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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经济奇迹”是战后各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当属战后日本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正是由于这种良好的国内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由此而制定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和高速增长。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战后特定的社会环境等，使得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具有多方位、复杂化的特点，其中不仅包括源于日本特殊经济结构的深刻的经济根源，而且还包括政治、政治与行政、政治与经济、社会物质条件、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社会文化及心理等诸多层面的因素。
关键词 日本 市场经济体制 成因
当代西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国家干预与市场相结合的建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归宿。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同样脱离不开这一历史规律，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共因。但是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其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加以分析。就日本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国情及其市场经济形成和建立时期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其市场经济体制较之欧美等国更具有多方位、复杂化的特点。
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理论的最终确立。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各工业国竞相把凯恩斯主义奉为拯救经济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宝。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30至70年代对西方各工业国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一度形成了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但是进入70年代，由于“滞胀”的长期困扰，西方各国纷纷对凯恩斯主义理论产生质疑，不得不另寻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表明凯恩斯主义并非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灵丹妙药。
日本战后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沿用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但又与西方各国有所不同。日本市场经济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家干预色彩很浓、程度较高。但在国家干预的同时，民间企业与政府关系较为和谐，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得到了较好结合。那么，在日本是什么原因促使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呢？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由其所有制条件和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机制首先是市场机制，实行市场调节。其次是国家为克服市场缺陷，保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而实行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指导。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包括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又使经济运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就日本而言，其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来考察，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
“二元化”和“分散化”特征决定了日本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脆弱性以
及国家干预的必然性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逐步开始的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为了尽快赶超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利用各种经济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和强制，因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产业革命具有与欧美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如果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那么“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及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则是形成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经济根源。
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二重结构”从量上讲，是指在日本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另一方面存在着数量和比重非常大的中小企业；从质上讲，是指在日本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少数占垄断地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企业，另一方面存在着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和特征的中小企业。日本经济学家后藤誉之在1957年著的《经济白皮书》中写道：“我国的雇佣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大企业，另一方面是建立在前现代性劳资关系上的中小企业，家族经营的小企业和农业。这两极相对立，中间比重非常小。在大企业为顶点的现代部门，安装了不亚于世界任何国家的先进设备。……生产力非常低下，并采用劳动密集性生产方式的部门，同现代部门同时并存，……这如同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先进国和后进国的二重结构。”从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看出：欧美先进国家存在着单一同质的经济结构，日本存在的则是两重的非同质的经济结构，即一方面存在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领域，另一方面存在着尚未现代化的建立在前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之上的领域。
日本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二元化”和“分散化”作为日本社会特有的历史遗产，是在二战以前形成，战后60年代日益削弱，进入80年代基本消失。而“二元化”和“分散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
