严重阻碍了绿党的发展，并且，其他政党也没有因为党派立场分歧，因为自己是左是右而排斥民众对改善生态环境的意愿。西方社会民主党就在很大程度上吸取绿色政治学的理念，以此赢得更多选民支持，巩固壮大政党力量。80年代起，社会党认真研究了所面临的环境挑战，进而提出自己的环境政治理论。1989年6月20日，社会党国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社会党将环境问题与失业、共同安全和经济公正当作其议事日程中的最重要的四个政治领域。因此，90年代以来，绿党越来越多地走上与其他政党合作的道路，而非一味强调自己的“环境关注”，尽量将关注范围延伸到其他社会领域，希望通过合作对话来绿化其他政党，促进执政党制定更多的绿色政策。例如德国绿党为了维持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关系，在1998年参加联合政府时声明，未来四年自己在政府中的绩效将主要通过对与失业作斗争的贡献来判定。当然，作为一个政党失去了自身鲜明的政治纲领可能是致命的，这也使不少人担心绿党的命运。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绿党并不代表绿色政治学的全部，政党政策通常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却有助于为绿色政治学的社会化提供新的渠道，政治基础的扩大，有可能使绿色政治学理论在更大范围获得综合与发展。
反全球化曾是绿色政治学的一个标签，但全球化时代不可逆转的到来并没有终结绿色政治学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解释这一矛盾中同时找到绿色政治学的活力根源。事实上，绿色政治学不只是想为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一揽子方案，更重要的是应用生态学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政学。反全球化是基于多样化原则的考虑，但强调合作同样符合生态学原则，而追求可持续发展更是体现着生态学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更加理解全球合作与参与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意义，这为绿色政治学运用生态学原则解决内部理论矛盾提供了现实基础。从这一点上看，上述20世纪90年代绿色政治学的四个主要转变，已十分明显地体现了绿色政治学正成为富于“生态灵活性”的、开放的政治学。因此，未来绿色政治学的发展极可能展示出一种理论不定型但具有系统性，充满活力与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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