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1]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认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丽[2]2016年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叁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叁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叁、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叁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叁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薛金华[3]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各界的一个重大任务。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同样也是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分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发表了大量论着。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两者之间相互关系没有作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这正是本文所要面对和回答的。本文研究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系。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研究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基本主题将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第一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建设进行基本的研究和认识。本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简单的阐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理论渊源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并从制度属性和主体属性上进一步探讨了两个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二是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本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必要性、目标要求和路径选择也作了探讨。第二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的基础上,又提出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灵魂。本章围绕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加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教育,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叁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设。本章围绕着共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共同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之上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现阶段的具体表现。本章指出,要增强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教育,增强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教育,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树立社会主义信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教育,正确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教育,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第四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建设。在民族精神建设中,本章对中华传统民族精神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它们存在着理论上的契合,这种理论上的相通性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文化根基。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并强调在教学实践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教育,把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爱中国共产党相结合；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教育,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高扬中华民族精神。在时代精神建设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教育,科学把握改革创新中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教育,坚持实践是检验改革创新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加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教育,坚信人民群众是改革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第五章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本章围绕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是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根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新体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本章指出,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教学实践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把劳动和贡献作为评价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加强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教育,塑造良好的道德品质；加强马克思主义道德善恶标准理论教育,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第六章主要论述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围绕着“为什么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如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本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要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连续性,必须弄清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现状,分析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原因,综合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校内媒体等各种途径,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力量。
刘艳[4]2013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积极汲取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不断根据实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认识和理论原理,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和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既是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客观规律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体系建构的必要环节。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既要把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又要把它融进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使该思想体系真正处在纵向演进、横向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才能在回归历史场境的过程中勾画出其清晰的发展脉络、理清其何以能成为一个科学体系的内容支撑,才能在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所以,本文着重从纵向维度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逻辑渊源,勾画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论述及其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从横向维度就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容与特点、地位与价值进行剖析和探讨,既突出该思想发展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该思想发展的当代价值。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主要从历史必然性、发展历程、主要成果、突出特色、历史地位及如何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六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论述。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有其诞生、发展的内部因素,也离不开其赖以支撑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时代变化引领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在社会生态趋势变化的角度,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强劲动力；在理论渊源承继的角度,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保障；在主体性价值发挥的角度,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素质集中展现执政党的卓越品质,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过程,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可以归纳为探索发展、开拓创新、繁荣发展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其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思想领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初步探索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基本轮廓,成功打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一个中心,叁个着眼于”、“两个坚定不移”、“叁个统一”、“四以”等新的理论内容,成功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入整体推进的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从指导理念、意识形态主题、政治保障等层面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繁荣发展；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历史阶段,着重从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教育内容和加强党内教育等层面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教育的目的、内容、路径、主体、客体和原则六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和理性回答中。