（1）“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美侵入刺激下发生的，国内经济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充分发展的阶段。在德川幕府的长期封建统治和锁国政策下，日本资本主义既没有像西欧那种重商主义的扶植，又没有像西欧那样利用圈地运动和殖民掠夺进行的原始积累，因而发展很晚、很弱。“明治维新”前夕，全国只有400家手工工场，而且多半是商人组织的、雇佣农家儿女的带有封建剥削色彩的企业。“明治维新”虽然给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又是很不彻底的，其主要表现是没有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仍处于封建地租重压之下，佃农制的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农村中存在着日益庞大的潜在性过剩人口，无地少地的贫困农民为了糊口，不得不以家庭手工业作为副业，不得不将其子女送到具有超经济强制性特点的城镇手工工场中做工，从而为“二重结构”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2）产业革命的特殊性。日本产业革命是在国家资本的带动下和对外侵略中发展起来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国家资本也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均无法与日本相比。日本从产业革命开始到基本完成，推进资本原始积累的主体，始终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治政府，而不是资产阶级本身。首先，日本的产业革命一开始就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指导和推进的，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经过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自发地展开和实现。其次，明治政府通过发行“金禄公债”、设立“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增加财政信贷以及“处理”国营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支持、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而其重点又是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的少数享有特权的大政商，这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财阀对国家政权的依附。再次，明治政府大力兴办以军需工业为核心的国营企业和与军事目的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不仅确保了国家资本在日本资本主义中的特殊地位，而且通过这些国家资本直接或间接地为私人资本发展提供方便。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对私人资本加以扶植和保护，那么日本的产业革命就很难说在较短时期内得以实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进入产业革命时期。日本的产业革命与英国等国“自生型”的产业革命不同，而是“移植型”的，即日本的产业革命，是在专制主义政权扶植下，以农业税为主要资金来源的。依靠从西方先进国家输入先进技术设备，在特定部门主要是军事工业和绵纺织业，建立大机器工业。这些大机器工业，由于数量小，涉及部门有限，因而没有能力摧毁和代替原有的手工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相反，这些手工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由于得到来自贫困农村的过剩的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应，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战前日本工业的发展，始终是“洋式工业”（或“移植工业”）和“土生工业”（或“固有产业”）平行发展，也就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
（3）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长期以纺织工业和杂货等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不发达。欧美先进国家的产业革命虽然也都是以棉纺业为起点的，但进入19世纪末叶，以钢铁、煤炭、机械等为中心的重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取代了轻工业的优势地位，成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日本由于资金、资源等条件的限制，重工业一直不发达，轻工业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例如，直到1929年，纺织和食品两个部门的产值就占工业总产值的53.4%。鉴于日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较英国等资本主义的发展要复杂得多。两大部类（工业内部）的近代化相互交错，呈现出明显的非规则性：一是就私人资本而言，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起步，然后扩大到造船，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二是就国家资本而言，由于明治政权成立后接收了封建幕府的军工企业，已有一定的重工业基础，加之军事上的需要，在新政权成立伊始，便大力发展军工为主的重工业，因而在一定领域，资本主义工业化又是首先从重工业部门开始的；三是就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关系而言，如前所述，日本的私人资本是在国家资本的积极扶植和严格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是在国营重工业的带动和促进下，私营轻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并较快地将产业革命推进到重工业部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私人资本主义发育先天不足，具有较强的脆弱性；二是社会经济结构中大量存在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不相适应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形式。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决定和影响了日本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欧美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日本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的总资本家，其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使得日本统治阶级集团必然千方百计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从各个方面对其加以扶植和保护。所谓国家干预在战前表现为借助于国家政权力量，日本统治阶级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与私人资本相结合，壮大其经济实力，为其阶级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干预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一定的强制性。战后，国家干预则表现为日本政府更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等），为私人资本发展指明方向，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表明政府主导着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在整个经济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主体。