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叁个层面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着重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为基础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为重点性内容,以中国近现代史、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拓展性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了学习教育、舆论导向、典型示范和学科建设等诸多间接的、内隐的和渗透性的有效路径和方法；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客体,中国共产党人突出强调既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对象、以青年学生为基本着力点,又要广泛辐射军队、农村、企业和社区等社会各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要求既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为宣传主力军,又要依靠全党和全社会群策群力、齐抓共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人重点提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理论联系实际、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相结合、因材施教和因人制宜等重要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逐步跳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呈现出五个方面的鲜明特征：其一,既不再将政治化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加于人的发展之上,也不完全倾向于个体脱离社会的自然发展,而是在充分考虑人与社会发展交互关系的基础上,追求政治化主导的社会教育与个体发展的人本教育之间协调发展；其二,不再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认识和界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将教育的意识形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寻求意识形态性教育、科学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相互统一；其叁,不再片面强调理论教育的政治宣传功效,而是坚持政治宣传、理论探索和教育教学叁者并行不悖；其四,不再通过外在强制力单纯对群众进行生硬的灌输教育,而是提出灌输性教育、渗透性教育和自主性教育叁者要相互融合；其五,不再单纯重视以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重点性教育,而是把将企业职工和农民群众等不同群体广泛纳入教育的对象范畴,推动广泛性、先进性和层次性教育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宝库增添崭新的理论成果,为当代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稳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平稳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但它在理论归纳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多重因素的影响,它所涉及的基本原理的研究范围和相关论述还未能圆满的契合实践,需要在不断探索中继续研究和论证。从当代价值和历史局限正反两方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深化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为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当前与今后,对于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的思想体系和具体内容,我们应当结合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做到既坚持又发展。所谓“坚持”,主要是要以科学地态度深入挖掘、认真研究并积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力争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力求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在当代的最高价值。所谓“发展”,主要是要积极顺应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以创新精神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和完善,开拓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内在超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一脉相承地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本真精神,避免丧失基本立场,又与时俱进地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避免思想僵化。
朱庆跃[5]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白秀银[6]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灌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与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交锋中，根据革命斗争需要提出的，实质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与科学理论指导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理性认识，即是无产阶级在正义的立场上，用科学的方法，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的宣传教育。灌输教育曾经在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过程中取得辉煌成就，然而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当代人民生活的富足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人们思想求知的路径发生革命性变化：被动的、程序化的灌输方式逐渐被主动的、多样化的自动吸纳方式取代。灌输理论因而常被视作一种生硬强迫的外在施压方法被否定，然而又由于其程序简单、方法简便，且已成为传统而被延续，这种现实与传统的矛盾使灌输理论在当代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澄清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本质内涵基础上，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认识误区，探讨在当代理论和社会变迁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发生的发展，并探索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规范研究方法，首先厘清了国内外关于灌输理论的几个争议问题和几种错误论调，否定了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是无产阶级在自身某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必须使用的特定的一种教育方法的观点，批判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过时论”、“无用论”、“强制论”；其次，回归经典作家原着，追溯灌输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挖掘了灌输理论的本质内涵。在深刻分析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渊源和形成过程基础上，梳理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灌输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愈加凸显生命力。本文详细考察了当代社会变迁颠覆了人们一味接纳的思维模式以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实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变迁情况，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与认同，最后探讨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在当代中国实现思路的创新和实现路径的探索。以期解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灌输理论如何发展、内容如何确定、主体如何明晰、方法如何运用等问题。
邓伯军[7]2010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史属史学范畴。“《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乃是严格依照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专门着作的研究进行史学考证、史学解读、史学评论、史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共分成前后相继的四个历史时期。“绪论”主要以释义学的方法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这个题目作诠释。《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是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11月至1846年夏,清理其以往哲学良心而合着的一部着作;主要针对的是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流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奠基之作。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笔者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依次分成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以研究史体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翻译、注释、介绍、解读、创新、实践的状况进行研究,明确了其研究的性质和特征,揭明了其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明朗了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明晰了其研究的超越和创新。“民国时期”(1930年4月—1949年9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尚处译介和解读性研究阶段。