大量落后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式的存在，表明了日本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的分散性。但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散性并不表明这些生产方式的存在是盲目发展、不受任何限制的。二战以前，日本社会中的这些生产方式是生存于国家政权与私人垄断资本高度结合的夹缝之中的，它们同样要受到统治阶级的监督与管理，其活动范围也不能超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框架。意即，无论统治阶级采用何种手段（包括军事的、行政的、经济的等），这些手段本身都可以被看成是某种“计划”。从理论上讲，广义的计划可分成二种。一种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种是分散的小生产形式。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有计划且能够做到按比例发展，它是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与较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生产形式相适应的。分散的小生产形式虽然能在国家指导下做到有计划，但自身不能产生出一定的比例关系，其经济活动在没有国家指导和规范或指导规范不利的情况下，总是与国家总体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而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对其进行指导和规范，使其经济活动与国家总体方向保持一致。日本大量存在的生产方式恰恰属于这种形式。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传统的带有前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小企业，农村中残余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制生产方式逐渐被一大批与新技术、新产品、新行业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所代替，这样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和“分散化”性质逐渐消失，最终形成以“企业系列化”为特征的单一经济结构。“企业系列化”把原来分散的生产形式纳入到一个庞大的生产组织之中，它是适应生产专业化、社会分工细腻化以及相互协作的现代化生产发展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劳动组织形式。这种形式更需要企业间的组织与协调以及对单个企业的组织与管理。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运用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经济立法等手段指导广大中小企业，把它们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轨道上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和“分散化”为日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是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二、从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考察，中央集权型的政治体
制和行政体制为国家干预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日本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一员，不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而且还以国家管理者的特殊地位，通过各种形式，对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和诱导，以减轻其负面影响，提高其运行效率，保证国民经济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它经济主体相比，日本政府的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意义，而政府市场行为又是与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和行政体制分不开的。战后日本政治、行政体制的主要特征是：
⒈贯彻“经济第一主义”原则
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府鉴于战争失败的深刻教训，加上新宪法有关条款的限制，长期以来采取“重经济、轻军备”的路线，把振兴国民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作为头等重要的国家目标。国家职能明显地转向经济领域，政治行政也围绕着“经济”这个中心转。例如，日本国会基本上是以审议政府预算案为轴心展开的，而且从国会批准的法案看，与预算有关的法案又占有绝大比重。因此，日本国会又被称为“预算国会”。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与预算编制关系密切，因而在国会召开会议前后，也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家和政府有关的省厅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首先是各有关省厅在制订本部门方针及提出预算要求的过程中，需要征集地方分支机构和相关公共团体的意见，并与政府党内各相应部门议会议员、有关团体保持联系和进行协调。其次是这些议员，又将其所辖地区和各种团体的意见传达给中央省厅，并利用它们掌握的种种渠道，努力使这些意见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之中。此外，在预算出台前，各省厅与大藏省的交涉阶段，他们又站在各省的立场上，对大藏省施加压力和影响。仅从政府预算案的编制及其在国会批准的全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第一，包括编制财政预算在内的经济工作，是日本议会政治和行政活动的一大重点。这意味着在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日本的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目标是一致的，行动是协调的。这对于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各种相关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政府对市场的诱导均十分有利。
第二，政治与行政步调较为一致、协调的关键在于，二者有明确的分工，亦即日本政治体制的主要职能是协调作为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代表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利害对立；而行政体制则负责政策和计划的制订，向各方提供与此相关的信息，并将政治体制的协调结果付诸实施和进行“善后处理”。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战后日本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无疑为创建高效、灵活的经济体制提供了绝好的前提条件。
第三、经济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由于其资金来源需要仰仗经济体制，而且其政治目的又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表现出对经济体制相当大的依存性。再从经济体制角度看，日本虽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但由于诸多方面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不得不依赖和利用政治、行政体制的诱导。在日本真正主张排除行政干预，实行自由放任的企业，仅仅是少数实力雄厚的大企业。
⒉实行中央集权型政治
战后日本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建立地方分权的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日本在结合本国国情基础上，利用战后初期经济改革成果，建立了“中央集权型”和“政治、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有利于缓和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作为这些集团代言人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利害冲突，维持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在协调各种利益对立方面的密切配合，经济体制与政治、行政体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又使三者得以建立一种较为合谐的关系，从而为行政部门实施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由日本岛国特点所引发的危机意识以及战后特定的社会环境客
观上决定了日本必须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⒈日本岛国特点