从总体上讲,虽然当时的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介和解读的苏联教条模式的缺陷性已有所认知,但是依然囿于其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历史地还原和再现马克思文本学的解读模式,更没有对其作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期间,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主要是恩格斯着作和苏联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之作,而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0年以后才有高语罕、杨东莼和宁敦伍、荃麟等分别节译的部分段落;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节译本;也有一些富于学术敏感力的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的研究。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尚未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系列,而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之中去对其作出解读和阐释。毛泽东思想作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实乃“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飞跃。从历史视域观之,应承认“以苏解马”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时代主题的历史性意义,但“以苏解马”的高扬“斗争哲学”这一历史局限性,也造成我国在现实实践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性的悲剧。“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5月)时期,《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介工作由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态,进入集中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状态。从总体上讲,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以苏解马”模式的进一步强化,使政治界和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翻译、解读和研究进一步教条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解读也无可奈何地搁浅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只是一种学习性领会,一种领会经典的精神、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应用,而尚未推进到真正的发掘性学术研究层面。这一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示范效应下,中国人选择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着称的“斯大林版”马克思主义。以俄文第2版为母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全译本编译出版。长期以来该版本成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主导版本。该版本对于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功不可没,但由于将该版本定于一尊也导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滞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性研究,也是将其纳入苏联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体系和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起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系统化和时代化的作用,却也因其把哲学的党性原则政治化,从而致使学术探讨变成政治声讨、学术批评变成政治批判、学术争鸣变成政治运动;这就不仅造成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遭受挫折时期”(1966年5月—1978年12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处于异化状态。十年“文革”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被定于一尊,并且被节选入中国人自己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这也进一步拉开了与国外《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距离。《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表现以“简要介绍”、“专题汇编”、“语录”等形式的学习性“研究”。这种学习性“研究”是与当时的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其对于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哲学功底的欠缺,从而造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误读误解。因此这样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后文革”时期,伴随政治空气的松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始被译介到我国。由此,在带有“文革”意识痕迹的态势下,拉开了我国《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发掘性研究的序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12月—今天),《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逐渐开始将文献学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结合,从而使研究真正从解读性研究提升到发掘性研究。从总体上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从“以苏解马”的教条模式到还原再现马克思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具有中国人自主知识产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也正在生成过程中。在翻译方面,多种《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本或全译本问世:有巴纳发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手稿片段中译本、根据新德文版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费尔巴哈》中译单行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节选本、广松涉版《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等等。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有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其对于确定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意义重大;有文献考据学研究,着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费尔巴哈》章文稿结构的校正勘定、辑佚复原、翻译审校;有文献版本学研究,在澄清《德意志意识形态》版本来历、梳理版本历史、进行版本比较、作出版本评价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文本解读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解读模式发生转换,《费尔巴哈》章文本解读,由“以苏解马”到“以西解马”再到“以马解马”;对《圣布鲁诺》章的文本解读,重在解读布鲁诺自我意识批判哲学,领会对布鲁诺的批判是完成费尔巴哈批判的前提;对《圣麦克斯》章的文本解读,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焦点,解读者着眼于解读因现代性而导致价值虚无主义蔓延;在“普世价值”凌厉攻势下,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章的文本解读,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文本解读的新的热点。在思想研究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的逐渐深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研究已经走向成熟,从“以苏解马”模式到“以西解马”模式再到“以马解马”模式,中国人基本具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自主话语权。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本人的文本、要以历史的眼光、要以发展的视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掘性研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系统地研究,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建设,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史论析”,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和深度反思,其展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开始跳出“以苏解马”的框架,开始超越“以西解马”的局限,开始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马解马”模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经验理性的阐发,到科学理性的传播,再到主体精神的弘扬,甚至是阶级斗争的高扬,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传播现代精神和现代思维方式的启蒙运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学术的现实主义运动,还是哲学的大众化运动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发挥到了极致,都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其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存在的不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把握,“以苏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僵化的解读,“以西解马”曾使我们对之作出了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对立模式的解读,而“以马解马”模式对学院哲学的钟情,又使我们生发了对其现实性的担忧。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运思,从实用理性的复燃到斗争哲学的火红,从科学主义的误区到人本主义的陷阱,使我们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无论是反对封建化还是反对“全盘西化”都任重而道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践,无论是哲学政治化的旧错,还是实践拜物教的新误,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着现代性的悖论。而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就要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性存在话语背景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作出前瞻。“国学复兴”的背景,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考虑的是二者的互补性;全球化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作出解读;和谐社会的视域,使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作出解读。总而言之,多视角的共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造提供新境界。“结语”在学理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规律进行了总结,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对经典文献把握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规律,总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的现实实践应用的基本规律。总而言之,《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宋文生[8]2014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东坍塌与中国崛起,成败关键在于能否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发展的正确道路。作为现阶段中国最大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方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科学依据与逻辑起点。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生了沧桑变化,取得了瞩目成就,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结束,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才在这场伟大的实践变革中,形成了初级阶段发展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康庄大道,完成了其它社会制度无法完成的发展奇迹,彰显了这一理论无与伦比的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依据,再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特殊地位,这一论断再次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焦点与重点。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复杂新形势下,阐明什么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一伟大理论的作用及其价值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坚定历史方位、全面深化改革、迈向更高阶段的客观要求。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一般理论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文献研究法、逻辑与历史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论证法和多学科综合的比较分析法,结合当前的研究基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进行深刻剖析和全面阐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渊源、实践探索、理论提出、形成依据、基本内容、科学地位与价值意蕴。具体来讲,本文包括以下内容：导论部分,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和进行该研究的意义,总结、评述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文章架构、研究方法以及预期的创新目标。第一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继承与发展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早期萌芽、初步形成、正式确立、丰富与完善四个阶段,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形态学说的确立与建构；其次,从列宁、毛泽东等社会形态观出发,论述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等思想,论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等理论。这些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思想基础。第二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实践探索。从国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与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两个层面开展论述。首先,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探索着手,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等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论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心的东移,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设苏联的实践出发论述了“苏联模式”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其次,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实践与反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的实践与反思等两个方面入手,在反思中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认清当今中国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奠定实践基础。第叁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过程。从历史的演进脉络中,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的叁个阶段与过程。首先,阐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历史定位；其次,阐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增加了对阶段特征的论述,在内涵与外延上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再次,阐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叁个没有变”,从“总依据”高度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进一步深化了认识。第四章,着重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形成根据。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国情根据、生产力根据与思想文化根据等叁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从客观、全面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比较、辩证的观点等不同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正确把握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基础；其次,从生产力的内部特殊结构状况与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出发,阐述了生产力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形成的关键；再次,从思想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发展同精神需求的不完全适应性出发,阐述了思想文化根据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内在要求。第五章,详细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关系等叁个层面展开论述。首先,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其次,从初级阶段的历史跨度与具体分期出发,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不动摇的历史跨度,并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叁个具体的时期划分；再次,从比较的视角阐述了马克思“叁形态”说、“五形态”说等与这一论断的关系。第六章,重点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地位。运用比较研究、系统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横向与逻辑的角度,从叁个层面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科学依据、逻辑起点。首先,从纵向角度出发,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产生的源泉；其次,从横向角度出发,阐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深入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地位；再次,从逻辑角度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七章,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价值意蕴。从理论、实践、时代叁个层面论述这一论断的当代价值。首先,阐明其理论价值,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创新,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马克思跨越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次,阐明其实践价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发展障碍、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思想利器；再次,阐明其时代价值,将其作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的理论武器。结语部分,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进行梳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内涵、地位与意义进行概述,对迈向更高阶段的演进规律进行阐述,并提出文章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内容。