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自然灾害层出不穷，迫使日本人头脑里充满了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经过千百年的历史锻压后日益牢固和突出，以至于现代日本人把居安思危奉为生活的普遍信条之一。
以日本国土而论，其大小仅有37万多平方公里，且境内多火山；1.2亿人口大多拥挤在靠近沿海的狭小平原，其人口密度无处可比。东京面积仅及北京面积的1／3，而人口却高达1200多万之众。长年累月忍受拥挤折磨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轻松的感觉，相反，缺乏生存空间的危机感却会油然而生。
资源贫乏，也会使日本人常常感到或产生囊中羞涩的感觉。据统计，日本工业原料主要依赖于进口。燃料中，除木材外，其它对外依赖程度都在87%以上。而镍、铀、天然橡胶、棉毛等重要原料则完全需要从国外输入。日本是世界上进口原料最多，对国外资源依赖程度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瓶颈程度高加上其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要比其它国家困难得多。因而日本人经常出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经常持有比别人强一倍的危机意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外，台风和地震也不时光顾这个岛国，它们对日本国民造成的物质损害和心理影响也是巨大的。
日本列岛孤悬海上，恰似一叶扁舟行驶于惊涛骇浪之中，随时都会有被风暴击沉或触礁的危险。它没有平静的港湾停泊，但它必须生存下去，因而客观上要求日本本土上的全体乘客，齐心协力，小心翼翼地驶向生存的彼岸。
日本岛国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危机意识使日本人始终具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优良品质，他（她）们敢于冲破旧势力的束缚，善于接受新的事物。身处于东方之列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较早地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与此不无关系。可以说，日本人特有的危机意识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是促进其经济迅速成长的动力机制。
其次，危机意识经过长期的历史锻压后，产生出日本人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轻个人利益、重国家利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团队精神，是不需特意灌输而为全体国民普遍接受的基本社会准则。这种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合为一体的社会准则一方面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力量推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客观上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协调社会各团体、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提供了绝好条件。因而在日本，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恰，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方针能够得以顺利实现，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⒉战后特定的社会环境
二战后，日本本土满目疮痍，社会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陷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要求由国家出面，运用政权力量来整顿社会经济秩序，迅速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从“明治维新”开始，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兴产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把赶超欧美先进国家，发展壮大日本资本主义作为日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由于战后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加上日本经济发展中固有的依赖性和伴生性，使日本人的这种赶超愿望更加强烈、更加迫切。日本没有按美国人所设计的那样，建立一种“地方自治式”的经济体制，而是结合自身特点，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由国家充当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角，运用政权力量来配置相对不足的经济资源，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和政策，以实现其长期发展目标。
四、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日本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物质基础和
前提
二战中，日本的工业用机械器具、消费资料、交通工具等物质损失约为25%。日本本土到处残垣断壁，人民生活极端艰难的凄凉景象自不待言。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和一片废墟相提并论，因为在日本，除广岛、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受到极大损失外，大多数地方的物质基础并没有被摧毁殆尽。许多工场、农田只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管理、资金和原料而陷于停产的萧条状态。日本学者高桥龟吉在《战后日本经济跃进原因》一书中，有如下描述：“并非机械工业的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而是由于战争前夕和战时需要下，机械制造技术得到了发展，只是受制于原材料（质量、数量和价格），它的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可见，只要生产秩序、原材料和资金逐步恢复，70%左右的物质基础就能相应发挥促进经济正常运转的作用。”战后的日本经济基础留存如下：（1）物质方面。二战中，日本国民财富共损失25.4%，留存的财富相当于1935年的180.6%。尽管遭到战争大破坏，但由于政府在政策上对重工业的支持，战后恢复还是比较快的。（2）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与日本物质财富相比较，二次大战中日本的精神财富，即人民文化水平和科技能力损失则更小，战后留存的基础更胜过许多落后国家。这种“智力资本”在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3）经营管理经验的留存。
战后日本政府下大力气控制通货膨胀，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扩大生产规模，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55年，煤炭和钢铁两个部门生产迅速扩大，不断增长。其它工业部门除纺织部门外，都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经济的恢复，为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西方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改革对其经济转轨，起到了促进作用。经济援助对处于“贫血状态”的日本经济起到了“输血作用”。战后日本粮食、原材料严重短缺，经济恢复困难重重。日本在1945—1950年期间来自美国的援助总额为15.97亿美元，其中粮食价值总额为9.34亿美元，工业材料总额为6.63亿美元，这对缓解其国内供需矛盾和经济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占领军当局还对日本进行了包括解散财阀和政治民主化改革。经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一方面扫除了封建专制残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消除了垄断控制国民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企业间的自由竞争。而民主政治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了与自由经济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加快了废止国家对经济统制的步伐，使日本经济成功地走入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轨道。