宋秋英[9]201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教学论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学本土化”旗帜下针对异域教学(理)论被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当全球化势如潮水般涌来之际,他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理论视界与课堂实践场域中“师夷长技以自强”、“会通中外以超胜”的必要性,纷纷从多维层面、多元路径谋寻适合本土的教学良策,力求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土壤来检视异域教学智理的养料,以期将萌动蓄发的种苗培育成高大挺拔的乔木,使之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的生态林中均能主动吸纳、勃发潜能、互生互融、充分舒展。基于这美好的育化理想,一代代教育界人士在学术征途中悉心钻研、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亦把“中国特色教学论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他们不朽的历史夙愿、不懈的学术追求、不变的现实情结和不息的时代心声。纵观西方教学(理)论东渐入华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德国赫尔巴特“以教师为中心”到美国杜威“以儿童为中心”再到苏联凯洛夫“以教为本”乃至今日美国之“以学为本”无不先后于华夏风靡云蒸,对中国教育研究与改革均具有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期间,并非“全然妄自菲薄、唯洋人之马首是瞻”的教育界造就了一代代倡教兴学的学术群体,但由于种种历史误缘错会,群体中尚缺乏在教与学关系论域上的共同语言和执着诉求,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本国特色的、被广泛认同的教与学关系范畴。同时,教育界在引介过程中既忽视了对这些异域理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思想基础进行系统分析与整体把握,又省却了从本国社会境脉、文化传统等层面对之加以合理批判与适度统整,故而在不同时期“单向度”教育立场的指导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搬硬抄、简单类推、盲目套用等现象。“非古即今”、“非中即西”、“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客观上造成了20世纪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常常既以否定过往的教育实践为开端又以难尽人意而告终,并继之被下一场改革运动所否定,也导致了本国教学理论和实践中教与学孰重孰轻、师与生孰主孰客、知与能孰先孰后、文与道孰本孰末等诸多问题的“钟摆效应”。面对当前以“全球视野、本土行动”为改革主旨的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如何使历经百年沧桑的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在今后引进与借鉴异域思想的同时避免盲信其话语,在着力解决本土教学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扩展自己的言说内容和理解方式、升华新的理念并在国际学术博弈中阐发自己的见解、展现特有的风采,成为21世纪中国教学论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教与学的关系乃是教学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师与生、知与能、文与道的关系模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教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课题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按照“历史分析——文化诠释——未来构想”的谋篇线索,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论与实践叁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客观需要”的必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往昔境遇”的曾然性问题、“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当代态势”的今然性问题以及“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理想指向与发展路径”的应然性问题,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学论研究的古今相承、中外融汇、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课题缘起、价值考辨、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尤其指明本课题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教学思想、近现代教学理念以及“东渐入华”的异域教学(理)论加以适度的历史分析与合理的文化诠释,不仅探讨“何为化”的基本内涵,而且关注“为何化”的深层缘由和“化为何”的事实描述,识别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进行辩证性扬弃、选择性吸收和创造性转化。正文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首先对“全球化”、“教学论本土化”、“教育学本土化”、“教与学的关系”等相关议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接着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出发,以廓清“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为起点,指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化”为媒介在相互对峙的“全球”与“本土”之间架起了融通的桥梁且它们的共同旨趣在于“化解”自身中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进而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继之从文化哲学中“倡导文化自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推崇师与生之间生命互动互往”等合理内核出发,不仅阐明既重视世界性因素又强调民族性因素的本土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剖析了教与学关系理念的中国式建构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发展的必然需要。第二章和第叁章从“探索规律与谋求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教学论之教与学关系范畴的学术流变及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被屡次改易、重新定义、深度影响的发展进程即考察其“化”于本土的曾然之境与今然之态,不仅呈现出百年来日、德、英、美、苏等异域教学(理)论在中国被引介、汲取以及涵化的实然境遇,而且阐析传播至中国的欧陆“重教”学术话语和英美“重学”学术话语影响中国教与学关系构建的实然状况。第四章首先从“强调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比较哲学视角出发,在简述教学论概念之源流汇的基础上阐析教学论学科应以本国特有教学文化场域中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承传与借鉴以往教学思维成果和异域理论滋养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本国教学过程中具有情境性、人文性的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和千变万化的教学现象来把握本国特定文化浸润下、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本质与规律；接着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阐释,并提出“重教”或“重学”的教学文化并非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教与学关系乃是当前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展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教学生命与教学环境关系的认识,本章还从生态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出发,阐析了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乃是创建以师生生命的发展为要旨、以主体与环境和谐互动为要素、以教与学关系阶段演进为要领的教学文化,希冀形成“无为而教”、“学而有为”、“师生两忘”的教学生态系统。结语部分首先重申教学论既不会是文化无涉的普适性科学原理,也不能是价值中立的抽象化学科知识,而应是隐含着特定教学文化意义与生活价值取向的阐释与解读；接着强调以中国式教与学关系的应然建构为旨归的新型教学文化不仅有利于创设一种生命化、生活化、生成化、联动化的课堂生态氛围,持续关注教与学的品质提升以及师与生在课堂环境中的和谐发展与互融共促,还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层次的提升,为世界教学论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更有利于沿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改造不良因子,进而促发国人担当起遏制自我中心、人际淡漠、唯利是图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公共责任,同时促动世人协力扭转全球范围内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核泄漏频发等生态危机。
吴福平[10]2018年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自由和自由意志,同时必须要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批判和反思可以为自由意志筑起一道“防火墙”,可以防止自由意志溢出现实世界或者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之外,进而失去交往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化。这也正是本研究以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和批判(求美)作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的根本原因。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哲学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让“自由”进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的实践长河,也让我们认清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文化观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昭示的真、善、美的理想是真正的、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在此基础上,首先是致力于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其次,构建了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图,试图揭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理;其叁,运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模型,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分析,试图进一步奠定国家文化动力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同时,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了深入剖析和探索性案例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我国当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基础和文化支持。
参考文献：
[1].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3].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D]. 薛金华. 武汉大学. 2010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研究[D]. 刘艳. 山东大学. 2013
[5].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6].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及其当代发展研究[D]. 白秀银.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7].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研究史[D].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研究[D]. 宋文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D]. 宋秋英. 首都师范大学. 2011
[10]. 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吴福平. 浙江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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