五、独特的社会价值体系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发
展和完善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战后日本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吸收西方文明，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保留和继承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社会价值体系不仅对日本社会政治、行政和经济体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其发展和完善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⒈崇尚互惠互助精神
战后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效率主义、利己主义逐渐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重要的社会准则。但是在日本社会也仍然存在着基于“共同体意识”的互惠互助精神和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这就促使日本企业既要努力搞好经营管理，提高企业效益，又要注重对社会作出贡献，以维持企业良好形象。从市场竞争角度讲，囤积居奇、操纵价格、对弱小企业采用“弱肉强食”政策，也许无可厚非，但从伦理道德上讲，这种作法十分恶劣，在日本往往成为社会舆论攻击对象。因此，日本企业非常重视自身形象，在提高企业素质，扩大企业效益上，不是采取短期行为，而是立足于长远考虑。
⒉对教育的偏好
全社会重视和关心教育，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现象，而是日本的历史传统。日本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就把知识、学识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而知识阶层也把知识、学识当作飞黄腾达的有力手段。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大力振兴教育事业，将其作为发展资本主义，赶超欧美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整个社会对教育也更加关注，从而逐步形成了偏好教育的社会风尚。战后日本在重建经济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一方面努力培养能适应工业现代化需要的科技人才和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发展教育事业成为国家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与此同时，企业职工培训制度迅速普及，家庭智力投资不断增长，重视教育在日本已蔚然成风。
⒊着眼于长期目标的行为规范
日本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立足于长期利益考虑，这一点在一般国民的生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如日本人的高储蓄率，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等，都表明日本人把追求生活的长期稳定作为首要目标。这种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并不是战后才出现的，它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在封建制度长期压榨下，日本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加之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往往连最低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其次是进入明治时代后，日本政府采取穷兵黩武政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使广大日本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战后初期的经济困境至今还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愈益密切。日本又是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国家，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国际环境制约。国际风云的变幻均会给日本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如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使日本经济和国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因此，这一渊源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心理，既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或不安，又包含着对未来的期待和“防患未然”的深层意识，它对日本的“国民性”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日本人普遍表现出的勤奋精神、忍耐力和危机感，就与上述价值取向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日本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自中国儒家文化传入日本，经过日本人的长时间改造与吸收，已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溶入日本民族心灵深处。在使日本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日本式经营中，我们时刻都感觉到儒家伦理的潜在作用。（1）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儒家文化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合乎天地道德的一种行为，但是认为利润是上天赋予的，利润获得必须合理有度，利润之在必须有利于万民。这种思想作为一种传统，对日本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2）基于儒家“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经济思想。在日本企业经营中，“义”“利”之辨思想很浓厚，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已作为一种传统一直影响到战后。与美国企业以民间为主导发展经济的方式不同，日本始终是以政府为主导，强调政府对企业的参与与管理。战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经济，在不同时期实行了各种政策，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无疑是儒家整体性思想在起作用。（3）合谐的劳资与人际关系。在劳资关系上，企业成员视企业为家庭。其间虽有长幼尊卑之别，却被一种共同的“社团意识”牢固地维系在一起。同时，企业与职工的结合，不是纯粹的利益导向的偶然结合，是依于“义”而非依于“利”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具有长期的承诺，一种责任感、义务感，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非常合谐。在处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中，较注重采用对话的方式，这样就减轻了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使国家管理有了可靠保障，也使企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更好地发挥了经济潜力。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中，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日本经济在一定时期出现的高速增长的奇迹，都是与儒家思想有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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